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春秋》及春秋三传《春秋》及《春秋三传》一、《春秋》简介(一)《春秋》的命名《春秋》作为一部编年史著作，之所以如此名，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说法:依据古制，赏以春夏，邢以秋冬，各取一字，以示赏罚，寓褒贬于其中。
第二种说法:取自孔子著书的时间。
《公羊传?隐公元年》孔颖达疏又引《春秋说》曰:“孔子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
”第三种说法:《春秋》本是鲁国史记的名称。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以上三种说法，杜预所说较为合理。
“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冬”(《公羊传》)从先秦典籍中可看到古人于四季中最重春、秋二季，“错举”春、秋以该其余，进而成编年史册的代称。
据现代学者研究“春秋”之作为史册的名称，不会早于西周。
(二)《春秋》的性质体例《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约一万六千多字，相传为孔子所作，被列为《五经》之一。
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中周朝和各诸侯国之间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左传》所载《春秋》终于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为止)。
以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为序，按“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记事，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但其记事都很简略，短则仅一字，长则不过三四十字。
一般只记时、地、人、事，而对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却无从记载。
故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
(三)《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和钱玄同。
疑古派的主要代表，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
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
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
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疑古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认为“六经”是周代通行的几部并不相干的书，它们既不是如古文经学家所谓的“六经皆周书之旧典”，也不是如今文经学家所说的“六经皆孔子之作品”，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过“六经”，“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后期(参见《古史辨》第一册)。
二、关于经今古文学。
在《古史辨》中，发表了钱玄同、钱穆、周予同、王伯祥等人的论文，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参见《古史辨》第五册)三、关于专经的研究：在《周易》方面，顾颉刚的《论＜易经＞的比较研究及＜彖传＞与＜象传＞的关系书》钱穆的《论＜十翼＞非孔子作》、李镜池的《易传探源》及《周易筑辞考》、余永梁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的《占卜的源流》等，属于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李禹阶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
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
“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
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关键词 “古史层累说” “历史记忆” “层累式整合” 历史文本书写〔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３６－１１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说”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直到１０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其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
“古史层累说”之所以至今仍有这么持续的影响，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古典学、历史学等问题仍然有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仍然有诸多“古史辨”中曾探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
因此，在当今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反思顾氏的“疑古”及古典学思想，对于理解与评价顾颉刚先生“疑古”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构建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学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顾颉刚“疑古”说的是非与启迪顾颉刚（１８９２—１９８０），作为现代史学家，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春秋》概说赵金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一、《春秋》的独特地位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五经当中的《春秋》，以及跟《春秋》有关的“春秋三传”。
因为《春秋》这部书比较特殊，我们不可能仅仅介绍它一部书，还会连带介绍一下解释性的著作。
我们在讲《尚书》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古代有很多很悠久的历史传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的是《尚书》，而记事的就是《春秋》。
《春秋》这本书在古代特别独特，钱穆先生在《两汉经学今古平议》当中讲隋唐以前的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
《论语》的地位在隋唐之前比不上《春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的教材，我们今天上课的话，中小学生如果学国学的话那就学《论语》，而《春秋》则是要放在哪儿去教授？《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要把《春秋》放在更高的阶段让学生去学习。
尤其是在汉代，《春秋》的作用特别不一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六经，独尊儒家所讲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而在独尊六经当中《春秋》更被独特地来看待。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六经的董仲舒，他就是《春秋》学家，特别研究《春秋》当中的公羊学，汉代从汉武帝开始用《春秋》来干什么？有一个词叫做春秋决狱，用《春秋》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来判案子，国家大事，国家有哪些大政方针，国家要进行政策，要依据《春秋》所讲的这些道理。
所以《春秋》在古人来看是圣人之大用，尤其是把孔子所讲的一些具体的历史用途，这些道德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事上，《春秋》都记录了下来。
宋代有一位学者叫做胡安国，他为《春秋》作传，这当中有一个序，序就这么说《春秋》，“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各代王者，你所遵循的法则、规矩，历代人民百姓的行为准则都在《春秋》这部书当中，《春秋》这部书记述得特别明确，“故君子以为‘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胡安国说的这个“君子”是指他的老师程伊川，程颐认为五经有《春秋》，就好像法律有断例，法律记载了很多具体的审判条文，XX当判，判几年刑，当然这个法律条文当中不可能举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春秋》相当于法律条文的案例，成文的案例有哪些具体的判例在其中，XX当诛，它就举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春秋》详解-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瑰宝之一，被誉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五经之一”。
它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官修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81年之间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
《春秋》以简明、独特的编年体方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风貌的一扇窗口。
概括而言，《春秋》不仅是一部历史记载，更是一部寓言性质的文学作品。
作者透过简练的文字，着重描绘了那个时代充满变革的政治格局以及权谋斗争。
作品主要聚焦于鲁国君主及其宗室，以及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盟约、战争、婚姻等重大事件的描述，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智慧和人性弱点。
此外，《春秋》还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法规、礼仪制度等方面的信息，成为历代统治者施政的重要参考。
它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如仁爱、忠诚、忍让等，为后世儒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因此，本文将从多个层面对《春秋》进行详细解析。
首先，我们将对《春秋》的历史背景进行介绍，包括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国际关系等。
接着，我们将分析《春秋》的文学价值，探讨其对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及它所塑造的历史形象。
最后，我们将总结主要观点，并对《春秋》提出评价，同时思考它对读者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春秋》的详细解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悠久。
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中的智慧和经验，为我们当下的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通过对《春秋》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我们对于历史和人性的认知。
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2 文章结构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按照以下结构来详解《春秋》这部经典文献。
引言部分将会对《春秋》进行一个整体的概述，介绍其背景和重要性，同时对文章的目的进行明确说明。
最后，我们将对整篇文章的内容进行简要总结。
正文部分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讲解。
名词解释《春秋》
《春秋》是一部古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也被称为《春秋经》或《春秋》。
它是由孔子编写的，记录了春秋时期 (公元前 722 年 - 公元
前 476 年) 中国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战争、文化和风俗等情况。
它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以鲁国史官所记鲁国历史为基础，起自鲁隐公元年 (公元前 722 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 (公元前 476 年),共记载了 242
年的历史。
它以春秋两个季节的名称命名，意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命名方式。
在《春秋》中，孔子使用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和道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评价。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春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拓展:
孔子是《春秋》的作者，他名丘，字仲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他编写《春秋》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他对春秋时期政治和文化的看法，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部史书来教育和启发人民。
孔子对《春秋》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春秋》是史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甚至将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与《春秋》相提并论，声称自己的学说是“依《春秋》之义，以治世化民”。
《春秋》一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对世界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被广泛地引用和模仿，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摘要：摘要：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问题的讨论。
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最终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
这些结论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问题的讨论。
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最终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
这些结论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
除受传统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之外，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这一误解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
时过境迁，当年的疑古之风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春秋》的认识仍然久而不得其实。
结合“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重审20世纪学术史上的这一“公案”，对于我们摒弃有关《春秋》一书的谬见，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一、“古史辨”派《春秋》研究批判
周予同先生曾提出：“《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1]（第493页）对于这个问题，“古史辨”派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关注了。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一贯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工作便是考证“孔子作《春秋》”说的真伪，换言之，假如《春秋》果然是孔子所作——如同今文家所说的那样——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相反，如果能够证明《春秋》与孔子毫无瓜葛，则《春秋》为史学著作无疑了。
这样，在讨论伊始，《春秋》性质问题便转化为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真实性的讨论。
1921年，顾颉刚率先对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其实，看刘知几的《惑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2]（第42页）按照这种解释，则《春秋》成书在孔子之前，将它与孔子联系起来乃是后儒的附会。
1923年，钱玄同在顾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成因作了推测。
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断言，孔子无作《春秋》事，至于《春秋》的性质，“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
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
”[3]（第77—78页）钱氏的说法显然深深打上了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的烙印。
1925年，钱氏在写给顾氏的《论<春秋&性质书》中说，关于《春秋》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
钱先生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
”又说：“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
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
”[4]（第275—276
页）细绎全文可见，对于《春秋》，钱氏一方面“认它是历史”，同时又苦于缺乏否认“孔子作《春秋》”的力证，所以语义上显得犹豫不决。
针对钱氏的意见，顾颉刚在《答书》中表示：“对于《春秋》一经的意见，我和先生相同。
”并提供了否认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六项论据，其中除承袭古文经学陋见成说，不值辩驳的数条外，堪称新说者有二，即：1、《论语》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孔子对于“西狩获麟”的叹息的话。
2、孟子以前无言孔子作《春秋》的。
孟子的话是最不可信。
[5]（第276—277页）
得到了顾氏的认可，钱玄同便在此后的一封回信中说：“本年三月里您回我的信，谈对于《春秋》的意见，大体我都佩服；……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
”[6]（第278—280页）
由此可见，“《春秋》为史学著作”说是顾、钱等人经过长期讨论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默证”的研究方法极不可靠。
当时学者曾批评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
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
.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
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所谓“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论者引用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 seignobos）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
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
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
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
”[7]（第271—272页）《论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相关言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孔子不作《春秋》”的佐证。
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8]（第2—3页）
众所周知，孔子修《春秋》之事较早载于《孟子》，此后司马迁等人也对此事确信不疑，可谓古无异辞。
顾、钱等人仅仅根据《论语》无孔子修《春秋》事，便否认此事的真实性，显然过于武断。
期望《论语》将所有关于孔子的史料囊括殆尽，这种想法更是求全责备。
试想一部《论语》，要将孔子和弟子们几十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哪里可能？更何况，现行本《论语》又经过历史上的数次改编，残缺尚且难免，遑论其他。
另外，孔子作《春秋》，于时政多有讥刺，故而其早期的传承完全依赖学者口说流行，儒家心存畏忌自不待言，《论语》无载也并非不可理解之事。
仅仅根据《论语》不能断言孔子不作《春秋》，至为明显。
其次，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断然否认《孟子》记载的可靠性，这一做法同样不足为训。
周予同先生指出：“《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词。
……近人钱玄同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话是孟子所伪造，不是史实，则《春秋》与孔子的关系也成为经学上的疑案了。
”
[1]（第256—257页）孟子去孔子不远，且为子思之门人，其说必有所据，没有充分的理由当然不容轻易否定，“孟子距孔子不过一二百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当不会是讹传和虚造，也没有虚造的理由。
”[9]（第172页）顾、钱二人显然是先有成见在胸，而后才进行了“大胆假设”。
正如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钱氏从‘疑古派’的怀疑精神出发，全盘否定了‘六经’同孔子有关系的说法。
……但总的来说，他的怀疑的立足点，却是很成问题。
就是说，钱氏对这个问题先存否定的意见，然后在古代文献中去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观点张目，这就不免陷于主观主义。
……所以，钱氏的主张，表面上同所谓‘五经’悉为孔子所作的主张完全相反，其实都各执一偏，不足为据。
”[1]（第798—799页）
总之，“古史辨”学者否认孔子作《春秋》的推测不足为据，他们据此得出的“《春秋》为史
学著作”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近年来，随着学术观念的革新和新材料的出现，许多学者已经逐步放弃了“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的结论。
李学勤先生说：“《左传》以下多种书籍一致讲孔子修或作《春秋》，我们实在没有否认的理由”，“先秦至汉多种古籍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记载，应承认为可信。
”[10]（第21页）刘泽华先生认为：“关于孔子是否编选过‘六经’（或‘五经’）问题，历来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出自孔子之手，有的认为与孔子无关。
两相比较，出自孔子之手的理由较为充分。
”[11]（第130页）在细致考察了郭店楚简的相关内容之后，廖明春先生也指出：“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
”[12]这些论述恰好是对“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说的批判性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