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观点选粹

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观点选粹论政社关系与社会组织管理改革马庆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应该理性总结1988年至今的22年间我国伴随政府职能转变而进行的政社分开努力及其进步与不足。

按照公共管理的多元化本质要求来看，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多元管理和服务的格局；对照社会组织应有的性质看，我国社会组织的性质相对于客观标准也存在明显距离，“独立性”和“非营利性”还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根据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实际状况看，很多社会组织无法按照现有条件要求跨过双重关管理的门槛，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规范和正常发展。

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的改革需要党委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认识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符合社会事务管理责任的剩余原则，符合“多元促进生机”的事物发展进化规律，有利于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提高它的效率。

在比较各地创新实践经验基础上，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之一是要注意选择好解决双重管理的改革路径，避免创新过程中走过场，做样子，绕弯路，入误区；问题之二是应当在保证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前提下理性探索社会组织中的党建工作，避免因为政策运用不当导致“二政府”之类的现象出现；问题之三是认真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机制，一定要避免在政府支持社会组织的同时使自己成为社会组织的老板和婆婆。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分析与问题思考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可以把理论理解为新旧理论，旧理论主要是契约理论、主权在民理论和政治原罪理论，新理论有治理理论、多中心理论、第三方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多元民主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市民社会理论。

契约理论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洛克所写的《政府论》里面就提到，生命权、自然权和财产权是人们天生拥有的，其他的维持秩序和安全的权力就由政府行使。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中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许多国家要求废除死刑的人权概念就是从这个理论演变过来的。

当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提到了生命权、自然权和财产权，但与洛克不同，人民没有保留这些权利，都交给了政府，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以这个理论为基础。

人民主权理论解决了权力的来源问题。

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活动把权力转授给政府，由政府处理公共事务。

政治原罪理论可以很好地解决西方权力结构的配置。

政治是由掌握权力的人来运作的。

圣经中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吃禁果，因触犯戒律由天堂贬到地界，因此，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有罪，即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作恶。

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因此，就要通过各种办法对掌握权力的人进行制约和监督，西方三权分立就是按照政治原罪理论来配置权力运行结构的。

治理理论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原来是等级制管理的社会，现在变成了协调和谈判。

多中心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方治理理论区分为资金和指导的提供者的政府和服务递送者的政府这两种角色，而且服务递送者的政府就包括社会组织本身。

委托代理理论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一主体与另一主体有契约委托关系，授权另一主体的决策权和服务，并根据另一主体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

显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都与上述理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问题思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是政府组织的问题，包括职能定位、权力边界、公私利益纠缠、管理不当等。

政府要做到职能清晰化，明确权力拥有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差别，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理解志愿的真正内含，有效配置资源。

第二是社会组织的问题。

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两类，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时，公益性组织会多一些，但也不排除互益性组织的参与，因为互益性组织有时候，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要正确处理好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与事业单位的关系，避免政府将过多的资源投放给事业单位，而对社会组织则投放过少。

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概念、制度环境与趋势周红云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目标。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逐步成为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创新则成为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社会创新已经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英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部门签订COMPACT协议，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环境，新一届英国政府甚至发起“大社会运动”，从国家层面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下放给“第三部门”，并鼓励非营利部门用社会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发起了社会创新基金，专门设立了公民参与和社会创新白宫办公室，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社会创新已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本文考察了社会创新的概念，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创新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以及中国社会组织社会创新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组织创新所面临的制度环境。

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党的政策和政府法规、社会组织的法制框架以及“双重管理体制”。

从总体上看，在党的政策和政府法规方面，表现出“宏观鼓励和微观约束”、“先发展和后管理”等特征。

在社会组织的法治框架方面，《宪法》为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环境；但是，我国缺乏一般性法律，或者说缺乏管理民间组织的母法，目前只有三个行政法规，针对民间组织管理的税法条款也不完善。

社会组织创新的发展趋势是：以去行政化、民间化为方向；以市场化、企业化为方向；以专业化为方向；以联合化为方向；以志愿者组织化为方向；以虚拟化为方向。

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探索和构建潘忠宇宁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我浏览了提交本次论坛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与上届论坛论文相比，感到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研究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专题性论文明显增多，二是相关主题的个案研究明显增多。

这表明，一年来中国社会对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研究既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也在实践上积累着更多的“本土化”经验。

二者的交流互促和有机结合，必将促进中国社会组织创新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对今后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我有两点建议：一是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探索和构建。

西方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比中国有着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经验。

介绍、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拓展思路，受到启迪。

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创新发展起步的初期阶段，就显得更为珍贵。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学习甚至引进西方社会组织发展经验时，要注意防止“水土不服”、“食而不化”的问题。

中国社会组织的存在，其功能、作用的发挥，有中国特定的社会土壤和制度环境。

过多强调西方经验，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过高估计社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将可能会使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走入艰难、曲折的道路，陷入孤立乏力的尴尬境地，因此，我们在探索中国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之路时既要重视和借鉴西方的经验，更要立足中国国情的实际，注重中国“本土化”经验的探索、积累和提升，探索、建立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中国模式”。

并且，在“中国模式”之下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注重各地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类型经验的积累和提升。

唯如此，才能使中国社会组织之树在中国大地真正生根、发育、长大。

二是重视对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

我国西部多属于民族地区，其社会发展因增添民族性的因素而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区，社会组织更具有其特殊性。

西藏的“3•14”事件和新疆的“7•5”事件等，从一个侧面更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良性发育、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所在的宁夏大学，作为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所“211工程”建设高校，近几年重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在宁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中，有“西北地区回族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培育学科建设项目，其中有“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治理与社会和谐”子项目，从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良性互动方面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其中就包括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

另外，宁夏大学最近正在申报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其中凝练了“民族伦理与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治理”学科方向，试图将民族伦理与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治理有机结合，追寻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善治”。

这将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搭建新的平台。

希望今后与全国各位同仁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携手为中国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贡献力量。

社会组织参与“失地农民社区”治理的思考——以城市化进程中的京郊F社区为例董彪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失地农民社区”是指因政府整体性安置补偿而形成的，以失地农民这一“边缘人群体”为主体构成的社会共同体。

如何对这一特殊社区进行治理关乎弱势群体利益保护以及和谐的社会秩序建构等问题。

解决“失地农民社区”治理问题必须首先分析该类社区的特殊性。

我们认为，当下“失地农民社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有区无社。

从理论上而言，社区不单是人在地理位置上的简单聚合，而且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基础上的。

但是，“失地农民社区”在短期内难于形成稳定的社会认同。

第二，“主体身份迷失”。

完成地理位置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失地农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不同于典型的城市居民，处于身份迷失的状态。

第三，原有秩序模式瓦解、当下制度供给不足。

建立在“乡规民约”、“村民自治”基础上的传统秩序模式瓦解；而以典型的农村和城市社区为蓝本设计的现代制度缺乏对“失地农民社区”秩序建构予以必要关注。

因被动城市化而“失乐园”的“边缘群体”如何重构秩序，重返“伊甸园”，既有理论为我们主要提供了三条路径。

第一，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第二，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

第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模式。

该模式的出现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在失地农民社区治理中，社区本身缺乏自治的制度环境和主体性要素；政府不能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适当提供公共物品；营利组织基于利益衡量不愿提供公共物品。

在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失地农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两点启示：第一，从宏观上而言，“失地农民社区”治理应当采用政府、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三者联动模式。

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原动力，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并提供必要支持；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助燃剂和孵化器，是公共物品的直接供给者；社区自治组织是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