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杜威思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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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不同杜威的思想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
陶行知的思想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二者都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系,重视学生的实践,但两者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两种教育思想背景不同: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美国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在杜威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阶段,美国工业跃居世界第一,机器工业开始广泛推广,产业工人数量大幅度增加,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然而,当时美国的教育体制仍是承袭欧洲的旧教育传统,以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为主,尤其是道德教育更是味注重道德知识灌输,这种教育机制显然不适应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脱颖而出。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大众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进入学校学习是绝对的空想和绝对的奢侈。
杜威的教育思想总的指向是学校教育的变革,但当时中国学校极少,仅仅进行学校教育的改革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改革,更不可能改善广大民众无法接受教育的现状,所以陶行知提出了大众教育,把教育办到平民中去,办到农民中去,开启民智,大行教育,培养道德,培育新人。
其次,陶行知和杜威教育思想的培养目的不同:杜威的教育思想培养目的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着力点在于革除欧洲传统教育在道德教育培养上直接的、灌输式、压制式、重知不重行的弊端,在尊重个体和尊重人性的前提下,达成教育的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培养的目的是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
民主或民主社会,民主教育或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平生奋斗且不懈努力的教育理想和事业终极。
就教育而言,在晓庄时期,陶行知主张培养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双全的现代人,到育才学校时期,也是中国的抗战时期,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教人的小先生,手脑双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到重庆社会大学时期,也是中国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平的最关键时期,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为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平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战士。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VS杜威“教育即生活”在中外教育史中,关于陶行知和杜威的思想很相似,下面我们就进行梳理和区分。
1.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内涵①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所以主张人们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在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向前、向上。
②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生活和教育是同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其方法和内容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
③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和方法都由生活决定;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
2.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内涵杜威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一角度提出教育的本质即生活。
在杜威看来,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人不能脱离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
因此,教育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为未来的生活作准备,一旦把教育看作是为儿童的未来生活作准备,必然教以成人的经验、责任和权利,而忽视了儿童自身的需要和兴趣。
①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②学校生活要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相吻合;③学校生活应与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相吻合。
3.两者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陶行知师从杜威,他与杜威都注意到了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本身,学校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离,重视了现实生活的教育,才是合理的教育。
不同之处在于:①理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影响不同。
杜威所处的社会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高度发展,而美国又是一个崇尚个性、强调实用文化的国家。
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受机器大生产体制影响的强调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已存在问题,由此决定了杜威对教育的新理解和新设想。
陶行知所处的社会状态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和政治水平低下,中国广大民众缺少教育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学习西方经过半个世纪所建设的新教育,却又存在脱离社会生活发展、脱离儿童发展的缺陷,由此决定了陶行知在吸收包括杜威在内的西方当代教育思想,并加以改造,而提出适应中国实际的主张。
陶行知和杜威教育对比一、教育起源的比较分析教育起源的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说明教育现象,是研究教育的前提。
教育起源的问题,教育史上曾有过很多种观点,比较著名的有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源论。
前者把教育混同为生物本能的传授活动,后者则将教育起源视为儿童对无意识的模仿。
这两种观点都是脱离生活去孤立看待教育现象的唯心史观。
陶先生认为教育起源于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的,生活是教育最根本的基础。
教育源于生活的需要,源于人的的需要,源于“教人化人”的需要。
所谓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指的是教育是生活所固有的,它与生活“是一个西,不是两个西”.有了人类及其人类的生活,就必然要求产生教育,教育是与人类及其生活同时出现的.教育是人类祖先为了生存而向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必然的客观的产物。
陶先生的生活起源论中的生活,是指“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它不只是指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衣食主义”和谋求职业的“生利主义”的生活,它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包括个人生活和生活。
由于陶先生的“生活"是“包含广泛意义的生活",因而在教育起源问题上坚持了唯物论的科学立场。
杜威教育起源的观点,是与陶先生截然不同的。
他认为教育起源于个体本能能力和个体生活适应的需要,是适应儿童天生本性“自然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教育即自然”。
杜威教育起源问题中的生活,是指生物学上个体的消极的对环境的适应。
他用脱离人类生活的观点孤立地看待教育的起源,否认教育的客观来源,实际上属于生物起源论。
因而,两种不同的教育起源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观。
ﻭﻭ二、教育内容的比较ﻭﻭ陶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容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生活,是“生活所自营”的,必须“用生活来教育”。
他强烈抨击以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提倡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教育。
他认为,书本只是教育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教育的中心.“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的场所”,因而生活中到处都有教育的内容。
杜威与陶行知教育观点的差异及启示摘要: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陶行知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一系列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生活教育理论。
两者的教育思想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并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矣键词:陶行知;杜威;生活教育;区别——引言美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教育理论,打破了以学校、课本、教师为中心的机械的传统教育桎梏,将教育的内涵外拓到社会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欧美等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陶行知作为我国生活教育派的代表性人物,立足于我国国情及教育现状,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主张“教学做合一”,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较分析两者教育思想的异同,深入学习和吸收其思想精华,对于我们理性对待前人教育思想、结合国情实际推进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学界对两者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有一定基础,本文力求在分析两者教育思想的区别上更加系统和深入。
二、杜威与陶行知教育观点的比较(-)“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
约翰•杜威(Jhon Dwey)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1896年创办“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1897年发表其教育观念的纲领性著作《我的教育信条》。
他的教育生活理论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而此时正是美国社会变革的分水岭,美国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社会、文化、教育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极度失衡,学校教育呆板,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的生长需要,使儿童在学校颇受压抑。
杜威作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代表,首次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倡导“教育即生活”,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提出:“教育是生活的必须。
陶行知和杜威理论的异同论文摘要陶行知和约翰•杜威,一个被称为“万世师表”和“伟大的教育家”,被尊为孔圣人之后,现代中国的大教育家,一个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巨擘。
两人的经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文中提到的各自历经的人生的荣辱沉浮。
众所周知,陶行知曾求学于杜威,受后者思想的影响甚深,他也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但这些绝非杜威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有其符合国情民性的一面。
他提出的创造性学习法、创造性教学法也自有其现实意义。
陶行知在南京身体力行地创办晓庄师范,并把学校附近都变成五脏俱全的小社会,这遵循的是一种小而全的办学模式。
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改革是必要的,可在改革的过程里,有一种偏向于另一极的隐忧呈现出来——走出课本之外,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事物能否取代系统的课程和教材?解脱“课程、课本、老师”为中心的束缚之后,会不会走向其它的危险途径,例如为杜威所担心的“儿童中心”的极端?这些仍值得我们思索。
正文在赞叹陶行知在中国师范教育方面推行杜威理论的时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陶行知与杜威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走到一起来的。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友谊,且教育理论方面亦存在联系与区别。
杜威1859年生于威尔莫特(Vermont)小村庄的一个零售商家庭,他起初在宾西法尼亚城的一所学校当教员,后来又在本地的一个农村学校任过教。
1884年,在Hopkins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杜威开始在密执根大学教哲学。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中国安檄省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此时的杜威已经是哥论比亚大学一位哲学教授,并在该校的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教授研究生课程。
l914年,如果陶行知不到美国的lllinois大学学习政治学,他与杜威可能永远也不会相识。
陶行知获得学土学位以后,他就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在杜威、孟禄、克伯屈门下学习研究生课程,直至1917年回国。
从那以后到1946年他去世时一直呆在中国,陶行知把他的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摘要:陶行知和杜威都是20世纪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二者分别提出了“生活即教育”与“教育即生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陶行知是在批判近代中国“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弊端、吸取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生活教育思想。
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最主要的创始人。
本文就以这两个观点为切入点对二者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关键词:陶行知杜威教育生活作者简介:李树阳(1979-),男,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陶行知和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研究李树阳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21-0174-02陶行知和杜威是20世纪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二者主要的教育思想都着重强调“教育”与“生活”之关系。
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观点,陶行知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思想。
这样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将从此论点出发来比较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其人及教育思想内涵(一)陶行知生平简介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战士,毕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
他以一个人民教育家的博大胸怀,提出了“教育为公”的教育理念,把“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教学做合一”,促进生活和教育的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主体性,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伟大的教育思想。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称颂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赞誉他为“万世师表”,江泽民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
(二)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内涵陶行知是反对“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旗手①。
他建立了近代中国最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在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改革中,陶行知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
杜威与陶行知教育思想异同点一、教育与生活1、相同点: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这两个教育观点中,杜威和陶行知都是很重视生活与教育的关系的,打破了传统教育中学校与社会的脱节, 使学生所学的知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局面。
2、不同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包含了两层意思:(1)教育为社会生活之必需,杜威认为,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2)教育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更倾向于一种“大众教育”,他认为要让民众在生活中接受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是从教育的角度来阐述生活,强调“生活的教育意义或生活对教育的意义”。
他的“生活即教育”有三层涵义:第一,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第二,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与教育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无论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方法,都要根据生活的需要。
第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他主张扩大教育的范围,而学校教育要把完整的社会生活向学生开放,与儿童的生活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二、学校与社会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他要求把学校办成和现有制度一样的环境,以便从中培养出能完全适应眼前社会生活的人。
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把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呈现学生现在的社会生活。
杜威“学校即社会”意在使学校生活成为一种经过选择的、净化的、理想的社会生活,使学校成为一个合乎儿童发展的雏形的社会。
“学校即社会”的概念试图吸收社会的所有方面把其溶入一所小小的学校,因此,广泛地实行它是容易的,而“社会即学校”的概念与之相反,它寻求的是将学校的所有方面延伸到自然世界。
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
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兼与杜威教育生活思想比较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和探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并通过与杜威的教育生活思想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两者的异同与互补之处。
陶行知,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杜威,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其教育生活思想同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通过对比研究这两位教育家的思想,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生活教育和教育生活理念的理解,也能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首先将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和阐述,包括其核心理念、主要特征以及实践应用等方面。
接着,将对杜威的教育生活思想进行类似的分析,以便为后续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比较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在理论基础、实践路径、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异同,并尝试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认识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揭示生活教育与教育生活的内在联系和互补性,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理念的交流与融合,推动全球教育事业的共同进步。
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概述陶行知,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积极吸收并发展西方现代教育理念。
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作为他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强调教育应与生活紧密相连,教育与生活应当互为依存,相互促进。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不仅仅是生存,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
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的观点,主张教育应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人际交往,都可以成为教育的载体。
这种教育理念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局限,将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生活的全部领域,使教育变得更加丰富、生动和实用。
同时,陶行知也强调“社会即学校”,他认为,学校不应只是封闭的教室,而应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
学生应在社会中学习,通过实践来深化理论知识,将所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杜威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比较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并比较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两位教育家均在其理论中强调了生活与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教育应源于生活,同时又服务于生活。
本文将分别概述杜威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以期深化对教育本质和生活理念的理解,同时为未来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杜威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军人物,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活的过程,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来丰富经验、锻炼能力的过程。
杜威强调,教育应该基于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让儿童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和成长。
陶行知则在其教育实践中,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观点。
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经验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陶行知特别重视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认为这些活动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在本文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杜威和陶行知在生活教育思想上的异同点,以及这些观点在当今教育实践中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将尝试构建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教育理论框架,以指导未来的教育实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杜威,作为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对全球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威坚信,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的课堂和教科书,而应该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主张,教育即生活,意味着教育过程应模拟并反映生活的实际情境,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理解和体验生活的真实含义。
在杜威看来,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他提倡“从做中学”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来获取知识,增强技能,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教育观强调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认为学生应该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而非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陶行知生活教育和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内容摘要:陶行知与杜威都是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是杜威的学生,其教育观点自然受到杜威的影响,但他并非照搬杜威的思想,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的思想与杜威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差别。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杜威生活教育差别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生活教育是核心内容之一,它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教育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种教育理论,主要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部分组成。
从理论来源上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离不开杜威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曾是杜威的学生,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并非照搬杜威的观点,而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根据自己的办学经验,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
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是重要组成部分。
杜威教育的着眼点是学校里的儿童。
在他看来,“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教育的重心不在长远的、理想的未来,而在当前的、具体的现在,因此,学校里的一切设施都应从当前着眼,以儿童为中心,呈现现实社会的生活。
显然,杜威的教育是一种学校教育,有其合理性。
但这种教育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当时的中国,受教育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陶行知大力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力图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无知的状态。
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将杜威的思想“翻了半个筋斗”,提出“生活教育”的口号。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
”从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阐发和他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地的教育实践来看,“生活教育”与杜威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
从理论出发点看,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其出发点是教育,尤其是针对儿童的教育;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其出发点是生活,生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不局限于儿童。
从“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出发,杜威提倡“从做中学”,主张把各种“实际作业”交给学生,鼓励学生从“做”中获得知识。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与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孙晓琳(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江苏·苏州215000)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陶行知的教育与实践正在重新被认识,并随着人类的教育事业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
重新认识陶行知,对于当代中国的教育与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旨在探讨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生活教育教育思想联系与区别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1二者思想的联系1.1从社会问题出发,反对传统教育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继续遭受列强侵略的社会背景下,爆发了辛亥革命,随之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治宣告结束。
在中国政局混乱,体制腐朽的时局下,在金陵大学读书的陶行知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使他以积极的态度关注时局的进展状况。
在学校期间陶行知窥得西方教育世界的路径,开始关注君主制和民主政体问题。
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加上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的影响,开始主张民主政体,并四处组织爱国演说会,积极从事爱国及学术研究活动。
杜威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工业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迅速与滞后的教育发展相矛盾,相继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教育改革成为时代的呼声。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先进知识分子试图打碎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枷锁,开展反叛运动建立崭新的改革理论。
杜威为使教育适应时代变化,从解决教育与生活相背离这一问题入手,从而提出其教育生活思想。
杜威和陶行知都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落后的传统教育以及混乱的社会局面,渴望改造社会,拯救教育的想法促使他们开辟新的道路,寻找新的途径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虽然两国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改造社会的愿望殊途同归。
本着改善社会状况,改造社会的愿望,杜威和陶行知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
1.2在行动中,解决教育问题在知识论上,杜威认为,知行不可分离,知与行相统一,是融汇贯通的。
杜威认为知识源于行动,知识和行动不能分离。
杜威的“从做中学”这一观点批判了当时社会只重知不重行,脱离学生生活实际,满堂灌等教育问题,从而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发挥变革和更新的作用,使教学过程强调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实际意义。
陶⾏知“教学做合⼀”与杜威“从做中学”理念的不同点1、教育思想的强调杜威的教育思想强调的是体现社会⽣活的学校教育,⽽陶⾏知强调的是社会⽣活教育。
杜威在课程教材上强调在学校直接进⾏烹饪、缝纫、印刷、纺织、油漆等经验性课程,将社会活动直接搬⼊学校作为学习课程,忽视了社会⽣活的多变性。
⽽陶⾏知扩⼤了⽣活范围,他将整个⽣活作为教育场所,提出“⽣活即教育”,提倡学⽣在⽣活中学,从活动中总结经验,学习知识。
教学做合⼀强调教与学、教与做的关系。
他认为做是教的中⼼,教和学密不可分,让学⽣在⽣活中边做边学,在实践中真正做到教学做合⼀。
从做中学强调做与学的关系。
杜威认为做是学的源泉,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知识。
2、哲学性质杜威的“从做中学”是以本能论⼼理学思想为基础的,具有明显的主观唯⼼主义的性质。
“从做中学”虽然强调“做”,但把“做”看作是⼈们的⽣物本能活动,是与⽣俱来的。
杜威将“做”看成⼀种基于⽣物本能要求、抛开⼀切社会基础的“活动”。
“教学做合⼀”中的“做”却不是这样。
陶⾏知认为“做”是在劳⼒上劳⼼。
动⼿的同时⽤脑,强调思维对实践的能动的、⾰命的反作⽤,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杜威否定“⾏动”是思想母亲、把“做”仅仅视为⽣物学基础上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
可见,陶先⽣“教学做合⼀”的“做”既是“教”和“学”的出发点,⼜是“教”和“学”的归宿,这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
3、师⽣关系杜威强调的教育思想是以“学⽣为中⼼”,主张解放⼉童的思维,以⼉童为中⼼组织教学,发挥⼉童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作⽤,尊重学⽣的意愿。
⽽陶⾏知的“教学合⼀”的教改思想,强调的是师⽣之间的互动,教师在教学中不是主导,⽽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学习,协助学⽣。
4、理论优点陶⾏知“教学做合⼀”的教育思想是在杜威“从教中学”的启发下,结合中国实际及实践经验,提出的⽣活教育理论。
“教学做合⼀”思想是对 “从做中学”的实⽤主义教育理论的扬弃。
“从做中学”否定了意识对实践、⾏动能动的反作⽤,把⼈类在正确的认识指导下所进⾏的实践与低等⽣物有机体对环境的本能适应相提并论。
陶行知与杜威思想的比较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建国以来, 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 常常都与杜威的思想联系起来, 有的说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 也有的则竭力避开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
我认为, 说陶行知思想就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翻版有一叶障目之憾, 说他没有受过杜威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
确切地说, 对陶行知的思想的评价, 既要看到与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 更要看到与它的区别。
陶行知于1914年留学美国,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受业于杜威先生。
1917年回国后, 曾试图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来解决中国人民大众受教育的问题。
搞了几年, 毫无收效。
从此他认识到搬用杜威的一套, 在中国, 根本起不到普及教育、振兴社会的作用。
在现实面前, 他看到杜威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学校社会化”不过成了一句时髦的空话。
回顾走弯路的那些日子, 他沉痛地说,“我从美国回来,用杜威的一套到处碰了壁, 到了山穷水尽, 不得不另找出路。
”[1]因此对杜威的学说进行了批判, 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同时把杜威的“从做中学”发展为“教学做合一”,教育与整个社会生活血脉相通。
本文即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比较入手, 阐明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一、“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杜威站在自然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概念。
他对教育与生活关系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生活离不开教育。
他说:“生活即是发展;发展、生长,即是生活。
”[2]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
二是生长是生活的特征,而教育就是生长。
“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3]所谓生长,就是指向未来的发展过程。
教育的历史就是生长过程。
三是教育是对生活的改造。
这种改造,不仅是对个人,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它是一个连续不断改造的过程。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把人的教育、人的生活, 仅仅看成生物与环境交互的作用, 把教育看作一种适应环境的过程。
他没有把教育、生活摆在人的社会历史中来认识,不承认社会历史是由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人所创造的这一特点, 把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混为一谈,他的思想非常明显地包含着社会进化论思想。
陶行知在教育与生活的问题上又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又“翻了半个跟头”,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把生活和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建立在人民大众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基础之上,并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平等和解放,其内含十分丰富。
概括起来有三层意思:一是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
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
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
”[4]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之变化。
他强调,只有“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才算得上是促进生活之变化的教育;三是教育随生活的变化而发展。
生活无时不变,教育也随之发展,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克服了长期以来教育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现状,把教育与生活真正熔为一炉,促进教育改造生活,改造自然和社会,实现富民强国。
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颠倒过来,“翻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张,从根本上推倒了教育与生活隔离的围墙。
在这个问题上,陶先生与杜威有三个根本不同的看法;一是有没有解决人民生活困难、教育困难的实际精神。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把社会生活搬一些进学校,如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里,只安排儿童做些纺纱、织布、烹饪、木工、缝纫等作业活动,反复出现某些简单的动作,只使人们学到一些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初步技术,而并没有掌握好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生活所急需的实际本领,没有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生活能力。
陶行知与杜威相反,十分注重人民生活的实际本领,主张教育为人民生活服务,要求教育结合人民生活的实际。
二是能否培养真正的社会生活能力。
陶行知先生认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鸟笼式”的教育,“鸟笼式”的生活,即使“把社会里的生活搬一些进来”,仍然是教育归教育,生活归生活,教育依旧与生活脱节,不能培养真正的生活能力。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搞一点实验室内的游戏与劳作,根本不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
只有把整个社会生活都当作教育的场所,实行“生活即教育”,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才能培养真正的生活能力。
三是是能否全面发展。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只是儿童感到兴趣的某些游戏与手工技能的训练,是零碎的片面的生活常识。
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则是生活能力的全面培养。
二、“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根据“教育即生活”的观点,杜威又提出“学校即社会”的思想。
他认为,“社会环境能通过个体的种种活动,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和感情的倾向”[5]。
对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杜威的观点有两方面:一是从学校组织形式看,他认为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6],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各类的作业进行活动。
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把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呈现儿童现在的社会生活。
二是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
杜威认为,学校教育社会功能,首先是改良调节功能。
他指出,学校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学校教育是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其次,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延续功能,即学校教育是社会生活延续工具。
通过教育,可以把老一辈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习惯传给新一代;再次学校教育的协调功能,即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使个人成为“社会的一员”,以维护“一个民主的和进步的社会,”确保社会变动而不致带来混乱的思想习惯;最后学校教育的培养功能,培养个人与别人共同生活和合作的共事的能力。
杜威从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出发,分析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其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
陶行知对杜威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翻半个跟头”,提出“社会即学校”,他指的学校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专门学校;其二是指人民大众生活场所。
陶行知对“社会即学校”的定义是为了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寻找普及大众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陶行知认为,学校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一要联系社会生活的学校。
陶行知说:“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
”[7] “社会即教育”强调以社会为学校,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既要拆去学校的围墙,又要拆除各人心中的墙[8]。
学校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形成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大教育体系。
二要改造社会的中心。
陶行知所提出的“四个一百万”的口号,其中就有“创设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就是其意。
陶行知又从拯救中国人民民族出发阐述了学校教育的功能。
他认为:学校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民解放的武器,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
他强调用教育点着中华民族生命的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学校教育要提高民族素质,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去;学校教育要使中国实现民主和富强,“教人创造富有的社会,不创造富有的个人”。
陶行知为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他一生辛苦,亲自创办了安徽公学、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岩洞学校等等,探索学校教育和社会联系的规律的和途径,构建了人民大众所欢迎的教育体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思想。
陶行知认为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把社会的东西搬一些进学校,把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压缩放到渺小的学校中去,把真的社会变成假的社会,把生动活泼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内容变成死气沉沉、干巴巴的学校教育。
因此,陶行知批评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教育奸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中捉来,关进鸟笼里一样。
“闭门造车”,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根本不适应社会的需要。
为了纠正杜威“学校即社会”、“学校社会化”带来的弊病,陶行知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主张,使人们受教育的地方,从区区囹圄的学校,一变而为最大的宇宙。
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的范围,教学的课堂应伸张到社会宇宙和大自然中去,这样,“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
”三、“从做中学”与“教学做合一”杜威以其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提出“教育即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改造”。
[9]在杜威看来,教育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学知识,而是要让儿童在活动中自己去获取经验。
由此他提出“从做中学”。
杜威所说的从做中学,实际上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
主要表现:一是倡导“从做中学”,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静听”的模式,引导学生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
二是确立新的课程观。
杜威认为学校的课程计划必须适应现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教材上的迫切问题是在儿童当前直接经验中寻找一些东西。
课程教材必须以社会生活为基础,而且随知识的发展而发展。
陶行知在教育与知识问题上发展了杜威的思想。
首先,他并不是照搬杜威的“从做中学”的思想,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强调教育要与生活实践结合,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把教、学、做一体化,“一面做,一面学,一面教”,既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教”的作用,又肯定个人主观“学”的意义,最后将所学经验诉诸实践,用“做”来验证、改进经验,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教育,充分体现了教学法与生活法的合一。
其次,陶行知对课程教材的建设上不仅强调要紧密联系社会生活,贴紧学生的直接经验,而且他从培养合格的民主人才出发,对构建具有中国国情的课程和教材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他认为课程建设要顾及全体人民接受民主教育,使他们了解贫富不均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拿出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富国之路是科学的教育、科学的生产、科学的劳动。
同时,课程建设要留心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得到特别的训练和培养。
教材选编要以社会和学生生活为中心,做到从丰富中求精华,从生活中求活的教材。
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理论在形式上和内涵上都存在本质的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与环境不同。
他们二人提出的教育思想对目前我国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他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单纯的继承,更多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批判了以课堂、书本、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教育要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等许多积极的主张,探索了西方教育改革的新途径。
虽然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美国实用主义的烙印,但是他提出的许多教育理论,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借鉴作用;而陶行知根据中国的社会现状,在全面学习和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