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方针及我国对日政策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日本提出对华三原则战时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导语：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 在双方提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谈判中坚持“广田三原则”在双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则”之后，中日首先在东京，后来主要在南京，进行了关于“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接到蒋作宾向外交部的报告后，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干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10日向蒋作宾发出了“蒸电”。

蒋介石收悉后，于13日急电汪精卫，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则“为所传要求放弃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伪满与联盟防赤之三条，则形式似较减轻，而其内容即为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之变相，亦即实施此内容之第一步也。

故其意义深重，不得不郑重考虑……我方应立对案之原则。

”南京政府遂以极其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出了对案，并于18日由外交部训令蒋作宾。

同日，蒋介石以杨永泰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作宾，对于外交部的上述指示进行了多处重要的修正：“愿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之“愿”字改为“拟”字;“但应于互尊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改为“但必须于不妨碍中国之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至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切盼早日商议实行”改为“但必须于中国所提三大原则为实施之前提”;将“至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至独立原则之下行之”删去，改为“故依此原则可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删去“对于在各省滋扰之赤匪”;对于“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应如何防范，中国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方法，但必须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原则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为口头说生活常识分享。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一、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包括“经济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

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对外经济合作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

因而可以将这2个文件视为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宣言书”。

ODA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与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与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日本学者有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界定。

有的认为：经济外交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一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

1也有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

2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读，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全面理解经济外交，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演变的实质。

在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

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

”在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

近代中国的对日交往---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论文摘要]在近代中国的对日外交进程中，我们经历了五大时期的外交进程，本文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对日外交进行了详细分析与阐述，通过对北京政府在辛亥革命时期与中日外交形式，袁世凯军阀主政时期的对日外交，北洋集团分裂和衰亡时期的对日外交三个重要时期的外交探究，进一步了解北京政府执政时期对日外交的变化，整个近代中国对日外交的影响，乃至对整个中国对日外交的历史作用和延续。

[关键词]北京政府外交军阀亲善中日外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两国的邻近与交往的密切。

中日关系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不断的在冲突与融合中转变，这一切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中产生的，而在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日本也都产生与改变了外交策略，以适应当时复杂的社会因素与变化。

近代中国对日本的外交不仅仅局限于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格局，特别是在历经了各种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以及沉重的历史教训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改变对日外交的观念与策略，但若要正确认识今后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对日本外交的发展进程的规划，就不能忽视对近代中国对日外交的五大时期进行探索、分析与研究，而这五大时期分别是晚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国民政府初期的对日外交、抗日战争的对日外交，战后中国的对日外交，本文则着重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对日外交经行分析与研究。

清政府灭亡后，经过短暂的临时政府时期，北洋集团控制了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延续了清政府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局面没有大的变化，国家权益继续不断丧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为争取独立和平等的国家地位与列强展开交涉，但成果很有限。

随着民族的日益觉醒和国民革命的逐渐兴起，反帝爱国的浪潮在中华大地勃兴，有力地推动了北京政府推行修约外交，迫使列强作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表态。

由于北洋集团的分裂和没落，中国外交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仍然限于半殖民地的不利处境。

中国战前的对日外交政策争取和平与抗战的努力中国战前的对日外交政策：争取和平与抗战的努力中国在战前时期的对日外交政策，是因应日本侵略性行动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旨在争取和平并为抗战做准备。

本文将探讨中国在此期间的外交策略与努力，以及希望借此实现的和平与抗战目标。

一、和平外交的努力中国在战前时期（特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积极尝试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与日本的和平关系。

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大力倡导国际联盟解决纠纷中国致力于通过国际联盟解决与日本之间的争端。

中国于1931年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和制止。

然而，由于联盟对中国的诉求未能有力回应，这一努力并未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2. 举行和平会议中国还曾多次邀请日本参与和平解决争端的会议。

1933年，中国主动邀请国际社会来华参加和平会议，就中日争端达成共识。

然而，日本一方面以各种借口拒绝参会，另一方面也没有真诚地与中国对话，这使得和平会议未能达成预期目标。

3. 与国际友邦交流合作中国积极拓展与国际友邦的外交关系，力图通过国际舞台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中国通过与美、英、法等国的密切交往，力图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

然而，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对抗日问题的态度不一，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二、抗战准备的努力尽管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但同时也深知紧张局势可能转化为全面战争。

因此，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中国积极展开抗战准备，以迎战日本侵略：1. 进行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提高军队战斗力，进行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提升自身国防实力。

中国对外宣传希望通过这一实力提升，向日本展示抵抗侵略的决心。

2. 谋求国际支持中国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

1936年，中国成功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签订了中苏联共同防御协定。

此举对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动员全国抗战中国政府大力动员全国抗战，提高民众的战斗意识和准备。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从两千多年前就和中国有着往来历史。

在这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以友好的往来为主流。

唐朝时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中国的文化得到传播，日本的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从近代开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国力超过中国，为了进一步发展而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便充满了曲曲折折。

就如同周恩来总理的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扩张中便开始留下了用中国人民鲜血书写的罪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便开始了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二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国本来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

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当时的日本当权者采取了敌视中国的立场，使得中日两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互相隔绝的不正常状态。

直到1972年，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下，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邦交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在那之后，两国的关系在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和解的地步，两国间不时出现各种大小摩擦。

影响并阻碍了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战争遗留问题。

虽然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但是战后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好，从而导致了两国间就这个问题引起了无数的纷争。

德国政府在战败后，不仅仅用语言向世界表达它对发动战争的忏悔，还用实际行动向当年遭受其害的国家及人民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和补偿，并且对负有责任的军政人员进行相关的惩罚。

并且，德国的《刑法》还明令禁止一切赞美纳粹及侵略战争的言行，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反观日本，在战后处理过去侵略战争等问题上显得相当地敷衍了事。

日本的政要们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缺乏深刻反省。

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正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甚至公然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美化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

日本的外交基轴与联合国外交徐恺内容摘要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大支柱：联合国外交、对美外交和对亚洲外交。

联合国外交值得认真剖析。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基轴是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

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有四个特点：经济外交手段、日美同盟的影响、军事力量的借重以及民众意愿。

日本“入常”有两个重要目标：短期目标为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联合国改革，清理联合国的“战后体制”，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扫清道路；长期目标是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大国”。

关键词联合国外交政治大国日美联盟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开始，其主线就十分明显，要求日本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列强之中的一员。

经过脱亚入欧等政策外交决策改变，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与列强并列的时代。

在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日本外交主线延续着战前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手段前后有所区别，战前采取的是军事手段，结果以失败告终，战后采用的则是经济手段。

一、日本外交的基轴：“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正常国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重返国际社会——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正常国家）。

总体上，日本的外交目标与明治维新时期所定的目标一致，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领土被盟军占领，丧失了包括外交权在内的绝大部分主权，同时还把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定为“敌国”，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因此，日本在战后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返国际社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为日本定下了外交政策的基轴：与美国结盟，以对美一边倒、搭安全便车为前提，站在“自由国家”一边，发展经济，展开经济外交，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总体上来说，日本外交的立足点就是富国轻兵。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结束了对日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独立，重返国际舞台。

《日美安全条约》将日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由此，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淞沪会战期间的日本外交活动——以布鲁塞尔会议为中心陆昆内容摘要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联大会于9月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并建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问题。

在此期间，以罗斯福发表芝加哥演说为标志，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有趋于积极之势。

在国际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日本对布鲁塞尔会议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一方面坚决拒绝参加会议，一方面则避免正面否定九国公约，并试图诱导第三国劝说中国与日本直接谈判。

会议期间，日本在会内外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一是通过盟友意大利从内部削弱会议，二是在会外重点针对美国展开外交攻势，阻止其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与此同时，日本利用布鲁塞尔会议的僵局积极吸引各国脱离会议轨道，按照日本的要求斡旋中日直接谈判。

布鲁塞尔会议最后无果而终，日本也抓住机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并在英美拒绝斡旋后转向德国，迫使中国接受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然而中国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声援，日本虽得益于一时，却陷入了更深的孤立当中。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布鲁塞尔会议“九国公约”美国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是淞沪会战爆发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会议试图依据九国公约，以集体方式介入中日战争并推动其和平解决，中国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

但由于日本始终拒绝与会议合作，与会各国亦不愿积极援华制日，会议最后无果而终。

由于日本并未与会,既有研究对于日本与布鲁塞尔会议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关注。

①日本尽管并未参加会议，却力图通过多种方式削弱布鲁塞尔会议的影响，并诱导各国脱离会议轨道，按照日本所期望的方式劝说中国向日本屈服。

近年来，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方史料不断被发①布鲁塞尔会议的相关研究有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19331938,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Bradford A.Lee,Britain a n d the Sno-J a panese War,1937193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AronShai,Origins of the War in the East:Britai n,Chin a and J a pan,19371939,London：Croom Helm, 1976；Katsumi Usui,“Japanese Approaches to China in the1930s”，in Akira Iriye andWaren Cohen(eds.),American,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19311949,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Inc,,1990,pp.93117；［美］入江昭(Akialriye)著，李响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赵晓红、王倩:《七七事变后中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博弈以1937年九国公约会议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017年第4期；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研究』、南窓社3975年；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館、1998年；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島信雄編『国際関係日中戦争』、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家近亮子『蔣介石/外交戦略A日中戦争2岩波書店3012年等。

作者简介: 汤重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 日本近现代史。

∀参阅和平等: 共和国辉煌! 第4 册, 北京: 党史研究出版社, 2009 年, 第2063页。

# 参阅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史( 1945~ 1995)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73- 74、79- 80页。

∃详见吕乃澄、周卫平主编: 大棋局: 中日美关系风云五十年!,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年, 第24- 26 页。

%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第48- 51页。

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100006 )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中国的对日外交体现了坚持原则、灵活调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特点,中日关系的发展亦可概括为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空前平等、前景光明。

文章按三大阶段, 对中国对日开展民间外交、建立半官半民经贸关系, 推进中日复交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中日从友好合作关系走向战略互惠关系进行了概略回顾。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六十年; 新中国; 对日外交中图分类号: D8293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 0246 ( 2009) 08- 0012- 09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 笔者心潮起伏, 浮想联翩。

姑且以&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题, 对60年来新中国对日外交及其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进行概略的回顾, 提出个人的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

疏漏错误之处肯定不少, 诚望各位师友、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教正。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 ( ( 新中国对日基本方针、政策和原则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是二战后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 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创建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

日本的对非洲政策与中日关系廉德瑰【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日本的对非政策论述它的大国外交问题，同时也关注了日本的大国化与我国的应对，即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问题。

本文认为，战后日本有一种大国化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正在逐渐走向现实，就日本的非洲政策来看，这种大国化倾向主要表现为通过援助获得资源和“入常”成为政治大国的目的。

另外，本文还注意到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的关系基本上是互不信任的，所以，笔者主张中日两国应该在战略互惠关系的框架内，认识到两国在非洲问题上也处于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态势，应该共同探讨两国在非洲进行合作的前景。

【关键词】大国化 国际贡献 援助 “入常”【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日本的大国外交在其非洲政策上有明显的反映，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非洲的资源以维持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和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成为政治大国。

而随着非洲逐渐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在大国化之路不断迈进的中日两国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谋求合作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是它实现国家大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以它固有的大国意识为背景的，这种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就是它的大国主义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战后日本大国外交的基本路线。

具体地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过程包括它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1、日本的大国化与大国外交谈日本的大国外交必须从其固有的大国意识说起。

大国意识是我们观察现代日本的一个重要角度，因为至少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由一个东亚小国逐渐实现现代化并最后成为军事大国的过程，主要表现了这种意识的实践过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恢复了经济实力并成为经济大国，进而企图成为政治大国的事实又再次表现了这种意识的生命力。

所谓大国意识就是指一国凭借自己的综合国力，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

日本概况--政治、军事和外交政治日本实行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

天皇为国家象征，无权参与国政。

国会是最高权力和唯一立法机关，分众、参两院。

内阁为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首相（亦称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产生，天皇任命。

【宪法】现行《日本国宪法》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实施。

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无权参与国政；“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第９条）。

【议会】议会泛称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

众议院定员４８０名，任期４年。

国会可通过内阁不信任案，首相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

参议院定员２４２名，任期６年，每３年改选半数，不得中途解散。

在权力上，众议院优于参议院。

每年１月至６月召开通常国会，会期１５０天，其它时间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国会和特别国会。

日本国会会场【内阁】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国会负责，由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和分管各省厅（部委）的大臣组成。

首相由国会提名，天皇任命，其他内阁成员由首相任免，天皇认证。

首相指名选举：日本首相是日本最高行政首脑。

日本首相不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

一般而言，国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一职。

日本宪法规定，当众参两院全体会议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出现不同结果时，由众参两院议员组成的两院协议会进行协商。

如两院协议会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则将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作为国会的表决结果。

日本政府实施行政改革后政府机构为１府１２省厅。

日本新政府设立“国家战略室”和“行政革新会议”【司法】日本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属各级法院。

采用“四级三审制”。

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审理“违宪”和其他重大案件。

高等法院负责二审，全国共设四所。

当代日本外交政策演变及中日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政治格局终结并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目前正处在新旧格局复杂交替的过渡时期，即暂时以“一超”（美国）“多强”（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为特征的多元化格局形成。

从而使欧盟、日本在经济、政治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

二战后，日本战败，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然而，在美国帮助日本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使得日本经济得以发展。

战后的日本为美国所占领。

日本在依靠美国的援助取得经济重建的同时，就与美国正式结成同盟关系。

日本的一切外交活动均由美国占领当局处理。

如加入《万国邮政公约》等组织都需要通过美国占领军当局办理。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推行冷战政策，单独同日本媾和，开始恢复日本的部分外交。

日本开始提出与美国结盟，谋求政治大国战略。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就是指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军备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不次于其他大国的发言权。

具体地讲：首先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积极发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极，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领袖”。

其次，要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

第三，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发挥地区性作用进而发挥全球性影响。

日本外交政策演变：一、追随外交。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在此阶段追随美国，其表现为：第一，追随美国执行反华、反共、敌视新中国，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

第二，为侵朝美军提供“特需”将日本列岛变成美军的后勤供应基地。

第三，在美国的操纵下，进行片面的媾和，并将自己的安全保障“托付”给美国，与美国签订有损主权的《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

日本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享有外交权，实际上日本仍处于美军半占领状态。

二、经济外交。

日本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提出“东亚经济圈”的构想，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双边关系；其次，加入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组织三、多边自主外交。

战后中国对日政策1.向苏联一边倒p18原文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原因：1巩固国家政权，抵制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政权的颠覆2可以获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支持和道义支持，在国际上避免处于孤立地位。

3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式，错综复杂，不可能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

2.把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P19将“日本人民”从侵华责任当中剥离出来，是斯大林的主意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早提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将日本国民同日本政府区分开来的，是斯大林。

1949年7月，中共建政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谈到对日政策时，斯大林认为：“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本，如果它达到目的，今后中国的困难将更大；但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则资本主义从此将在远东寿终正寝。

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不应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

可是日本还有一批上层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它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

”（转引自《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形成与演变(40年代后期—50年代中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四辑》）在具体认知上，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开始，中国历代领导人都认为，必须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普通日本国民区分开来，也就是一分为二的理论，其实中日有关历史问题如此复杂，还与美国有着不小的关联。

但美国另有想法，通过控制日本媒体，向日本民众灌输了与中国相似的战争责任“两分法”美国的扭曲宣传，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对战争责任缺乏反省；中国的两分法则强化了这种扭曲就史实而言，将战争责任推给“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战争狂人”，实在很幼稚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德国纳粹？）1.“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2.“据历史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各党派对战争议案表决时，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投过赞成票。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复邦交为标志，日本的对外战略开始由从属型向自主型转变。

日本在维持日美特殊同盟的前提下，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在国际社会上的发言权，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争当主角，为成为政治大国、向外扩张做好了准备。

70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有了新的变化，援助外交成为其推行经济外交、缓解本国危机的主要手段，成为政治外交的重要一环。

70年代之前，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主要是围绕着日美安保条约而展开的，其主要内容是军事的和政治的，并不直接涉及到经济事务。

石油危机则使经济问题成为事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问题和政治问题，成为日本政府后来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背景，日本正式迈出了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以取得在国际舞台上独挡一面的位置。

第五阶段（80年代以来）做“国际国家”——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80年代日本对外战略的目标发展为做政治大国，做“国际国家”，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起主导作用。

即，日本要从单纯的经济大国转变为取得全球政治、外交领导杈的国际国家。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其决策和观念已经从经济优先变为经济、政治并重。

在日美同盟关系上，已改变了过去在战略上一味依赖美国的方式，强调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日美同盟更加突出了军事合作关系。

日本防卫费在1987年首次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l％，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位居世界第三的军费大国，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奠定了强大的军事基础。

80年代日本已把触角伸向全球，日本首相在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极为活跃，并把东南亚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企图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头羊。

同时还积极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突出自己已是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并寻求欧洲对它走大国化道路的支持。

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外交政策冷战后的10年，日本重新审视了自己与各大国的关系，并做了重大调整，它仍然把与美国的关系放在首位。

日本认为，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日本必须借重的力量，并特别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把防范中国放在了日美同盟的首位。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一、日本战后外交的背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

外交受到内政机制的影响和制约。

国会程序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层次最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由内阁负责。

在日本，首相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党以国会为舞台，参与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执政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与自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

自民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以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为基轴，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对外战略的选择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日本战后外交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8—50年代初）卧薪尝胆，依美图存的外交政策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期间，日本统治阶级采取了依托美国庇护，伺机发展自己、重新在国际社会崛起的对外战略。

这一对外战略得到充分实现。

从重结果的观点看，战后日本投入美国的怀抱，换取到宽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它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

(1)在国内体制方面，日本凭借美国占领政策的力量，实现了由战前政治与经济统治体制向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2)在“战后处理”方面，日本作为对亚洲各国犯有滔天侵略罪行的战败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避了巨额赔款、分割占领、以及接受战胜国监督管理的命运。

(3)在安全方面，日本栖身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卵翼之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安全效果。

(4)在经济方面，日本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最为有利的援助以及技术、资金和市场。

同时，实现媾和及结束占领之后，又依靠与美国建立的日美安全体制，减少了军备负担，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恢复和重建经济上，可谓“一举两得”，日本政界要人小泽一郎得意地总结说“：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筑起防范共产主义势力的护波堤，很重视日本。

本来应该由日本为维持和平与自由而承担的代价，由美国代为承担了。

如果当时日本承担了相应的代价，它要想达到今日的繁荣程度是不可能的。

CONTEMPORARY WORLD26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十分特殊的双边关系，事关地区和平与稳定。

安倍政府一贯奉行对华“两面下注”的手法，虽然声称重视中日关系，却以“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

这不仅使得中日关系屡次陷入“反复恶化”的恶性循环，而且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这也反映出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外交困境”。

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

中方本着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1] ，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缓和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意向，希望日方能够拿出实际行动，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诚心诚意发展双边关系。

201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

我们都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任”[2]。

这一表态表现出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意向。

近来，中日关系趋于缓和，中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日关系走向吕耀东内容提要 中日关系事关地区和平与稳定。

近来日本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在国际政治及安全层面遏制中国的同时，力图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

日方呼吁开展日中高层来往、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以政党外交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发声改善日中关系。

中国一贯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呼吁日方放弃对华“两面下注”的做法，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上来。

关键词 中日关系；日美同盟；“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DOI: 10.19422/ki.ddsj.2018.04.006日“四点原则共识”有所落实，双方恢复多层次对话及交流。

不过，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依旧存在，仍未走出左摇右摆的外交困境。

但中方意识到日本经济界和执政党联盟内部有改善对华关系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改变对华遏制政策，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