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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卷第3期2010年3月宜宾学院学报Jou r n al ofY i b i n Un i vers i ty V o.l 10,l 3M arch,2010收稿日期:2009-12-03作者简介:江瀚(1978-),男,安徽寿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孟子诗学述论江 瀚(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摘要: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赋诗言志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5诗经6意义的探讨。
孟子为了宣扬他心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5诗经6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0、/以意逆志0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5诗6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5诗经6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关键词:孟子;5诗经6;诗论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0)03-0001-06一孟子,名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据5史记6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01122343。
子思是孔子之孙,受业于曾子。
但是班固认为孟子是/子思弟子01221725,赵岐在5孟子题辞6中也说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01322661。
二者孰是孰非?按,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与孟子出生相距107年。
子思之父孔鲤,年仅五十而亡,卒于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5礼记#曲礼6曰:/人生十年曰幼,学。
二十曰弱,冠。
三十曰壮,有室。
01321232假定按照5礼记6是说法,孔鲤迟至三十岁才娶妻生子,那么子思在父亲孔鲤死时年仅二十,逆推可知子思大约生于公元前503年,到孟子出生时,子思已经有130多岁!到能收孟子为弟子时,子思最少也有140多岁。
这显然不可能,由此可以证明班固、赵岐之言有误。
相比之下,5史记6的记载更符合情理。
孟子虽非亲受业于子思,但毕竟孟子之学出自子思之门,所以荀子在5非十二子6篇中将孟子与子思归为一派,于是后人将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合称为/思孟学派0,成为继承孔子学说的儒家正宗。
《孟子》行文之美《孟子》行文之美战国乱世，人才辈出，独看儒家，至圣孔子，亚圣孟子，教书育人，著书立作，流芳百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尝试着谈谈对于《孟子》行文特点的一些见解。
虽然孟子也曾提出“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文学思想，但孟子主要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他豪迈高亢的散文创作上。
两千年后的今天，翻开《孟子》我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其文风之壮阔、气势之磅礴、语言之精美、想象之奇特以及说理之透彻。
刘熙载于《文概》中写道：“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甫文取法孟、韩”[i]。
这些言语足以看出《孟子》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唐宋之大家——韩愈、苏轼、王安石等的散文无不取法于《孟子》，与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渊源。
而《孟子》受到如此推崇的原因又是什么的？是因为儒家在封建社会的独尊地位吗？还是因为《孟子》独特的行文风格呢？流于表象，我们或许会用遒健、雄辩滔滔、富有力度，晓畅通俗、情感充沛、风格多样等词语来描写其行文风格；而仔细读之，我们又会发现在文字背后，更有孟子“舍我其谁”的自信、乐观奋进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
但是，辩证地看待，《孟子》也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
执笔：ＹＹ一、充沛的感情《孟子》散文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其文章的语言雄辞激越、气势磅礴，读来酣畅淋漓，令人胸怀开阔。
这不仅与《孟子》长于论辩和善于譬喻的特点相照应，更是受孟子个人性格影响，充分体现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流传千年而不失光彩的人格魅力。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段伟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诸侯国格局称霸，不知疲倦地追逐着领土王权，风云变幻之间，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角逐，更是谋士策者比拼智慧方略的战场。
孟子被造就于这时代，继承并发展孔子的学说，胸怀改变社会境况、拯救千万人民的理想，主张施仁政，行王道，辗转于各国做客卿，推行其政治理念，却无奈于时代潮流的急剧变化使其学说失色。
124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１０４４５３２１）的研究成果。
郝若羽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鉴赏领域，“兴观”理论与“以意逆志”学说一直受到众多文学理论家的关注。
跟其他理论一样，两者都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繁荣的过程。
不过在对两者的阐释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看法。
一、“兴观”说在几千年前，孔子对于《诗经》发出了“兴观群怨”的评论，而这个评论对于之后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仔细阅读，还可以将其与接受理论结合在一起。
其中“兴”与“观”的体现更为明显。
原文出自《诗经·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什么叫“兴”？孔颖达解释为“引譬连喻”，意思就是说诗可以进行类比，联想到某种相似的事理；朱熹认为是“感发志意”，意思是诗可以启发感染人的思想感情；作为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道“兴者，起也”，又道“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是“兴，是托物起兴的意思，即先言他物，然后借助他物，引出作者所要表达的事件或感情”。
但是根据姚斯的“文学历史性”观点，《论语》中的“兴”与上述的解释其实并不相同。
姚斯提出：“实证主义的历史观点，在一种孤立的过去中‘客观地’描述一系列事件，忽视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也忽视了文学的特殊历史性。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
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
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首先，孔子的这句话中的“兴”是相对于读者进行的要求。
其次，春秋以来社会上到处充满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风气，“赋诗言志不是创作诗歌，而是借用《诗经》抑或逸诗中的某些篇章，借此表达某种特定的意思”。
从《孟子》引诗特点看其诗学观作者：韦丹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8期韦丹内容摘要：《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以说理性著称于世。
《孟子》中引经据典之数不少，尤其《诗经》为最。
本文立足于此，首先分析《孟子》引诗的三种方式，包括前置型、后置型以及论诗；然后，文章从孟子的引诗特点出发，探讨了其中主要的诗学观，包括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及曲解；最后，文章着眼于《孟子》诗学观中的矛盾之处，从时代、文本、个人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原因。
关键词：《孟子》引诗诗学观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子的思想主要记录于他和其门人所编著的《孟子》一书中。
《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自唐代韩愈提出“道统”理论之后，孟子在儒家学派传承中的地位水涨船高，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孟子》一书，更是跻身“四书”之中，大有比肩“五经”之势。
《孟子》一书兼具哲理性和文学性，文辞注重逻辑，说理性强，并且广泛引用前代经典，尤以“五经”为最。
据唐人赵德统计，《孟子》一书“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宋人苏辙因此感叹“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
《孟子》引诗之总数，因统计方式不同，或略有小异，如今人江瀚以杨伯骏《孟子译注》为底本，得出《孟子》一书，涉诗凡三十八处的结论，其中孟子本人引诗二十八处，论诗五处，其余人等引诗共计五处。
从上述引诗数量和引诗方式的排列可知，《孟子》一书，“引诗为据”的频率远超“解诗”，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的诗论不重要，相反，孟子关于诗的解读，反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千年不易的主题。
本文就《孟子》一书的引诗方式及引诗作用来谈谈其中的诗学观。
1.《孟子》引诗方式初探《孟子》一书引诗次数较多，大体是作为论据，论证某件事情，主要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前置型、后置型以及直接论诗。
1.1前置型引诗前置型引诗，是指孟子在说理过程中，先引出诗句，然后从诗句的主旨出发，过度到论点。
孟子《诗》说试析孟子《诗》试析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仁”置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并倡导了以仁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在《孟子》中，他对诗词的态度和观点也被广泛关注和探讨。
本篇文章将从孟子的《诗》出发，试析他对诗的思考和看法。
文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孟子对诗的价值评估；2.孟子对诗的作用和功能；3.孟子对诗歌内涵的分析；4.孟子对不同诗歌作品的评价；5.结论。
一、孟子对诗的价值评估孟子一直重视文化教育，主张把“道德、仁爱、诚信”等思想灌输给学生。
诗歌在他看来，是一种很好的文艺形式，能够使人的情感得以升华、人格得以完善。
在《孟子》中，他曾用“声乐趣”来形容诗歌的价值所在，并称其“难言之美”，侧面表达了对诗歌的肯定。
二、孟子对诗的作用和功能孟子认为，诗是“君子学问之源”，而“学”的本意，是指“知道”、“明白”。
孟子看重的并不是诗的音乐、与声韵，而是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哲理。
他认为，通过吟咏诗歌，可以达到提高人格、扬善抑恶的效果，使人们心灵得到洗涤，认知得到启迪。
三、孟子对诗歌内涵的分析孟子对诗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包括对自然、人性、义理等问题的思考和反思。
他认为，诗歌是一种思想的载体，是可以激发人的理想之志，开拓智慧之门。
他的思想源头，往往来自古诗词，如“满怀经世慕高名，自问人生谁与共。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都意味着一种追求、一种人生的奋斗等等。
四、孟子对不同诗歌作品的评价在孟子的评价标准中，诗歌必须以道德、仁爱和真理为基础。
他认为只有这些诗歌才是值得收藏的，真正有价值的。
孟子评价诗歌时，注重评价其思想内容，其次才考虑音乐和词露等技巧性方面。
例如，他赞美了《国风·周南》中的《关雎》一诗，认为其内涵丰富，情感真挚，很好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孟子也对有些诗歌表达的立场和价值观持反对态度。
比如他认为嫁妆之争、追求权利地位等东西是有害于社会稳定的，因此，他批评《离骚》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类“个人主义”的思想。
马银琴：孟子诗学思想二题作为先秦时代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以门徒数量众多、孔门高足德艺精深而著称于世。
但是，这是一个仅靠师徒关系来维系的相对涣散的团体。
据《淮南子·泰族训》载，墨子学派团结性很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种团体精神非“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的孔门弟子所可比拟。
孔子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教育方式与相对宽容的教育态度，固然是引导弟子提升道德修养的有效手段，但是，从思想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这种方式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众弟子思想方式等方面早就存在的种种差异。
《论语》记载了许多孔子评价众弟子之德行才艺时发表的看法，这些评价，必然刺激和助长弟子之间的争胜之心，也往往成为弟子之间发生磨擦的引线。
如《先进》载孔子对仲由弹瑟提出批评，立刻就产生了“门人不敬子路”的后果，迫使孔子不得不站出来为仲由“平反”：“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在孔子生前，有赖于孔子的威望与孔子及其弟子之间庄严的师徒关系，孔门弟子之间的争胜并未超出一个集体可容纳的程度。
但是，聚合这个集体的力量随着孔子的去逝而消弭于无形，儒家学派走向分裂成为必然。
《史记·儒林列传》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荀子·非十二子》云：“弟佗其冠，冲澹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又《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些说法共同揭示了孔子之后儒家学派走向分裂的历史真实。
战国时代，当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颜氏之儒、仲良氏之儒等儒家学派的事迹湮灭不闻时，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逐渐成为战国中期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之一。
论孟子的认同意识及其在诗学上的表现(一)提要：孟子是孔子之后先秦士人阶层自我认同意识最突出的体现者，这种自我认同意识是士人阶层对自身社会身份、文化理想、历史的责任与使命的理解与反思，是这个社会阶层成熟的标志。
孟子的诗学观念与他所代表的士人阶层的认同意识密切相关：孟子对于诗歌功能的理解是以士人阶层清醒的自我认同为基础的。
关键词：认同意识人格理想士人阶层诗学作者简介：李春青，男，1955年9月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这里我们将讨论如下问题：孟子与士人阶层的自我认同；孟子的人格理想及其与孔子的差异；诗在孟子言说中的地位。
一我们先来看孟子与士人阶层自我认同的关系i]。
我们知道，孔子的时代是士人阶层形成的初期，同时也是士人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期。
因为这个阶层是最敏感并且善于思考的社会阶层，所以即使他们还不够成熟，却已经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
例如孔子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子路》）；“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
”（《子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宪问》）；以及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泰伯》）等等，都是士人阶层的自我意识，是他们的角色认同。
到了孟子，这种士人阶层的自我认同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梁惠王上》）又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滕文公下》）又有“士不托于诸侯”及“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万章上》）之说。
这都说明孟子和孔子一样，都对于“士”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极为清醒的觉知，这是士人阶层自我认同最为突出的表现。
根据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士人阶层乃是社会的精英，肩负着拯救这个世界的伟大使命。
少年读中国哲学孟子篇写成诗歌200行【原创实用版】目录1.引言：介绍少年读《孟子》的背景和意义2.《孟子》中的哲学思想概述3.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主题4.诗歌创作的过程和特点5.诗歌的价值和影响6.结论：总结少年读《孟子》并创作诗歌的意义和启示正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和传承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是在诸子百家中，孟子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位少年读《孟子》篇后，深受启发，将哲学理念与诗歌相结合，创作出了 200 行的诗歌，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孟子》中的哲学思想。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主张仁爱、义理、道德修养等，强调人性本善，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
此外，《孟子》还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这位少年在阅读《孟子》的过程中，深感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激发了创作诗歌的灵感。
他将《孟子》中的哲学理念与自己的感悟相结合，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诗歌中，他歌颂了仁爱、义理等美德，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
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少年力求将《孟子》中的哲学思想与诗歌的艺术特点相结合，使得诗歌既有深厚的哲学内涵，又具有优美的艺术形式。
在这 200 行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对《孟子》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诗歌艺术的精湛运用。
这首诗歌的诞生，无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让人们看到了哲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启发了更多的人去研究和传承我国的哲学经典。
同时，这首诗歌也成为了传播《孟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并领悟到《孟子》中的智慧。
总之，这位少年读《孟子》篇后创作的 200 行诗歌，无论从哲学内涵还是艺术价值来说，都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的才华和智慧，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孟子》的哲学思想。
《孟子》的语言艺术摘要：《孟子》散文所散发出的语言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赞叹，其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具有高超的艺术与技巧。
《孟子》语言感情激越,气势浩然、雄健，文采华赡，善巧譬喻，精于论辩，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对于后世语言艺术的推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孟子，语言艺术,论辩艺术《孟子》七篇，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家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
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语言文字明白晓畅,叙事简明扼要，说理形象生动，遂成为儒家经典之作.《孟子》散文所散发出的语言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赞叹，其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具有高超的艺术与技巧。
孟子对语言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言无实不详"。
虽然这几句不足以表现《孟子》语言全部的魅力，但多多少少也算是表达了孟子对于语言的一些观点。
《孟子》散文语言感情激越，气势浩然。
孟子具有刚正无畏的大丈夫人格，正如他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苏洵《苏批孟子》说其：“是焉得为大丈夫.”孟子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深重情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梁惠王下》)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上枢密韩太尉书》）这种不屈的人格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孟子》散文情感真挚浓烈,充满道德感,语言气势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气概非凡。
《孟子》语言气势雄健。
孟子的内在气质,高度自尊自信的人格及充于胸中的儒家道德,对《孟子》气势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外,排比、连珠、反复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增强了孟子文章的气势。
刘大杰以为“孟子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错误!李泽厚说：“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在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
接受视野中的孟子诗学[日期：2009-04-27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作者：梁道礼]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者魂牵梦绕的学术理想。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既不是躁动一时的理论狂热,也不是一厢情愿的学术梦想,而是文学思想自身的自觉:坚持在“接受”的视野中审视古代文论。
假如不嫌对“现代”这个概念作宽泛的理解,则完全可以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文学思想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进行着的事业。
只不过古人以其素有的从容态度,今人难掩其“现代”人习见的“焦躁”之气罢了。
“转换”自有其可以转换的学理基础。
从现代转换操作人一边说,现代转换的理论激情,来源于克服现实理论难题困扰的决心。
决心越大,旁搜远绍的愿望越强烈。
正如科林伍德所言:“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地在思想。
但我们很少去反思那些我们很容易就完成的活动。
唯有我们遇到困难,才把一种我们自己要努力克服困难的意识强加给我们。
所以,哲学———作为自我意识的有组织的和科学的发展———的题材,就往往取决于在某个特定时期里人们在其中发现了特殊困难的那些特殊问题。
”[1 ] (P4) 从被转换的古代文论一边来说,现代转换的理论可能性,取决于古代文论是否留存有可供转换人致思的解释空间。
留存的解释空间越宽阔,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
正如海德格尔说的:“愈是有创造活力的思想,思想中未被思想的东西就愈丰富。
未被思想者是思想所能赉与的最大礼物。
”[2 ] (P23) 粗放一点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带着现代的问题,沿着古人的思路,把古人思想过的问题重新思想一遍。
在重新思想中,把古人思想时心智未及的方面、思之未透的方面、明而未融的方面思想出来,让它和现代问题接榫。
如是“问题意识”的培养，“解释空间”的发现,就密切关联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成败。
缺乏问题意识,现代转换将失去理论激情。
失去理论激情的现代转换,会蜕变成琐屑的知识考索。
缺少解释空间,现代转换将失去思想根基。
失去思想根基的现代转换,会蜕变成观念病态地顾影自怜。
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实践中，“问题意识的培养”和“解释空间的发现”经常是纠结在一起的。
缺乏问题意识,古代文论留存的解释空间再宽阔,也会熟视无睹;在古代文论中开不出新的解释空间,自然很难培养起问题意识。
但两相比较,转换对象留存的解释空间的发现,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作用似乎更直接、同时也显得更重要一些。
而迟钝,经常是转换空间寻觅与开拓中的大敌。
举一个先秦文学批评史上的例子。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另作别论) ,可能赉与后世乃至现代文学批评最多思想馈赠者,恐怕非庄子、孟子莫属。
孟子的承上启下(特别是“启下”) 、继往开来(尤其是“开来”) 之功,至少不是荀子可以比肩的。
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孟子和荀子却有不同的思想命运。
荀子以其对儒道的恪守,对儒经的宗崇,对儒圣的膜拜,为思想树范立则的热切,加之他所浸润的近乎“刻薄”的法家习气,常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把话说得斩钉截铁①。
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识见,很难给后人留下多少再思考的余裕。
孟子尽管也以思想立场坚定、攻乎异端凶猛著称②,但在文学问题上,立场和荀子迥异,态度和庄子趋同。
他们并不急于给文学树范立则,而是以一种近乎“大而化之”的姿态,敞开思想智慧,任文学自由采撷。
按孟子、庄子的理解,引而不发,启人自悟,才是思想魅力的“圣”境。
③在孟子思想中,留存有相当宽阔的解释空间。
其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如“微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细无声”。
正因为其思想影响取“无声”的“润物”方式,不似“急风暴雨”方式那样喧嚣,迟钝一些的人才视若无睹,以致坐孟子于“层雾”之中,“但可细书,不辩寻丈”。
这真令人气闷! 其实,就思想浸润而言“, 飘风不崇朝”。
“急风骤雨”虽有声势,思想浸润之功,却远不如“微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且久。
然而,其奈“迟钝”何!迟钝,可以有多种滋生土壤。
太生,太熟;刻意求深,浅尝辄止;漫不经心,专心致志;强调关联,就事论事,都有可能滋生迟钝。
对孟子的迟钝,不是由于“太生”,因而就“漫不经心”、“就事论事”、“浅尝辄止”。
而是由于“太熟”:“太熟悉”孔孟间的思想关联、“太熟悉”孟子在后来儒家“道统”中的位置、“太熟悉”所谓儒家的文学观、“太熟悉”儒门的文学理想与批评模式,因而安于“耳食”、局于“常识”，“专心致志”、“刻意”要在孟子诗学观念中寻觅儒门风范。
寻觅不到,便轻描淡写。
由于“太熟”,对“耳食”可详的“常识”的敏感,恰好造成对孟子思想中留存的宽阔的解释空间的盲点。
正如黑格尔说的,“常识”越“健全”,越不可靠。
[3 ] (P33)手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并不是如“健全的常识”想象得那样,孔孟在诗学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联。
事实真相是:孔、孟诗学主题之间,存在着一种惹人注目的断裂。
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说法,意义正是在“断裂”处源源涌出。
二孟子的诗学主题和孔子诗学的主题迥然有别。
简洁地说,孔子论诗主“致用”,孟子论诗主“求是”。
孔、孟之间诗学主题的变迁,本原于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时代的孔、孟,有各自必须认真面对、致力征服、专心解决的特殊问题。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后期。
春秋时代的时代特征是“逐于智谋”④。
在“逐于智谋”的春秋时期,诗是外交活动的特殊语言,处理内政的权威依据,切磋道德的诱发因子,谏讽国政的有效工具。
[4 ]生活在“逐于智谋”时代的孔子,必然地要把全部诗学理论注意力,凝聚在对诗在“达政”、“专对”政治实践中工具价值的发掘上,以适应“逐于智谋”的时代政治格局,更自觉、更积极、更有效地用诗去“事君”、“事父”。
既无理由,也无可能去关心诗学领域里的其他问题。
孔子这种“致用”的理论姿态,用《论语·阳货》篇里的话语正面表达,是“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
”用《论语·子路》篇里的话语反面陈述,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阳货》篇中的“兴、观”,实即《论语·子路》篇中的“专对”之能。
《论语·阳货》篇中的“群”、“怨”,则是《论语·子路》篇中的“达政”之功。
话有反、正,意旨无别。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叶。
战国时代的时代特征是“争于气力”。
生活在战国中叶的孟子,面对蹬是“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合纵连横,转相征伐,代为雌雄。
齐悯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的政治局面。
[ 5 ] ( 《汉书·刑法志》) 按牟宗三《历史哲学》里的说法,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惟“气力”是崇的“军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放纵“原始物质生命粗狂与发扬”的惟功利时代。
在这个“争于气力”的时代,以攻坚野战、掠地屠城为宗旨的孙、吴学说,成为一代显学。
人的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在现实功利的挤压下不绝如缕。
诗永远失去了其在“逐于智谋”时代的荣耀与辉煌。
外交活动中再也见不到“赋诗言志”的气象与风采,代之而起的是仗一时之“气”去劫掠与要挟;处理内政时再也见不到“称诗喻志”的博雅与凝重,代之而起的是借匹夫之“力”去谋杀与行刺⑤。
一切诉求,都以牟宗三所谓的“爽利脆快”的方式,毫无掩饰地凭借“气力”恣意挥洒。
当诗被剥夺去“专对”的特殊语言、“达政”的权威依据、“进德”的诱发因子之后,剩下来的就只有“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之类的知识性了。
诗在战国,已经从“达政”、“专对”、“进德”的有效工具,下降为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并以此来维系其文化生命。
诗的这重价值转换,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经初见端倪。
据《礼记·乐记·魏文侯》篇记载,子夏在向魏文侯强调“古乐”(诗乐) 与“今乐”(器乐) 的本质不同时,罗列了两条理由:一条是古乐(诗乐)“可以语”;一条是古乐(诗乐)“可以道古”。
“可以语”之“语”,宜如《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导) 、讽、诵、言、语”之“语”。
这个“语”字的确切意义,按贾公彦《周礼注疏》引郑玄注的理解,是以诗为特殊的“语言”,用“以古今”的方式去“发端”、“述答”。
或如《国语·周语下》“晋羊舌聘周”中“语说《昊天有成命》”之“语”。
这个“语”字的确切意义,韦昭注云:“语,宴语所及也”。
从《左传·昭公十二年传》鲁昭公对宋华定的评论中可以知道“, 宴语”应该是《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
当其揖让之际,必称诗以喻志”中的“称诗喻志”，“微言相感”。
“可以语”,诉说着诗在昔日的旧荣耀和旧辉煌。
“可以道古”,则强调着诗在新时代的新价值: 诗中存储着无比丰富的社会信息,这笔知识财富,应该而且能够以“鉴古知今”的“道古”方式,在当今乃至未来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
“可以道古”,乍看似乎是对《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章“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的引申。
其实不然,引申具有鲜明的“转义性”:其一，“道古”的知识范围,远远不是“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可以比拟的;其二“, 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在孔子那里处于边缘地带。
“多识”与否,对“达政”、“专对”并无实质性的影响。
而在子夏那里，“可以道古”却和“可以语”一样,被置于核心位置,它直接决定着“古乐”即诗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命脉与依据。
春秋时期并非绝对没有以诗“道古”的实践。
《左传·宣公二年传》所载晋士季成功地利用《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大雅·丞民》“兖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中蕴含的知识信息,用“以古今”的方式,向晋灵公申说君义臣节,就是例证。
但这些零星的以诗“道古”的实践,被大量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称诗喻志”的实践所遮掩,丝毫未引起当时人的注意,至少从未进入过孔子的反省意识。
我们从《论语》中能够看到的孔子对“诗三百”知识性的强调,仅止于“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这狭窄的一隅。
社会从“逐于智谋”向“争于气力”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称诗喻志”活动的止息。
“称诗喻志”活动的止息,水落石出一般,把一直被遮掩的诗“可以道古”这部分价值突出地彰显出来。
“可以道古”,规划出了诗在新时代的新前景。
到战国中叶,这层变化彻底明朗。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6 ] ( 《孟子·离娄下》) 在孟子的观念中,诗不仅在知识性上与“史”等值,而且《春秋》之类的史,本身就是诗的无奈的替代和忠诚的子嗣! 孟子本人,就是一位充分利用诗的知识性,用诗去“道古”的模范。
从《孟子》中经常能够读到,孟子游说诸侯的时候,常振振有词,用“道古”的方式,从诗中寻找“权威”证据,以证明其所陈政见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