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新中国橡胶树育种科研工作纪实作者：刘松泉发表时间：2011-10-16 点击：960图为本文作者刘松泉在研究橡胶育种1990年5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我代表中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向总书记汇报了“两院”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为橡胶事业做出的贡献。
总书记听后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应该将这些情况好好给青年一代讲一讲。
我想这也是我们老一代人的义务和责任。
下面我汇报三个问题。
一、服从党的需要，踏上橡胶树育种科研苦旅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6月27日美帝国主义宣布参战，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
10月19日，我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2月，美帝就下令封锁我国港口，禁止别国把天然橡胶卖给中国，妄图以断绝这种重要战略物资供应的卑劣伎俩，使我国在战争中失利。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8月1日召开第100次政务院会议，做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集中力量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以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
1951年11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兼任局长，统管华南五省区植胶事业。
1952年7月，人民解放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改编为林业工程一师、二师，林业工程独立团参加橡胶树种植事业。
组织东南亚国家的归侨担任某些种植橡胶的技术工作。
同时高教部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农林系师生参加橡胶树宜林地的勘测和规划建立国营农场的工作。
当时的这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年近古稀的老专家老教授和年轻同志对国家的这一号召是抱着满腔热情积极响应的。
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到哪里。
当时，这批知识分子每天要带上行李干粮步行几十里，进行勘察测量工作。
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晚上没有住处，就钻进简易茅棚席地而卧。
为了配合橡胶生产，决定在华南垦殖局下设立特种林业研究所进行橡胶树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3年高教部发出号召要求高等农林院校派出讲师以上人员支援华南筹建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
当时我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讲师，对于党的这一号召在思想上展开了斗争，是留在南京过舒适的日子，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的单位去?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许多苦难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我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离开家乡浙江平湖到内地求学的。
不久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我靠救济读完高中。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土很快大片沦陷。
1941年5月的一天，日本飞机20多架来疯狂轰炸丽水，仅在半个小时内就把这个县城夷为平地。
飞机每天在学校上空盘旋和用机枪扫射。
在这危急关头，学校提前发了高中毕业证书，我跟着逃难的人群仓惶出走，丢弃了棉衣棉被，带上单薄的衣物，每天步行80里。
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水。
没有被子，夜晚钻进稻草堆度过长夜。
后来到江西考上大学，虽有贷学金，但很少的贷学金只够买白饭吃，我有两年多时间就是靠青辣椒加盐当菜。
而后靠垦荒种菜来维持生活。
无钱买衣，我只穿仅有的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木屐，度过-3℃的寒冬。
在大学4年中逃难2次。
在当时毕业就是失业的情况下，毕业后，我有一个星期忍饥挨饿，是老乡救济了我才活下来。
后来靠老同学父亲的帮助，才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位，勉强过着温饱的生活。
1948年，我在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关怀下，又转到南京农学院执教。
想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当党发出号召要求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说服在旧社会曾经和我共患难的爱人，带领全家离开金陵古城，到广州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
特种林业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内，研究对象是巴西橡胶树。
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橡胶树，大学教科书中没有关于橡胶树的内容，林学院编著的树木志中有橡胶树这个名称，但无详细资料。
1952年广州试种过橡胶树，但冬季低温下枯干，第二年再发，根本不可能搞科研。
后来听说海南岛解放后有人调查过，解放前我国华侨种植的橡胶面积共3.23万亩，有106.65万株橡胶树，开割树约有64万株(包括云南）,年产干胶199吨。
我们要研究橡胶树首先要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去认识橡胶树。
因此，所里决定从调查橡胶园着手进行科研工作。
1953年7月全所人员包括老教授分几路出发到海南老胶园调查研究。
当时特种林业研究所(后改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有一条规定——凡是出差工作的人都要带上行李，给每人发一顶蚊帐、一块油布和一把大雨伞，以便在无人烟的荒郊野地露宿。
因为当时海南岛是十分荒凉的。
我参加到海南那大一路的队伍，肩负着接管海南垦殖分局建在海南联昌的那大橡胶研究站（接管后改为研究所直属的海南联昌试验站）的任务。
为准备野外露宿，带上了帐篷、帆布床、小凳子和餐具等必备行李。
那时的交通情况是很差的，广州到雷州半岛的公路是泥路，汽车开过红土飞扬，我们坐在敞篷车内，走了3天，到海安时个个成了“红毛鬼”。
从海安到海南岛要过海峡，一天只有一班轮渡。
为了赶时间，我们就坐很小的机帆船，大家挤在船舱内。
未出港时，大家第一次看到海洋感到新鲜，有说有笑；但一出港口风浪就大起来了，海浪不断拍打船的顶棚，很多人受不了颠簸，都晕船呕吐了。
这样3小时才过海，转入新港，水很浅，机器不能发动，船工用竹篙撑着前进，又折腾2个小时，才到海口泊岸。
大家在饭店过了一夜，第二天搭公共汽车去儋县县城那大。
那时没有沥青路，是曲曲弯弯的泥路。
坐的是木炭车，里面放几排长凳，没有靠背。
木炭车是烧木炭的，这是很原始的汽车，用手摇鼓风机鼓风，然后泼上水产生气才能发动机器前进。
每小时车速度不到30公里，从海口到那大要走2天，第一天在中途福山过夜。
木炭车的动力很小，上坡很困难，经常要停下，司机助手下来用大的三角木块垫轮，防止滑坡，再摇鼓风机几次，气足了再爬坡，高一点的坡要停几次才能上到坡顶。
第二天到那大。
1953年的那大根本没有现在的楼房，除了一座外国人留下的天主教堂洋楼外，全是低矮茅草房，没有旅店，饭店也很少，饭店卖的饭里没有蔬菜，光是一块2两重的大肥肉。
我们到那大后，就要去联昌接管那大橡胶研究站。
海南垦殖分局派车把我们和行李物品送到联昌那大橡胶研究站对面的牙拉河边。
当时河水不大，车可以从河底的石块上开过，过河后，有个陡坡，车从坡底再往上冲，上一个陡坡后就到位于坡顶的那大橡胶研究站（以下改称为海南联昌试验站，简称联昌试验站或联昌站）了。
联昌站部四周被粗大的刺竹林所包围。
老胶园中的草比人还高。
站里最好的房子就是过去资本家留下的1座3层楼砖瓦结构的炮楼，每层只有5平方米，可以住人和办公，其余都是低矮的茅草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十人的队伍无房可住。
只好在老胶园里搭起帐篷，支起帆布床和小帆布凳，作为我们的工作和住宿场所。
开始对橡胶树进行选育种、生理割胶、土壤和气象等方面的研究。
联昌站环境特别阴湿，白天进入老胶园就像到了傍晚，光线很微弱。
如果没有老胶工带路就会迷失方向，情况是很危险的。
在胶园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二百斤重的大蟒蛇盘成一堆，一口能吞下一条小黄猄，还有追赶行人的几十斤重的南蛇。
有一种毒蛇叫青竹蛇，背面绿色，腹部白色、尾巴是红色，缠在草上很难分清楚蛇和草，一不小心给它咬到，被咬的皮肤就会又肿又痛又红，人发烧，不及时治疗亦有生命危险。
到了晚上胶园中野猪横冲直撞，给撞到了就有生命危险，还有黄猄的嚎叫声，景况是十分可怕的。
白天雷雨一来，屋里就会看到半尺多长的黑色大蜈蚣。
在牙拉河里，农民曾经捕捉到30多斤重的大鳖来出售，有时农民牵着五尺多长的巨蜥(四足蛇)叫卖。
附近马佬山上还有成群猴子在树林里蹦跳。
这就是未完全开发的热带景观。
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我向蛇医和草药医生学习，学到了用草药治毒蛇和蜈蚣咬伤的办法，一个晚上就能痊愈。
但是，在联昌站还有比毒蛇、蜈蚣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恶性疟疾。
一个青壮年得疟疾病后发2次高烧就会丧命。
我们在接管联昌的两个月中，就看到一位老工人死亡；另一位青年胶工得病，发第一次高烧后，他知道死神已在招手，就赶紧游泳过牙拉河，步行十几公里到那大人民医院医治得救，结果拣回了一条命。
我们这个队伍的生活供应完全依靠那大。
在台风季节，牙拉河水上涨，联昌站对外交通断绝时，就吃不到大米，只能用南瓜、番薯、木薯充饥，采摘野苋菜、革命菜来充饥。
记得有一次河水涨几天不退，存粮已吃完。
为了运粮，我们队伍中的年青人(包括当时我这32岁的青年)就到牙拉河边，在两岸两株大树上绑起一条钢丝绳，每人腰上绑上铁桶，手攀钢丝绳，下半身浸在河水内，一步一步攀到对岸，然后步行10多公里到那大，领到粮食后，雇车运到牙拉河边。
我们中懂得游泳的人就一手扶着装有半桶大米的铁桶，一手划水把粮食送过河去。
这样来回很多次才运完粮食，解决了全队人的生活。
在台风季节，为了节约粮食改为一日两餐加番薯。
大家生活很艰苦，但想到要把祖国橡胶事业搞上去，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为祖国做贡献时，大家不再考虑个人安危，团结一致，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
橡胶树的常规选育种工作只能在海南岛进行。
我自1953年开始，每年都要在联昌站工作8个月的时间，只有4个月在广州。
每年都在联昌站高大的老胶树上进行人工授粉，这种高空工作是很艰苦的。
树高都在29米以上，搭授粉架须有3层楼那么高。
到了授粉季节，每天上午7～9点钟上树采雄花，放进有湿棉花垫底的小竹筒中，盖上盖子。
到10点钟就带上水壶、干粮，把小竹筒套在脖子上，带把小镊子，爬到竹架上寻找含苞待放的雌花进行授粉。
雌花不是同时成熟的，因此，还要在竹架上走来走去寻找合适的雌花，两脚跨在竹架上，双手进行授粉工作。
一般郡是从上午10时起一直工作到下午2时结束，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
中午饭无法下来吃，便在树上啃几条木薯，喝口冷开水，这就算是吃中午饭了。
五月雷雨季节，有时一声雷响，人还没有下到地面，倾盆大雨就泼下来了，经常浑身被雨水淋湿，活像个“落汤鸡”。
1953年联昌站里只有一个大草房，既是实验室又是集体宿舍。
在泥地上打4个木桩，钉上2条横木，把大刺竹剖开打平，制成一块竹席，两头架在横木上固定住，就成工作台了。
床铺亦是这样结构，只是地上打下6条桩，架3条横木，然后铺上“竹席”。
凳子亦是如此，是固定地上不能移动的。
当时我们这个基层研究单位的生活设施就这么简单，生活条件就是这样艰苦。
1954年，中央卫生部派来专家队伍到联昌站，协助防治疟疾。
经过1年努力，在联昌周围4公里范围内，消灭了疟疾。
当年在研究所的帮助下运来杉木，盖起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和少数宿舍。
1955年找到日本人留下的旧铁轨，在牙拉河支流上架好2座桥，开通去那大的公路。
这样，联昌站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才略有改善。
1957年，研究所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工作，从而加强基层试验站的研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