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与批判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国强必霸”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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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第三段论证方法六国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一篇重要著作,其中第三段论证方法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在这一段中,荀子提出了他的政治理论,阐述了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对立。
本文将对六国论第三段论证方法进行分析和解读。
首先,荀子在六国论中提出了“兼爱”和“非攻”两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君主应该“兼爱”六国的人民,而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国家。
这种“兼爱”可以使六国之间建立和谐的政治关系,从而实现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荀子还强调了“非攻”原则,主张六国之间不应该相互攻击,而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矛盾,避免战争的发生。
这种“非攻”观念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荀子在六国论中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案例和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他通过对春秋时期六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战争进行分析,指出了六国相互攻击所带来的灾难和苦难。
同时,荀子还引用了一些成功的外交案例,如吴国和越国的联盟,来说明外交手段的重要性。
这种历史案例的运用使得荀子的论证更加具有说服力,使读者对他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
最后,荀子在六国论中运用了逻辑推理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通过对“兼爱”和“非攻”原则的逻辑推理,得出了这两个原则对于维护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他还通过对不同政治制度和外交手段的比较分析,来说明了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这种逻辑推理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使得荀子的论证更加严密和完整,使读者对他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
总之,六国论第三段论证方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其“兼爱”和“非攻”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荀子在六国论中通过丰富的历史案例和事实、逻辑推理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使得他的论证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合理性。
这种论证方法对于当今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中国文学的批评观点中国文学的批评观点是指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方法和理论。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批评观点:1.现实主义批评:现实主义批评强调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关注作品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它强调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
2.浪漫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注重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和个性表现,强调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它关注作品中的情感冲突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3.象征主义批评:象征主义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事物和形象都具有象征意义,通过分析象征元素来解读作品深层含义。
它强调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特点。
4.结构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关注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和组织,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游戏和符号系统。
5.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性别问题,分析作品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
它强调女性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地位和声音。
6.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分析作品中的社会矛盾和生产关系。
它强调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7.后殖民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分析作品中的文化霸权和身份认同。
它强调文学作品与文化权力的关系。
8.接受美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关注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过程,分析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它强调读者的主观感受和审美经验。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批评观点,不同的批评观点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可以运用不同的批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学的魅力和价值。
习题及方法:1.习题:现实主义批评在中国文学中的应用示例。
方法:首先,了解现实主义批评的特点,即强调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映和表现。
然后,选择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分析其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最后,阐述作品如何通过现实主义批评的角度展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映。
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驳斥“中国威胁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强大,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强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威胁,从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对中国加以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
他们害怕中国强大,宣扬“中国威胁论”,其中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国强必霸”。
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所谓的“国强必霸”根本不符合中国,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走的都只是和平发展道路。
一、“国强必霸”论不符合中国首先,“国强必霸”论不符合中国讲信修睦的文化传统。
世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我们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包容;又能像苍天刚健运行一样,彰显正义。
这种深深扎根于民族灵魂深处的讲信修睦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按照帝国的思维逻辑,走“国强必霸”的路子。
第二,“国强必霸”论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实践。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而所谓的“国强必霸”论,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实践。
第三,“国强必霸”论不符合历史和现实。
从历史来看,中国几千年的华夏文明一直主张以和为贵,即使是在秦汉、唐朝、明清等中国历经的强大的朝代,我们也丝毫没有称霸的野心。
中国从世界大国兴衰的历史结局中可以得出: 争霸是一条害人害己甚至是自取灭亡的道路。
既然这样,我们又怎会自取灭亡?从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党的历代中央领导人都作出过“不称霸”的承诺,我国会把和平发展道路、把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把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宣示和承诺一代代传承下去。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仍然没有摆脱“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的解析《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组成,全文2.9万余字。
围绕“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等问题,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展走向,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和理解。
新京报讯国新办昨日(9月27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
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首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综合性政府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入、聚焦。
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不是威胁和挑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仍然没有摆脱“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的解析 4。
新时代的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决心不会改变,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决心不会改变。
未来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谈和平与发展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白皮书通过大量数据和事实,介绍了7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重大意义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近14亿人摆脱了物质匮乏,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
白皮书认为,7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并将随着时代前进展现出越来越光明的发展前景。
白皮书说,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文化视野Cultural Perspective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王道与霸道一直都是君王常采用的两种治国之道。
王道即儒家强调的仁政,象征专制政治“光明正大”的一面,霸道则指的是武力、刑法,象征着专制政治“权威统治”的一面。
这两种治国之道在历史上曾助多位君王成就王朝盛世。
现如今,这两种治国理念仍旧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被提及,对处理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是一件值得各国参考的政治法宝。
一、“王道”的概念内涵在中国传统的古代政治哲学中,王道最初是指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即先王之道;先秦儒家最先高举“王道”的大旗,积极探索救治良方,并沿着“内圣外王”的规矩构建了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道德和政治的直接统一。
关于“王道”,孟子曾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为“用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所以称霸必须是大国。
用道德而实行仁义使天下归顺的人,不用依靠国家的辽阔”。
经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家的梳理总结,王道已经成为以仁德为标准和原则的儒家的政治理想。
先秦诸子各家将“王道”作为其所倡导的经世的根本道理和治国之本,对重建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应对策略,最根本目的都是想要改变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动荡局面,以此来实现天下大一统、上下有序的共同理想[1]。
“王道”作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以仁义道德为根本,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几千年以来被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沿用,代表着完善的伦理道德境界和完美的社会政治秩序,始终是贯穿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的主线。
二、“霸道”的概念内涵在西周末期,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秩序逐渐开始分崩离析,中国政治来到了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为了在当时能够称霸一方,求才若渴,纷纷招揽有才之士并增添国力来富国强兵,于是便形成了王者霸主争抢诸子百家思想为自己所用的局面,以春秋五霸为代表的霸主为称霸诸侯而采取的治国之道即为霸道,霸道遂应运而生。
[标签:标题]篇一:读墨子《非攻》有感读墨子《非攻》有感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他出身于手工业者,能制造机械,也通晓军事,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和军事工程师。
墨子生活时期正值春秋战国之际,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争权夺利,相互间进行了多次残酷的战争,强之劫弱,众之暴寡。
列国割据,征战不休。
墨子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聚徒讲学,创立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
墨子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其中《非攻》就是他重要的政治主张。
“非攻”思想有以下特点:首先,“非攻”以“兼爱”为其理论基础,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国家之间矛盾,实现其理想的必然结论;其次,“非攻”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人民的理论;再次,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得到了弱小国家的支持。
当时的战争不仅在大国间进行,也在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小国与小国、弱国与弱国之间进行。
“非攻”对大国和强国,尤其对好战的君王是一个约束,对小国与弱国则是一个保护,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
当时“非攻”在制止战争,减轻人民痛苦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作用。
“非攻”,思想谴责进攻的战争,也就是反对侵略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这是墨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非攻”不是一般的“非战”,而是反对侵略者发动的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可以说是后世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渊薮;而对于讨伐暴虐害民的有罪之国,墨子不称“攻”而称之为“诛”,他是赞同的。
至于抵抗侵略者的防御性战争,墨子不仅不反对,而且是竭力支持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非攻”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墨子所处的是诸侯相互攻伐吞并,争霸的时代。
只是处于这样的时代,墨子看到了侵略性战争给各诸侯国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所以提出“非攻”的思想来谴责进攻战争,来反对浸略性战争。
墨子的“非攻”思想是通过全篇论证攻伐别国的行径大为不义,以及对这种不义行径的赞誉之荒谬。
【学习经验】大国政治的悲剧读后感《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书一开始作者就对以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做了总结;并深刻地阐述了国际关系现实与理论的关系;以军事与理论、历史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复兴了地缘政治理论;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检验历史并验证这一理论;以外交行为为基点的研究,深化传统联盟理论、均势理论和战争理论。
它的假设前提是在一个无政府社会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为了生存必须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使是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国家也会为了权力而参与无情的权力竞争。
而这种权力竞争的根源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国家必须做好准备,应付来自除自身以外的各种危机和挑战。
笔者觉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影响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当国家拥有足够多的相对权力时,它的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障,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强大的国家往往会占弱小国家的便宜,强者越强,弱者在这过程中要不发愤图强,要不消声灭迹。
但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无休止的强大,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获得全球霸权。
在作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地面力量、海上力量、空中力量水域的阻遏力量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是现今富强的美国也无法实现称霸全球的梦想。
然而,美国可以获得地区霸权,而美国确实也是在西半球这样做的,同时美国也恰当的运用离岸平衡手战略(推卸责任与均势战略的结合),确保除美国以外的另一地区不会有大国成为霸权国。
21世纪是一个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大国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
进攻性现实主义仍然影响着大国政治,按照其理论推理推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
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那么中国的利益所在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
在作者看来,中国威胁论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的精英阶层将会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
六国论精品批判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在六国中的应用中国古代著名的学术著作《六国论》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杨倞所撰,对六国中的政治斗争和兴衰历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思考。
在《六国论》中,精品批判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这两种思维在六国中的应用。
一、精品批判性思维在六国中的应用精品批判性思维是指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审视,对事物本质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评估。
在《六国论》中,精品批判性思维体现在对六国政治现象和内外因素的分析上。
首先,六国各自的政治状况被杨倞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得十分准确。
他指出齐国政局动荡是由于内部贵族势力过于强大,导致国家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
而赵国的灭亡则是由于国君贪图享乐、欠缺领导才能,导致国家在外部战争中屡战屡败。
通过对六国各自政治现状的批判性思维分析,杨倞揭示了政治情况与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
其次,杨倞运用精品批判性思维评估了六国的外部因素对其命运的影响。
他分析了周边强国对六国的威胁,如赵国受到秦国的进攻,燕国受到齐国的压迫等等。
通过对外部因素的深入分析,杨倞揭示了六国面临的威胁与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最后,杨倞还以批判性思维探讨了六国政治家的才能与决策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他认为各国政治家的个人能力和道德修养对于国家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在魏国,公孙衍的睿智和善于斗智斗勇的操守使国家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稳定,从而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二、辩证思维在六国中的应用辩证思维是指观察问题时综合各种因素,不偏斜地看待事物的优点和缺点,分析矛盾之间的关系。
《六国论》中的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对六国政治矛盾和对策的思考上。
首先,杨倞运用辩证思维分析了六国内部的政治矛盾。
他指出国家统一和内部和谐是六国走向强盛的关键。
在六国中,政治矛盾时有发生,贵族与君王、君王与百姓之间存在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
杨倞通过辩证思维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些矛盾的存在,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解决这些矛盾,使国家能够保持稳定。
《裘力斯·凯撒》中的暴力书写与共和制政治伦理《裘力斯·凯撒》是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作品,通过讲述古罗马的政治斗争来探讨暴力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
在这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巧妙地描绘了权力争夺和暴力斗争对政治伦理的影响。
通过描写凯撒的权力追求和他的政治手段,莎士比亚展示了一种政治权力对个人和社会的腐败影响。
在剧中,凯撒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不惜以暴力手段来争夺权力。
他不尊重共和制度,试图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将共和制转变为专制。
他不顾他人的权益和感受,将暴力当作手段来追求权力。
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暴力,导致了无尽的冲突和流血事件。
莎士比亚通过塑造凯撒的形象,警示人们权力的腐化和对政治伦理的侵犯。
莎士比亚还通过另一个角色布鲁图斯来探讨政治伦理与暴力的关系。
布鲁图斯是一个致力于共和制度的政治家,他试图通过消除凯撒的权力来保护共和制度。
在布鲁图斯的策划中,暴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尽管布鲁图斯的初衷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他的行为却引发了一系列的暴力和动乱。
这说明了在政治斗争中,暴力很难完全消除,即使是为了正义和伦理的目的。
莎士比亚对政治伦理与暴力的描写还体现在剧中其他一些角色身上。
马克安东尼,在凯撒被暗杀后,他利用演讲技巧和暗示暴力威胁的手段,操纵了人民的情绪,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这再次说明,暴力很容易被利用和滥用,对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
通过这些角色和情节,莎士比亚提醒人们警惕权力斗争和政治暴力对共和制度和政治伦理的侵犯。
他探讨了暴力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表达了他对暴力政治的批判和对共和制度的捍卫。
他通过对政治伦理与暴力的描写,告诫人们权力的滥用和暴力的危害,呼吁人们反思政治伦理的重要性和维护共和制度的责任。
在《裘力斯·凯撒》中,莎士比亚通过复杂的情节和丰富的角色刻画,展示了政治权力与暴力之间的相互影响。
他揭示了权力追求和暴力斗争对政治伦理的侵蚀,警示人们在权力争夺中要保持理性和道德,维护共和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浅析与批判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国强必霸”的观点
作者:王晨昱
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18年第07期
摘要:米尔斯海默于21世纪初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
他所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该理论的代表作,被认为是继肯尼思·华尔兹所著《国际政治理论》后现实主义的又一里程碑式巨著[1]。
可是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米尔斯海默怀着一种较悲观的政治论调来看待当今的大国政治,所以其虽然是现实主义一个新发展,可是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本文首先对该理论与已有观点进行了总结归纳,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威胁论”提出了个人对它的批判。
审视该理论关于大国关系的论点对进一步思考如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颇具意义。
关键词: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D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236-1879(2018)07-0039-01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的冲突过程,尽管全球霸权无法实现,但大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一企图,因此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
米尔斯海默将他的理论建立在五大前提假定之上,它们分别为:国际关系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本身具有进攻性军事实力、大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以及大国是理性行为体。
而在这五个前提假设同时具备时,就为大国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并最终导致大国不断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对霸主地位的争夺。
而今天我们主要分析、总结与批判的就是该理论中“国强必霸”的观点。
首先,“国强必霸”理论中什么可以被称为“强国”、权力到达什么程度什么可以被称为“霸权”就无法定量来分析。
从定性角度来看,各家也持有不同的观点。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而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
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軍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军事实力的对比情况[2]。
我认为,米尔斯海默的论断略显片面,太过看中军事权力,忽视了许多其他的因素。
就像基欧汉认为霸权是一种经济资源的优势[3],一国的强大是由多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经济、文化和其他各种软实力也是构成一个强国的重要因素。
再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只有成为霸主之后,国家才会感到满足与安全。
只有当一国获得霸权之后,它才会停止追求权力,那种认为大国只需要拥有适量的权力而无需支配体系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观点是错误的。
而我认为一个国家想要成为霸主会有很多阻碍,其他国家可能联合起来制衡那个国家。
争霸的行为可能导致世界秩序的更加不稳定,该国也担心自己随时会被新的霸主取代,所以成为霸主也无法感到满足与安全。
而且由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可知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4]。
因其支配体系,所以霸权国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得为其所规定的国际秩序做出自我牺牲。
“霸主”不是好当的。
由边际收益递减原理,承担责任的霸权国收益可能将越来越少,而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霸权很有可能不稳,所以成为霸主后依然无法高枕无忧。
米尔斯海默还认为大国竞争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5]。
” 所以国家会通过战争和讹诈等追求更大的权力。
可是,如今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发展,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与便利,自由贸易使得战争没有必要且无利可图,原材料可以通过贸易就能获得,而且贸易可以给贸易双方均带来好处,达到“双赢”的效果。
现在的经济相互依存跟一战前不一样了,全球化在提高相互依赖敏感性的同时降低了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导致双方不仅对开战谨慎而且需求不大。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子曾提出国家性质分为王、霸、强三种。
而中国奉行的是“王道”而不是“霸”。
建设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现代的“王道”。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道义没什么作用,可是道义现实主义则把道义视为国家实力资源之一,因为道义能加强与朋友的关系,能在国外赢得朋友,在国内赢得支持。
中国自古就爱好和平,几千年来都主张“以和为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
如中国作为有核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多个国际多边条约,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在海外未建立任何军事基地,除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外未向任何国家派驻军队,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主张和平的态度。
习主席表示,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6]。
当然,中国也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允许别国侵犯我国的权益。
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
所以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只有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走得通。
如果有人问国强一定必霸吗?我们的回答一定是:不!中国也正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回答,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
且毋庸置疑,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如今全球化国际新形势下,我认为国际环境将会越来越包容、多样与开放。
随着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多极化趋势明显,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国家间将会越来越加强合作与对话交流而不是战争、冲突。
而且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可以使人类更和睦,世界更和谐!
参考文献
[1]阙天舒:“进攻性现实主义”悲剧及其出路——重读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
[2]王义桅、唐小松: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评米尔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研究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02年第4期。
[3][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4]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4月第1版。
[6]环球时报:《进攻性现实主义vs道义现实主义》,2013年12月09日。
【作者简介】王晨昱,女。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