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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乱象及解决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日益突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法定许可，以各种名义、形式和途径向公众收取资金，承诺高额利息回报，却无法兑现承诺，构成的一种违法行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它不仅会造成投资人的经济损失，还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
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政府应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加强惩处。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人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惩处，并要向社会公开追究责任，让广大投资人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处理。
其次，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政府可以利用媒体、互联网等渠道，向投资者普及法律法规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引导他们理性投资，避免受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诱惑。
再次，政府应当完善监管措施，加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打击力度。
政府要继续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加强对担保公司和资金融通企业的监管，在日常监管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惩罚那些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
最后，政府可以采取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正规合法经营，完善小微企业融资体系，推动金融去杠杆化，减少金融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解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前提是摒弃“敲锣打鼓”的行政干预理念。
政府只有通过加大惩处力度、加强法制宣传、增强监管力度等措施来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困境与出路摘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适用存在扩大化趋势。
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殊罪名规制所有的非法集资活动违反了刑法适用的逻辑，并且不利于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规范化。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的是间接融资模式的非法集资行为，其去罪化并不可取，而应继续适用。
目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适用应及时回归到规制非法银行类业务活动的范畴，并且在定罪的过程中应明确开展资金业务的应有本质。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困境与出路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严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以来，全国各地的非法集资活动不但没有因为刑事手段惩罚的严厉性而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运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基础罪名不遗余力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不仅得到了最高行政机关的支持，也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对运用此种手段的认同。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集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强化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确认了运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严刑化趋势。
然而，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治非法集资行为在获得体制上认同的同时，却饱受学界及社会各界的诟病。
”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其实是用间接融资手段来处理直接融资问题，既不符合法律解释的逻辑，错误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也不利于构建对非法集资活动的有效规制体系，未能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1]便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在规制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中也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在让被告人”伏法”的同时却很少能让被告人”认罪”，其罪名在适用逻辑上、规制模式上也存在诸多困境，并且在泛罪化的同时并没有取得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预期效果。
浅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及回归作为刑法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基础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状诠释事关集资行为的性质界定。
从《刑法》第176 条及其司法解释来看,尽管立法以叙明式罪状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但因对于本罪中非法公众存款等概念内涵与外延认定不够明确而致使其适用范围不当扩大。
对于这种罪状表意不明确的立法后遗症,司法解释是厘定其条文内涵的良药。
由于传统教义学解释因重规范内容形式轻集资方式与用途,而更是进一步助推了这种适用扩大化趋势,将那些形式上符合集资条件而实则合法的民间借贷纳入其规制范围。
因此,本文以目的解释为适用规则来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构成要素,以明确本罪与行政违法、集资诈骗的区别,推动非法集资行为的理性入罪与合法民间融资的合理出罪。
一、适用扩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现状透视自1997 年入罪至2016 年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案件数量连年攀升。
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非法集资从传统的线下借贷向P2P 网络借贷、股权投资以及境外上市等新领域延伸。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3 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结案数量为413 件,2014 年结案数量为1266 件,2015 年结案数量为1622 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高发,既折射出民间借贷在现行金融垄断机制下的生存困境,又凸显了作为刑事司法适用规则的教义解释的局限。
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也违反了刑法的谦抑原则,侵犯了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公平与正义,制约了民间融资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表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国家垄断金融的政策导向下加以适用, 促成了民间借贷违法的必然性。
以传统刑法理论中规制标准来定性民间借贷,造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扩大化。
尤其是在国家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大背景下,司法机关因民间借贷缺乏有效规范而提前介入,监管部门权力过度扩张等因素,更使得本罪成为规制非法集资犯罪的口袋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公众对理财的关注度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为了一个日益引人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相关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以明确法律适用与实施的具体标准。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概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高回报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其特征包括非法性、社会性、高回报性等。
三、疑难问题一：如何界定“非法性”与“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法性”是一个关键问题。
虽然法律法规中有所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非法性”的界定仍然存在诸多模糊之处。
有的机构以合法的投资渠道进行融资，但其操作方式容易被认定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非法性”与“合法性”的界限，以避免误判和滥用法律。
四、疑难问题二：如何认定“高回报”的合理性高回报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另一关键特征。
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对“高回报”的合理性进行认定却成为了一大难题。
不少金融企业会采取高于正常市场回报率的产品进行推销，在一定程度内合法运营的情况下不应当直接视为违法，而如果无法达到这些超高的承诺收益就容易被判定为诈骗等违法行为。
因此，对于“高回报”的合理认定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行业平均利润率、投资风险等因素。
五、疑难问题三：刑事打击与金融创新的平衡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逐渐涌现。
这些创新模式在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容易触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边缘。
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金融创新，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一大挑战。
这需要我们在法律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既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秩序，又要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
六、解决对策与建议针对上述疑难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完善和细化，明确“非法性”与“合法性”的界限。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几点新认识作者：李刚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33期摘要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大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本文发现这一罪名的扩大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文中指出这一扩大化的倾向与入世后打破金融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竞争,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的趋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放任这一扩大化的倾向继续发展,必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金融市场刑法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341-02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沿革我国在1979年制定通过刑法时,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国家对货币流通和投资行为存在沿革管制,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没有存在的土壤,在没有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情况下,刑法也不会讲其纳入调整范围之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金融市场的搞活,一些个人和单位为了发展生产或扩大经营,想方设法募集资金,有的进而发展到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擅自吸收公众资金或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为此,1995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专门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有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同年6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第七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本罪的设立对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完全吸纳了《决定》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并以第一百七十六条做了专门规定。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乱象及解决路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法定许可机构批准，以非法方式从社会公众吸收储蓄存款或者其他款项的行为。
这是一种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给社会公众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困扰。
在我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乱象严重，给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状况及其危害，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乱象及危害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以非法方式吸收公众存款而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而构成违法行为。
这种行为不但侵害了个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不稳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乱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吸收方式多样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通过金融机构，有些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一些通过互联网等新兴渠道进行。
2. 利益诱惑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常以高额利息和高回报率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
但这些承诺的高收益多是虚假的，最终导致投资者本金无法兑现，蒙受重大损失。
3. 风险隐患严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没有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核监督，风险管控不到位，一旦出现问题，投资者的利益保障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4. 社会公众受害：大多数受害者多是一些没有金融知识和信息渠道的群体，包括老年人、妇女和低收入家庭，他们因为对高额利息承诺的侥幸心理而被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小觑的。
直接导致社会公众的经济损失，尤其是一些中小投资者，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和金融知识，容易受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侵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破坏了金融监管机构的信誉，损害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件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社会和谐。
二、解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有效路径为了切实解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乱象，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行为。
相关法律法规应当细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和标准，严格规范其监管管理，提高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深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罪名，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社会影响日益突出。
本文旨在研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相关问题，包括其定义、构成要件、司法认定以及预防和打击措施等，以期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参考。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义及构成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单位或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诈、虚假宣传等手段，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数额较大，且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该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1. 主体要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
2. 主观要件：犯罪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或无偿还计划而仍以欺诈手段吸收公众存款。
3. 客体要件：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他人财产权益。
4. 客观要件：表现为使用欺诈、虚假宣传等手段，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且数额较大，具有社会危害性。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1. 犯罪手段的认定：主要看犯罪人是否使用了欺诈、虚假宣传等手段。
2. 犯罪数额的认定：主要看吸收的公众存款数额是否较大，以及该数额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3. 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主要看犯罪行为是否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他人财产权益造成了危害。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预防和打击措施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预防和打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
2. 强化金融监管，严格审查金融机构和个人的业务行为。
3. 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惩犯罪分子。
4. 建立完善的举报机制，鼓励公众积极举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五、结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他人财产权益，还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该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强化金融监管、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以及建立完善的举报机制等措施，切实保护国家金融秩序和公众利益。
浅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大化适用和合法民间融资之间的矛盾作者：田雯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23期摘要最近，媒体报道的大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通过仔细观察，笔者发现该罪名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部分地区在司法实践中不看行为实施主体吸收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银行业务还是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都一律处以刑罚，将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即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也归为此罪。
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与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民间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合法化的预期目标是截然不同的，如此盲目处理的办法势必会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融资行为作者简介：田雯，陕西国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95-02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历程我国在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时，对货币流通以及投资行为监管工作非常重视，这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行为在当时无法活跃发展，因而在1979 年颁布的刑法中并没有出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属于犯罪行为明确的相关规定。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稳定，民众手中持有的货币增多，而金融体制依旧僵化，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监管。
而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着急需资金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或是在倒闭的边缘苦苦挣扎以期望筹集资金以维持企业发展，但又得不到国家金融机构政策扶植，从而导致这些企业急中求险，将人们手中的闲钱进行融资，“存款人”基于高利息也往往乐意将货币交给比银行利率更高的企业（当然也不乏违返金融法规未经批准的单位从事放贷款业务）。
后因无各种原因无法兑付，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并冲击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2014年3月25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司法实践中的八个问题进行了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象在部分地区屡禁不止，并逐步演化成了一种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现象严重侵犯了公众的财产权益，扰乱了金融秩序，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相关问题，为法律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诈、虚设存款机构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并拒绝归还或私自挪用的一种犯罪行为。
这一犯罪行为涉及金融、法律、经济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1. 犯罪主体：犯罪主体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
2. 犯罪客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体是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3. 主观方面：行为人主观上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明知其行为违法并可能导致他人财产损失。
4. 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包括欺诈、虚设存款机构等手段。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危害及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了公众的财产权益；二是破坏了金融秩序，导致金融市场混乱；三是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五、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当前，在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过程中，仍面临以下问题与挑战：一是法律制度不完善，部分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二是执法力度不够，部分地区执法不严、不公，导致犯罪分子得以逃脱法律制裁；三是社会防范意识不足，部分公众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危害认识不足，容易上当受骗。
六、解决对策与建议针对上述问题与挑战，提出以下解决对策与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使执法部门在处理案件时有法可依。
2. 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惩犯罪分子，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公众利益。
浅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及回归作为刑法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基础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状诠释事关集资行为的性质界定。
从《刑法》第176 条及其司法解释来看，尽管立法以叙明式罪状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但因对于本罪中非法公众存款等概念内涵与外延认定不够明确而致使其适用范围不当扩大。
对于这种罪状表意不明确的立法后遗症，司法解释是厘定其条文内涵的良药。
由于传统教义学解释因重规范内容形式轻集资方式与用途，而更是进一步助推了这种适用扩大化趋势，将那些形式上符合集资条件而实则合法的民间借贷纳入其规制范围。
因此，本文以目的解释为适用规则来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构成要素，以明确本罪与行政违法、集资诈骗的区别，推动非法集资行为的理性入罪与合法民间融资的合理出罪。
一、适用扩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现状透视自1997 年入罪至20XX 年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案件数量连年攀升。
尤其是伴随着互联金融的兴起，非法集资从传统的线下借贷向P2P 络借贷、股权投资以及境外上市等新领域延伸。
据相关数据统计，20XX 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结案数量为413 件，20XX 年结案数量为1266 件，20XX 年结案数量为1622 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高发，既折射出民间借贷在现行金融垄断机制下的生存困境，又凸显了作为刑事司法适用规则的教义解释的局限。
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也违反了刑法的谦抑原则，侵犯了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公平与正义，制约了民间融资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表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国家垄断金融的政策导向下加以适用，促成了民间借贷违法的必然性。
以传统刑法理论中规制标准来定性民间借贷，造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扩大化。
尤其是在国家整治互联金融乱象大背景下，司法机关因民间借贷缺乏有效规范而提前介入，监管部门权力过度扩张等因素，更使得本罪成为规制非法集资犯罪的口袋罪。
归纳起来，本罪在实践中适用扩大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本罪构成要素中的公众存款等同于社会资金。
按照我国《存储管理条例》对于存款定性逻辑，社会上流动的资金要成为存款必须要经过商业银行存储这道关卡。
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存款与社会资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前者的范围明显小于后者。
由于《刑法》第176 条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描述属于简单罪状，所以司法认定本罪的主要标准为国务院于1998 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
根据《取缔办法》第4 条对于本罪中的公众存款的界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主体未经央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纳资金并承诺在特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主体未经央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纳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纳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显然，《取缔办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存款泛化为社会资金。
如学者邱有全认为，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主体不具备商业银行资格，因此也就无所谓的存款，可见法条中将存款和资金的概念混同。
何况，本类型行为主体往往通过商品经营、委托理财等间接融资方式开展犯罪，所以司法如果对行为主体吸纳存款的用途与主观目的不加区分，而仅仅凭借套用《取缔办法》对本罪犯罪特征行为主体未经央行批准公开吸纳社会资金承诺还本付息描述来定性行为主体的行为，必然会在实践中将公共存款放大至社会资金。
二是将合法民间借贷混同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罪状设置不合理及其在构成要件上核心概念认定的模糊，而与以P2P 络借贷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在行为方式上高度契合，致使司法将那些在形式上符合吸纳公众存款行为的合法民间借贷纳入本罪的规制范畴。
尽管有学者提出以利率上限规则这一客观标准来判断行为主体是否具有非法集资的主观恶意，但是现行司法机关通常以行政法规《取缔办法》第 4 条对于本罪主要特征行为主体未经央行批准公开吸纳社会资金承诺还本付息等描述来定型行为主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由行政法规来替代涉及公民重大基本权利的刑事法律依据的做法，既违背了法律位阶原则，也在客观上减损了作为直接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刑事法律的权威性。
即便最高院于20XX 年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集资解释》)与两高一部于20XX 年联合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集资意见》)在立法设计上企图通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进行类型化与兜底式限定，如《集资解释》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归纳为非法性、公开性、利益性、广延性等特征，以及免责情节的但书设定;《集资意见》对于该行为公开性的补充界定，但还是没有摆脱《取缔办法》遵循行为表征来认定行为的思维惯性。
三是将行政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外延扩张传导至刑法领域。
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本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同的法律概念。
基于二者的行为主体具有扩大经营状况与虚构投资理财前景的共性特征，《集资意见》在《集资解释》的基础上虽有所创新，但尚未摆脱《取缔办法》的逻辑窠臼，其仍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括与笼统描述为非法集资，并以非法集资的违法概念来理解本罪所涉及的前提法行为的规制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集资意见》以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占有他人资金的目的作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断标准，这种由危害后果逆向推定行为主体主观态度的做法看似简单，实则放大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犯罪，糊化了本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犯罪表征与构成要件上的差异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负效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扩大化，严重冲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
司法机关对于本罪有关条款理解与适用上的利益分歧，也进一步助推了这种适用扩大化趋势，致使本罪偏离了其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与广大投资者利益的立法初衷。
尤其是在互联金融兴起的背景下，此罪的适用扩大化也抑制了深化金融改革的前进步伐。
具体负面效应如下：一是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
按照刑法谦抑性逻辑，刑法不是以积极的对等回报策略来应对危害行为，而是通过寻找刑法以外或者能够替代刑法的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社会效益的手段来预防和打击犯罪。
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
因此，对于典型行政犯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具有行政与刑法双重违法性特征，司法机关启动刑法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必须遵循经济与行政手段规制本罪无效这一前提。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应当首先由政府强制干预或者行业自主规制。
因此，对于作为需求侧的民间借贷与作为供给侧的国家金融机制之间冲突，而引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现象，在未穷竭经济路径及行政路径前提下，发动刑罚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进行严惩显然违背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二是侵犯了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的公平与正义。
对于刑事程序安定性而言，犯罪构成要件的调整必然会触及刑事立法既有规则的改变，进而影响刑法所保护的既定程序利益。
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实践中适用扩大化必然引发本罪构成要件的改变。
从犯罪客体来看，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商业金融机构进行存款业务的秩序;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来看，尽管《刑法》第176 条及其司法解释对本罪作了进一步完善，但这并未明确本罪与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的区别;从犯罪构成主观要件来看，无论是《刑法》第176 条及其司法解释，还是《商业银行法》《取缔办法》等行政法规并未就本罪在构成要件上主观方面进行详细界定。
因此这种立法无疑增加了行政监管与司法机关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灵活性，为本罪在实践中适用扩大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三是抑制了新兴金融形态的成长发展。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坚持金融垄断主义来管理金融市场，并在这种政策下更强调作为金融活动主体的金融机构身份认可的重要性。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法》设置了对金融行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特许经营制度，规定只有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才能从事金融业务。
尽管伴随着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放低与市场监管放松，立法者不断向金融领域倾斜立法资源，但刑事立法并未体现金融改革方向。
刑法在将互联金融等新型金融形态纳入规制范畴的同时，也因其部分条款与市场发展脱节而抑制了金融新形态的成长发展。
民间金融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之下十分脆弱，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或其他难以实现承诺回报利益时，大量民众财产受损就会有损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种监管政策导向的不明确,加大了民间融资的刑事法律风险,不利于培育民间金融体系。
所以在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规制时，政策与行政命令的易变和过于原则导致市场主体对民间融资没有稳定预期,反过来进一步加大了民间融资的风险,从而形成相互促退的恶性循环。
二、成因检视：文义解释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适用局限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对于任何法律规范的适用都要进行解释。
由于《刑法》第176 条以空白罪状来设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正确适用本罪的必然路径是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合理解释。
将法律解释运用于罪状模糊且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与争议的本罪，有助于明确其与合法民间借贷的界限。
从司法解释现状来看，无论《集资解释》还是《集资意见》，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释，无不遵循教义解释路径来诠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意涵。
然而，这种意欲通过明确本罪主要特征来确保其得到理性适用的做法，却因方法自身的局限而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适得其反。
(一)教义规则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中的应用当法律制定者的合理法律能够涵射所有社会现象的完美假设照进法律语言有限表现力的骨感现实、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条文时，必然要对于表述不清、文义模糊甚至彼此之间相互冲突、重叠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所有法律解释的运用都要从文义解释开始，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规则运行的逻辑起点。
所谓文义解释，又称教义解释，是指按照正常的语法逻辑与文字使用习惯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其中的疑难字句明确界定。
按照文义解释规则逻辑，司法机关在解释刑法条文时，必须要根据刑法规定犯罪的实质性与正义性标准，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来确定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并要就其对刑法用语的诠释符合实质性与正义性标准。
从现有司法解释来看，《集资解释》与《集资意见》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释属于文义解释，都是遵循这种文义解释的法律适用规则来诠释其犯罪构成要素。
对于《刑法》第176 条的叙明式表述，《集资解释》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阐释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与个人)吸收资金，且同时需要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广延性四个条件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