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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最为重要的两部史学著作，两者所载传记有重合部分，关于李广的传记正是其中一篇。
《汉书》后出，班固得以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新的材料，加以剪裁，从而形成两篇不同风格的李广传记，即《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
既然《汉书》李广部分对《史记》有所参照，那必然会留下痕迹，或删或改或补，通过对这些修改的分析研究，人们可以一观班马二人在创作观念上的不同。
一、传记体例不同从称谓上看，《史记》作《李将军列传》，将一个通称名词当作李广的专称名词。
而《汉书》则直接以李广为题。
从内容结构上看，《史记·李将军列传》为李广单独作传，而《汉书·李广苏建传》则为李广、李陵以及苏武三人的合传。
（一）李将军与李广之别《史记》全书70篇列传，以爵位、官职等作为列传题目的不算少，除《李将军列传》外，还有《商君列传》《穰侯列传》等15篇传记。
在这些传主中，李广一生既未封侯，同时期封侯之将却不下数十位，平心而论，其战功不甚显赫，却同卫青并称将军，齐列史书，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精心挑选的结果。
在《史记》所记传主中，有很多超出常例的地方，这些或独创或特殊的安排，正体现出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和史才。
在《李将军列传》标题的选取上，可以看出司马迁想要为李广正名发声的创作意图，与其一贯的选取标准相一致。
在《汉书》七十传记中，除了《楚元王传》《元后传》等少数传记是为皇室人物作传，以其封号为题目外，其余各篇均以姓名为题。
显然，《李广苏建传》这种标题的写法是《汉书》通例，对传主一视同仁，没有喜恶偏向性，符合《汉书》作为一部正统史书的严谨性特征。
（二）独传与合传之别在纪传体史书中，随着需要记载的传主人数的增多，独传所占传记数量的比重越来越低。
据笔者统计，从传记标题上看，《史记》70篇列传中有24篇独传，其传文以传主一生事迹为主体，代表传记有《苏秦列传》《李斯列传》等；《汉书》70篇传记中有15篇独传，代表传记有《贾谊传》《司马迁传》等，两者比重相差不是很大。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浅谈《史记》与《汉书》泗县职教中心赵贤超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史大书的双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认知和区别它们的成书经过、体例变化、语言特点、人物刻画和史学的思想性。
这对于初学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而《汉书》则秉承《史记》的优长，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先河。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认知它们的各自特点，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
本人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谈对《史记》与《汉书》的认知。
一、司马迁与《史记》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后因李陵事件入狱，受宫刑。
出狱后发愤继续著书，于太始四年（前93）前后，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历时十六年。
2、家境熏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令，这在中国古代，一个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很幸运的，毕竟那时的孩子有学习条件和机会的人是很少的。
据说，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跟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为司马迁来后来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3、漫游与侍驾由于司马迁受父亲的指点和家境文化的熏陶，所以司马迁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是很强烈的。
因此司马迁在加冠礼之年，决然出游，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记录有关的历史传说。
后来他官至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出巡。
其中一次西巡，曾到过巴蜀。
随驾出巡更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这些都给司马迁后来的撰写《史记》，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受宫刑著史书司马谈病逝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开始接触皇家藏书，整理选录历史典籍，为写史书作准备。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读书心得——《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探析《史记》和《汉书》是两汉史学著作的双璧，加之两书的部分篇章内容类似，自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
从古至今，学者比较分析两书的异同之处，得出许多精妙观点。
然而，诸家在论及《史记》与《汉书》相似篇章时，对《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史”)及对应的《汉书·司马迁传》(以下简称“汉”)的关注不多。
南宋倪思《班马异同》开拓了班马异同比较这一新的领域，对两书大部分篇章的字句详细进行比勘，却没有提到《史》《汉》。
刘辰翁《班马异同评》重点评价两书中的人物形象、性格等文学内容，也没有关注《史》《汉》。
后继学者在讨论班马异同时，同样很少提及《史》《汉》两文。
有鉴于此，本文对《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内容重叠部分进行详细梳理，整理这两篇文章的异文并探析其产生的原因，祈请方家指教。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整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中有大量异文。
这些异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脱文、衍文、倒文、讹文，第二类是通假字、异体字。
王彦坤《试论古书异文产生原因》一文将这两类异文分别称为“辗转讹误”和“字有异体”[1]。
前者与版本流传有关，后者则源于文字发展。
这两类异文属于校勘学和文字学的范畴，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类异文，即班固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修改与删削。
这类异文主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方面。
(一)语言方面的异文1.班固改《史记》中的今字为古字①《史》“晋中军随会奔秦”，《汉》作“晋中军随会犇魏”，颜师古注曰：“犇，古奔字也”。
《史》“赡足万物”，《汉》作“澹足万物”，颜师古注曰：“澹，古赡字”。
《史》“小子何敢让焉”，《汉》作“小子何敢攘焉”，颜师古注曰：“攘，古让字”。
《史》“是余之罪也夫”，汉作“是余之辠夫”，《王力古汉语字典》曰：“‘辠’，古‘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