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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秦汉重农抑商政策1.重农抑商政策的成因与表现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大政方针。
作为封闭性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与这密切相关。
所谓的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措施降低商贾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抑制商业的发展，减少商贾的数量，保护农业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大量农民弃农从商。
1.1 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首先，重农抑商是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百姓物资生活的需求。
战国时期，秦国为了统一天下，连年征战，使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屡见不鲜。
两汉时期的战争有楚汉战争、两次农民战争以及东汉末年的割据战争。
动荡的社会现状使很多农民离家逃难，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生产。
两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体就是小农经济，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生产，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式，但若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或者战乱，这种经济模式将会迅速崩塌。
在军事方面，当时有匈奴的骚扰威胁，封建统治者必须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否则难以保障边防的需要和维护内部的稳定。
因此，历史只允许当时的统治阶级重视农业发展。
其次，这还是打击商贾，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战国七雄时期，趁战乱物资供应紧张，诸多商人哄抬物价，直到秦统一六国，才稍有平息。
但汉代初期，朝代的更迭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滞后，部分商贾为了大肆敛财，借机哄抬物价，谋取暴利。
这造成许多农民陷于破产，他乡流亡，更多的农民则弃农从商，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商贾的逐利行为，不仅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间接侵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些不良商贾在又有巨大的财力后，继而可能会割据一地，称霸一方。
甚至相勾结发生叛乱。
封建统治者对这种当然要未雨绸缪，所以抑商也是势在必行的。
再者，流行的重义轻利思想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一种社会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其核心往往对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的深刻反映，义利观在战国时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仁义思想，使重义轻利思想对当时社会的百姓影响颇深。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商鞅变法是该政策的首倡者，秦统一后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刻在琅琊台上，从此，“重农抑商”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发展。
中国古代坚持重农抑商的原因有：第一，根本原因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决定的。
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重视和发展农业，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保证社会安定，又可为封建王朝提供稳定的土地税等财政收入。
所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历来重视农业，认为“农，天下之本也”。
第二，思想原因是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孔子曰：“义者，宜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
”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为推行重农抑商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古代，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
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大害，抑商乃国家“轻利”也。
重农抑商之“重农”一般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为本，商为末，奖励耕作。
商鞅最早把农业定为“本业”，其他行业为“末业”，宣扬“事本”而“禁末”。
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也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应“崇本而祛末”。
第二，轻徭薄赋。
第三，采取均田、限田等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业生产。
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从思想观念、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抑商”。
在思想观念上“贬商”，将商业定为“末业”，春秋四民为“士农工商”，商为末，已有“贬商”之意。
在经济上“困商”，打击商人的经济势力。
第一，实行官府专卖、专营制度，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如齐国管仲“管山海之利”，商鞅“壹山泽”，“使商人无得粜，农无得籴”（即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历代王朝官府经营范围不断扩大。
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介绍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实行的一种主要的经济政策。
表现是重视农业发展而抑制商业的发展。
抑商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与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但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抑商政策会有一定的变化。
下面是。
时代背景随着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周朝瓦解，以封建制生产方式为基础春秋战国兴起,“重农抑商”政策应运而生。
我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是封建制度的选择，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即将出现时,它首先要为自己确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自己的上层建筑。
周代领主制社会衰落后，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说,农业是封建社会主要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中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封建专制政权的主要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
由于封建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和传统观念而造成的商业货币资本于土地资源的结合,导致货币资本长期依赖于土地，个体工商业丧失独立发展的道路，始终依附于农业，从而出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促进了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的不断前进。
比如春秋时期，封建制度下的新的生产方式确立，虽然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商品货币经济对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渗透程度是相当肤浅的，商品经济并没有生根，并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大量“活”的货币没有转化成流通资本或者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化成一成不变的不动产被桎梏。
商人进行土地买卖只是为了将土地租出来维持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而不是把货币资本投入到土地去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认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产生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的起着解体的作用。
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还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我们分析春秋战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可以发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不能作为领主制经济瓦解后就一定会导向地主制经济的依据，它不过是在前一段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已。
xx变法中的重农抑商与国强民弱战国前期，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发展之后，备受东方六国歧视。
公元前361 年，秦孝公即位，痛感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励精图治，将秦国建立成一个富足强大，有实力与东方六国会猎天下的“强秦”。
遂下求闲令，征求能出奇计强秦者，以谋求富国强兵。
此时，卫国人公孙鞅应招募来秦，志在施展抱负，创建丰功伟业。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并于孝公六年（公元前 356 年）和孝公十二年（公元前 350 年）实施了两次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秦国的国富兵强，灭六国而统一天下。
商鞅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战政策；一是抑商政策。
本文就商鞅变法中的经济政策与其所达到的国强民弱的效果做进一步的梳理与反思。
《商君书》中的《垦令》篇，是集中反映商鞅重农思想的著作。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商鞅对于在当时于对如何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已经有了明确的理解：一是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三是提高粮食产量。
为了达到他心中所期望的效果，商鞅事实了以下政策：第一，推行国家授田制，“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或十万顷的标准，以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面积，出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
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改动，故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税负平。
每户农民所授土地相同，出同等田租，就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了”① （田昌五、安作章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 页）这种国家授田制度，在一定情况下打破了当时的土地公有即井田制度，确立了在秦国的土地私有制度，承认和保护了民众的权益，来发展农业生产。
由国家掌控农业土地资源，将全国的土地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是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
②（费正清：《xx：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5 页）第二，发布垦荒令，鼓励垦荒农务。
汉代抑商政策内容
汉代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重农抑商：汉代政府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打压。
商人的地位低下，被社会歧视。
2. 高额税收：汉代对商人征收高额的税收，以此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同时，政府还通过各种手段，如提高商业税率、限制商业活动等，来进一步压制商人。
3. 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汉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商人不能担任官职，不能进入士人阶层，不能参与政治活动。
这使得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低下。
4. 限制商业活动：汉代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规定商人的交易时间等。
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种手段，如设立市场管理机构、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等，来进一步控制商业活动。
5. 打击走私活动：汉代政府对走私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对走私者处以极刑。
这使得商业活动更加困难，进一步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第四课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重农抑商政策（一）含义：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基本经济政策，主张重视农业，限制和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以农为“本”，商业被称作为“末”业。
（二）演变商周时期：国家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发展。
后来社会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危及政权统治等问题，出现重农抑商思想。
1、战国时期：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政策：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
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
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
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措施：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作用：增强秦国的国力，维护和巩固了秦国的封建制度，为秦统一中国奠定基础。
2、西汉：汉武帝大规模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西汉初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而商人却囤积牟利。
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汉朝政府规定商人的地位低于一般的编户齐民，凡从事商业者需向政府登记，并缴纳市租，其专门的户籍称为市籍，商人应入市籍，一入市籍则不得为官。
措施：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作用：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经济造成阻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促进西汉国力的强盛。
3、中唐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种松动。
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同时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但是商人实际上没有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
4、宋代：商人遭歧视开始转变（重农抑商政策出现松动）宋朝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繁荣，统治者改变了西汉以来的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富商地位显赫，官吏兼营商业者很多，促使了商业的繁荣。
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国外的陆路联系，东南海路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更加兴盛，促进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的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古已有之。
封建统治者一直强调农业的地位和农民的生产，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在这个政策的框架下，商人和手工业者被贬低成为次等阶层，受到各种限制和歧视。
这种政策不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
在古代社会里，农民是经济生产的支柱，政府扶持农业生产也可以使政府掌握更多的粮食和资源，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由于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了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也成为了封建秩序的基石之一。
在封建社会里，商人和手工业者被视为无产者，受到各种限制和歧视。
他们不能够参与政府决策，不能拥有土地和房产，不能嫁接官僚阶层或贵族，更不能与农民婚姻联姻。
这些限制逐渐催生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庸商”，他们以贩卖日用品、小规模手工生产为主要资本积累手段，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阶层之一。
庸商群体的成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但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使得商业和手工业不能大规模发展。
商人虽然想要发展贸易，而手工业者则希望发展手工业。
然而，他们都面临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国家颁布了各种禁令和政策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其次，社会风气重农轻商，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社会地位，缺少社会支持。
最后，由于农民人口多而市场需求低，限制了商人的市场开拓空间。
重农抑商政策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上，同时致使中国整体经济落后于西方国家。
由于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西方国家在抛弃过时的思想后开始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进程，这使得西方国家先于中国做出了经济现代化的尝试。
而中国则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限制恶性循环，导致经济迟缓，生产手段滞后，人民生活贫困。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下的重农抑商政策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国整体经济的落后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2012年11月05日00:16
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长期施行的经济政策，但在相同的时间，地球的另一面，希腊、罗马却鼓励和推行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策。
为何古代中西方对于务农与经商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究竟是地理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导致了不同的经济观点？近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周巩固做客吉林社科讲坛，以《比较视野下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由来及影响》为题，阐释了这一问题。
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吉林省图书馆
城市晚报
主办
人物名片>>
周巩固
西方古典学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委员会理事、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成员、国家社科博士后基金会评审专家、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
曾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人才，宝钢优秀教师荣誉，国家级精品课程《世界古代史》主讲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课程教学。
主持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六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著作六部。
全民皆商的古代西方社会
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3世纪左右，而希腊城邦初建的时代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形成之后，一共大约有200多个希腊城邦。
周巩固认为，要看此时希腊的经济情况如何，应从地理环境开始。
“希腊半岛是多山环海的地形地貌，平原少，山地多，仅有的小块平原被南面关山阻隔，就形成了古希腊形成天然的政治单位，希腊由于土地贫瘠，粮食不能自给，大多种植经济作物——葡萄、橄榄。
葡萄用来酿酒，橄榄用来榨油。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希腊这种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农本经济。
”
与此同时，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希腊人口分成六种人，第一种人是农民，第二种人是工匠，第三种是商人，第四种是专门从事海上作业的人，第五种人是佣工，第六种人是父母双方都不是希腊人的外来的那些移民。
周巩固得出结论——“农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
“由于葡萄和橄榄都不是粮食，需要加工后出售到海外，而农民又不希望被商人蚕食中间的利润，再加上希腊半岛海岸线曲折，适合航海贸易，所以农民也参与航海贸易，这促成
了古希腊自然的经济政策——农业经济融合着各种商品经
济在内的多元经济结构。
”
周巩固介绍，不仅仅是农民，在古希腊，应是全民皆商——“商业活动的参加者有形形色色各个阶级的人，下至平民、奴隶，甚至军队。
军队打仗的时候都带着货物，希腊士兵还会自己携带一些货物，行军扎营后跟当地居民做生意。
”
而对于古罗马来说，它的自然条件要优于古希腊，罗马初建的时候是一个农业的国家，但罗马通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商品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
周巩固介绍，“由于大量的战利品、奴隶的输入，刺激了古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又由于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城市，到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
人口几万到十几万的城市几十个，中小城市几百个，小城镇数千个，城市经济非常繁荣。
一个俄裔学者，有本名为《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书，在书中，甚至把罗马帝国从事工商业的人称为资产阶级和资本家。
”
由古希腊和古罗马推而看古代中国，周巩固总结道：“在古代西方，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原因。
”
古代中国经济是自然的农业经济
农耕是财富的来源，这种重视农业的传统，中国在夏朝时就已经确立了。
到了殷商的时期，虽然几经迁徙，但是至盘庚
迁殷之后，农业开始占据一种主导地位。
周巩固介绍，“到了东周阶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战争经常爆发。
各个诸侯国无不奖励耕战，为什么？战争的需要。
说到底，战争拼的是人力和物力，就是兵源和粮食。
何种行业能够提供最稳定的兵源和粮食？只有农业。
当时春秋各国欲图自保，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得亡国。
所以在当时，各个春秋诸侯国都是采取了奖励耕战的政策。
因此，农业在当时的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当中一直占据了一种绝对的主导地位。
”
为了表明当时农业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周巩固以齐国为例——“齐国地处今天山东省的沿海地区，就是滨海地区，所以齐国拥有渔盐之利，齐国的工商业是最发达的。
”齐桓公是春秋霸主之一，他的丞相管仲曾对齐国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把齐国的人口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当时统计的数字是齐国城市有21乡，其中士占15乡，共3万家，工匠占3乡，是6000家；商人三乡，也是6000家；农村人口一共45万家，占总数的91.5%。
周巩固总结，“中国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齐国的人口结构就是这样。
这充分地说明我们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自然的农业经济，几乎是纯粹的，工商业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跟同时期的希腊相比，应该说是农业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
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
当一项事物从自然产生过渡到政策性引导时，它所带来的意义往往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经济由自然的农业经济过渡到重农抑商政策，发起地为秦国，制定者则是商鞅。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他认为国家专心务农一年，十年都会富强，专心富农十年，一百年都是富强的，即《商君书》、《农战》、《去强》各篇中反复强调的“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
国作壹十岁者，百岁强。
国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为了使农战国策施行，确保农业的重要地位，商鞅提出了“事本禁末”的本末理论。
本业，是主业，就是男耕女织的这种自然农本经济，末就是指的工商业。
禁末的目的就是让工匠和商人富不起来。
周巩固介绍，“商鞅把从事工商业的人看成妨碍农战国策的形成的对象，认为他们应该受到打击。
农业有一个特点，用力最苦，而盈利少。
老百姓看做买卖可以富家，做工匠可以糊口，出力少，获利多，所以他肯定选择逃避农业。
而商人的流动性太大，导致人们不看重故土家园了，又怎能为国君守卫疆土呢？并且，更加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因为战乱时，商贾重利盘剥、操纵物价的本性，对社会矛盾的加剧起了兴风作浪的作用。
”
由此，商鞅对不从事农业的人施行了严厉地打击，周巩固介绍说，“第一，对不从事农战的阶级和社会势力课以重税、重役，以加以打击和限制。
第二，运用价格政策打击商人阶
级。
第三，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尤其禁止商人经营粮食。
第四，人为给商人们经营活动制造困难，如调高沿途食宿的价格。
”
即便在如此严苛的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人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到了西汉年间，商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西汉建立之后马上确立了重农传统，汉高祖刘邦下令商贾不得穿丝质衣服，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无偿释免，算赋比常人加倍。
但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楚汉之争，天下凋敝，特别贫困。
此时的汉朝统治者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无为而治的方法，在经济上放任自流。
这个政策的实施，促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景之治”。
但好景不长，发生在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结束了这段蜜月期，从此之后，国家又开始从赋税上打击私营工商业。
重农抑商所带来的
影响
周巩固介绍，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商鞅强调富国而不是富民，商鞅主张要把百姓创造的所有剩余财富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家不积粟，上藏也。
’老百姓自己不能收藏粮食，皇帝收藏。
主张赋税、徭役的数量必须要满足国家政治和战争的需要。
”由此，周巩固认为，“古代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一切的经济措施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目标，就是
维护君主政治及其附庸官僚对广大人民的绝对统治。
”
这种技术性的自然农本经济，由于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维护，持续千百年而未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影响巨大，周巩固总结了四点。
第一，自然农本经济剥夺了古代人民的自由，造成了人民容易依附他人的奴隶秉性，这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所造成；第二，自然农本经济培养了古代中国农民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和进取的性格。
这是一种静态文明，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唯有备受压迫的时候，才发生反抗；第三，古代中国的自然农本经济具有极大的愚民作用；第四，古代中国这种自然农本经济使得广大的中国农民成为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主要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