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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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朝鲜文人对辛弃疾的评述--兼勘正朴现圭所做相关研究袁成【摘要】Before the middle period of Joseon Dynasty, XIN-ji's works and his life story had been spread into Korea. Joseon scholars mentioned XIN many times in their personal letters and literary criticism.They made comments on XIN's literary works, his patriotic ideas and the achievements in his official career.As a representative poet of Song Ci, Xin had a significant place in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Joseon Dynasty.His works of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are both closely followed by Joseon scholars.Besides, his well-known achievements in his official career won him a great reputation and enlightened Joseon scholars, especially in the respect of famine-relief, in which XIN showed great fore-sight and sagacity.In fact, XIN's patriotism and his indignation for the unrealized aspiration moved many Joseon scholars so deeply that they resonated with XIN beyond the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From the comments by Joseon scholar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Joseon Dynasty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with that of China.%辛弃疾的作品及其事迹最晚在朝鲜时代的中期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朝鲜文人在私下和答与文学评论中频频提到辛弃疾,对其文学成就、为官政绩以及爱国思想均有所评述。
论文范文:《燕行录》中明代朝鲜使臣诗歌用汉典研究第一章朝鲜使臣诗用事典分析在朝鲜使臣诗歌中,援引前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来吟咏古人古事、感慨历史兴亡、抒发个人思想感情,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
通常,我们把此类典故称之为事典。
朝鲜使臣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事典,我们在这里将其分成两大类:历史人物类事典和神话传说类事典。
这些历史故事与传说架起了古今之间、中朝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让我们看到了异域文人眼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一)历史人物类事典作为中朝两国友好往来的使节,明代朝鲜使臣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与事件烂熟于心,所以他们诗歌中的历史人物类典故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纵观这些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四类是朝鲜使臣浓墨重彩去描写的。
他们或是形象各异的帝王;或是战功显赫的忠臣良将;或是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或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纵的隐士,放浪形骸、率真洒脱的名士。
朝鲜使臣对这些历史人物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判,他们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与价值观念对他们进行了形态各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形象。
1. 帝王类(1)秦始皇秦始皇是朝鲜使臣笔下出现次数非常频繁的帝王之一。
关于秦始皇的典故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秦始皇东巡求仙的故事,其二是修建万里长城的故事。
关于秦始皇东巡求仙这一典故,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既齐人许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从《史记》记载秦始皇东巡求仙的活动范围来看,三神山应该在今天的蓬莱沿海一带。
《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
秦始皇听信了徐福等方术之士的谣言之后,坚信渤海中的三神山上有诸仙人及不死药,于是从公元前219年开始,先后数次派遣徐福率众童男童女东渡入海访求仙药,直到最后死在寻找神山而未果的路途中。
对于秦始皇这一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举动,朝鲜使臣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论朝鲜诗人金时习的和陶诗金时习,朝鲜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于九世纪末建立了朝鲜汉文化,受到后人眼中的敬仰。
作为第十八代朝鲜宗主,他对朝鲜的政治、文化、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常住在宫殿和政府之外,他的旅行也受到了朝鲜的影响。
金时习的诗歌不但有美,而且有哲理性,蕴含着他在流逝的生活中的思考。
金时习的诗以文学手法作为主要表达手段,他的作品里多以描绘景物为特征,表现出自然的宁静与祥和。
例如,在《另一个风景》一诗中,他写道:“白鹭洒洒清泉静,春声鸣不尽,重叠长苞一阵温馨,猿嚎暗通春色依旧”,形象地描绘了景色;而在《朝花夕拾》一诗中,他描绘的“清秀的花朵,如细雨散洒飘零;发出清新的香气,如细雨落在河岸”,表达出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
金时习的陶诗则更多地借诗句和成语表达他对当下社会政治状况和人民生活的深刻观察和评价。
在《慨叹》一诗中,他写道“初夏春月无双满,自得一贤贤相若;殊途满燕花期里,多情江南却更忧”,对朝贤的对立作出了感情的思索; 在《山桃归时》一诗中,他表达了政治现状下与子民共存的冲突思考:“上有云裳归又歎,思母无泪犹伤悲;长安家乡在告别,一片伤心谁相爱”。
金时习的陶诗以描写景物和客观阐释乡土社会为主,也展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发问与思考。
金时习的诗和陶诗都流露出思想深刻、注重审美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学内涵。
他善于用精致的词语表达他对于自然与神灵的敬畏和他的社会变革思想。
在他的作品中,以审美的角度描绘出朴实而贴近生活的景物,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慨,使读者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与体会,从中可见他的文学品格。
由此也可以看出金时习的诗和陶诗,实乃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
施补华《岘佣说诗》之创作论评析施补华的诗歌作品中,《岘佣说诗》是他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它以充满诗意的词语以及叹为观止的抒情,深深撩动了读者的心弦。
施补华的《岘佣说诗》,描述的是一位以岘佣之身环游列国,从中汲取各路人文及自然之美的诗人。
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游子情怀及对文明和经典的钦佩,同时也展现出了他多元且熔铸在一起的文化融合视角。
《岘佣说诗》富有文学性,形象极佳,丰满而具有深刻哲理意味。
施补华利用古典文学技巧,形成一种独特的诗体,一脉相承了古典诗歌抒情,以及特有的叙事性。
他把“文明”和“自然”融为一体,有着深刻的哲学意涵。
施补华以岘佣之身为视角,以他在此过程中收获的体验以及感悟,为读者创作出一幅绚烂多彩的艺术画卷。
他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成为古代诗人们学习借鉴的经典之作。
施补华倡导的是“文明与自然”共存的 beocom念,他的诗歌融入的语言格调和抒情,使他的诗歌丰富多彩,其深刻的哲学意涵仍然能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岘佣说诗》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把施补华的文学思想集中在一起,表达出文明与自然共存的理念,它令人惊叹,其诗句令人感动,其文字令人深思。
《岘佣说诗》以岘佣之身,把诗人在自然、文明中的冒险旅程直指读者的心灵,挑战人们的探索精神和发展空间,让社会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施补华的《岘佣说诗》里,“文明”与“自然”构成了一种美好的完美统一,在读者看来,这是一部分解艺术文明与自然之美结合的作品。
从施补华的《岘佣说诗》可以看出,施补华把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并形成一种文化统一。
他在诗歌里反复提出“文明与自然”的理念,号召世人在文明与自然之间寻求平衡,以此实现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在《岘佣说诗》中,施补华以散文的方式,把自然和文明的统一抒发得淋漓尽致,他以精湛的语言技巧,呈现出一幅完美而美轮美奂的艺术画卷,让读者激发出更多社会发展要求和艺术观念,更使文学精神复兴。
总之,施补华的《岘佣说诗》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诗作,它不仅仅是一篇艺术文学的作品,更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反映,令读者感受到社会发展对于文明和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要求,凸显施补华对文明文学精神复兴的热情期望。
韩国诗歌金春洙《花》读后感
【引言】
在我国诗歌史上,韩国诗歌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韵味和表现力深受读者喜爱。
近期,阅读了韩国诗人金春洙的《花》,深感诗意盎然,特此分享读后感。
【金春洙《花》诗歌概述】
金春洙的《花》是一首以自然景物为题材的诗歌,通过描绘花朵在四季更替中的变化,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诗歌主题及意境解读】
《花》一诗以花朵为载体,传递了生命的顽强和永恒之美。
诗中,花朵在春天绽放,夏日盛开,秋季凋零,冬日沉睡,展现了生命的轮回与延续。
诗人通过对花朵不同阶段的描绘,传达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艺术表现手法分析】
金春洙在《花》一诗中,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如拟人、比喻、排比等,使诗歌形象生动,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同时,诗人还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替的意象,将花朵的成长与人生历程相互映照,令人深思。
【个人感悟与启示】
读完《花》这首诗,我深感生命的奇妙与不易。
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种种困难,正如花朵在四季轮回中饱受风雨洗礼。
然而,正是这些挫折与挑战,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坚定地走下去。
这首诗给我带来的启示是:要学会
像花朵一样,顽强地面对生活,不断地调整自己,才能在困境中绽放光彩。
【总结】
金春洙的《花》一诗,通过对花朵生长过程的描绘,表达了生命的美好与顽强。
诗人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自然景象与人生哲理相互融合,给人以深刻的感悟。
浅谈中韩诗人对本国文学的影响中韩两国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不发生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韩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韩国文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中国文学中吸收了许多营养。
本文以韩国汉文学之祖崔致远为例,探讨其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以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例,探讨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陶渊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一)陶渊明简介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浔阳柴桑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
后世称靖节先生。
有《陶渊明集》。
其诗文风格主要是柔、淡、远三个主要特点。
陶渊明幼年丧父,自幼随母亲在外祖父家生活。
外祖父是当地名士,有许多藏书,为其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
他不仅学习了道家以《庄子》、《老子》为代表的当时主流文化,也吸收了不少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类的“异书”,培养了其“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大济苍生”之志,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屡次因社会的黑暗腐败辞职。
最广为流传的当是,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
”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遂授印去职。
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最后赋《归去来兮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后,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归隐期间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饮酒》。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二)陶渊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韩国文学概要韩民族度过历史的逆境,经历苦难而生存下来。
因此,韩国文学上这种忍受苦难考验、顽强地反复地进行生存斗争的印象很深刻。
同时,不得否认地,韩国文学受到东方伦理观支配的传统社会性向制约,比起动态的、转向的文学更倾向于怀古主义或是以过去为主的思考方式。
但是,宏观地看韩国文学就会发现,从原始时代至今的漫漫长途中,每逢岔路口,韩国独立的传统根基和面对历史现实的独特创作不但没有枯竭反而绵绵不断地发展延续,流传至今。
一方面,韩民族自远古时期开始就拥有自己表达想法和情感的固有语言,但是记录这种语言文字的出现深深地影响了后人。
即,朝鲜时代初期创制训民正音以前,韩语只能借用音韵和语法体制都不同于韩语的中国汉字来记录发音和含义。
这就是三国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乡札或者说吏读。
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依照中国传统汉文体进行创作的文学活动也非常兴旺,即使在韩文出现以后也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左右。
通常,韩国文学的时代区分方法是依照历代王朝的变迁史来划分的。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成立之前的文学称为“上古时代的文学”;这三国鼎立时期的文学称为“三国时代的文学”;从高丽创建到灭亡时期的文学称为“高丽时代的文学”;从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时期的文学称为“朝鲜前期文学”;之后直到甲午改革时期的文学称为“朝鲜后期文学”;这些总称为古典文学。
与这些古典文学相对应的概念——新的文学出现了,受西方文化影响发展形成的文学被称为“新文学”,与古典文学区分为两类。
1.古典文学1)上古时代韩国文学的黎明期要追溯到遥远纪元前后的时期。
我们认为某一民族的境遇或者文学是以诗歌、舞蹈、音乐等相融合的综合原始艺术的形态出现的。
韩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古代记载中出现了浮于的迎鼓、东礼的舞天、高句丽的东盟以及马韩、辰韩、矣韩等三韩的祭天仪式。
在这些歌舞和饮酒的习俗中我们能找到古代歌谣的来源。
因此古代歌谣体现民族固有的信仰或者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的人而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
韩国诗歌金春洙《花》读后感
一、引言
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诗歌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
近期,我有幸阅读了韩国诗人金春洙的《花》,深感其魅力无穷。
本文将围绕这首诗歌,分析其主题、情感、艺术手法以及文化内涵,与大家一起共享这份美好的诗意。
二、金春洙《花》诗歌概述
金春洙的《花》是一首以花为题材的诗歌,通过描绘花的美丽、绚烂,展现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诗人通过对花的细腻描绘,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敬畏。
三、诗歌主题与情感分析
《花》这首诗歌以花为主题,传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诗歌情感丰富,既有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也有对未来的期盼。
通过对花的赞美,诗人抒发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平凡生活的珍惜。
四、艺术表现手法赏析
在艺术表现方面,金春洙采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如拟人、比喻、排比等,使诗歌更具表现力。
同时,诗人运用细腻的描绘手法,将花的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诗歌语言优美,画面感强,给人以美的享受。
五、诗歌中的文化内涵
《花》这首诗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诗人对花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美好、高尚的品质,诗人通过对花的描绘,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六、结尾感悟
金春洙的《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这首诗歌,我更加认识到诗歌的魅力,以及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谛。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摘要: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
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
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
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
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关键词:朝鲜;诗话;明诗;批评;接受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大量诗话涉及明诗之评。
因此,朝鲜诗话对明代诗歌与诗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解读明诗的意蕴。
一、朝鲜明诗学发展概况明诗的东传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朝鲜诗人论明诗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中原复古兴起数十年,朝鲜诗家始知有七子派;公安派兴起半个世纪,始有论及者。
明中叶迄于清末,明诗在朝鲜的接受与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发轫期,约中宗至仁祖初,相当于嘉靖、万历时期。
徐居正《东人诗话》撰于成宗五年(1474),是朝鲜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著作。
居正曾与明诏使相唱和,但诗话未谈及明诗。
随着中朝使节交流日益密切,明诗东传,出现了“学明诗”一派,如尹根寿等,诗评渐多。
宣祖时,尹根寿《月汀漫笔》说:“登第后,通官高彦明谓余曰:‘昔年曾见李堂和宗则,言辛巳年嘉靖登极,诏使唐修撰皋出来时,远接使容斋李公问于天使曰:当今天下文章谁为第一?唐答曰:天下文章以李梦阳为第一。
’其时崆峒致仕,家居汴梁,而名动天下。
我国不知,虽闻此言,亦不访问于中原,可叹!近世始得《崆峒集》者,而始知诗文两极其至。
王、李诸公极其推尊,我国之知崆峒子矣。
”其时后七子已衰落,公安派倡导反复古,朝鲜诗人渐知王、李,得读李梦阳之集。
万历中叶后,随着复古派大量诗话东传,明诗引起了朝鲜诗人浓厚的兴趣。
二是发展期,约仁祖中至肃宗间,相当于顺康时期。
清初,众多明诗选及诗话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朝鲜明诗学的发展。
诗人倡言诗本性情,尽黜公安、竟陵,反思复古之弊,对七子也提出严厉的批评。
金昌协《农岩杂识》论诗以自然为宗,指责明人宗唐模古、议论入诗,皆有见的,只是眼界仍限于七子派。
南龙翼《壶谷诗评》、金万重《西浦漫笔》等肯定七子的价值,指出明诗有其自得之处,具体所论则非多读明人之诗而得。
总体说来,有关批评仍深受复古派诗话影响。
三是兴盛期,约英祖中至哲宗问,相当于清中叶。
其时中国诗人接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指斥明诗之弊,趋于极端。
朝鲜诗人也多受钱、朱影响,如李宜显《陶谷杂著》抨击胡应麟、锺惺、谭元春的说法,与钱谦益的观点就很接近。
哲宗初,诗家论明诗首推李圭景。
他承继家学,通于汉学,尝览《书影》、《带经堂集》、《池北偶谈》、《诗持》、《青门集》、《诗源》、《清诗别裁》等,撰《诗家点灯》凡1390余则,明诗之评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颇具识见。
二、明诗流变及明调之评明代三百年诗史上,诗风发生了多次显著变化。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提出八变之说:“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
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子已六变矣。
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
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
”张箓居提出四变说:“明诗四变,为海内口实者七人,秦、齐、吴、豫各一,楚独居三。
然初变而李、何,再变而王、李,不失为盛也。
变而公安、竟陵,晚矣。
”大抵肯定七子,驳斥公安、竟陵。
朝鲜诗人亦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
成弘间,李东阳倡立茶陵派,其《麓堂诗话》推重李、杜,主于法度音调,半个世纪后传入朝鲜。
尹春年初疑之,后信之,《体意声三字注解·诗法源流序》说:“然则古人之所作,自合于正宗、正音,而今人之所作,亦自合于正宗、正音矣。
……沧浪之正路主乎意,而体、声在其中;伯谦之正音,西涯之五音主乎声,而体、意亦在其中。
”尹春年论诗得力于李东阳甚多。
南龙翼《壶谷诗评》论明诗道:“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惟以音响自高,观者多病焉,而其中亦有奇杰可取者存焉。
”所谓“奇杰可取者”,即指李梦阳与七子派。
他认为李梦阳有大辟草莱之功,后来诗人皆以此为宗,王廷相、边贡、徐祯卿、王阳明、唐顺之、杨慎诸公,相继而起,至李攀龙、王世贞而大振,从游者如吴国纶、宗臣、王世懋、徐中行、梁有誉等亦皆高蹈,概论之“则空同、弁州如杜,大复、沧溟如李。
论其集大成,则不可不归于王,而若其才之卓越,则沧溟为最”,“而吴体最备,宗才最高”。
稍后的李宜显接受钱谦益的说法,在《陶谷杂著》中说:“明诗虽众体迭出,要其格律无甚迥绝。
称大家者有四:信阳温雅美好,有姑射仙人之姿,而气短神弱,无耸健之格;北地沉鸷雄拔,有山西老将之风,而心粗材驳,欠平和之致;太仓极富博,而有患多之病;历下极轩爽,而有使气之累。
一变而为徐、袁,再变而为锺、谭,转入于鼠穴蚓窍,而国运随之,无可论矣。
”所谓竟陵“鼠穴蚓窍”,“国运随之”,自《列朝诗集小传》转述而来。
诗歌格律方面,前人创为定式,明人并无太多的创新。
李宜显《陶谷杂著》云:“明诗虽众体迭出,要其格律无甚迥绝。
”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理致胜,明诗以才调胜。
茶陵、七子、几社尚气韵,北郭十子、吴中四才子、公安派尚才情,判然而别,合之则日才调。
朝鲜诗家认为明诗自成一代之诗,以调胜,然多模拟剿袭,格调空浮,故不及唐宋。
南龙翼《壶谷诗评》说:“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惟以音响自高,观者多病焉。
”又说郭子章、高启、袁海叟、王世贞、吴国伦、宗臣等人各有篇章,“足以跨宋涉唐,而然亦自有明调”。
显然,不以明调为然,“亦自有明调”之评寓有贬诋之意。
宋儒以后,学术多流而为文人,学人诗言说要道,中和乐旨,蔚然一宗。
明代学人诗,陈献章鼓桴于前,王阳明大倡于后。
学人以理入诗,甚至以诗为道偈。
李啐光《芝峰类说》批评说:“罗大经曰:‘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
’余谓以诗为学者,有意于诗者也;以学为诗者,无意于诗者也。
有意无意之间,优劣判矣。
”他接受严羽“妙悟”说,以唐人为宗,批评明诗少兴趣、黜意象。
当然,也有肯定学人诗的,张维《溪谷漫笔》即认为王阳明之诗“俊爽可喜”、“超诣动人”。
三、明诗流派及作家之评洪武间,吴中派、浙派、岭南派、闽派、江右派竞起,台阁体继兴,雍容典丽,有刿性灵,茶陵派起而振之,七子派又昌字公甫,翰林检讨。
其诗平淡中多奇句。
”这几则诗话不仅当时难能可贵,即使今天也足以醒人耳目。
顺便指出,阳明学东渐已引起当前学界的关注。
李甦平先生认为:“据韩国史料《纳斋集·年谱》和《十清轩集》的记载,《传习录》在朝鲜中宗十六年(1521年)传人朝鲜;另一说法是据《西压文集》记载,《传习录》是在朝鲜明宗十三年(1558年)传入朝鲜。
但《传习录》一传入朝鲜半岛,就受到了朝鲜性理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的批评。
”郑次根先生指出:“阳明学东传朝鲜朝是在1521年《传习录》初刊本出版以前。
从当时明朝与朝鲜的文化和政治密切关系看,东传条件已具备,接受阳明学的思想条件亦充分……当时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对盛行的阳明学风有所见闻,而且中宗十四年(1519)以后,明朝内阁与体部等官场已有王门出身官使多人出现,因此阳明学风得以向北方扩散并形成讲学的盛况。
”《传习录》具体传人朝鲜的时间尚须进一步考订,但它的传人并不意味着阳明学在朝鲜的流传。
一般说来,与明诗的东传一样,阳明学东渐亦有滞后性。
相当于万历至崇祯间,朝鲜诗话中多次出现王阳明之名,似乎意味着阳明学已在朝鲜播传。
此一问题关涉到朝鲜诗人与阳明学的关系,也关系到心学东渐的问题,故在此提及。
此外,有关公鼐、魏善伯之评,虽各仅一则,价值却不容忽视。
李德懋《清脾录·魏伯子》乃朝鲜诗人第一次称道易堂九子人物。
李圭景《诗家点灯·公文介绝句尤工》乃第一次提及山左诗人公鼐,其说取自王渔洋《池北偶谈》,且“公文介燕”为“公文介鼐”刊印之误。
清中叶,中原文士几不知公鼐、魏善伯其人其诗,而朝鲜诗家能道之,岂不可叹!四、明诏使诗及《皇华集》之评明代中朝使节频繁往来,明廷先后遣使170余次,使节多达200余人。
朝鲜汉诗甚盛,明使一般择文学之士,朝鲜国王必选文学之臣为馆伴,宾主赓和酬赠,成为定例。
朝鲜将明使之诗刊为《皇华集》,自明景泰初至崇祯朝,共刊行50卷,朝鲜文士徐居正、申叔舟、成倪、金安国等人唱和之作附焉。
钱谦益、朱彝尊俱得览是集,然而《列朝诗集小传》仅论及张宁、龚用卿、朱之蕃、刘黄裳等人,《静志居诗话》所录更少,明使大都被明清诗话所忽视。
除了中朝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意义外,明使之诗的成就与价值仍是不应被忽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诗话的有关评论正是对中国诗话的一个必要补充和纠正。
所谓补充,主要是指朝鲜诗话论使臣如倪谦、陈鉴、张宁、金浞、祁顺、黄洪宪、许国、魏时亮、董越、唐皋、朱之蕃、熊化、刘黄裳等人之诗,可补明清诗话之阙。
邝健行先生指出:“《皇华集》中中国使臣的作品,一部分也见载于诸家的诗话,文字有时稍稍不同。
诸家诗话有比《皇华集》优胜的地方,在于对作诗的背景或具体情况说明,甚或对作品有所评议,从而增加我们对作家及作品的理解,不像《皇华集》只纯粹记录作品文字。
”所论诚是,如成倪《慵斋丛话》论明使之诗,称倪谦“挥毫洒墨,愈出愈奇”;陈嘉猷“为人美容姿,须髯如画,信乎人与才两美也”;张宁以“大抵诗文皆飘飘然有凌云出尘之思,非他俗子所可仿佛也”;金浞“尤长于律,笔法臻妙,画竹入神”。
金安老《龙泉谈寂记》论济川亭唱和说:“(祁顺与四佳)二公速略相似,犹两雄对阵,持久不决,奇正变化,莫不相谙。
锋交战合,电流雷迅,揖让之风存乎旗鼓之间。
虽堂堂八阵,举扇指麾,而仲达之算无遗策,亦未易降也。
顺尝曰:‘先生在中朝,亦当居四五人内矣。
’”皆足备诗家采摭。
李啐光《芝峰类说》对明使之诗颇多指摘,然能合于诗理。
明使之诗品题也在补充之列。
诸家评说各出己见,权应仁《松溪漫录》以祁顺为首,倪谦、董越次之,金浞七言律极好,张宁未足比拟。
郑林塘以祁顺为首,张宁次之。
尹根寿《月汀漫笔》则认为张宁当列第一。
李五峰认为许国第一,祁顺第二,张宁第三。
李睟光所见不同,《芝峰类说》必推张宁为第一。
所谓纠正,是指针对明清诗家偏见误解以作辩驳。
中朝诗人唱和在朝鲜文士眼中是值得羡慕的,而在许多汉人士子看来则是附庸风雅,原无足观的,这显然有鄙薄朝鲜汉诗之意,明使之诗也同在郐下之讥。
朝鲜诗人对这种傲慢的批评态度颇多不满,指出东人之诗不应被轻视,中朝唱和各有千秋。
出于对明使的敬畏,朝鲜诗人有所顾忌,不敢直接批评《皇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