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_中国游记_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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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2期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出生于东京的中央区,之后被芥川家收养。
在家庭的影响下,芥川龙之介很早开始接触文学作品,据相关史料记载,他非常喜欢《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著作。
大正十年(1921年)的三月到七月,芥川龙之介作为《大版每日新闻》的海外视察员去往中国,这次旅行了却了他对中国风景和历史的憧憬已久的心愿。
芥川龙之介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先后记录于《中国游记》。
1925年11月,《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作为《中国游记》的单行本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刊登出版。
在《中国游记》这部作品中,芥川龙之介使用了很多隐喻手法,比如在记述“孔子庙”“南京城”时,多次使用“小便”“尿臭”等污秽词语。
隐喻这一手法可以堪称该作品中的一大特色。
但读者如果无法正确理解该手法的寓意所在,很有可能会对作品及作者产生误解。
为此,本文将对《中国游记》中所出现的污秽词语从隐喻的角度进行分析,力争能够为当代读者理解该作品起到参考作用。
1.隐喻在传统修辞学中,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
在『広辞苑』(2006)中,写到隠喩的定义:“喩えを用いながら、表琫面にはその形式を出さない方法。
また、複数のものを内的·外的属性の類似によって同一化する技法。
”[1]在《日语语用学研究》[2]中,作者提到,暗喻也叫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和明喻是一对。
明喻是“以彼物比此物”,而暗喻则是“以彼物喻此物”。
孟瑾把隐喻作为比喻的一种,认为普通的比喻是把“本体”与“他物”作比较,而隐喻是把“本体”比喻为“他物”。
他认为正如“比较”和“比喻”之间的区别那样,“比喻”和“隐喻”在功能反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上所示,隐喻最初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被人们所研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将隐喻定义为“根据类似性的比喻”,[3]认为其是用“具体”“已知”的物品来理解“抽象”“未知”的物品。
Akutagawa Ryunosuke' s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ourney to China"
作者: 石彦霞
作者机构: 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401
出版物刊名: 河北学刊
页码: 213-217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4期
主题词: 芥川龙之介;中国文化观;中国游记
摘要:芥川龙之介中国文化观的特点是对民众生活的“二元性叙述”,其最大的“反差”表
象中有着历史文化维度和时代维度的成因。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构成其文化观的根基,融合而趋新的日本新文化是其中国文化观形成的差异诱因,日本文化观的近代自信特性是其中国文化观的历史诱因。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文化观影响了该时期日本文化观的形成,其片面的中国文化观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形塑,引起了国人的警醒与不满。
日本中国文化观的形成及改变,不仅影响了近代日本对华的态度,还影响着其后的中日文化交流。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之中国“坏话”的全新解读
姜丽
【期刊名称】《陕西教育(高教)》
【年(卷),期】2016(000)001
【摘要】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作家,自幼接受汉文化,一生创作148篇短篇小说,其中近20%的小说都是与中国相关的。
芥川对中国的憧憬和向往使他
对取材于中国题材的小说进行改编,使之具有烂漫色彩。
由于这种中国情结的影响,芥川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国外旅行选定了中国并发行了单行本《中国游记》,这本书的发行给中日文坛带来了巨大冲击。
本文从《中国游记》相关的先行研究出发,对《中国游记》进行全新解读。
【总页数】3页(P9-10,12)
【作者】姜丽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渭南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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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体验差异——以中国游记的风景元素为例5.芥川龙
之介的近代批判与反思——对《中国游记》的反东方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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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南北“中国想象”之异作者:熊悦妍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5年第02期内容摘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学家中国纪行作品中备受关注与研究的一部。
但由于其中涉及对中国的批判,长期以来饱受争议,国内现有研究虽渐趋客观公正,仍缺乏小切口的深入研究。
本文欲从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流露出的对南北中国态度之迥然入手,探讨其背后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理与“中国想象”;兼论在西洋化的大背景下,日本文人对于古老中国所怀有的一种遥远的“乡愁”。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南北方态度中国想象东方身份1921年3月至7月,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托,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华旅行,先后游历了上海、杭州、洛阳、北京等南北各地。
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深厚的功底,以及完整全面的游览行程,使得《中国游记》堪称大正时期文学家中国纪行中的重要作品。
但由于书中对中国颇多的负面评价而一直备受批判。
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从“日本优越论”和东方主义视角来分析,少有探究其对华心理的客观著述。
本文从游记中对待南北方态度差异着手,探讨其对北方的偏爱背后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理;解析其作为日文文人对于中国所持有的特殊的“中国想象”;侧重中国这一“他者”形象对日本文人学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解读其对中国异土那份复杂的“乡愁”。
一.南方与北方:初见印象与文人审美芥川龙之介是从上海踏上中国土地的。
这片文人心目中魂牵梦萦的唐土,给同时期日本来访者的共同初印象是吵闹而生猛的黄包车夫: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与夏目漱石的《满韩处处》在“第一瞥”上几乎雷同。
这一印象并不能一而概之的归因为文化与习惯上的不适造成的“文化休克”,或是脏乱、粗俗、落后的东方印象给人带来的反感——简单的情感好恶背后往往具有更为复杂精微的原委。
从作者对风光秀丽的西湖初印象可以证言。
芥川龙之介对西湖的第一瞥显然是非常中意的:虽过于纤细,却仍可喻为“稍怯春寒的中国美人”。
从芥川龙之介与井上靖的中国题材文学作品探究其中国观[摘要]有“鬼才”之称的芥川龙之介和战后中间小说的开拓者井上靖是以中国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
芥川龙之介自幼对中国文化有强烈兴趣,并以中国题材为背景创作了九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
明治维新之后到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前,芥川龙之介是到中国访问的代表日本文学家之一,并在中国观光期间以中国题材为背景创作了《中国游记》等文学作品。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井上靖作为以中国为题材创作历史小说的四位代表作家之一,共创作了十七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
此外,井上靖在多次游览中国期间留下了大量中国游记作品。
本论文通过对芥川龙之介以及井上靖中国题材作品的探究,发掘作品中折射出的“分裂的中国观”和“友好的中国观”,也以此来了解二十世纪战前战后日本文人中国观的变化及其对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客观作用。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井上靖;中国题材作品;中国观在日本,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层出不穷,从散布于民间的故事传说以及物语到当代的作家游记等文学作品,有很多取材于中国。
其间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大家,包括日本文学泰斗夏目漱石、唯美派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被称为文坛“鬼才”的芥川龙之介、中间小说的创始者井上靖以及当代读者喜欢的村上春树等。
文学作品是作者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反映,一个代表作家的作品有时可以集中反映整个时代作家的价值观趋向。
在近代日本,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在二战前与战后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转变,文学作品中折射出不同中国观。
一、背景明治维新后到日本1937年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之前,有多位作家到过中国。
他们在中国期间中,都是以目之所及足之所至去了解中国,对于中国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方面作家本身对于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对当时的中国表示失望,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以及个人色彩。
生于大正年间被称为文坛“鬼才”的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南京的基督》等均取材于中国,其中《中国游记》在日本成为代表性的中国游记。
t国别与区域f主持人语本专辑“日本文学论”共六篇,分别论及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战后文学的“第三新人”以及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日本是个文学大国。
中国读者对《源氏物语》《万叶集》耳熟能详。
从古代到近代,日本文学充分汲取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养分。
近代以后,日本推进文明开化,崇奉西洋,开始渐渐冷落了中国文化。
这当然也与中国清末、近代的历史文化状况相关。
近代以来,中国 读者广为知晓的日本作家有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太宰治等。
这些作家各具特色,夏目漱石留英、森鸥外留德、大江健三郎受法国文学影响,而村上春树声称与日本文学的传统不搭界,主要受美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三位作家皆具极高的汉学修养;芥川龙之介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有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和太宰治则属唯美主义代表作家。
此系列作家在中国尤具人气。
太宰治也被称作''毁灭型”私小说代表作家,“毁灭型”私小说与唯美主义又有难以分割的关联。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即几位日本顶级作家与中国文豪鲁迅的关联。
芥川小说的中文译介最早见于鲁迅、周作人编选《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鲁迅最早翻译了《罗生门》和《鼻子》,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鲁迅、方光憲、夏丐尊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其中《罗生门》《鼻子》沿用鲁迅译本。
芥川去世后,鲁迅在其创刊的《文学研究X1930)上刊出唐木顺三的文章《芥川龙之介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韩诗桁译)。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鲁迅是其文学人生的启蒙者和引领者。
最后,太宰治则写过一部具有争议性的、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小说《惜别》。
魏大海2019年1月23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①论——以芥川、章炳麟的会晤对谈为中心◎魏大海摘要:近年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研究者基于各不相同的立场与视角,对这部非小说性的名作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以《中国游记》为中心摘要:自幼喜爱古典文学的芥川龙之介一直对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有着特殊的好感。
在中国旅行前,他就创作了《杜子春》《奇遇》等多部中国题材作品。
1921年,芥川游历了自幼憧憬的中国。
不过,不断荒废和西化的“中国”令芥川十分失望,他心中幻想的那个浪漫古典的“中国”形象开始褪色,与此同时一个内忧外患不断,饱受战乱侵扰的近代“中国”出现在了芥川的笔端。
而芥川“观察人类”的目光还让他留意到了在战乱中努力生存的百姓,以及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中国人。
正是这些中国人让芥川感受到了“中国”全新的一面,也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新生与希望。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中国形象;《中国游记》;中国革命一、引言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3月下旬至7月中旬,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游历了自幼憧憬的中国。
就在芥川抵达中国后不久,《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印象记芥川龙之介:新人眼中的新中国近日将刊载》的报道。
中国作为世界之谜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国家。
旧中国如老树般横卧,新中国如嫩草般舒展。
在政治、风俗、思想等各个方面,中国的固有文化与新世界相交错的地方,正是中国的有趣之处。
……吾社将关注此点,将于近日刊载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印象记》。
1正如这篇预告所写,大阪每日新闻社关注的是“中国的固有文化与新世界相交错的地方”。
芥川曾在中国旅行前给时任大阪每日新闻社文艺部部长薄田泣菫的书信中写道:“前天于静养轩欢送会席间,里见弴致辞云:‘中国人曾经很伟大,然而伟大的中国人现在却突然不伟大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到中国去后,切莫只看中国过去的伟大,还要找到如今中国的伟大之处。
’我亦如此打算。
”2由此可以看出,芥川观察中国的基本视角是不仅要寻找古代的中国,还要寻找新的中国。
归国后,芥川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等纪行文,1925年由改造社整理出版了单行本《中国游记》。
本文将通过《中国游记》详细分析芥川在文中描绘的“中国”以及他的中国认识,考察他在作品中想要传达的全新的“中国”形象。
从《中国游记》看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态度从《中国游记》看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态度我们要比较鲁迅之后的作品创作方向,艺术手法及思想特色来进一步推测鲁迅的创作受到了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影响。
提到外国作家对鲁迅写作的影响,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众多的对比研究中,大多都是侧重于芥川与鲁迅的作品比较,如芥川的《蜜桔》和鲁迅的《一件小事》,本文则将通过芥川的《中国游记》来探讨鲁迅对芥川的态度及所接受到的影响。
20年代20年代初,鲁迅先生最早译介芥川的作品。
对芥川龙之介在译介中含有保留和批评,最早始于鲁迅,鲁迅在1921年写的《〈鼻子〉译者附记》中,坦率的指出: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
芥川的《中国游记》写于1921年,1921年3月30日午后,搭乘筑后丸抵达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走出日本游船码头后这样描述着眼前的景象。
他不断地用“不洁”、“怪异”、“可怕”等词语形容着眼前的人力车夫们,并把“贪婪”的马车夫和“厚颜无耻”的老太婆作为上海以至中国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日本国民的优越感和对中国底层民众的蔑视心理跃然纸上。
经历了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的1921年,中日关系相当紧迫。
此时,距鲁迅弃医从文已有数十年,这一年他在校队《嵇康集》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此前大部分的工作在于译文及古籍校队、研究拓本。
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已经问世。
而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文坛的一颗新星,在1921年之前早已完成了诸多奠定他小说家无可动摇地位的名篇,如《鼻子》《山药粥》《猴子》《蜘蛛之丝》《地狱变》《邪宗门》等等。
在日本留学并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鲁迅,看过芥川作品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按理说,在当时的敏感时期直至之后,任何中国人看过芥川的《中国游记》大概都会义愤填膺,如韩侍桁、冯乃超、巴金就有过代表性的评论。
而鲁迅,虽然有过上文中提到的对芥川作品的评价,在1921年之后还是不断的介绍译者来翻译芥川的作品。
关于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元素解读论文摘要: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集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无论是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还是在叙事技巧的构建上,都可谓匠心独运,构思缜密。
解读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元素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日本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天才型作家,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经过苦心的雕琢和推敲,意旨幽深,立意精辟,文采清俊,修辞美妙,特别是对人性的刻画人木三分并富有张力,作品充满思想性、智慧性和巨大的感染力,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成就及艺术品位。
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元素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芥川龙之介创作中的中国文学思想之成因芥川龙之介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生于东京,本姓新原。
但因母亲精神失常、父亲再婚等原因,从小被其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改姓芥川。
芥川家世代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养父母精通琴棋书画,家庭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
芥川自幼就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养父一家的影响下,尤其喜欢中国古典作品,在童年时代他就被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所吸引。
他读了很多中国的古典小说,并从中认知、了解中国。
芥川龙之介大学时代主攻英文,但最为拿手的却是汉文。
他在念小学时便读了《水浒传》、《西厢记》,中学时代又读了《聊斋志异》、《金瓶梅》和《三国演义》,并喜欢汉诗。
这些不仅使他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情愫”。
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艺术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表现。
“自1914年到1927年的文学创作中有12篇是取材于中国。
具体有《酒虫》、《仙人》、《奇遇》、《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尾生的守信》、《秋山图》、《掉头的故事》、《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女体》,在这l2篇作品中,大多数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夜话》等。
从《中国游记》看芥川龙之介与东方主义作者:朱树文来源:《文学教育》 2021年第17期朱树文内容摘要: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
他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作为帝国主义主体的西洋和作为其客体的东洋两者之间的关系。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链接了中日以及西洋,文章对于三者关系的描述可以看见日本在东方主义主客体关系的转变,由此可以体现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东方主义《中国游记》中国形象1921年3月31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系列题为“中国印象记”“冲入眼帘中国”的报道,报道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必须要更加了解中国改变这一现状。
在舆论的加持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和记者们纷纷赶往中国,并开始以纪行文和报纸文章的形式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中国之旅。
芥川龙之介便是中间的一员,他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中国之旅。
芥川龙之介花了4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杨州、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中国华北、华东地区的主要城市,这次旅行产出的文学作品便是《中国游记》。
《中国游记》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及杂信一束五个部分组成。
本文将以《中国游记》中的江南游记为重点,通过对其中中国形象的分析探讨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游记》进行分析研究。
红野敏郎指出:与其说芥川龙之介是因为中国的风俗物产、历史遗迹而执笔,不如说动荡的中国、痛苦的中国,即对现实中国的热情,或激烈的好奇心才是他执笔的真正原因。
陈玫君认为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看到的景物多是破坏氛围的红鼠二色的俗恶砖瓦建筑和破坏江南一带风景名胜的西洋馆等令人不快的事物,因此他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完美。
这些学者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和芥川龙之介作品中“中国像”的研究逻辑分析很严密,但并没有涉及东方主义这一理论。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文化解读许宗元(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导游系 上海 201423) 摘 要:本文首先立论: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对旅游文化有所建树。
然后对芥川氏《中国游记》作“旅游———一种文化体验”等5方面解读,予充分论证。
同时,通过对《中国游记》个案分析,进行了由个案的文化解读来对整体性旅游文化作本质研究的尝试。
关键词:中国游记 文化解读 旅游文化 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小说家驰名于世。
1935年日本设立“芥川文学奖”亦着眼于此。
我国《辞海》“芥川龙之介”词目即定其为“日本小说家”。
以短短的35岁一生著148篇小说,内含享誉世界的名篇,在日本文坛有很高地位,有国际影响,其小说在中国被鲁迅、夏尊、方光焘、章克标、楼适夷等译介,诚然是著名小说家。
但笔者认为,芥川氏之文化贡献,还在于旅游文化之建树。
对其《中国游记》作文化解读,即可见其旅游文化建树之端倪。
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鲁迅等译的《芥川龙之介集》,内有夏尊译的《中国游记》,本文所引该作原文,皆出于此。
解读之一:旅游———一种文化体验1921年,年轻的芥川氏来中国旅游并即创作《中国游记》。
芥川氏的游记告诉了我们:他旅游中国是为体验中国文化,是文化旅游。
芥川氏此行,目的不是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而是以中国的当代社会为其旅游客体。
《中国游记》从头到尾内容依次为: 1.第一瞥:客轮抵中国码头之情状。
2上海:游湖亭街巷;游城隍庙、观庙前摊肆;看戏,写戏台、戏剧、演员;访章太炎;访郑孝胥;上菜馆,品评菜肴,鉴赏妓女。
3.沪杭车中。
4.西湖:游览重点、记叙重点皆人文景观。
5.苏州:看北寺塔;游玄妙观;逛观前街;描述街头卖艺者;考察苏州文庙;旅店印象。
6.南京:简短的人文景致。
7.芜湖:街市素描,餐馆印象。
8.北京:观雍和宫;访辜鸿铭;游十刹海。
可见,芥川氏的旅游,是文化考察型旅游。
旅游类型的划分,本有不同的标准。
按活动内容划分,有观光旅游、文化旅游、疗养旅游等。
考察世界上主要旅游客源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出境旅游者,均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生活方式和状况、精神状态作为出境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
芥川氏的旅游动机正复如斯。
他的中国旅游的视野端的为人文视野,包括物质旅游文化、精神旅游文化、社会旅游文化、制度旅游文化、民俗旅游文化、宗教旅游文化等。
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游记》作这种文化解读,当予21世纪的我们两点深刻启示。
其一,是对旅游接待地(目的地)、旅游接待国的旅游开发与经营者来说,开发自家旅游资源、兴盛自家旅游业,一定要高度重视人文因素。
其含义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半壁江山———人文旅游资源。
当然,前提是绝对保护好其自然环境。
忽视人文旅游资源,在我国有深刻的教训。
例如,为把旅游业作为皖南徽州地区的支柱产业,竟于1987年把“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
诚然,黄山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改地名时的1987年尚无此身份),但在游人眼中黄山毕竟是座“五岳归来不看山”的风景名山,其拳头产品是号称“黄山四绝”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这是黄山的品牌,毫无疑义属于自然景观、自然旅游资源。
黄山只是徽州地区(以前为徽州府,以后可以称徽州市)诸山中的一座山。
徽州地区孕育了世界上典型的地域文化———徽州文化。
黄山的山之文化根本不包括徽州文化。
地名轻轻一改,便把近900年历史积淀而成的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一刀割去。
而这被割弃的徽州文化的旅游价值乃是一品的。
例如:徽州文化孕育的黟县古村落西递、宏村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只见黄山,不见徽州文77化,可谓一叶障目。
另一方面,是深入开掘风景名胜区的人文内涵。
对于自然风景,除了那些天造地设的奇景,诸如:中国钱塘潮,西班牙太阳海岸,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英国尼斯湖,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加拿大冰川国家公园,一般地说,凡可挖掘或开发人文因素的,应力求形(自然风景)与神(人文内涵)的亲密融合、相互映发。
形神皆备,乃得旅游之真谛。
这既是旅游欣赏的真谛,更是旅游开发的要义。
我们试比较两个同处江南、同具秀美湖光山色的旅游名湖。
杭州西湖是大自然的宠儿,但它并非仅有自然美。
它的自然美景中处处渗透着两千年中华文化的菁华。
一品的人文景观寓于自然美景中,乃有世界旅游胜地———西湖。
清人袁枚一语中的:“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得重西湖。
”皖南太平湖,自然风景极佳,面积是西湖18倍:其水之美,远非西湖可匹。
它位于两座旅游风景名山———黄山、九华山之间,得天独厚,不愁无客流,交通亦方便,本可创与西湖相去不远的旅游经济效益。
但由于它只有自然美的优势,虽是人工湖,却缺乏人文美,所以至今不可望西湖项背。
其二,对旅游主体来说,进行文化体验,才可对旅游客体进行深入的认识,才有自己独具的或可贵的旅游收获,方可谓不虚此行。
芥川氏自幼浸泡于中、日古典文学中,对中国历史、文化颇熟。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经过此番深入中国社会,他有了切身的体会、深刻的认识。
尽管这种认识有应予批判的成分,但对芥川氏来说,若非此番中国之旅,这位纯书生在日本是很难有此真切体认的。
他是在中国才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的仇恨心理。
经过对中国一流大名士章太炎、辜鸿铭、郑孝胥的访谈,对文化中国的认识,应该说他比一般中国人还深得多。
解读之二:游记———纪实与存史芥川氏的《中国游记》,就其大体而言,是一部纪实之作。
所谓游记,概而言之是记述游览经历的文章。
它可以记述旅程见闻,也可以记述某国某地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等。
应该说,游记是一种自由的散文文体,从内容到形式并无严格的规定。
笔者以为,它主要有3种风格。
一种是描写名山秀水、古迹名胜,其特征是强调文学性;等而下之者,只是刻意追求文学性而已。
此类游记中之佳者,可以称之为文学性游记,其审美特点是以给人美感享受为主。
多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游记以此类为多,故有人误以为游记就是讲文学性的记游散文。
另一种是纪实性游记。
真正的、成功的纪实性游记,往往能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真实记录。
其审美特点,重在求真、求善。
第三种是随笔类。
作为纪实性游记,芥川氏《中国游记》是求真的,人体为善却不尽为善。
其第一章为《第一瞥》,第一句便是“刚走出船埠,不知有几十个车夫,就突然把我们围住。
”“这许多车夫从前后左右一齐伸了各种各样的头大声地狂喊着什么,在初上岸来的日本妇人们,似乎要觉到不少的害怕。
就是我,当被他们中的一个拉住外套的袖子时,也竟弄到要退避到那长身的约翰斯君的背后去了。
”这开篇的车夫抢客一幕,既录下当时中国某阶层某范围劳工不懂文明的实况,也表明下层劳动者生计的困顿。
试想,倘生计尚可,车夫们又何至如此抢客?由此亦可见孙中山先生所拳拳于心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何等之迫切。
如果说上述车夫的不文明抢客是出于无奈的话,下面这个当着中外游人的面在上海名胜湖心亭边向湖中小便的成年人,便是丢“国丑”了:“池的周围,用石叠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有一个着了浅葱色布服,拖着长辫子的长长的中国人悠然在池中小便。
”向名胜撒尿者的边上,一位盲人老乞丐又进了芥川氏的视野。
在上海天蟾舞台看戏,最深刻的一幕不在台上而在台下,那是不卫生到恶心地步的一幕:“席既坐定,就有人来送热手巾、戏单、茶来。
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果来,只要说‘不要,不要’就好。
热手巾,自从看到邻座风貌堂堂的中国人把它大揩特揩地揩了面孔又擤出鼻涕来以后,也就暂时改为‘不要’了。
”看戏的风雅国人如此,演戏的名角竟亦如此。
芥川氏在亦舞台看完《玉堂春》,在台房采访演苏三的绿牡丹,恭维、叙谈后,“既而———既而他作甚么呢?我为了他自己,为村田君,都不愿把这样的事向人公开,可是,如果不把这记载,我的介绍,就要失真,这是对于读者很抱歉的。
所以只好用了直笔说———他就横过头去,翻了那红底平金的绣衣的袖子,把鼻涕擤了掠在地板上。
”这里的“直笔”、不“失真”,即纪实性游记的特征。
从理论上说,选材典型的纪实性游记可以存史。
从游记的创作实践上看,亦往往如是。
芥川氏《中国游记》颇有文化史、社会史等史料价值。
例如他采访章太炎,并在这部游记中列专章《章炳麟氏》。
由于作者是位小说家,刻划人物是其特长,所以他笔下的章太炎有芥川氏特有的那份生动、准确、传神,“须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上去几乎像生了瘤。
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87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章炳麟氏振动着那长爪甲的手,滔滔地发他独特的议论。
”在游记中,他摄下章氏之形,又通过动作、细节,取出章氏的神,最典型者是记下代表章氏思想的言论。
所以,芥川氏游记可补史家之不足,把游记作家笔下的章氏与史家笔下的章氏结合起来,当更真实、全面、深刻。
写历史(包括写历史人物),本来就是可以写得生动些的。
这部游记中的专访人物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流的文化名人,且亦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章氏、郑氏自不用说,近20年辜氏亦成为史家研究的重要对象。
芥川氏写彼3位客人被引入郑宅应接室,“那里除画幅外差不多没有别的装饰,壁炉槛左右一对的花瓶中,插着小小的黄龙旗。
”这里的居室细描,实为史笔。
插黄龙旗这一细节,看似淡淡一笔,却直揭郑孝胥遗老本质,无怪乎郑氏有以后伪满洲国反动之举。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于现代中国已绝望着。
以为中国要决行共和,就难免永久混乱。
可是即使要行王政,也只有待英雄出现,把当面的难局解决了才能够。
”他摄下了一个真实的郑孝胥。
对名人宅第等等的记述,亦属存史。
游记中《南国的美人》等章,作者写他与友人(主人)入妓馆、下酒馆,以史学的眼光看,实则也是很有价值的中国社会风俗史、饮食文化史史料。
例如:“我的见美人,最多莫过于和神州日报社长余洵氏共席的时候。
地点仍在小有天楼上。
小有天地处热闹的三马路,栏外车马之声不绝,楼上不用说是充满了谈笑声与和歌的胡琴声的了。
我在这喧热中,啜着有玫瑰的茶,看余洵氏在局票上挥那健笔,觉得此身不是在菜馆里。
”这种文字的史学价值,不仅仅是充上海史志的资料了。
至于接着写的主人余氏招沪上名妓梅逢春来陪客那一节文字,则更不可等闲视之了:“这就是林黛玉,行年已五十有八了。
据说,最近20年间政局的秘密,除了大总统徐世昌,知道的就是她一个哩。
现在替你叫了,请你见识见识。
”名妓名到“除了总统就是我”,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丑恶社会的一种讽刺,一种批判。
因此,此等文字绝非一般“品花宝鉴”之流可匹,实为史笔。
必须指出,芥川氏的《中国游记》有应予批判的错误史识,即:把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诬为“排日”。
他记叙主人填写局票以招妓欢宴,“雅叙园的局票,记得确曾在角上附印着‘毋忘国耻’表示排日的气焰的,小有天的幸而不是这样。
余氏在局票的一张里,写了我的姓名,又写了梅逢春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