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思想之比较

比较中西方古代法律思想，谈谈你对法律保护性和惩罚性关系的理解中西方各自的特点一.我国法律重刑法轻民法,西方则比较注重民法的调节功能中国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

因此刑罚异常残暴，表现为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大辟）。

刑在氏族内部是镇压的工具，在氏族争战中表现为对外诛伐的武力。

三代的刑、秦汉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

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

《唐律疏议》十二篇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典范，其特点是法律条文以刑为主，民事法律行为和道德行为也做刑事化处理。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

古希腊的人们把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

由于法在雅典、罗马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代表并等同于国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观念便与中国截然不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中国的法观念（以刑为中心）更为丰富和广泛。

它不仅包含具体规则、规范的内容，还拥有正义、平等、道德的含义，像中国古代的“刑”只是它内容中的一个部分，且所占比例较小。

因此，法在西方从来就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雅典和罗马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通过一次次对法的变革来实现的，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会进步的杠杆作用，也是历史本身进步的表现。

二.中重公法轻私法西方公私法分开中国古代则无公法、私法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基本上是公法文化、刑罚文化居于绝对优位，法律在事实上也被认为只具有公法性质。

由于国家的宗法伦理性，家族义务也深深渗入到所谓“公法”的领域中。

中国古代社会是把本应适用于政治国家的公法用来调整市民社会中的法律关系，比如，官员任职须避父祖名讳，若在职期间父母亡故，法律则规定丁忧，违者均有刑罚。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西方正义思想1.古希腊正义思想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

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

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

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

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

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

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

“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

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

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

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

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浅谈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差异班级：行管111班姓名：***学号：********课程：中外政治制度比较浅谈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差异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里的规矩就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从古到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一出现国家就伴随着产生了法律，这几千年的时间下来，每个国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逐渐演变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

虽说东西方都有法律，但是伴随着各国，尤其是东西方历史的不同，造就了现在东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下面我就从中西方法律文化各自的渊源、中西方各自法律的本位，人的本质差异、人性善恶的差异，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来谈谈中西方法律的差异，最后简单的谈谈中西方法律差异对于我自己的启示。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各自的渊源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人类起源的问题。

在西方, 上帝造出的亚当夏娃因为违抗了上帝的意志而落入人间, 成为人类的始祖。

而在中华文明的众多传说中, 人类无一例外都是顺应天地之气所生, 是世界当然的主角。

两种文明的差异出现在对人性根本的认识,即性恶论与性善论，按照一般的思维, 性恶的百姓自然需要有强大的专制统治来制恶向善,而性善者更应当有民主自由地发扬性善的制度与之相适应。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西方在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后迅速进入了民主社会,更让人惊叹的是法律中的宽容平等思想。

从某个角度看, 中华法系给人最深印象的却是捍卫道德的严刑峻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在一定意义上它只是统治者行使权力过程中一道可有可无的程序罢了。

究其原因,在西方人心态中, 任何人都有原罪,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 祖先的罪过把所有后代放到了一个更低但更平等的地位上,于是不再有权威,人们更倾向于像自己那不安分的祖先一样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理性为社会立法。

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人本身。

浅析西方的宪法理念及与中国的对比一、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自由至上英国的宪政道路上标志性事件是限制王权的《大宪章》的颁布。

自诺曼人征服英国以来，英国便建立了封建等级制度。

国王作为最大的封建主，把土地分封给大臣，双方存在着契约的关系。

这初步形成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分权与制衡。

契约观念对于近现代宪政的形成非常重要，它表明了一种权利义务对等交换的态度，一种对于专断权力的限制方式。

国王与贵族之间长期存在着对抗、冲突与妥协的关系，这促进了英国自由传统的发展。

约翰王统治时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筹集对外战争的经费，国王向贵族征收更多的兵役免除税。

这激化了国王与贵族领主之间的矛盾。

约翰王对外战争的失利，造成一片哗然。

于是，1215年，诸多贵族举兵造反，联合社会其他力量，国王一败涂地。

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和贵族签订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自由大宪章》。

《大宪章》共63条，主要是重申贵族的封建权利和防止国王侵犯这些权利。

大宪章始终贯彻着两条原则：一是对于财产权的保障，王国内不可让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二是对于人身的保障，若不经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之审判，不得将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以成文法的形式宣告法律至上和王在法下的原则，此后，它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一种宪政(亦即限政)精神而被人们铭记。

后来经过光荣革命，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确立了议会至高无上的原则。

该法案提出限制王权的十三条规定，使王权受到了进一步限制，这加强了议会的权力，贯彻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原则，是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建立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

后来，英国议会于1701年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了王位继承的条件，对王权进行了进一步地限制。

该法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从法律上根除了斯图亚特王朝再次复辟的可能，还在于制定法案的行动本身议会可以议立新君是对君权神授思想的又一次冲击，是天赋人权观念的重大胜利。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由于历史发展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而体现着各自独有的特质，但是客观地说，中国法治现代化确实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一、法的本位不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法的本位不同，中国传统的法律是以集团为本位的，而西方法律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远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的集合”，我们将这种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称为集团本位社会。

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法沿着宗族制度发展的轨迹形成，由部族集团本位法逐渐演变为宗族集团本位法。

春秋战国之后，儒家和法家对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具有影响力。

首先，儒家对宗法制度中的“忠”与“孝”两个基本原则的关系的解释，弥补了宗法家族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空缺。

而法家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律观，是以国家为主位的，由于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相抵触，最终没有成功。

儒家吸收了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创建了家族本位本文由收集整理与国家本位共存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本位走的是从部族到宗族再到国家与家族共同的集团本位道路。

而且，从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本位着重于国家本位优于家族本位，在清末“变法修律”之后，随着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家族制度的影响逐渐退出了国家法律的舞台。

国家本位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逐渐被强化，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后的法律中深刻体现着集团本位。

集团本位法的实质是义务本位法，这种法律意识集中体现出的法律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而公民个人利益受到限制。

在西方法律史上，古罗马法由氏族法过渡为家本位法，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

以氏族为本位的罗马法是以维护氏族利益为目的的，随着罗马氏族的解体，罗马法中的氏族本位也瓦解了。

中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自然法是西方文化塑造出的一种理念，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自然法学派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因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这一概念是在古希腊自然哲学思维方式和人文哲学的社会关怀的共同关照下形成的，是思想家们对政治、法律现象之终极原因不屑追问的结果，无论是从这一概念赖以形成的思维方式还是从它在政治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看，它都堪称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本体性概念。

与西方相对应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自然法思想成为人们日渐关注的话题。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很多理念包含了对政治哲学和执政理念的启发和思考，这些是否能称得上是中国的自然法思想？如果有，中国与西方自然法的差异和共同点有哪些？这些问题都要从对西方自然法理念和中国政治思想理念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出发，才能做进一步探讨。

一、自然法思想及其在西方的历史演进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大体上认为古代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近代自然法、现代自然法四个历史阶段。

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自然法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是自然法却始终贯穿着理性、正义、权利等基本精神。

（一）古代自然法时期古代自然法思想萌芽于古希腊。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将自然法成为神的法律，认为人类的一切法律都因唯一的神的法律而存在。

亚里士多德坚称，正义从属于善，达至善的本质乃是政治组织的主要目标。

他明确地将政治正义划分为自然正义和法律正义，即自然法和实在法，并提出自然法的永恒性、普遍性与不变性。

自然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自然法，它是永恒的，始终不变的。

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对自然法理论做了更为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该学派崇尚自然和理性，认为“普遍的规律”也是“正当的理性”，该派主要代表人物芝偌和克里希普以“自然”作为他们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将自然理解为弥漫整个宇宙的支配性原则，而这种支配性原则的实质即是理性，于是将自然等同于理性。

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遍力量，理性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自然法就是理性法。

中西方古代法律观念之比较法律看法是指介于感性和理性阶段之间的一种独有的法律意识反应阶段。

法律看法既包含人们对法律的零落的、有时的、感性的认识；也包含一些系统的、必定的、理性的认识。

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们的法律看法是不相同的，即便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经历、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等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看法。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和西方对法律的见解和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进而各自形成了各自的法律看法。

一、中西方古代法律看法的差异表现（一）、法的本体：二元法与一元法古代西方持二元法律观，把法分为自然法和拟订法。

古代中国持一元法律观，把法律看作为拟订法，固然在历史上以前也有过自然法律看法，但不过稍纵即逝。

西方人以为自然是神圣不行入侵的，不单自然界存在着次序和规则，个人之间、社会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都存在着客观的次序和规则，这类次序和规则就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是由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提出来的，其在西方法学理论中向来据有重要地位。

自然法从字面上看仿佛指的是一种法，但从实质上看它所指的并不是一种法，而是对法的一种基本见解或一种法律观。

在西方的法律历史发展中，自然法这类思想传统和意识形态却持久不衰，对整个西方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而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为了保护专制统治，人们虽宣扬君权神授，但极罕有人把法归纳为神的理性等人类之上的东西。

西周期间以宗法制为中心的周礼法度在必定程度上摇动了神权思想，令人们从人类社会自己来思虑法律，而扔掉了法与自然力量和神灵的关系。

儒家的孔子与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周礼的原则，主张用礼来指导国家的政治法律活动，因此他们不会相信在产生于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以外还会有其余的法存在。

法家主张成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由专制君主拟订一致的法律在全国进行统治。

在他们看来，法自君出，更不会相信在人定法以外还有其余法的存在。

道家的老庄被以为是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所以从整体上说，在法的本体论上，中国传统文化持的是一元的法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