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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的起源与特点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在汉代，中国由上古时期至汉朝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宪法制度，
以内政法则为基础。
内政法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民众权利等领域，其内
容主要体现在《后汉书》《汉书》等古籍中，是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载体。
汉朝时期，随着政治体制的完善，中国古法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出现了许多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施政方面的法律，如
《律历志》、《律令》、《政出》、《户部章程》、《文献》等，这些法
律正式定义了汉朝法律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执行方式，并由宫廷对其进行
审核和执行。
此外，汉朝还将法律的职能向社会各阶层扩展，在社会各种争议中发
挥作用。
比如《裁判文书》记载，汉代以来，开始建立司法实体，通过实
施司法程序，来审理各类纠纷，对争议的解决提供司法保障。
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左传》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中国法律的根本思想。
传统的中
国法律是以礼义为基础，以尊卑礼仪为框架，以礼仪、律法为手段，以安
定民众为目的，以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
2、法律具有稳定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一、儒家思想与宗法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追求的是社会和谐与道德修养，他们关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类道德伦理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道德为核心。
而宗法制度则强调血脉至高无上，对于家族和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
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家族和社会凝聚力。
二、以德治国和忍让精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的是以德治国。
德治国是指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规范来治理社会，法律在其中仅起到辅助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德治国的原则为基础，注重道德教育和自律。
此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强调忍让和和解的精神。
当时的社会倡导和解、宽恕、博爱的思想，对于解决纠纷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三、灵活和弹性的法律体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体系相对灵活和弹性。
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并非主要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更多地依赖于社会道德和文化。
因此，法律体系采取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方式，允许各地方和社会群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
四、重视调解和亲和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重视调解和和谐亲和的精神是其独特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倡导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尤其是在家族和社会关系中，和睦共处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目标。
因此，调解机构和调解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五、尊重权威和等级观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着对权威和等级观念的尊重。
尊重权威意味着人民对法律和官方的尊重和信任，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依靠权威的力量。
等级观念则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和地位的区分，这反映在法律体系中，从而影响到法律的效力和适用。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独特的特点，它的主要特征包括儒家思想与宗法传统、以德治国和忍让精神、灵活和弹性的法律体制、重视调解和亲和力以及尊重权威和等级观念。
这些特点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于理解和传承中国法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原因中国传统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开始至清末改制之前的中国奴隶制类型法制和封建制类型法制。
（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礼”原本是氏族社会末期祭祀祖先神灵的习惯，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阶级社会确定人们血缘关系亲疏尊卑和社会等级的规范。
经过汉儒的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
统治者们一方面制定大量的宗法礼仪制度，运用德礼教化来调整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法律进行专擅垄断的手段，来辅助“礼法”的实施。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被认为是不合乎“礼教”原则的情况下，“礼教”往往可以“经义决狱”的形式直接成为裁判依据。
其要旨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
在这种原则下，“礼教”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义为法律，“七出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
同时，“礼教”还成为评价和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和最重要的依据。
如对于唐律的最高评价就是“一准乎礼”（完全按照了“礼教”的准则），而唐律的立法解释《唐律疏议》，也主要是以“礼教”和儒家的经典为依据。
原因：①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是以刑始于兵，礼院于祭祀的形式完成的。
礼较早的成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具有较强的精神威慑力；能够起到安上治民，体国立政的作用，是调整社会关系和国家生活的思想基础，也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理论教条。
②从秦朝统一全国，到两汉建立，封建大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学说来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③经过长期的统治，使统治者在立足现实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两者之长加以结合。
④两者在为政权服务的政治目的是相通的，礼法遵循“尊尊”，旨在确立君主、皇帝的最高权威；法家不仅同样尊尊，而且鼓吹极端的专制主义。
2.家庭本位，伦理法制。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
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家族本位特色。
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和发展摘要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人治型文化，在人治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类法治文化——它不是法治的，但却与法治存在类似之处，这就是法制型文化。
中国古代法制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相伴的，是一个完善更新有所损益的过程，并且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中不断进益的新的人类文明特征，由于中国古代类法制文化存在根本缺陷及其他社会原因。
尽管如此，但它的人道主义精神涵括民商内容的立法，以及行政司法领域的特性，都对当今工具理性泛滥的西方、特别是对推进法治建设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礼法结合，一准乎礼与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
其显著的特征是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法律“一准乎礼”。
礼的精神是亲亲、尊尊，即维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关系。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祭祀活动和习俗，礼法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主题。
西汉初，引礼入律已开其端。
叔孙通制定朝仪制度，就吸收了周礼的朝觐之礼等礼制。
两汉时期，通过经义折狱、以经释律和引礼为法，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皇亲贵戚和大臣犯罪奏请皇帝裁夺的“上请”制度、父子相隐的诉讼原则被广泛运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沿着礼法结合的道路不断完善的重要发展时期。
曹魏依照“尊尊、贵贵、亲亲”原则，首创“八议”入律。
西晋贯彻“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原则，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
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条目。
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原则，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
《唐律疏议》“一准乎礼”，成为封建律典的楷模。
宋代以后，各朝效法唐制，立法和司法都贯彻了“礼法结合”、“一准乎礼”的精神。
儒家礼教纲常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
礼教纲常被奉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明礼以导民”、“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法制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1.五德十二时辰的法律态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观念中，有一种以天文地理为基础的宇宙观念，即五德十二时辰的观念。
五德指的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十二时辰是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按照这种观念，中国古代人们认为人类活动和社会秩序受到五德十二时辰的影响。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出现了按照五德十二时辰来制定法律的思想和实践，例如明代的《六替永时则》就是按照五德十二时辰来制定的法律。
2.仁义的法律精神：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强调仁义的法律精神。
仁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也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法律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弱者，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这种法律精神体现在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各个方面，如明代的《大明律》中就有许多条文强调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3.儒家思想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主张道德责任的履行和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思想渗透到了古代法律文化中。
根据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不仅仅关注实际成效，更注重道德的引导和教育意义。
例如，古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学派的《礼记》和《仪礼》都有详细规定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法律义务。
4.教化的法律观念：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教化的法律观念。
古代统治者相信通过法律可以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起到教化的作用。
因此，在古代法律制度中，有很多法律法规对于道德教化和身份修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明代的《大明律》规定了严格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这种法律观念使得法律变得更加具有社会教化和价值观导向的作用。
总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五德十二时辰的法律态度、仁义的法律精神、儒家思想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教化的法律观念等特征。
这些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核心，也对中国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治特点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独特的特点，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法制史上最优秀的部分之一。
本文将重点介绍古代中国法治的特点，包括注重道德准则、法律兼容两便、以惩戒为基础、以行政审判为主等。
首先，中国古代法治主张以道德准则为核心。
这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在立法和执法行为中，政府要求遵守礼义、仁慈、祸福、德行。
其次，古代法治强调法律兼容两便，古代的法律制度充分尊重民众的主体权力，维护公民的正当权利，不仅仅要求官方政府依法施政，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恪守司法公正、公平正义。
第三，古代法治以惩戒为基础，对违法者严厉处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
最后，古代的法治以行政审判为主，古代的司法审判制度依据“君主法治”的原则，行政与司法机构是国家中最重要的机构，由朝廷控制。
总之，中国古代法治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道德准则为准则，法律兼容两便，以惩戒为基础，以行政审判为主，这些特点显示出了古代中国独特的司法体系，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极具参考价值。
回顾古往今来，中国古代法治的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法制史，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古代的法治在今天仍然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
古代法治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极大的经验意义和参考
价值，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古代法治的历史经验，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法治的优秀传统，为中国当今社会的法治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罚”，夏商的统治者一方面以“服天命”自诩，极力通过致孝于鬼神把礼改造成代表其阶级意志、符合国家统治需要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将礼与神权紧密结合，使天上与地下、神与王联系起来，“上事天，下事地”，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宗教政治观，为王权和贵族政治服务。
这样，礼的内容也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君臣、血统、婚姻的行为规范，体现了神权、族权与君权的统一性，并逐渐被制度化、法律化。
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
周初，周公姬旦鉴于商后政治关系变动、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文化冲突尖锐，需尽快稳定国家、巩固统治，于是“制礼作乐”，将分散凌乱的礼进行整理、修订、补充，把夏礼、商礼发展成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并制定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成为“法度之通名”。
一般称之为“周礼”。
后来儒家将之发展成“为国以礼”的“礼治”。
5 据《尚书大传》描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由此可见，周公制礼效果之佳、意义之重大。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
“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
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所谓“国无二君”；后者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父权，所谓“家无二尊”。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6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正如《礼记曲礼》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也说，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重大作用。
总之，周公制礼，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
后儒家为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增加礼的规范作用，把礼与高深不可测的天地相联，以天人合一来辩护礼治国、礼治民的符合天道。
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
中国古代法制是中国储藏的宝贵法律文化遗产。
它自古以来在国家治
理思想、政治秩序、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和强大影
响力，影响着中国古今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中华文明根基和开启
中国的现代发展。
一、规则规范。
古代法制的根本功能在于确立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它将原则性规定落实到具体情境，以确立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维护社会秩序，有效遏制行为不作的乱世纷争，从而实现社会的强有力管理。
二、多元表现。
古代法制呈现出法制、道德、礼仪等多元互动的表现
形式。
它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传统文化。
它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在法律制度建设中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使得法律制度不仅仅是规范行为，更是体现文化底蕴。
三、变迁动态。
古代法制是历史规律的积淀和发展，它是一切文明发
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件僵化的事物。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上一
代的成果，也丰富了现在的表现形式，融入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效需要，
使古代法制更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
四、科学化思维。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及缺陷论中国古代法律特征及其缺陷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伦理型的道德法律一体化以德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中古代道德化的法律是中国古代伦理社会存在的一定反映，其主流的法律核心内容——伦理道德，是由中国长期形成的特有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有其特定的社会成因，特有的文化氛围背景，更有自己典型的特征、独特的内容及特殊的社会作用机制。
其不仅在过去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曾经雄跨世界的华夏文明，即使在法制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仍具有宝贵的精神资源，并为我们今天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也是我们健全法制并走向法治的需要；也是是使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权利不容侵犯等观念化为公民道德信条的需要。
背离好的传统习俗意味着背离人类的智慧，意味着蔑视人类优秀道德成果的一种非道德主义态度。
关键词：古代法律道德法德一体化法律控制型道德一个没有民法、经济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的民族却能够持续几千年，这样独特的法律文化不得不让世人惊诧！法律文化就是这样，既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信史。
而中国古代特有的伦理道德型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它的古老、凝重，它所具有的高于个体生命的力量，常常使人产生敬畏、令世界法律人所瞩目……作为人类法律文化三种类型之一的古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华夏法律文化亦即伦理道德型的法律文化，其典型的特征是：道德伦理教条等同于国家法律，家族首长代行部分国家司法职能，国家政治和法一法律起源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
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
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
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
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
"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
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
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
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
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
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
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
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
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
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
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
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
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
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
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
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1]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
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
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就会发现，在人类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像希腊、罗马那种所谓"发育成熟"者，恰恰都是文明起源比较晚的；而古代东方社会那些所谓"发育不良"者，则文明起源都比较早。
这也就是说，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的发育比较成熟，但其文明的起源发展都比东方要晚；它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之所以比古代东方国家要高，是因为它们接受了东方社会先期已有的先进生产力，在外来影响的"催化"作用下，才迅速趋于成熟的。
因此，与其说古代东方社会文明"早熟"，倒不如说希腊、罗马国家的古代文明是"早熟"的更符合事实。
众所周知，作为古代东方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中国是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
在世界文明起源排名序列的时间表上，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名列第一，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不相上下，位居第二，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毗邻西亚的东地中海的爱琴文明位居第三，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古希腊、罗马只能排在第四，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后是中美洲的玛雅文化以及南美洲的中央安第斯文明，估计是在公元前300年以后才出现的。
在这几支古代文明中，西亚、北非、欧洲以至南亚的印度河流域，都是有内在相互关联的。
也就是说，自从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产生以来，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地中海周围，这一广大地区的各部分，就是一个有密切关系的整体。
在这个辽阔的地域范围内，相继产生了西亚苏美尔和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伊朗文明，安那托利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中海东岸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上古文明，北非古代埃及文明和马格里布各国文明，南欧爱琴文明和伊达拉里亚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等。
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古代文明，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来自中亚的影响，但总地说来，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2] 至于中美洲的玛雅文化以及南美的中央安第斯文明，基本也是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普遍认为，美洲原始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与爱斯基摩人，是从亚洲东北端曾被称为"白令陆桥"的白令海峡，经由北美西北角的阿拉斯加迁移过去，并陆续南下的蒙古人种。
人类社会的古代文明起源，首先是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世界上古代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中，所有号称古老的文明民族，都是立足于农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游牧民族虽然也能进入文明社会，但一般都比首先经营农业生产的农耕民族要晚一些。
[3] 这首先是因为农业是人类对自然体系的一种人为的改造，通过这种植物驯化的改造过程，能够使可资利用或可供栽培的植物种类变得丰富起来，[4] 并且使这些被驯化的植物的产量逐步提高，从而为人类自身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与生产生活资料；而早期的游牧经济，其物质生活来源以及社会生产基础则相对不太可靠。
由于农业最初是从采集利用天然野生谷物的采集农业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人工种植农业的，所以，它最先发明于那些具有天然野生谷物的地区。
西亚、北非的农业，首先起源于中亚至西亚的山地丘陵地区。
它西起约旦河谷和安那托利亚，东至扎格罗斯山地，形成一个新月形（或伞形）地带。
[5] 这一地带包括今土耳其以南、伊朗以西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及伊拉克北部等广大地域，分布着各种原型野生小麦和大麦等野生谷物，故其最先发展成为以小麦和大麦为主的种植农业。
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这种种植农业较早地发展成为灌溉农业，因而这两个地区文明起源最早。
东亚的古代中国，北方以种植谷子（粟）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都不需要什么水利灌溉工程。
谷子和水稻原本也是两种野生植物，前者的野生品种称为莠草，俗名狗尾巴草；后者是由普通野生稻培植演变而来的。
谷子属旱地作物，可以在广阔的平原地区和丘陵山地大面积推广；而南方的水稻，最初只适宜小面积种植。
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晚于西亚、北非，其中心却又长期在北方黄河流域的主要原因--尽管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并不算晚。
[6] 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有些类似，以种植小麦和大麦为主；后来在恒河流域，才出现了稻米的种植生产。
所以，古代的印度[7] 文明，最早出现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明则发生较晚，后来才成为南亚次大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古代欧洲，包括文明起源较早的爱琴地区在内，据说只有小粒品种的野生植物，缺乏西亚、东亚那种野生谷物。
那里的农业文化，包括种植的作物、使用的农具以及采用的农耕方式等等，都是从邻近的西亚输入的。
[8] 尤其古希腊、罗马，是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
因此，他们的文明起源就晚得多了。
在新大陆的中美洲，基本也是独立地由采集农业发展到种植农业的。
那里最早进行人工栽培的植物品种，主要是玉米。
据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美洲生长着一种一年生的野生大禾草植物"假蜀黍"（teosinte )。
一般认为，这种植物就是玉米的祖先。
[9] 不过，中美洲的玛雅文化以及南美的中央安第斯文明，也是从半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
当地印第安人的农业经济形成较晚，故其文明起源的时间也晚得多。
古代东方社会的文明起源，都是建立在青铜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奴隶制时代一般是与青铜时代基本同时的。
这是古代文明社会的正常发育道路。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铜器尚不能完全排除石器。
所以，所谓铜器时代或青铜时代，往往仍存在大量铜石并用的情况。
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几大文明起源区域中，安那托利亚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铜矿石的地区。
据说远在公元前8000年代，那里的人们就已广泛交换着一种名叫孔雀石的比较纯粹的含铜量高的绿色矿石。
到公元前5000年代，有效的熔炼技术发展起来，人们便开始铸造矛头和斧头之类的铜器。
在安那托利亚至伊朗高原山地一带，都普遍盛产铜。
而在一些有锡或邻近有锡的地方，则首先进入青铜时代。
[10] 早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西亚的埃利都·欧贝德文化，北非上埃及的塔萨·巴达里文化，已进入典型的铜石并用时代或其晚期。
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则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哈拉巴文化起，开始进入铜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11] 东亚的古代中国，在公元前3000-2000年的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遗址中，也先后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铜器或青铜器；夏商以后，更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