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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一、引言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是推动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环节。
而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如资源不足、政策限制、能力短缺等。
本文将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以推动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现实困境：（一）资源不足资源是社会组织能否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
然而，目前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才不足等问题。
首先，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质，吸引商业资本投入较为困难。
另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也相对不足，导致许多社会组织生存艰难。
同时，社会组织往往缺乏专业人才，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工作。
（二）政策限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受到一系列政策限制的制约。
首先，部分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缺乏信任，在管理上存在较大的限制，包括注册登记、经费审批、活动监管等方面的限制。
其次，法律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定位和权限不明确，使得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制约。
（三）能力短缺社会组织通常缺乏足够的能力来有效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首先，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组织管理能力，如人员配备、信息管理、项目运作等方面的能力。
其次，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着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
三、路径选择：（一）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建立相关政策和法律，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具体包括明确社会组织的发展定位、简化注册登记手续、提高经济资助力度等。
同时，政府应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果进行评估和认可，激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二）促进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政府应加大对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力度，提供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建立社会组织资源库，将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避免重复投入和浪费。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共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目录一、内容综述 (2)1.1 背景介绍 (3)1.2 研究意义 (4)二、家校社协同共育的理论基础 (5)2.1 家校社协同共育的概念阐释 (7)2.2 家校社协同共育的理论模型 (8)三、“双减”政策对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影响 (9)3.1 “双减”政策的总体要求 (11)3.2 “双减”政策对家校社协同共育的具体要求 (12)四、现实困境之一 (13)4.1 家庭教育资源的现状 (14)4.2 学校教育资源的现状 (15)4.3 社会教育资源的现状 (16)4.4 资源整合与共享的挑战 (17)五、现实困境之二 (19)5.1 家校沟通机制的问题 (20)5.2 校社合作机制的问题 (21)5.3 家社合作机制的问题 (22)六、现实困境之三 (23)6.1 教育理念的陈旧 (24)6.2 教育方法的单一 (25)6.3 教育评价的片面 (26)七、路径探索之一 (27)7.1 家庭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9)7.2 学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30)7.3 社会教育资源的统筹规划 (31)八、路径探索之二 (32)8.1 建立健全家校沟通机制 (34)8.2 加强校社合作机制 (35)8.3 推动家社合作机制 (36)九、路径探索之三 (37)9.1 更新家庭教育理念 (38)9.2 创新学校教育方法 (39)9.3 改革教育评价体系 (41)十、结论与建议 (42)10.1 研究结论 (43)10.2 对政策与实践的建议 (44)一、内容综述在“双减”政策（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背景下，家校社协同共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本内容综述旨在探讨当前家校社协同共育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并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
家校沟通不畅是当前家校社协同共育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难以全面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困惑，导致教育合力难以形成。
大连干部学刊2018年第10期·社会与文化·收稿日期:2018-08-30作者简介:宿玥(1978-),女,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大连行政学院、大连市社会主义学院)公共与社会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
论破解“三社联动”现实困境的具体路径摘要:当前,“三社联动”已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创新社区治理的重要模式并在全国多地基层实践数年,它不仅推动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而且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利于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
但在“三社联动”的实践运行中,仍面临来自政府齐动、政社互动、及社社联动等方面的诸多困境,需从树立治理理念、创新两大机制、搭建三层平台、落实评估环节等几方面共同发力来加以破除。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困境;路径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83(2018)10-0046-04近几年,在社区建设中,“三社联动”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广泛倡导的一种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模式。
“三社联动”是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三方合作开展的社区治理活动。
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广泛调动多方资源,提高社区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而且有利于构建健康的政社关系,提升社会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一些地区和城市在“三社联动”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但也不乏有些地方的“三社联动”仅仅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或“雷声大、雨点小”,如何让“三社”更好地“联”、更好地“动”,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推进“三社联动”的价值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党和国家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阵地。
社区建设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落实成效的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摘要】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包括政策环境限制、资金来源不足和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
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加强政策支持、拓宽资金渠道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影响力等路径选择。
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仍将面临挑战，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提高社会组织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通过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中国社会组织有望在困境中找到突破口，实现更好的发展与壮大。
【关键词】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政策环境、资金来源、社会认可度、路径选择、政策支持、资金渠道、社会组织影响力、挑战、政府、社会力量、发展质量、水平。
1. 引言1.1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在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如政策环境限制、资金来源不足、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中国社会组织需要选择合适的路径。
加强政策支持、拓宽资金渠道、提升社会组织的影响力等路径选择将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出发，探讨这些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将引领中国社会组织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 正文2.1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环境限制、资金来源不足和社会认可度不高。
政策环境限制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困境。
在现行政策法规下，社会组织的注册、备案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和不确定性，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严格，审批程序繁琐，而且部分政策法规存在着不明确和矛盾之处，使得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往往处于灰色地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资金来源不足也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困境。
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捐赠和自筹等多种途径，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捐赠意愿不高以及自筹能力有限等因素，导致很多社会组织在经费方面面临困难，难以持续开展工作和项目。
作者： 何静[1]
作者机构： [1]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广东东莞523808
出版物刊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9-142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6期
主题词： 社会组织;协同管理;社会管理;公共治理
摘要：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管理是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公共治理理论和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协同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
然而，社会组织发展的限制因素成为其协同政府管理的难点。
厘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拓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搭建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管理的公共服务平台，是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管理的路径选择。
要从完善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培育社会组织的独立意识和能力，建立公共财政资金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管理的长效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一、本文概述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在促进社会发展、提高治理效能、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然而，如何有效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潜力，仍是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当前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将概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和作用，包括促进公众参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等方面。
通过文献回顾和案例分析，本文将梳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有模式和实践经验，探讨其成效与不足。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分析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如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等。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本文将提出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和策略，以期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二、社会组织概述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指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它们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承担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旨在推动社会进步、服务公众利益、协调社会关系、参与社会管理等。
社会组织的类型多样，包括但不限于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会、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等。
这些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公众提供服务，为企业创造合作平台，为社会创新提供动力。
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和多样性上。
非营利性意味着社会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公益事业；志愿性体现在社会组织的成员和活动多基于志愿精神，而非强制；自治性则是指社会组织在内部管理和运作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多样性则反映了社会组织在类型、规模、功能上的丰富性。
社会团体管理问题和不足
社会团体管理的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导致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和法制性不够强。
2. 监管不到位：社会团体的监管主体涉及到多个部门，监管力度和效果参差不齐，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
同时，社会团体内部监管机制也不够完善，存在内部管理混乱、财务不透明等问题。
3. 发展不平衡：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发展不平衡，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而文化体育类、社区社会组织等发展相对滞后。
4. 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不足，缺乏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组织人才，导致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难以提升。
5. 社会认知度不高：由于社会团体宣传不够、信息公开不足等原因，社会公众对社会团体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不高，对社会团体的支持力度有限。
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社会团体管理，提升社会团体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摘要】中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包括注册难度大、资金来源不稳定、与政府关系复杂、社会影响力不足以及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困境，中国社会组织需要政策支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以及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通过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和资源，从而更好地发展和提升影响力。
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可以确保社会组织有稳定的运行资金，从而不致于落入资金困境。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可以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的局面。
要实现中国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上述措施，并不断完善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现实困境、路径选择、注册难度、资金来源、与政府关系、社会影响力、人才储备、政策支持、多元化资金来源、合作机制。
1. 引言1.1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找到合适的路径选择来克服这些障碍。
本文将从社会组织注册难度大、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不稳定、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复杂、社会组织在社会影响力不足、社会组织人才储备不足等方面，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
社会组织注册难度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由于相关法规政策不够完善，申请注册社会组织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审批流程繁琐，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不稳定也是一大困扰。
目前，大部分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和项目资助，这种单一来源容易受到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复杂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合作、竞争、冲突等多种关系，这需要寻找合适的合作机制，以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价值多元的必然选择。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正从理论建构转向社会实践层面。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从政策文本上理清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回应了后现代化语境下善治良政的发展需要。
所以，应从社会转型、政治改革的时代语境出发，分析多元主体治理创新的内生逻辑和现实价值，探索以多元主体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方法路径。
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生成逻辑社会治理实践常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嬗变密切相关，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下，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传统的、单一化、线性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公共性不断扩散和成长的社会结构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于是网络化、开放性的多元协同治理成了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1]（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国家关系重塑的应然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产生了深刻变革，逐步从农业社会、封闭社会、传统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开放社会、现代社会，形成了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社会从不同层面、维度、场域等脱离了高度集权的传统国家体制。
在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中，公民社会急剧膨胀，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权利意识等不断增强，这些为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但是也增加了社会治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产生了许多社会治理问题。
比如，在传统政治体制影响下，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扮演者市场参与者、既得利益者的角色，很难超然于高度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之外，其行为也往往会背离公共利益的需求，进而损害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
[1] 再如，在信息化和自媒体时代，社会信息数量急剧膨胀，各种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政府很难全面而准确地分辨各种社会信息，使社会关系、矛盾冲突等远远超越了政府的认知范围和认知能力，而政府部门仍恪守高度分工细化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不能主动适应网络化和信息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这无疑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参与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社会问题多元化、复杂化，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很难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
社会组织的参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在新的发展阶段下，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发挥作用，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就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进行探讨。
一、新时代的背景及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1. 强化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使命宗旨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发组织，其功能定位和使命宗旨至关重要。
新时代下，社会组织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自身的发展定位，清晰明确可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与社会治理相适应的使命宗旨。
也需要强化社会组织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社会的公益事业提供更多专业化、专业性的服务。
2. 引导社会组织走专业化、组织化道路社会组织的参与，需要走专业化、组织化的道路。
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时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才，既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组织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更好地服务社会群众。
3. 推动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合作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问题愈加复杂庞大。
单一的社会组织很难满足这样繁杂的需求。
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应当进行合作，互相借鉴、互相支持，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更好地服务社会。
4. 增强社会组织的公共参与意识5. 大力培育和支持民间组织民间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治理中，需要大力培育和支持民间组织。
政府应当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为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提供更多的便利。
民间组织也需要更加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虽然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社会组织自身的建设还存在不足之处。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作者：杨秀萍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13年第12期[摘要]社会分化与社会多元化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图景，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客观上要求构筑一个多主体合作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
社会组织以其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
但是由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制度保障缺失、资源供应不足、自身发展滞后等诸多现实困境，难以真正形成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
因此，突破体制阈限，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是社会组织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中图分类号]C91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2-0046-05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迁，社会分化和社会多元化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图景。
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对国家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变革与转型的迫切压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构筑一个多主体合作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1]其中“社会协同”中的“社会”主要指政府和企业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位于“中间层”，是政府联系公众的中介与平台，对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起着缓冲、纾解的作用。
社会组织以其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
然而，理论上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实践中能够顺利推行。
在当前制度和法律条件下，由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制度保障缺失、资源供应不足、自身发展滞后等诸多现实困境，难以真正形成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治理机制。
因此，突破体制阈限，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是社会组织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一、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逻辑必然1. 社会组织的发育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广义上的现代社会一般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系统，各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沟通机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独特的发展时序和逻辑关系。
中国首先实行经济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一旦有了生存的空间，便自我扩张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市场力量；然后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挤压下，社会空间开始扩张，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与转型。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特征表现为“总体性社会”，国家职能可以延伸到社会的任何领域。
在国家权力的深度介入下，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并不存在。
为了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态势，改革之初采取的重要策略就是逐步解除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力干预，即“简政、放权和让利”，国家通过主动退出的方式，恢复经济和社会运作的自然规则。
新体制下公民的经济行为及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使原来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合一的体系开始松动，新的公民互动机制和社会空间开始显现。
但是，获得自主地位的社会，并不能自发地孕育出社会治理机制，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空间重构的基础性推动力量。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民的经济生活开始独立于国家体系，公民的“私域”开始形成，这是现代社会空间成长的出发点。
特别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催生了人们的利益意识，在利益驱动下，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逐步诞生，传统社会中的垂直结构开始瓦解，多元社会日渐形成。
在多元化社会体系下，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运动方向，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往往会自发地联合起来，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来达到目的。
随着社会资源的扩散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泛化，社会管理不再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务，需要整个社会与公众积极参与。
20世纪90年代开始，众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并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2.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客观上需要社会组织协同管理所谓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缺陷而引起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尤其是不能按最优化原则提供公共物品。
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以消费者偏好为依据，如果某种商品或服务无法体现消费者偏好，那么，市场就不会进行资源配置。
而这种无法在市场上体现消费者偏好的商品或服务即是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一种提供给某个消费者使用而旁人不必另付代价可同时得到享用的商品或劳务。
”[2]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任何人不管付费与否都能平等消费。
因此，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就会采取“搭便车”的方式消费公共物品而不分担其成本；而私人因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不愿投资公共物品，结果就会导致公共物品短缺现象。
可见，在公共物品领域，单靠市场机制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必然需要政府来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既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又能较好地解决公共物品消费中的公正性问题。
但是政府干预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努力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又会由于自身的权力优势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由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存在垄断权（即没有竞争对手提供同样的服务），政府机构有可能过分投资，从而造成公共物品供给“过剩”。
这种政府活动的低效性，或政府干预没有达到弥补市场失灵的预期目标，就是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共存，客观上要求市场和政府之外的力量予以弥补，于是各种社会组织孕育而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社会组织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因而在整合社会资源和动员社会力量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一些职能，有效地解决政府低效和市场失灵等问题，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相提并论的管理主体。
3. 社会组织的功能优势使其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指政府和企业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和基金会。
相对于政府和市场而言，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功能优势。
第一，沟通协调功能。
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政府，既要体现民意，又要保持公共权威，客观上要求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搭建一种社会中介机制，使两者通过中介的运转，相互影响，互融共生，于是，社会组织便成为政府与社会的“调节器”。
为了减少因市场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公，国家需要通过再分配来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政策的制定则完全取决于对社会差异性的准确把握。
而市场和政府都倾向于把质的差异转化成量的差异，努力推进标准化，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因此，再分配的政策依据只能依赖于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而社会利益诉求不是公民意愿的单个表达，需要有组织的诉求聚集，经过判断和甄选，将利益诉求合理化，并最终通过合法途径有序地上达到决策层。
这样，社会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建立起对话、协商和沟通机制，成为连接多方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社会互助功能。
高效的社会管理需要管理者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和公众诉求。
但政府的刚性管理手段难以适应利益关系多样化的需要，也难以快速有效地回应公众诉求。
而社会组织的天然优势就在于与社会公众联系紧密，具有灵活地反映社会各层次、各方面信息的特性，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信息沟通和资源交换，有效地扩大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支持网络，从而实现社会互助。
第三，自我管理功能。
社会组织通过自律、志愿服务等机制，在维护市场秩序、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自治机制迎合了人们自主自立的心理需求，是高效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前提。
社会组织不但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满足公众多样性和多层次的愿望，而且善于倾听公众的心声，化解不良情绪，起到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所以社会组织又成为社会问题的“安全阀”和“减震器”。
二、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从理论逻辑层面看，社会组织的成长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其动力源自公民社会需求的多样化。
然而从社会实践层面看，社会组织在什么社会空间、多大社会空间里生存发展，与政府行政理念和公共政策取向有着很大的关联。
[3]在当前的制度与法律框架下，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1. 双重管理体制的尴尬：协同社会管理的保障困境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归口登记、分级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即社会组织必须同时具有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两个“婆婆”，接受行政部门的双重领导。
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统一登记注册，在监督管理上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审核、双重负责、双重监管的原则。
这种双重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可以降低和控制社会组织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然而这种管理体制却大大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处于十分尴尬的境遇。
第一，准入门槛过高，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我国1998年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实行登记准入制。
[4]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许可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许可制度人为抬高了社会组织申请登记的门槛，使得一大批社会组织无法获得合法地位，只能以“非法”身份开展活动，从而脱离监管，增添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第二，法制不完善，保障机制缺失。
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规范，一直以来主要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三个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认定并对其进行行政监督管理。
这些条例都属于行政法规，缺乏一般法律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规定和监管。
而且一些现行管理条例缺乏操作性和针对性，较难适用现实中社会组织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国在法律上没有给社会组织应有的预留空间和法律地位，严重妨碍了社会组织合法权利的行使。
这种保障机制的缺失制约着社会组织自身发育及其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且社会组织的无序生存和力量软弱的状态，不利于政府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状况，无法形成社会管理合力。
2. 社会资源供养的不足：协同社会管理的动力困境在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资源整合的绝对主体，企业单位在代表国家组织生产经营的同时，又在履行政治和行政职能，还承担着职工的福利与保障功能，由此导致“单位办社会”和资源的单位分割，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
[5]目前，我国单位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具体责、权、利比较模糊，由此导致社会组织需要的各种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与整合，难以形成制度化的资源协同机制。
资源的缺乏致使社会组织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这是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供其正常运转，才能有效地协同社会管理，但在实践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资金获得往往很不稳定，筹资难是制约社会协同管理的主要瓶颈之一。
社会组织获取资金的方式不同于政府和企业。
政府依靠国家公权力收取税收，企业借助市场机制赚取利润，二者都有稳定且持久的资金供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