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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
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
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
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
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
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
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
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
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
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
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
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
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小议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作者：刘爱华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综合(上旬)》2014年第11期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主治中国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宋史，由于其博通多种语言文字，可以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成就巨大。
因其独创的史学研究思想和渊博的学识，一直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具体论证了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
陈寅恪史学思想真实陈寅恪，字鹤寿。
自幼受进步思潮的浸润，获益良多。
少年时，所读的私塾除讲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开设数学、英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所以先生同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科学知识，对先生知识结构的平衡大有裨益。
青年时，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后又在德国、瑞士、法国、德国、美国的大学学习社会政治、历史、古文学和佛教学。
这样的留学欧美多年的经历，使得陈寅恪拥有渊博的学识，能够广泛利用多种语言文字的资料和语言学的知识佐证史实，他人不能望其项背。
先生一生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宋史，由于其博通多种语言文字，可以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成就巨大。
一、倡导精神独立，思想自由陈寅恪认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目标。
早在1929年，他就诠释了自由的意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术，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认为倡导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有利于学术的独立。
研究宋史时，他发现：六朝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所以这一时期的文章也是最好的；在六朝长篇骈俪之文中，以庚子山《哀江南赋》为最佳。
若以赵宋四六之文来说，则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最好……庚汪两文不仅词藻优美，而且将家国兴亡哀痛的情感融化贯彻其中。
而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必是思想自由灵活之人。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又一次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思想秦瑜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
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多才让我五体投地，但是我更佩服的就是他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学术上，他无愧为先锋。
对历史的探究，他一丝不苟，力图做到一字一句都不错。
出名后科学院的聘请，他因在科学院工作会干扰他追求独立的精神而断然拒绝。
失明的打击让任何一个以书为本的学者都没法接受。
陈寅恪经历了短暂的失落后，继续带着学生，秉着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学术进发。
我想，当今社会确实缺少像陈先生这样的人。
浮华的世风下，大家喜欢人云亦云，看到新鲜的事，一哄而上。
面对一些报道，不加思考就下结论，批判社会批判国家的言论在网上随处可见。
大家选择性的接受了各种坏的报道，媒体行业也抓住坏新闻能吸引人这点，大肆报道坏事。
我想，我们就应当像陈寅恪先生一样，在自由的思想下，有独立的精神，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把握自己。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
大师辈出、精英涌现。
陈寅恪先生就是民国时期涌现出的璀璨巨星。
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后人，佛房一盏明灯，照亮史学前进的道路。
一、初闻陈先生第一次初闻先生那是在无知的大二第一学期，记得某师老师讲课时说“做学问就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书写文章就要做到直掏心脏，立意拔高。
”上万老师的课总是能把迷失的自我拉回到现实的人生中，去思考，去感悟。
还记得第一次读的是陆键东老师著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刚开始读时心里只是带着老师给的任务去读，当慢慢深入了解到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人生经历，我已由不情愿读转变为心向往之。
对陈先生充满了尊敬崇拜之情。
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那份沉重，除却陈寅恪晚年不得安宁的生活，还有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的凄凉。
字里行间，犹可清晰的的找寻到作者翻着泛黄的档案，动容而又感伤的印下上个世纪的学人风骨。
整本书刻画出了一个学者文人身不由己的画面。
我想，作者是极敬重陈寅恪的，那就难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丝丝的偏爱，一丝丝的怀念。
此书，与其说是在向我们展示陈寅恪的晚年光景，莫不如说是以陈为核心的一众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的沉浮录，一个群体有着难以自持以及身不由己的悲凉。
梁晓声先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在谈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时，曾这样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
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有几分不痛快起来。
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这在中国绝对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起源，只不过是当今社会的现状加剧了此类现象。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史料观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学史可以从古代至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他认为，先秦时期的文学是抽象的，没有明确的表达形式，而两汉时期的文学则更加自由，出现了许多新的表达形式，如诗歌、散文、小说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则更加细致，出现了更多的文学形式，如长篇小说、诗词、文论、论说文等。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前一个时期文学的延续，而不是孤立的存在。
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为当今学者探讨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
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
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
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
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
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
“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读《史家陈寅恪传》有感
《史家陈寅恪传》是一部描写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生平和思想的传记作品。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理解，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读完这部传记后，我感受到陈寅恪先生对历史的热爱和执着追求，以及他对于真理和正义的坚持。
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展现了他的学识渊博和学术精神。
通过阅读《史家陈寅恪传》，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历史学家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对历史的敬畏，以及他们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这部传记也让我更加了解了陈寅恪这位伟大的学者，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在历史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肃然起敬。
《文史通义》的史学思想
《文史通义》是明代史学家陈寅恪的著作，他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客观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主观的影响。
二、史学的实证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虚构的影响。
三、史学的系统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系统性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系统的思维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偏激的影响。
四、史学的历史性。
陈寅恪认为，史学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史学家应当以历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不能受到任何现实的影响。
作文素材积累——陈寅恪人物小传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
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经典素材拒称“大师”的大师，纯粹与淡泊，寂寞与辉煌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
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
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
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
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
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