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中的“恋物”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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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蓝的眼睛读后感
读完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我觉得托尼莫里森是一位很有野心的黑人女作家作家。
她用明快轻松的笔触,打乱叙事结构,让读者参与进来,她以写性侵的故事切入,用孩子的视角,哀而不伤地写了围绕性侵,黑人女性们作为妓女,母亲,白人侍女等各种境遇之苦。
看完之后如鲠在喉,因为作者在试图探讨一个黑人群体的“种族自我歧视”,即一种群体的失语。
“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
语言的表达是有力量的,语言又是观念的外化。
佩可拉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有白人的眼睛,把自己的痛苦寄托在这一条不可实现的泡沫上,所有她周围的黑人,作为社会底层的群体,要么作为混血唾弃她的“脏”,唯恐自己是黑的;要么嘲笑,任流言肆虐;他们没有一个人思考过,自己价值判断的标准,全都是基于白人的思维观念。
他们忽视了小姑娘作为个体的命运的独特,丧失了作为黑人而对种族同胞的怜悯与包容。
探析非主流文学作品《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悲剧作者:邓薇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36期作者简介:邓薇(1980.8-),女,汉族,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1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外还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如黑人文化、女性文化等。
作为非主流的黑人文化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
当代美国黑人文坛群星中,当属非洲裔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为最耀眼的一位。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处女作。
作品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北方的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布莱德拉夫在文化冲突与认同中迷失自我、否定自我,最后自我毁灭的故事。
一、社会大环境下黑人的主体意识缺失人属于社会性动物,所以人的存在需要被社会接受和认可,这就是人在社会里身份和地位的存在。
故事发生的年代,美国黑人作为真实人类存在,但却被人忽视了其真实存在。
在故事开头,读者从故事的一开始就领略了典型的西方观念中理想的房子:“就是这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门是红色的。
它很漂亮……”这个铺垫展示了全家人在舒适的房子里和谐的生活画面,这是白色主流文化的象征。
相反,佩克拉一家居住在店铺房里,家里仅有的摆设——一个带裂缝的沙发椅和一个煤炭炉,环境恶劣,生活境遇艰苦,莫里森向我们展示了黑人在社会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卑下地位。
黑人群体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上不被接受,尊重和认可,更谈不上成为被关心的对象,相反他们时常受到白人的讥讽和嘲弄。
文中处处渗透着“白人优越”的意识,例如克劳迪娅得到白人洋娃娃;对秀兰·邓波的理想化;认为浅黑色皮肤的莫林优于其他黑人女孩的看法;白人女性在电影里的完美化等情节。
长期以来,黑人种族都一直处于夹缝中,阴霾的生存,受尽白人压迫,却无力反抗。
2008年4月第27卷第4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Apr.2008Vol.27No.4《最蓝的眼睛》中的“恋物”悲情Ξ宋健衡,吴 燕,钱 婧(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最蓝的眼睛》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
作品主人公黑人女性波莉及其女儿佩克拉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压力下丧失自我,用“恋物”的方式填补心理缺失,双双沦为白人文化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她们的“恋物”悲情是殖民主义对民族进行叙述建构的结果。
作品以此强调保持民族文化尊严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黑人文学;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恋物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8)04-0106-04 美国黑人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托妮・莫里森是最为耀眼的作家之一。
她成功利用幻想的力量和诗一般的意象描绘了美国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一面,因而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对黑人的生存状态密切关注,先后出版了多部以黑人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如《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孩子》(1981)、《宠儿》(1987)和《天堂乐园》(1998)。
以往有关黑人的作品多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探讨黑人的生活困境,而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白人文化浸染下黑人人格的分裂和心灵的扭曲,从而引发对黑人价值观念解放的思考,所以《最蓝的眼睛》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奠定了莫里森的文学地位。
《最蓝的眼睛》通过“恋物”情结来曲折地反映作品的主题,表现在作品主人公黑人佩克拉和她的妈妈波莉都有浓厚的恋物情结。
十二岁的佩克拉深深迷恋印有童星秀兰・邓波儿照片的杯子和包装纸上印有白人小姑娘头像的“玛丽・珍”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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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国家的人》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人性的呼唤186 基于语义场理论的英语词汇习得研究187 A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Business Etiquette 188 Metaphors in the Themes of Of Mice and Men189 英汉诗歌中“月”意象的认知解读190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垮掉派”特质的体现191 论《简爱》中的经济意识192 浅析国际商务谈判成功之道193 师生关系与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之关联性探析194 西方电影片名翻译的功能目的论分析195 中国茶文化与西方咖啡文化的对比分析196 《永别了,武器》的意象分析197 高中英语课堂师生互动研究198 试析《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悲剧之源199 论《喜福会》中家庭观的中西差异200 Analysis of Tony’s Tragedy in A Handful of Dust。
从依恋理论角度解析《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精神困境作者:张小凤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0期摘要:莫里森是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的杰出代表,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因揭示了深刻社会内涵而备受关注,其中反映的亲子关系问题对现代家庭教育仍具有警示意义。
作品刻画了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经历暴力,乱伦以及其他不幸遭遇而走向疯狂的悲惨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佩科拉的童年中,缺乏来自父母或任何成年人的安全型依恋,这给佩科拉的生活带来了不幸。
本文在依恋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佩科拉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她整个童年生活的影响,探究导致佩科拉个人悲剧的家庭因素。
关键词:佩科拉;依恋理论;心理障碍《最蓝的眼睛》以极具讽刺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遭遇。
年幼的佩科拉生活在父母的冷漠、暴力之下,居无定所,饱受欺凌。
她将一切遭遇归咎于自己的丑陋,因此向上帝祈祷得到一双象征着“美丽”的蓝眼睛,进而得到爱和尊重。
然而生父的奸污把她推向了深渊,最终精神分裂,在幻觉中得到了最蓝的眼睛和亲密的朋友。
《最蓝的眼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及警示意义,因此中外学者已经从多角度对其进行阐释,但鲜有学者从依恋理论的角度解读导致佩科拉精神问题的家庭因素。
本文借助依恋理论的安全基地、依恋模式、内部工作模式等重要概念,分析佩科拉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她整个生活的影响,探究导致佩科拉精神崩溃的家庭因素。
一、依恋理论研究综述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是由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
“依恋”指个体与另一个特定个体的持续联系,在个体幼年时期表现为抚养者与被抚养者之间的特殊情感联结,当个体感到脆弱或需要保护时就会去寻找特定个体(抚养者)。
该理论认为“孩子同其主要照料者间的最初关系构成了以后所有关系的起点”(Bowlby 1973)。
鲍比从依恋行为系统角度解释人际依恋的原动力:个体内在的心理系统激励自己在需要时寻求依恋对象的支持。
歧视酿悲剧《最蓝的眼睛》悲剧根源分析摘要:在托尼·莫里森笔下的《最蓝的眼睛》中存在许多悲剧,如佩克拉的悲剧,佩克拉的母亲保琳的悲剧,佩克拉的父亲查理的悲剧,黑人民族的悲剧等。
本文从种族歧视、文化歧视和性别歧视等三重歧视的角度对这些悲剧进行分析,意在指出美国社会中的三重歧视是诱发各种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悲剧;种族歧视;文化歧视;性别歧视托尼莫里森和《最蓝的眼睛》托尼莫里森,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主要作品有《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娃》《宠儿》《爵士乐》等。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第一部作品,描写的是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悲惨遭遇。
故事以第三人称视角描写,由佩科拉的同龄人克罗蒂亚讲述。
佩科拉出生于一个穷苦的黑人家庭,由于肤色比其他的黑人女孩更深,她遭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嘲笑和奚落,周围邻居的冷漠和忽视。
更为悲惨的是,她的父亲在一次醉酒后将其强暴。
佩科拉将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归咎于她的丑陋。
因此,她对白种人漂亮的蓝眼睛有着强烈的渴望,最终走向疯狂。
小说在围绕佩科拉的悲剧人生进行叙述时,同时也诉说着发生在其他人(如其母保林,其父查理)身上的悲剧故事。
11岁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从另一角度上来说映射的是整个黑人民族的悲剧。
这些悲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而种族歧视,文化歧视,性别歧视等使这些危机一触即发。
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指根据种族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
小说中主要体现的是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视。
种族歧视体现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弥散在整个黑人社区,很大程度上酿成了整个黑人民族的悲剧。
小说中,当保琳在医院生产时,白人医生当着她的面谈论道:“像她们这种黑人,你根本用不着费心,她们很快就生完的,就像马一样,一点痛苦都没有。
”小说中,黑人处处遭到白人的歧视,白人把自己视为生来就比黑人优越的民族。
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引用了这样一个假说:“所有的文明都有白人一手创造,没有白人一切将不复存在。
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主人公佩克拉悲剧根源的前景化视角探析摘要:本文试图超越纯文学解读的藩篱,利用前景化这一重要的文体学概念,通过对语言偏离和超常规特征的剖析,客观且深刻地再现了佩克拉悲剧命运的形成过程和原因,这种尝试将语言学理论付诸实践,不仅为文学作品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前景化悲剧根源一.引言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用她温柔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在那个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年代,黑人生活的悲与痛,无奈与沧桑,自我挣扎与自我放逐。
毫无疑问,她是黑人社会的代言人,阅读她的作品不仅能唤醒我们早已冷漠钝化的对世界的关注,更多的是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对于黑人悲剧命运的思考,借而反省自身,从此不再沦落。
从这一点讲,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又有着普世的情怀。
《最蓝的眼睛》,作为她的处女作,丝毫不逊色于她之后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佩克拉的黑人小女孩在父亲酗酒,母亲无视,哥哥离家出走,老师同学嘲笑,甚至黑人社区鄙夷的无助且无望的情况下,疯狂地渴求自己能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而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注定了其悲情的结局,她的崩溃与疯癫与其说是自我歧视,不如说是这种歧视归根到底是由一切外在的压力诱发的。
佩克拉,这个社会中最柔弱最脆弱的成员,成了其他黑人心中隐秘欲望的承受者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替罪羊。
自19世纪70年代小说出版后,托尼莫里森一跃成为美国文坛的新起之秀,之后伴随着《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宠儿》以及长篇小说《爵士乐》《乐园》等一系列作品的问世,于1993年“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诗意为特征的小说中生动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1]而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自此国内外开始掀起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的热潮,形成一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亮丽风景,其中主要包括主题意义的研究,文化批评研究,叙事结构,话语结构,写作特色的研究以及结合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进行批评的研究,于是本文尝试一个新的角度,试图回归语言本真,从文体学的视角探求佩克拉悲剧命运的根源。
摘要:《最蓝的眼睛》以小说主人公佩科拉的悲惨遭遇在声讨种族歧视的同时,更暴露了黑人内部的矛盾。
黑人女性的悲剧引人深思,追溯到非裔文化的根源,传统宗教中由对上帝的敬畏而引发的与女人有关的神话以及历史悠久的成年仪式又揭示了美国黑人女性悲剧的必然性。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黑人女性;悲剧;传统文化;必然性美国黑人女性首先是黑人,其次是女人,最后才是美国人,但要想真正成为美国人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黑人女性是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即承受着白人种族歧视的摧残,同时还要在男人面前忍气吞声,成为性别歧视的牺牲品。
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母女的悲剧便是适例。
她们的命运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更是意味深长的悲歌,展示了黑人女性悲剧的多维性,呈现出立体感,成为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审视的“多面体”。
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黑人种族内部的歧视佩科拉在家中得不到温暖和关爱,反而成为父母发泄的对象。
家人尚且如此待她,外人的态度便可想而知。
买糖果时杂货店老板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好像要将她看穿,周围的男孩总是嘲弄她,她新交的朋友不但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安慰她受伤的心灵,反而以种种方式来讽刺她。
黑人社区将所有的污垢倒在了佩科拉身上,因为她是社区里最适合被当作替罪羊的人。
社区成员内心恐惧的黑皮肤和丑陋外表如今都成了佩科拉一个人的缺点。
种族内部的压迫进一步加强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这种不能实现的愿望更加强了主人公的悲剧性,让我们看到了黑人对自己同胞的残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佩科拉神志不清后的身影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时刻提醒着他们自己的丑陋和心中难以抑制的仇恨,所以她的痛苦其实象征了整个黑人社区挥之不去的苦恼。
莫里森籍此表明,这种在内部转嫁痛苦的做法之愚蠢和残忍,黑人在法律上取得平等之后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当种族歧视与迫害被明令禁止后,黑人所遭受的伤害更直接的来自黑人内部,从黑人自身来看,其主观上的原因是难以抹煞的。
二、黑人的自我异化:微妙的白人种族歧视《最蓝的眼睛》是一部关于种族歧视的小说,但是书中却很少提到黑人受到白人直接压迫的事情,而主要是通过黑人之间的矛盾以及黑人内心的自我否定,自我憎恨的描述间接地反映了“白人至上”的种族审美观长期以来对黑人的影响。
评《最蓝的眼睛》中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最蓝的眼睛》是一部关于爱情、友情和家庭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少女在母亲去世后,如何在父亲的帮助下,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
主题:
本片的主题是爱情、友情和家庭,它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支持。
它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悲伤和失落中,只有家庭的支持和爱才能让人重新站起来。
艺术特色:
本片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它的拍摄手法上,它采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使观众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影片中的情感,以及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此外,本片还采用了大量的自然镜头,使观众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影片中的自然风光。
2008年4月第27卷第4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Apr.2008Vol.27No.4《最蓝的眼睛》中的“恋物”悲情Ξ宋健衡,吴 燕,钱 婧(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最蓝的眼睛》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
作品主人公黑人女性波莉及其女儿佩克拉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压力下丧失自我,用“恋物”的方式填补心理缺失,双双沦为白人文化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她们的“恋物”悲情是殖民主义对民族进行叙述建构的结果。
作品以此强调保持民族文化尊严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黑人文学;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恋物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8)04-0106-04 美国黑人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托妮・莫里森是最为耀眼的作家之一。
她成功利用幻想的力量和诗一般的意象描绘了美国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一面,因而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对黑人的生存状态密切关注,先后出版了多部以黑人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如《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孩子》(1981)、《宠儿》(1987)和《天堂乐园》(1998)。
以往有关黑人的作品多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探讨黑人的生活困境,而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白人文化浸染下黑人人格的分裂和心灵的扭曲,从而引发对黑人价值观念解放的思考,所以《最蓝的眼睛》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奠定了莫里森的文学地位。
《最蓝的眼睛》通过“恋物”情结来曲折地反映作品的主题,表现在作品主人公黑人佩克拉和她的妈妈波莉都有浓厚的恋物情结。
十二岁的佩克拉深深迷恋印有童星秀兰・邓波儿照片的杯子和包装纸上印有白人小姑娘头像的“玛丽・珍”糖果。
这两个白人小姑娘的蓝色大眼睛清澈明亮,任性调皮,在佩克拉看来有着不容置疑的美,成为她梦寐以求的对象。
她热衷于用邓波儿杯子喝牛奶,一次能喝掉三夸脱,就为了能好好摆弄和欣赏邓波儿的蓝眼睛;她把辛苦积攒的零用钱全用来买“玛丽・珍”糖果,一吃糖果她就烦恼全无,觉得“吃了糖块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珍,……也就变成了玛丽・珍”[1]29,就拥有了她的蓝色大眼睛。
她深陷这样的“恋物”情结不能自拔,最后神经错乱,在颠狂引起的幻觉中,她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蓝眼睛”。
波莉是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在白人费舍儿家中帮佣的日子里对这个家庭中的一切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在她眼里,费舍儿夫妇富裕而有教养,孩子似两个漂亮的洋娃娃,生活用品美丽干净;她喜欢给白人小孩洗澡时抚摸那柔软金色卷发的感觉,喜欢把主人的厨房擦得锃亮。
波莉的喜悦和忠诚的服务正是她“恋物”的表征。
佩克拉和波莉的“恋物”悲情是由于社会客观环境巨大的影响造成的。
小说中,原本质朴单纯的波莉跟随丈夫乔利来到北方后,感到百无聊赖、无所适从,只好去影院打发时间。
承载强势文化的好莱坞电影里俊男美女和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审美观与生活观。
“她又重新回到往日的梦境。
除了幻想浪漫爱情,她又多了一种幻想———美丽的外貌。
”[1]78“她把外貌与美德等同起来,使她作茧自缚,愈加自卑自贱。
”[1]78并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疑惑起来,渐渐失去了当初的质朴。
当她到费舍尔家,便迷恋上了一切。
女儿佩克拉一出生就因为明显的黑人外貌特征遭到母亲Ξ收稿日期:2007-11-08作者简介:宋健衡,吴燕,钱婧,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的嫌弃,从此再也享受不到母爱,甚至只能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布里德洛夫太太”。
一次佩克拉在费舍儿家的厨房打翻了装满果冻的盘子,波莉立刻暴跳如雷,对她大打出手,随即却对白人小孩软语抚慰,其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佩克拉从此更加沉默。
在学校里,老师因为她特别黑“总是避免看她,只有当全班每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叫她。
”[1]29“当学校里的女孩子想要侮辱某个男孩儿……她只需说‘鲍布喜欢佩克拉!鲍布喜欢佩克拉!’就会引起四周听见此话的人的一连串的嘻笑声以及被嘲弄者的咒骂声。
”[1]29当佩克拉来店里买糖果时,老板根本不屑看她一眼,甚至收钱时都犹豫着不肯去碰她黝黑的小手。
一次又一次带给佩克拉沉重的伤害,造成了她心中不可名状的羞耻,最终摧毁她的自我意识。
小说主人公的恋物情结本质上是源于她们无法获得白人文化时的心理补偿。
弗洛伊德提出了“恋物”情结,就是指小男孩面对母亲“被阉割”的身体时的心理转移机制:当小男孩看到母亲无阳具的身体时,他认为母亲的阳具是被人切除了,并由此产生一种焦虑,担心自己的阳具也会有一天被人切除,于是他以恋物的形式取代母亲缺失的阳具,将被剥夺的阳具由物的形式来代替[2]。
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的“恋物”理论用在了对殖民主义的有关文化现象的分析中。
他认为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观念内化之后需要一种心理上的调试机制:他们在渴望成为白人却永远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时,白种人的肤色、种族特征和语言以及附加在这些特征上的一切优越感构成了他们心理上的缺失,在无法获得它们的情况下以恋物的方式将其转移(displacement)、替代(substitution)[3]。
白人的外貌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优越感通过电影宣传成为波莉心理上的缺失,变成白人成为她内心强烈的、但永不可实现的愿望,她只好通过“恋物(白人家庭)”来填补内心的缺失。
白人童星的广告出现在商品上,从而引导焦虑的佩克拉将“美丽”具体为白人的外貌特征“蓝眼睛”,“蓝眼睛”成为佩克拉心理上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缺失,于是邓波儿杯子和“玛丽・珍”糖果成为“蓝眼睛”的转移和替代。
黑人母女俩所恋之物实际上是美国主流社会白人文化的象征。
佩克拉迷恋的秀兰・邓波儿和玛丽・珍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广告模特,这两个白人小女孩都有飘逸黄发和清澈蓝眼,完全符合白人的审美观,邓波儿更是“使整个美国自我感觉良好”[4]12的文化象征,是“父母渴望孩子想成为的一切。
她的一切都是百分之百无可挑剔”[4]12,蕴含着西方白人关于可爱的一切标准。
她们代表了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主流社会的象征,是白人至上观念的文化能指符号。
对波莉来说,她所迷恋的好莱坞电影中的俊男美女、高雅生活,费舍儿家人的白色皮肤、金黄卷发以及白人才享有的颐指气使等优越感,也是美国主流社会白人文化的象征。
这种文化缺失、自我否定的恋物情结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强势文化审美标准的主宰下,弱势文化中的人就只能自责不安。
在白人电影引导下,波莉完全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生活,开始积极追求白人影星的俊朗外貌和高雅生活。
不仅如此,她认为自己曾经深爱的丈夫和孩子也是“丑陋”和“低贱”的,而且承认:“这些片子让我快乐,但也让我难以回家,难以面对乔利”[1]78。
最后,乔利在她眼里成了“罪孽与失败的典范,……是她的荆棘头冠,而孩子则是她的十字架”[1]81。
她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沉重的负担,只有白人家庭才是快乐源泉。
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和蔼可亲、慷慨仁慈的白人无论对波莉如何赞赏有加,给予她多大的权力,她永远只是一个仆人,一个低人一等的黑人。
面对遭生父奸污的不幸的女儿,她不仅没有给予关心,反而对她拳脚相加,大施暴力。
丧失对家人的爱,最后导致夫妻失和,生活不幸,她成为白人文化冲击下的牺牲品。
佩克拉一直生活在父亲乔利、母亲波莉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老师的冷漠之中,似乎察觉到这一切源于自己丑陋的外貌。
丧失自我意识的她渴望变得美丽、讨人喜欢,所以她“常坐在镜子前长时间发愣,试图找出丑陋的秘密”[1]28,在邓波儿杯子和“玛丽・珍”糖果上找到了“答案”后,她天真地以为使用这个杯子、吃下这些糖果就可以变成广告所代表、宣扬的那种人。
她遭生父奸污,早产下一个死婴,最后只有在精神错乱中,才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蓝眼睛”。
佩克拉和波莉的恋物悲情是白种人对黑人文化摧残的缩影,折射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文化本身并无优劣贵贱之分,但“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相遇时,可因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
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利地位,对弱势文化发・71・第4期 宋健衡,吴燕,钱婧:《最蓝的眼睛》中的“恋物”悲情起一轮轮冲击”[5]。
因为强势文化有更多宣传手段叙述其合法性,它所宣传的理论便会成为真理,被接受为生活的自然秩序;而弱势文化的成员的声音被淹没,只能沦为这场文化之战的牺牲品。
所以霍米・巴巴曾坦言,“叙述就是历史,而民族是一种叙述性的建构”[6]。
白人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通过长期的叙述而建构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初到美洲大陆,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急需增强自己的凝聚力,于是他们共有的基督教教义和白色皮肤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中,白人渐渐把自己归类为“文明人”,白人外貌特征被认为是“高贵”、“纯洁”和“优美”的象征。
19世纪,随着奴隶制在美国南部的确立,白人外貌特征更被公认为涵盖了人类所有优秀品质:勤劳、虔诚、文明、认知能力强和外表的美貌[7]116。
这些品质被广为赞颂,最后变成一种大家默认的、永恒的标准。
在这一标准的指引下,19世纪初期美国文学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白人女性形象,她们大多长着“漂亮的金色头发”[7]115和“发亮的蓝色眼睛”[7]115,并且天真、善良、诚实,被认为是女性的典范。
19世纪中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不断深入,许多美国人试图证明白人的高贵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结果,因此是无可置疑的。
1885年,乔赛亚・斯特朗在《我们的国家:它的可能的未来与它目前的危机》一书中宣称,“这个种族(盎格鲁・撒克逊)具有无可比拟的能量……白色文明是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是充满激情、勇敢并富有冒险精神。
”[8]177 1889年,艾伯・T・贝弗里奇在美国参议院说:“他(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注定要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在野蛮和脆弱的种族中建立政府,对他们进行管理。
”[8]178报纸、杂志、书籍等手段使白人文化得到充分宣传和强化。
但实际上,白人文化对白人外貌特征的极力鼓吹无非是为了增强自身的控制力,使被统治者不再置疑和反抗,为白色人种撑起一把成功的保护伞。
赛义德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
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而这些‘他者’,实际上又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与‘我们’之间区别的阐释和再阐释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