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体育文化导刊2008.4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赵　峰　孙庆祝 摘　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预测分析法等科研方法,从权限、财富体育、组织结构职能、可持续发展原则四个角度出发,对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利弊做了系统分析与比较,预测了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局部改革的形势。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一、从集权到分权的新思路 集权,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高层次上一定程度的集中。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形式主要是政府管理型,即国家包办一切事务。

分权,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低层次上一定程度的分散。

从组织角度辩证地看,集权与分权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过度集权将导致组织思想涣散、“官僚化”管理模式等不良现象的形成,而过度分权则让高层管理阶层形同虚设,组织也不复存在,同时也诱发了下属部门的职权滥用等现象。

因此,从集权到分权的发展模式只有在适度的条件下才能对组织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许多学者在研究体育管理体制时都曾谈到过集权的约束性和分权的肯定性。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中国的经济落后、体育自身性质不健全等原因,“集权”性质的政府管理型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当时的主导。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的内部结构也必然发生调整,在2008年奥运会给我国体育所带来的综合效益的驱动下,体育管理的适度化分权将成为主导体系。

就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看,在计划经济为社会主要经济体制的形势下,体育组织系统更多地是以集权化的形式出现,政府管理型“即国家办一切”的体制一直被沿用,虽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受旧体制根本性问题的约束,导致了权责不分、经费不足、管办不严等弊端。

从体育管理体制的实践过程看,由于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原因,致使各级体委和从事体育管理工作的社会组织失去了工作积极性,更谈不上创造性的培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级体委和体育管理工作的社会组织变成了体育组织系统中纯粹的执行者,只能按上级的指示、命令和规定的程序办事,形成了上传下达的“机械管理”模式,在积极性、创造性被压抑的同时,也削减了对组织的关心,基层组织中的管理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培养与锻炼。

权力集中也导致了一些不合理决策的产生,信息交流过程的阻碍和“官僚主义”的形成等不良现象。

因此体育管理体制由集权到分权的过渡、形成体系是必然之路。

同时,在高层政府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对体育管理组织体系分权程度的评价,我们可根据决策的数量、审核、范围等指标进行。

第一,决策的数量。

各级体委及从事体育管理工作的社会组织所做出的决策数量越多、频度越高,表明分权程度越高。

第二,决策的审核。

起宏观管理的高层政府对低层做出的审核越低,表明组织的分权程度越大。

第三,决策的范围。

各级体委及从事体育管理的社会组织所做出的决策范围越广,表明分权的程度越高。

建立评价指标,旨在对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做出有效衡量。

(一)组织的决策权力将象征性地代表分权的进度分权后的体育管理体制系统中的程序性、日常性等事物的决策,不必再由高层领导来定夺,各级体委及社会体育管理工作中的社会组织可以自由决策、分层负责,从上到下更好地实现分工与协作。

加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体育管理系统中的人、财、物将会得到合理的配置、统筹发展,能够使相应的决策、责任明确化,各级体委及体育管理工作的社会组织将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能及时对决策过程中的形势及任务做出更好的判断,提高办事的效率。

(二)体育管理体制系统中人才的培养将象征分权后的“收获”计划经济政府管理型的体育工作中,由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原因,各级体委及体育管理工作组织中的“管理实施者”受到很大的束缚,上传下达的思想根深蒂固。

因此,在整个组织中的各个系统发展缓慢,甚至形同虚设。

而分权后,中下层管理者将真正实现自身的主体作用,有更多的机会施展才华、积累经验,成为思想开阔、组织严密的管理者,为高层宏观调控的政府部门输送人才做出更大的努力,促进了体育管理组织系统循环、高效的发展。

(三)内外环境因素的改善将象征性地代表分权后的稳定我们用系统的优化演化理论来看待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系统的内外环境。

系统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优化在演化之中得到实现,从而展现了系统的发展进化。

同理,从计划经8济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国体育管理组织系统也是在演化中不断改善,从而实现其本身的发展进化。

内部环境因素的改善主要指政府的权力不再被集中与强化,体育可按自身的规律正常发展等。

例如,“增强人民体质”、“实现体育大众化”等,从而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比例不再失调。

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善主要指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体育的发展资金不再单一,而是转向社会商业化和职业化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的质量不断提高,余暇时间增多,增加了对体育的需求,为体育走向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必然要求组织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以此来适应中国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分权后的体育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才会更加稳定。

二、实现财富体育的新历程财富体育产生的大背景是体育个性化、体育平民化、体育娱乐化、体育消费化、体育财富化的突出特征与功能的集中体现。

延续了40余年的“举国体制”从本质上说,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重大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提出:“实施‘举国体制’使我国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迅速地确立了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

这对于一个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没有先例的……”。

但是,虽然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举步维艰。

经济上沉重的负担也严重阻碍了中国体育前进的步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体育经济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资金来源单一。

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从学校体育到基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体育活动都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拨款,以此来实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

此阶段中国的体育是一种消耗财富的事业。

政府管理型起主导作用背景下体育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政府主导,体育的多元功能无法发挥。

第二,财政供养单一,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

第三,“金牌至上”的观念尤为突出,导致体育异化问题日益加剧。

例如:兴奋剂丑闻、足球裁判受贿等事件不断发生。

第四,系统封闭化严重,体育难以可持续发展。

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体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偏见,认为“体育就是消费金钱”,同时把体育看作一种福利性的事业。

因此,体育的财政投入单一已不适合体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谋求新的发展思路来改善其资金不足的状况。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对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的调整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从实际来看,我国的体育事业已经建立了与社会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管理指导思想。

党中央已明确把体育作为第三产业,从而以竞技、健身强体、娱乐、教育、科技服务于社会,提高全民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

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在适应社会过渡阶段的同时,积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变得更加完备,“还体于民”,真正实现我国体育的强国梦。

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要走上财富体育之路,必须以各行业投资为主,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筹备。

与此同时,我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应由政府驱动型下对金牌的追求转变为大众参与消费型体育———利益、金牌一体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模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实现政府的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过渡,充分实现体育自身的社会化、娱乐化等功效,使中国体育管理体制顺利地走向财富体育之路。

三、组织结构职能的新转变组织结构是描述组织的框架体系,是构成组织的排列组合方式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

由于组织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组织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为适应组织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与完善。

就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来说,我国的体育管理系统主要由两大子系统组成:体育政府管理系统和体育社会管理系统。

(一)体育政府管理系统体委系统是其主系统,主要由各级体委所组成。

系统内部最高领导权力是国家体育总局,同时下设13个司局及运动管理中心等。

(二)体育社会管理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设各级体育总会、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全国性行业系统体育协会和军队群众体育组织;②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③中国体育科学分会,下设14个分会专业委员会及两个编委。

从表面现象看,各级部门分工严谨、组织严密,能在自己所属的职能范围发挥一定的功效。

但当我们深入内部、剖去这光华的外表看其本质时,我们会发现,旧体制下的体育社会管理系统形同虚设。

例如:1956年,国家体委的总任务改为“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体制,培养人民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并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劳动为国教育”,这个任务几乎覆盖了发展中国体育大半边天的职能。

而同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具体任务由八条变为三条,而总任务改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业余体育运动”,外延的减少、内涵的变更使原本就没有权力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权力更少,甚至毫无权力可言。

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革中寻求发展,由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势下再到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与完善,每个时期的不同背景也给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带来许多新的挑战。

在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驱动下,必须寻求新的体育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模式,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使各社会组织不再形同虚设。

而从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实践和我国的国情来看,将旧体制下政府掌权的垂直协调体制改为由政府宏观调控、社会自我协调的体制是适合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发展的。

国家体育行政机构宏观上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规划并实施控制,而社会体育管理系统将进行全方位的贯彻执行。

这样,一些如运动员的参赛年龄、资格等问题不再由高层机构直接掌管,而是通过间接的形式有效解决。

而且,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地区文化的差异性等原因,社会体育管理系统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域发展、自行调节。

国家行政机构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调解,促进社会体育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政府宏观调控、社会自我协调体制的结合不仅有利于制约社会体育发展的盲目性和“形式观”,又有利于制约高层管理部门的主观和片面性。

(下转第13页)庭,解决体育纠纷。

要推进体育道德法制化的进程,制定《体育竞赛公平竞争条例》,设立公平竞赛奖。

对于体育竞赛纠纷的解决,要用尽体育部门内部机制,积极引导司法介入,对于违反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行为要追究司法责任。

对于全运会上出现的虚假比赛,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商品的价格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