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末世的一曲挽歌——论《型世言》的创作思想

名词解释1.晚明小品文小品文是晚明文坛中诞生的一种新型散文体裁。

它的出现,标志着明代散文领域主情、主文一方的最终胜利。

“ 小品文”是相对于传经载道的“高文大册”而言的。

并不特指某种专门文体,举凡尺牍、游记、杂记、随笔、书信、日记、传记、序跋等均可包括在内。

2.程乙本萃文书屋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印刷了《红楼梦》以后，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又印刷了一次《红楼梦》。

前者被称为程甲本，后者被称为程乙本。

程乙本在程甲本的基础上，文字作了很多改动，加了“引言”。

3.“三言”“三言”是冯梦龙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分别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4.一笠庵四种曲李玉的戏曲集。

包括《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回》《占花魁》四部传奇作品,均为作者入清前所作。

李玉号一笠庵，因以名集。

5.“童心说”所谓的“童心”，就是创作者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童心”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

只有拥有一颗真正的“童心”，才能创造出世间的“至文”。

这是李贽文学创作思想的核心观点。

6.“临川四梦”“临川四梦”又称为“玉茗堂四梦”，是汤显祖创作的四部传奇作品集的统称，这四部作品分别是《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

因这些作品中都用“梦”来构筑情节，故而得称。

7.《四声猿》《四声猿》是徐渭所作四部杂剧作品的总称，分别为《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风》。

之所以取名《四声猿》，是化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意象。

8.格调说格调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论诗主张。

是清代沈德潜所提倡的一种学说。

它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 格调”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

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

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

广东省2023年高三二模语文试题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文以载道”既是一种文艺创作准则，更是一种批评理论倾向。

这种倾向跨越千年，一直深蕴在中国文艺批评体系土壤中，我们无法从价值论角度对其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需要辩证对待。

诚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文艺批评无论孤立从政治标准出发还是从文艺标准出发都会出问题，前者会导致庸俗社会学批评，后者则会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泥沼，两者都不利于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五四”以来，对文艺批评实践性的重视实现了对“载道”传统的有效接续，标志性的人物非鲁迅莫属。

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他表达了对当时一些“痰迷心窍”式批评家的讽刺：“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

”这些所谓的批评家犯了先入为主、僵化固执的毛病，没有结合文学实践展开批评。

结合鲁迅对当时京派文人“象牙塔式创作观念”的批判，可以看出他的确实现了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的一致。

在鲁迅看来，文艺是匕首和投枪，文艺批评也应具有类似的性质，这样才能挣得一个文学的大光明。

很显然，这种批评观点与古代“载道”式文艺批评观如出一辙，所以孙郁指出鲁迅“在人文传统和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参照下，从艺术规律出发，以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表达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

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性。

笔者认为，其中“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起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指向现实的、有为而作的批评传统。

这种传统是对古代“载道”传统的接续，又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实践性的追求相互合流，从而形成了中国当代批评话语。

其次，是对古代诗话式批评“直抵本质”的言说方式的吸收。

中国古人在表达对某些文艺现象、作品风格、名物句读的看法时，往往省略繁复的论证过程，直接表达个人见解。

表面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极不科学，但仔细考察会发现，撰写诗、文、评的作者，往往是各自时代文采斐然的大家。

2024届高三语文新高考一轮复习刷题卷（十）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①俗的概念不断地由底层大众重新诠释，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抗拒雅的压抑。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时刻提供“雅”中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

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饱满而粗糙，单纯而简陋。

由于格格不入，“雅”代表的正统体系往往无视这些文化经验，或者冷漠地拒绝乃至严厉地驱逐它们。

“雅”的文学或者艺术程式成为一种无形的栅栏，这些文化经验及其背后的社会阶层无法完整地露面，甚至仿佛不存在。

因此，“俗”的反抗时常表现为无所顾忌的率直。

“雅”的陈陈相因时常形成僵硬的躯壳与自以为是的雕琢，形成纷繁、堆砌而纤弱的形式风格，这时，“俗”的率直是一种解毒剂。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这时，“俗”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接纳外部世界生机蓬勃的文化经验，并且与各种“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相互阐发。

②文化史上“俗”的反抗屡屡发生，现在的文学或者艺术形式保留了种种遗迹。

谚语、笑话、相声、快板书等相对短小的形式迄今仍然流传于底层大众中，充当简单的娱乐或者宣传。

另一些通俗文化成功地占领了中心位置，获得“雅”的收编和改造，甚至以经典的面目存留于世。

尽管如此，词、曲、章回小说等文体始终贮存了“俗”的记忆，这种意义上的“化俗为雅”是文人雅士心悦诚服的表现。

文学或者艺术形式的遗迹证明，“俗”始终是历史之中主动的积极能量。

③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

由于巴赫金的阐述，“狂欢节”概念业已成为理论史的一个著名范畴。

显然，巴赫金心目中的狂欢节是一种全民庆典，抹掉了游戏与生活的界限。

狂欢节没有舞台，“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

山东省百师联考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期中质量检测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文学经典往往暗含了传统的延续，也昭示着对于传统的突破。

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创作需要面对古典和五四两个传统。

与政治上中国特色道路的寻找相呼应，抗战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民族化和现代性的双面追求，在与两大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诞生了超越五四的经典之作。

古典文化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大量的复活，较突出地表现为内容上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和形式上对历史典故、诗词意象和传统文学形式的借用。

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增强了文学的宣传效果。

但仅此还不够，只有摒弃古典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充分展开对话，才能把传统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原创魅力”。

思想上，抗战时期出于向文化传统寻找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促使文学在五四反叛传统的地方重审传统。

比如，与离家、反抗父权的五四情结不同，抗战时期文学对家因意识的诠释、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对家族文化的反思等恰恰成就了契合时代心理的民族经典。

再如，与批判乡村的封闭、愚昧不同，《四世同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的城镇意象，以及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都以农业文明的生活场景勾连起了乡土中国的共同记忆，获得了不断流传的经典价值。

形式上，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古典文学形式的理论讨论，也是对战时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一种回应。

强调中国小说作为“正史之余”的故事性、讨论诗化传统、分析中西文学的各自优长等等，都表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西化进行补正的理论自觉，但创作中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并不能产生经典之作，而是需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内在对接。

流传一时的新章回小说，如《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过于趋旧，在出新上折损了经典性。

张爱玲小说通过古典意象、说书模式等传统方式与现代小说技术的结合，将现代质素本土化。

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采纳地域方言，精粹民族口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欧化的校正，集合了中西语言形式的优点，显得更素朴、更蕴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