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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批评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古代文学批评探讨其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与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和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发展与特点，以及其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起源与发展古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诗经传承与赋诗活动，但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却是在汉代。
汉代遗存的《太初六经》是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这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出现。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
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和解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1. 注重文学作品的内涵与意境古代文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境，注重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形式等方面。
例如，宋代文学批评家刘辰翁在《唐宋传奇评点》中提出“文如其人”论，探讨了文学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联性。
2. 重视文学作品的声韵和格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对于声韵和格律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其他文学批评体系。
例如，唐代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详细讨论了文学作品的声音、韵律和字句运用等问题，成为了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范本。
3. 融入文学与哲学思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仅强调对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的探讨，还常常涉及到对哲学思辨的提出和讨论。
例如，明代文学批评家杨慎《诠评太白诗》中对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进行批评，既关注作品的艺术形式，也融入了儒家、道家等哲学观念的解读。
三、古代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中的地位和作用1. 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解读，提供了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观点和理论方法，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创新。
2. 维护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传承古代文学批评对于维护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顾颉刚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的主帅。
从古史辨运动一开始，顾颉刚就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1册写了一篇长达6万字的《自序》，突出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详尽地交代了古史辨运动的缘起。
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发表了2万字的长文《我是怎样编〈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1982）。
[1]因此，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细读这两篇自述，可以发现顾颉刚关于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思想线索的叙述有颇不一致之处。
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
他说：《新学伪经考》买到了。
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历史的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
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
（26页，1982）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43页，1982）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己、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
……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
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辩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
文 史 哲JOU R NA L O F L IT ERA T U R E,HIST O RY A ND PHIL O SO PHY 2003年第2期(总第275期)N o.2,2003(Serial N o.275)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沈 颂 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北京100088) 摘 要: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
胡绳195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
“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
“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这其实是误解。
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
“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
“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
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关键词:顾颉刚;古史辨;走出疑古时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2-0019-06 2001年12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按照事先约定时间,来到林甘泉先生家中,就“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访谈。
林先生的谈话涉及现代学术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
事后,我们据录音和笔记将访谈内容整理出来,呈林先生审阅时,又增加了部分内容。
现发表出来,以飨关心“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读者。
问:林先生,进人新世纪以来,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对过去100年的学术发展做一番回顾和总结。
“古史辨”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疑古思潮,怀疑古史,考辨伪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场大争论。
再谈“古史辨”派得与失作为20世纪影响很大的疑古思潮，“古史辨”派怀疑古史，考辨伪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起一场大争论，对其得失也有过不少评论。
解放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顾颉刚先生还一度受到严重的冲击。
近些年来，随着对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古书、古史研究日渐深入，很多曾经被怀疑过的问题因为有了新的证据而重新得以确认。
这无疑是古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但我也注意到，现在似乎有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古史辨”的积极意义，甚至对其全面否定，这一点在有的年轻朋友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他们一听到“古史辨”派，就以“大禹是条虫”来回应。
那么，今天究竟该怎样评价“古史辨”派？“大禹是条虫”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1923年初，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要点有三:(1)对传统中的古史演变过程加以考辨，即可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
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
(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中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3)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立即使社会各方面读古书的人都受到强烈的刺激，引起了长达半年的古史大论战。
就是在这中间发生了“禹是一条虫”的小插曲。
具体是这样的: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讲到“禹从何来”的问题，他解释说:“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
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
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中国古代史论史评的演变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无意识的评论活动发展为全面系统的史评专著，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萌芽阶段。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确切的编年史书在我国周朝的出现，史学批评的某些形式便在春秋以至更早的时期产生，如西周初期的周公教诲年幼的成王要以史为鉴、《诗大雅》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和《国语楚语》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等只言片语的无意识的史评文字。
这些只是孔子以前人们对史学训诫作用的一种认识，但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对史学进行批评的是孔子。
在关于董狐记载的“赵盾弑其君”一事，孔子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官及其书法的评判。
孔子曾对“六经”进行删订整理，并将《尚书》与《春秋》作了比较，“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2）而这又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籍的评论。
此外，孔子修成《春秋》以后，“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3），它们共同构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
《左传》评论《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4），即通过“微”“晦”“婉”等曲折的手法表述史实；孟子提出从“名”“事”“文”“义”等方面把握。
《春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从这些言论中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慈生史学批评的思想”（6），但还不具备独立意识，在形式上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阶段。
随着不同体例史学专著的出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已初具规模。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先秦学术作了概要性总结，奠定了此后学术评论和分类的的基础。
司马迁对上古历史而作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等史学批评序论文，以及他对《春秋》主旨和特征所作的全面阐释和“礼义之大宗也”（7）的评价，成为史学批评发展时期到来的标志。
简述“古史辨派”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考证或证伪：对被研究的事物或观点提出质疑，然后加以证实或证伪。
我们学习过历史之后就会知道这样一句话：历史事件和人物发生时间的正确性只有一个，而他的存在必须经过证实。
所以说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件的考察十分重要，而“古史辨派”就是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影响十分深远。
一、对神话传说的质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兴起了一股“古史辨”潮流，它的倡导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唯物主义者李德。
《世界文明史》、《历史哲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历史理论》等是其主要著作。
但他们只是考据、征引了一些关于历史的记载和神话传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还只是一种很肤浅的辨伪工作。
所以在思想上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重视。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学术潮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二战以来，各国都强烈地反省自己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对于神话传说和古史传说中的错误认识，要求纠正。
因此在6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全面的“疑古”风气。
1、对《穆天子传》记载神话与历史相矛盾的不解与质疑。
《穆天子传》是一部描述周穆王西游的书籍。
它把周穆王在位期间的事迹，以及自己亲历西周、东征、南巡、东猎的许多情况，叙述得相当完整。
按照常规来说，这部书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但是，有学者发现这部书竟然含有周穆王西征途中先后两次登陆日本列岛的内容。
而根据记载，周穆王在位时已经没有实力进行如此的远征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周穆王西征是怎么回事?这部书到底是不是伪作呢?这种疑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欧洲社会，也像中国古代一样，将这些“封建诸侯国”看作是自己国家疆土的一部分，并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
于是就导致了他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古代王国的历史，发现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的描述不符合，由此怀疑这些国家存在的真实性，进而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
疑古派的前世今生说到疑古派，很多人已经陌生了，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十运动后的一个史学流派。
在这里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华夏历史的态度，也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这么说，疑古派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罪恶的渊薮，正是由于疑古派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对华夏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否定和破坏，才导致了后来的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
下面我们就从疑古派的源头、土壤和方法、影响来分析一下。
疑古派的始作俑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对自己的疑古思想的来源归结为两点，一个是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批判思想，第二个是自己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治学精神，这样看起来也算是根正苗红了，其实顾颉刚有意识地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清末民初日本的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否定思潮。
由于中国统治者的顽固保守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先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甲午一役，中国战败，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形象轰然倒地，这滋长了日本的狂妄，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思潮。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却又把日本当成了老师，中国人的极度的自卑和日本的狂妄促成了这股思潮通过留日学生传入中国并泛滥开来。
顾颉刚有两个朋友，钱玄同和胡适之，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和这两个留学生有莫大关系，后来胡适之不再疑古，还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
其实顾颉刚疑古思想的直觉来源不是历史上的批判思想，而是日本对华夏上古史否定的思想，理由如下，首先是历史上所有对历史史料的批判都是就事论事，是小心求证的，顾颉刚不是，它是否定了中华文明史，这一点正是来源于日本。
如果说日本人的思潮是中国疑古思潮的外因的话，中国人的自卑思想就是疑古思想泛滥的土壤。
当时华夏文明处于历史的最低潮，所面临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自信心低到了极点。
好汉不提当年勇，因为当年勇提的越多，越显得当下的无能，正是这种文化的自卑给疑古派的肆虐提供了土壤。
疑古派对上古史的否定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1、有罪推定法，就是首先假定上古史是古人编造的，然后再为这个寻找证据。
对古史辨派的最初反响——以傅斯年为例（张京华）张京华摘要：古史辨派的复杂，不仅限于它与考古、释古等不同治学倾向的关联。
疑古思潮在其刚刚兴起时，尚值北京政府当政。
至南京政府时期，随着中日战争的逼近，内外情势的升降，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乃至疑古派学者自身的治学态度，不能没有变化。
建国以后，更有疑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厚今薄古”观念的错综纠葛。
甚至在疑古学派内部，也有胡适、杨宽、杨向奎、童书业等成员的早晚退出，以及钱穆、傅斯年、冯友兰、吕思勉等师友的前后分合。
其间线索之缴绕，影响之深远，本身已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缩影。
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北大同学，同为胡适入室弟子。
1919年冬，傅斯年毕业后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心理学和数学，1923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相对论和比较语言学等学科，1926年冬回国，共留学7年，但没有拿任何学位。
在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顾颉刚虽然有胡适的支持，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古史辨》第一册的结集出版，未始不含有出版经营的因素，即便如此，对于此书销量出奇的好，顾颉刚也并无预见，这一点由《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6月出版，而顾颉刚却在7月1日接受厦门大学聘书离京即可见出。
此后尽管顾颉刚名声雀起，但他的疑古研究实际上一度进入低谷，这一点由《古史辨》第二册迟至4年以后才得出版，且又不得不声明放弃“禹为动物”的假设也可见出。
在这数年中间，对于顾颉刚的最高评价，同时也是对他的最大支持，来自留学欧洲的傅斯年。
从1924年1月到1926年10月，傅斯年在德国及在回国途中写给顾颉刚一封长信，主要是评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信中从一种非常宏观的角度，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表示极大支持，称赞它是史学和考据学的“大小总汇”，是史学的“中央题目”，指出：“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
内容摘要：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
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
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
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
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
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
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
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
”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
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
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
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
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
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
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
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
”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注：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
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
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
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
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
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明确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他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重视文献徵验考核的精神，在撰写《史记》过程中，面对有关上古历史的各种歧异说法，他不盲从、不附会，力求通过比勘抉择，找到一种有儒家典籍记载为依据，有故老传说和历史遗迹可验证的、比较可信的古史说法，做到“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注：《史记·三代世表·序》。
）司马迁的“考信”态度和方法，是儒学朴素理性精神在史料考辨上的体现和发扬，对于后世学者有深远的影响。
另一种是俗儒“嗜古成癖”的风气，喜欢附会、铺张上古传说，总想把历史拉得越远越好。
三国谯周著《古史考》，对《史记》讲五帝觉得还不满足，便附会出“五帝”之上，还有“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
还有人伪造古籍，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
针对这种附会、杜撰的说法，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辨伪史、辨伪书的论点。
比较突出的，宋代学者欧阳修、郑樵、朱熹、吴棫都对伪古籍或杜撰的古史说法提出怀疑，开始出现疑古风气。
明以后，出现王应麟、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人，都有辨伪、考信的著作。
其中，崔述著《考信录》，其古史考辨工作对顾颉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顾氏讲，“古史辨派”的工作，是远绍郑樵、姚际恒、崔述的工作。
而崔述的影响最为直接、巨大，故顾氏在《崔东壁遗书序》中又明确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与乾嘉时期其他几位重要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是同时代人，但治学路数与他们都不相同。
崔述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
他对古史记载采取审查态度，不盲目相信，而要“考而后信”。
他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此书的命名，即明确揭示出要实践司马迁的名言。
他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历史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查，立志要廓清其中的大量附会和谬误。
崔述不仅考辨具体历史问题，而且能上升到理论，书前写了《考信录提要》，总结其研究方法，并和盘托出。
这在传统史家中也是罕见的，齐思和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崔述的著作“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
他的《考信录提要》，自标界说，……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
（注：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
）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提出他的古史学说，其核心观点是：（一）先秦典籍记载的上古史与后人说法不同，比较可信。
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以及《论语》、《孟子》讲上古史，只讲到尧、舜。
“《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炎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
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即是说，这些记载夸大的成份还比较少。
（二）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徵。
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叙述历史断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
司马迁明确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
（三）从三国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至燧人、包犧”。
以后的河图、洛书、《皇王大纪》等，则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
崔述称之为：“邪说波词杂陈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
”（注：以上均见《考信录提要下》，《补上古考信录提要》。
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仔细研究崔述这些论点，可以明白：第一，他所清理的古史体系分为三段：“三代”是可信的阶段；尧、舜或上溯到黄帝，是比较可信的传说阶段；再往上，则后人附会更甚，更加荒诞不可徵信。
切切不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否则便上了附会妄造者的当。
第二，旧的古史体系的造成，越到战国以后，离儒家经典越远，附会越多，杜撰越厉害。
崔述这一番仔细深入的整理、考辨工作，对于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
我们对照顾颉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的要点：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就可以确信，顾氏的古史辨伪学说的基本观点，正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中主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古史辨派”学术思潮的兴起，其根乃深深扎在传统学术的土壤之中。
无怪乎顾颉刚在形成自己的古史辨伪思想过程中，曾一再地表明他是自觉地继续崔述所做的工作。
顾氏于1921年开始校点《崔东壁遗书》后，即在致友人信中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
（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顾氏又表示他决心发扬崔述的治史方法，认为“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
”（注：《论史例书》，《古史辩》第1册。
）至1926年初《古史辩》第一册出版时，顾颉刚又在《自序》中坦诚地承认：“我弄了儿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辩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
”崔述著作在百年中的遭遇足以发人深思。
崔述的学说，不惟在他生前不被人知，在他卒后长达百年时间也消沉无闻。
这是因为，当时的风尚，除了讲理学、求科举外，在考据范围内，则是讲求如何恪守汉儒的经注。
而崔述所做的，却是要推翻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这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崔述生前在给友人信中曾感慨说，当地除有一二人看过他的著作外，别人“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崔述逝世前，《考信录》已经完成，但因穷困而无法刊行，在他卒后8年之中，才由他的学生陈履和在浙江东阳费尽了心力才陆续刊刻出来。
此后，中国重视崔述学说的只有张维屏一人，在《国朝诗人徵略二编》中对崔述“每事必究其原，每书必核其实”加以称许，但未引起回音。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崔述的著作一直无人知晓。
到了本世纪初情形迥然而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读到《东壁遗书》而大为赞赏，他将全书校订标点，于1903年列入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
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给以高度评价。
此后，经过中国学者刘师培，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至1920年，遂引起顾颉刚及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极大的研究兴趣。
从崔述到顾颉刚这一段曲折的学术历程恰好说明：崔述学说作为传统学术中具有近代因素的一种成果，只有等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后，才会引起像顾颉刚这样的学者的重视，加以利用、改造，继续其古史考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