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何以可能--兼评段义孚《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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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 South Architecture / 南方建筑 / Research on Design 设计研究 官方网站 83引文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逐渐从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城市肆意扩张、环境破坏、千城一面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主要是因为没有深入挖掘地点的地域特色,忽略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真实感受。
城市中的古寺庙地区是城市更新中的一类典型区域,借寺庙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是常见的更新模式。
因此寺庙的经济价值往往被过度放大,而它的社会潜在价值却被埋没。
寺庙不仅是能创造收益的空间资源,也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公共空间。
满足居民身体、心理上的需求要依托寺庙地区地点性的构建,同时获得满足感的居民对地方特色构建也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要实现城市更新从物质城市更新中古寺庙及周边地区的保护与利用*——基于地点理论的思考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Templ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Urban Renewal: Thinking Based on Place Theory 曾 卫1,张艺可2ZENg Wei, ZHANg Yi-Ke[本文引用格式]曾卫,张艺可.城市更新中古寺庙及周边地区的保护和利用——基于地点理论的思考[J]. 南方建筑,2021(2):83-89.摘要 量化分析了古寺庙及周边地区地点性与居民地点感的内在关系,提出城市更新中该地区保护和利用的策略,为地方更新从物质空间过渡到人的社会文化转向提供参考。
在文献归纳中发现,地点理论认为地点性与居民地点感之间存在相关性,因而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AMOS 模型方法对金凤寺地区进行研究,得到整体空间和文化特色对地点感有正向影响,服务设施对其有负向影响,地点性与地点感有显著相关性的结论。
提出的寺庙地区保护和利用的可行策略,维护了地点特色,增进了居民的地点认同,使地点在城市更新进程中独具特色并富有竞争力。
书评:《无边的恐惧》10110224 蒋云花《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段义孚(Yi-Fu Tuan)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1日出版,平装本212页,定价24元。
段义孚(1930-),美籍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派创始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教授,1987年获得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地理学杰出贡献奖,2001年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
著有《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逃避主义》等。
恐惧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之一,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展现形式。
段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恐惧不是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主要是在家庭中、校园里、街道上、在生老病死的日常琐事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恐惧。
全书跨越哲学、伦理学、宗教、历史、地理、人类学、社会学诸多学科,详尽的考察了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的人类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恐惧,像对黑暗、动物、饥饿、自然灾害、饥荒、瘟疫、妖魔鬼怪、暴力、他人、刑罚、流放、监禁等的恐惧,揭示了看似寻常事物背后隐藏的关系及喻义。
段先生仁慈,恐惧无处不在,但他不忘讲诉一个童话,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以为没有恐惧的社会,比如生活在刚果热带雨林里的姆布蒂俾格米人。
对俾格米人来说,雨林是他们的保护人和维持生命的人他们不需要把某些地方确立为神圣之所,他们所居住的整个森林都是神圣的。
他们生活在一种全面呵护他们权力的中心,他们通过象征性仪式,与其在情感上紧密相连。
与其他少数名族不同,刚果森林中的俾格米人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着许多神圣事物的空间,一个有限的地方,而是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中。
这里有着他们的安全感和不感到恐惧的来源。
俾格米人回应死亡和其他不可避免的生活危机的方式,表明他们对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充满信心。
不幸突然降临时,俾格米人并不会将其归因于不怀好意,而是更多将其归因于正常善意的缺失。
基于居民地方感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讨作者:赵东平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 2017年第11期20世纪70年代,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在其代表作Pace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s ofExperience(《空间与地方》)中,将感觉( Sense)引入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研究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地方研范式,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即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国内地方感理论研究始于21世纪初,地方感体现的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连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
从产生的过程看,地方感是人与地方不断互动的产物,是人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主要包括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2个维度,其核心内涵体现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并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
以旅游地居民为对象的地方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内容停留在对居民人地情感连结研究,认为居民地方感是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将地方感认为是一种故土情结或家园依恋。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发现,居民与旅游地的这种情感联结会影响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21世纪初,学者利用这种情感连结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冲突问题。
之后对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的研究涌现大量成果,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内容更加细致,如环境保护、旅游参与度、旅游支持度、旅游管理规划等。
综上可知,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理论可以从旅游地居民与旅游地的情感联结方面解决旅游发展产生的问题,促使旅游业持续发展。
一、目的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地位目的地居民是乡村的主人,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力军,他们或直接作为旅游产品的经营者和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或间接参与旅游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发展利益的主要相关者。
目的地居民还是当地乡村文化最活跃的因素、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当地旅游资源的质量和品质,影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价值感知。
FILM LITERATURE电影文学电影《骏马》(比利·鲍伯·松顿,2000)改编自美国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的小说《天下骏马》,于2000年被搬上大银幕。
影片讲述了年轻的主人公约翰在本土美国梦碎后,跨越美国、墨西哥边界,试图在墨西哥追寻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的故事。
19世纪,大批白人在广阔的美墨边界开拓他们眼中无人占有的处女地,而实际上这里生活着印第安及墨西哥原住民,他们早已与此地建立了密不可分的精神纽带。
影片通过描绘约翰等人在美墨边界反复越境、冒险和联姻的经历,引发受众思考地方文化与身份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
一、空间符号与地域体验20世纪80年代,科马克•麦卡锡搬迁到德克萨斯州厄尔帕索市居住,与墨西哥的华雷斯城隔河相望。
广袤壮阔的美墨边境景观给了他全新的创作灵感,麦卡锡开始研究美墨边界的历史文化。
1992年,他发表了以美墨边境为叙事背景的小说《天下骏马》,作品围绕主人公约翰和朋友在墨西哥追寻牛仔梦的故事展开。
事实上,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述:“通常来说,美国人不是为了寻找墨西哥才到墨西哥的;他们寻找的是自己的痴迷、热情、恐惧、希望和兴趣。
”[1]19世纪,给予美国人热情与动力的“拓荒”实质上带有自我欺骗性,他们眼中广袤无垠、等待“现代文明”征服的土地,其实是特加诺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的家乡。
“尽管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新移民,通过某些非法、合法程序在南德克萨斯定居下来,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仍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墨西哥国家。
”[2]世代生活在那里的特加诺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与这片土地有深厚的血脉联系,他们对该地有着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并视之为独一无二的家园。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勒菲弗认为“空间政治可以延伸到地理景观本身,因为它也是被创造、修改和转化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3]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他特别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体经验对空间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指出“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身体在空间中集聚展演,身体在空间中所展现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空间的建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021年第1期(总第173期)台湾研究集刊TAIWAN RESEARCH JOURNALNo.12021General No.173情感连接与政治激化湖北旅台同乡的地方记忆与地方认同包亚兄,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地方在身份认同的建构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湖北旅台同乡的同乡活动、出版的地方刊物,并辅以深度访谈,探讨他们对湖北的地方记忆建构。
研究发现,武昌起义、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是旅台湖北同乡构建湖北记忆的重点内容,聚会和仪式是他们操演与维持乡俗文化的重要手段。
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旅台同乡对湖北的认同呈现出代际差异,在旅台后代湖北认同式微的情况下,家庭教育以及为促进同乡发展而设立的奖学金制度,成为维系湖北认同的重要方式。
伴随着台湾当局大肆“去中国化”,旅台同乡对湖北的记忆还呈现出权力对抗的特点。
这些发现表明,台湾的“外省”族群依旧在自行建构原乡认同,在两岸出现认同折裂的背景下,他们是弥合差异、提升台湾民众中国认同很好的切入点。
关键词:地方记忆;地方认同;湖北旅台同乡会;《湖北文献》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21)01-026-10一、引言地方,是充满人类经验和意义的空间,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中,每一处地方都有其孕育和发展的过程。
作为人文地理学最关键的理论视角之一,地方一直以来都在关于人与地域、人与环境的学术探索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①对于个人来说,地方不啻是一个意义的中心,同时也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媒介,它在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正如段义孚所说,地方这个概念,最完美地表达了人类如何为了在世界上感觉自在,而创造意义中心和关怀场域。
②台湾光复之后,大量大陆民众涌入台湾定居,但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成为这一庞大人群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他乡”与“故里”的巨大差别也由此凸显出来。
③为维系同乡感情、互相济助,并在台湾传承故乡文化,旅台大陆人士建立同乡组织、出版地方刊物,通过同乡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文字化的刻印,去记忆、想象故土家园,以达成身份上的归属与认同。
地方依恋是人们对地方情感方面的反应,地方依恋是人们对地方功能性认知方面的反应,地方认同是人们对地方融入性方面的反应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唐文跃2007在游憩环境中,游憩者往往因对环境的使用(如休闲活动的参与)而对某个地方产生各种形式的情感联结和态度与行为的忠诚,这是地方感研究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机构忠实和地方意象是国外地方感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主要以游憩者为研究对象。
地方认同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
概念:赖特(Wright,1966)首创geopiety(敬地情结)一词,用于表示人对自然界和地理空间产生的深切敬重之情[2]。
斯蒂尔(Steele,1981)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创造了地方,地方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3]。
维度:普利特等(Pretty et al.,2003)把地方感分为地方依恋、社区感和地方依赖3个维度,[10]乔根申等(Jorgensen et al.,2006)的研究中,地方感维度包括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64]。
威廉斯等(Williams et al.,1989)提出“地方依恋”的概念。
随后,威廉斯等(Williams et al.,1992)提出了地方依恋的理论框架,指出地方依恋由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与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两个维度构成,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功能性依恋,而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并设计了地方依恋量表用于测量个人与户外游憩地的情感联结关系[16]。
研究表明,自然景观是利益相关者的社区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常访问周边的公共自然区,并把这些地方作为他们居住在这里的重要原因的利益相关者对社区的物质-自然景观比对社会文化要素更有认同感[47]。
地方依恋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杨昀 2011有的称“place”为“地方”、有的译作“场所”; 前者主要存在于地理学,而后者常见于建筑学、景观学、城市规划等相关学科[2]其中“地方”从物质 ( 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 和精神 ( 地方所拥有的价值和意义) 两个层面被解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