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对神经症人格的分析姬雪松如果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所孕育的，即它是弗洛伊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所赖以产生的时代精神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墨菲所描述的：“2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开始在每一次有关人类行为的概述以后都加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短句，正如在上一个20年代中开始给‘本能’一词加引用号一样。
”霍妮（Horney, K）这个曾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典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格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并力图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把它反映到学术研究和治疗实践中。
她说：“虽然我保留着我所重视的弗洛伊德教导的基本理论，但是我觉得，为了得到更好地理解，使我的研究走向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
”这里所谓的“不同方向”，便是指否定“性”因素的突出地位、摒弃本能论和力比多的概念，转而把焦点集中于文化因素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社会条件如何制约心理与行为；以及社会文化与神经症有怎样的关联等等。
在霍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围绕着神经症人格问题所展开的讨论。
基本焦虑霍妮确信，神经症是由不适当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并把分析重点置于儿童和双亲的关系即亲子关系上。
她认为，儿童最基本的需要是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是由父母提供的。
若父母能予子女以真正的关心和爱抚，他们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其身心便可得到正常的发展；相反，若父母不能提供甚至损害儿童的安全感，将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
在霍妮看来，父母损害儿童安全感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冷漠、拒斥、敌意、奚落、羞辱、怪癖、不守诺言等等，父母如果总是采用上述某种或几种方式对待儿童，儿童就会产生出一种对父母的敌意，然而社会文化对此是不容许的，所以儿童必须要压抑它。
由此，儿童会被置于一种不幸的处境之中：一方面对父母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必须压抑敌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赖他们。
更为不幸的是，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这种敌意还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即“一个儿童在潜伏着互相敌视的世界里所产生的那种孤立无援的情感。
”霍妮说：“我所提及的这些因素产生孕育出的那种状态，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并向各方面渗透，它是一块随时都有可能滋生神经症的沃土。
因为它在神经症中起着根本的作用，我给它冠以一个特定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简言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正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神经症人格如前所述，基本焦虑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痛苦体验，所以，个体必然要发展出若干的行为策略尽可能地将其降低到最小程度。
霍妮把这些行为策略叫做神经症性的需求或神经症人格的表现，她创造性地将其归纳为如下10种：1、对爱和被赞许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就是为了得到爱和赞扬；2、对求助于伙伴的神经症性需求：依附于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伙伴，以免遭受伤害；3、对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性需求：为避免失败而无所事事；4、对权力的神经症性需求：崇拜强权、蔑视弱小；5、对剥削他人的神经症性需求：害怕别人占他（她）的便宜，但却认为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是理所应当的；6、对社会声望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是为了得到认可，获取在别人心目中的威望；7、对个人钦慕的神经症性需求：活着是为了被别人奉承和恭维；8、对个人成就的神经症性需求：不顾后果地追求名声、财富和社会地位；9、对自足和自立的神经症性需求：极力避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不愿为任何事和任何人所累；10、对完美的神经症性需求：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力图成为完美无缺的人。
事实上，对正常人来说，他们也有譬如获得爱和赞许、求助伙伴、追求个人成功等等的需求，但正常的人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调整和选择，不会不顾一切地缠结于某一种而舍弃其他。
但神经症患者却强烈地偏好某一种需求，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以忽略和丢弃其它需求为代价。
对神经症患者而言，执着于某种需求是为了降低或去除“基本焦虑”，可是，由于其它对人也十分重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他们更为焦虑。
为对付这种焦虑，他们就更为刻板地抓住那种特定的需求不放。
如此反复，陷入恶性循环不能自拔。
在划分10种神经症人格表现或神经症性需求的基础上，霍妮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个类型：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反对人的活动模式和避开的人活动模式。
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包括对爱和被赞许、对求助于伙伴和对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性需求。
“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受别人喜爱、想念、期待和爱慕，希望得到承认、赞扬和赏识，同时愿意为别人所需要，成为在其他人，尤其是对某个特别的人看来是重要的和不能缺少的，他还期望得到来自别人的帮助、保护及指导。
”这类人生活的逻辑是：“如果我顺从，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反对人的活动模式与趋向人的活动模式刚好相反，它是由对权力、对剥削他人、对社会声望、对个人钦慕和对个人成就等神经症需求组合而成的。
这类人看待任何事情和关系都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能从它那儿得到什么？”，这类人有意或似乎有意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此，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比别人获得更多一点儿。
"这类人生活的逻辑为：“如果我有权力，谁也不能伤害我。
”避开人的活动模式包含对自足自立、对完美的神经症性需求。
这类人“内心需要在他们自己和别人之间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更确切地说，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决心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情感上的联系，无论是爱情的方式、斗争的方式、合作的方式还是竞争的方式。
他们在自己周围筑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穿透的圈子。
”这类人生活的逻辑是：“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
”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每个人都有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就正常人而言，二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现实自我决定了个体如何选择理想自我，而理想自我又给现实自我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动力。
但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二者的关系却与此迥然不同。
霍妮指出，由于父母不适当的对待方式，如前面提到的冷漠、拒斥、敌意和羞辱等等造成了个人对自己现实的自我产生歪曲的印象和负面的估价，现实的自我是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相反，理想的自我是完美的、能够被接受认可的。
理想自我决不会是那个可鄙的现实自我的延伸，而毋宁说是对现实自我的摆脱。
这样，一端是不值一钱、猥琐龌龊的现实自我；另一端则是尽管美好但却不着实际、幻想味十足的理想自我。
既然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有天壤之别，神经症患者势必倾全力把自己的活动方式指向理想的自我。
于是，虚无缥缈的理想自我支配一切，成了发号施令的“暴君”。
霍妮称之为“专横的必须”。
她详致地描述了这种异化的状态：“成为这个理想的自我是一切的一切……他必须极其诚实，极其慷慨，极其体谅，极其公正，极为端庄，极有勇气和大公无私；他必须是个完美的情人，完美的丈夫，完美的教师；他必须能忍受每一件事情，必须喜爱每个人，必须爱他的父母，必须爱他的妻子，必须爱他的国家，或者他必须不爱慕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什么东西都必须与他无关，他必须从来也没有受伤害的感觉，始终保持安详和沉着。
他必须总能获得生活的快乐，或者，他必须超脱享受与快乐，他必须神态自若，必须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必须见多识广，必须有超人的理解力，必须能预见万事万物。
他必须能解决自己的和别人的每一个问题。
他必须在面对困难时总能有效地处理，他必须从不感到疲倦和从不生病，他必须总能找到工作，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二、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任务。
”显然，神经症患者越是追求理想的自我，他背离真实的自我就越远，这种背离使他们总是陷于失败的感受中，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病症。
在霍妮看来，心理治疗者的工作就是帮助神经症患者在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建立起一种切合实际的联系，把他们从“专横的必须”中解放出来，像常人一样地去体验成功和失败。
她相信人们在交互作用中产生的问题，也同样能在交互作用中得以解决。
许多人认为，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学说加以修正，放弃本能论，把社会因素视为心理发展和变化决定力量的新精神分析学派，是由阿德勒（Adler A.）、霍妮和弗罗姆（Fromm, E.）组成的。
而事实上，把阿德勒纳入其中是不确切的，因为，一方面阿德勒并没有受过如霍妮和弗罗姆一样的系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只是到后来他对精神病产生了兴趣，才结识弗洛伊德，一起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
但两人很快便因观点上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阿德勒也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精神分析家，他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以示与精神分析的区别。
阿德勒的确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学说过分强调人的生物性冲动的观点作过诸多的批评，并努力尝试把视角转移到人际关系和文化因素上。
但是，阿德勒的上述工作只能被视为是来自圈外的冲击，而第一个从精神分析内部对弗洛伊德提出挑战并力图改变其研究方向的当属霍妮。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仅具有对时代精神敏锐的察觉和感受能力，更具有过人的胆量、勇气和才识。
坦白地讲，霍妮的理论在结构的严密程度、逻辑的一致性以及所涉猎的内容上都逊于弗洛伊德，但无论如何，它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新思考维度，而且它是出自于精神分析的圈内。
此外，还应特别指出，霍妮的研究为后来弗洛姆集新精神分析之大成，创立其气魄宏大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无论从弗洛姆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是从他对人的社会性格的分析中，都可找到霍妮的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所孕育的，即它是弗洛伊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所赖以产生的时代精神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墨菲所描述的：“2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开始在每一次有关人类行为的概述以后都加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短句，正如在上一个20年代中开始给‘本能’一词加引用号一样。
”霍妮（Horney, K）这个曾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典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格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并力图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把它反映到学术研究和治疗实践中。
她说：“虽然我保留着我所重视的弗洛伊德教导的基本理论，但是我觉得，为了得到更好地理解，使我的研究走向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
”这里所谓的“不同方向”，便是指否定“性”因素的突出地位、摒弃本能论和力比多的概念，转而把焦点集中于文化因素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社会条件如何制约心理与行为；以及社会文化与神经症有怎样的关联等等。
在霍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围绕着神经症人格问题所展开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