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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出于其“政治大国”和“普通国家”的战略考虑，明显加快了对台政策的调整步伐，对台交往不断突破民间层级的限制，有意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妄图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崛起，日本已成为影响两岸统一的重要障碍。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日本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急剧膨胀。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综合国力日渐增强。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整个日本政坛迅速刮起一股保守主义思潮。
与之相联系，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右倾化。
（一）突破“民间外交”限制，逐步提升日台关系的准官方性质。
１９９０年７月，台湾当时的“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率团访日，开日台“断交”后台湾官方组团访日的先例，日台关系开始突破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进入政治交往的新阶段。
１９９３年２月，台湾“外长”钱复假借观光名义访日，并与日执政党政要频繁接触，此为台湾“外长”的首次访日。
随后，日本的一些官员也访问了台湾。
１９９５年６月，日本派ａｐｅｃ大使内田胜久以密使暨全权大使身份，同台湾当局“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沈国雄进行了会谈，双方借此实现了大使级官员的首次接触，加强了日台实质关系的发展。
（二）将中、台并列，逐步给予台湾“国家实体”地位。
突出表现在日本政府对１９７２年后日台之间的一些“悬案”的处理上。
一是日台新航约问题。
１９９４年修改后的日台航约规定，“华航”可以在成田机场第二跑道整修完成后移入，打破原有的与中国民航不在同一机场的限制。
二是承认“台湾护照”问题。
认定台湾的“护照”有效，恢复对台旅客“７２小时免签证”待遇。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日本再次大幅度放宽对台签证规定，其有效期从３年延长为５年，签证有效期内，每次停留时间由１５日改为９０天，前往冲绳则免交签证费。
这一改变使台湾完全享受与“主权国家”同等的待遇。
（三）密切日台经贸关系，加强对台经济渗透。
９０年代以来，日台经济关系更为密切，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日益加深。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分析冷战后中日关系以友好合作为主流，但也出现了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致使两国关系在1995～1996年跌入了低谷。
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同盟问题、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影响着中日关系。
历史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文部省审定通过了篡改和美化侵略史实的历史教科书，政府要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及政界、学术界为侵略历史翻案活动，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和双方政府达成的谅解，纵容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制造事端，提升日台关系，强化日美同盟，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以牵制中国。
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企图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日本传统思想文化和冷战后日本国内环境变化两方面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日本民族是一个危机意识很强的民族，它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很敏感，反应敏锐而强烈，这种特性决定了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而产生了不安着加强了对华防范。
同时日本民族又是一个嗳昧的、受耻感文化影响的、具有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民族，这些民族性格又制约着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
皇国史观所包含的民族优越论、天皇崇拜和扩张主义，在二战以后仍束缚着日本民族，使他们不能正视侵略历史。
在近代防御欧美侵略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前提，以实力论、势力平衡和国家利益至上论为核心，以东亚霸主为目标，至今仍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多元化为日本对华政策增加了变数，而国内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和新生代政治家崛起，使对华强硬势力占了上风。
在新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中，日本舆论界从总体上看对中日间存在的敏感问题采取强硬态度的回呼声甚高。
日本国内的反华组织在破坏中日关系。
这一切推动着日本对华态度的变化，“友好”原则被削弱，防范和牵制中国成为对华外交的重要内容。
从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和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两方面分析中日关系发展障碍的产生，这是其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外在因素。
冷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及日台关系的开题报告题目：冷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及日台关系背景和介绍：日本和台湾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下半叶，冷战的背景下，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本文将探究冷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以及日台关系，探讨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决策及其背景，分析对台政策的发展和调整，以及这些政策对日台关系的影响。
研究问题：1.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有哪些发展和调整？2.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改变对台政策？3.日本对台政策对日台关系有什么影响？4.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如何发展？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收集和分析相关的历史文献和政策文件，以了解冷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和日台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此外，还将对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进行分析，以增进对研究问题的理解。
研究结论：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从过去的“不正式接触政策”（鸟尾政策）转变为对台湾实施“官方外交政策”。
这个转变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台湾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美国对台湾支持的减弱和中国大陆的崛起，导致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台政策。
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在安保、经贸、文化等方面与台湾当局有了更多交流和合作，但也受到中方的反对和批判。
尽管如此，日本对台政策对于巩固日台关系和东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1. 朝野英智. 日本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变化[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105-115.2. 朱国庆. 当代日本对台政策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157-161.3. 江成芳. 日本对台政策发展的背景与特点[J]. 理论探索, 2011(11):49-51.4. 韩晖. 东亚的国家利益：冷战后的日本对台政策[J]. 东亚论坛, 2014(4):127-135.5. 叶军虎. 冷战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2):74-80.。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导读：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一、日本战后外交的背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受到内政机制的影响和制约，国会程序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层次最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由内阁负责，在日本，首相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执政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与自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自民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以美国建立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一、日本战后外交的背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
外交受到内政机制的影响和制约。
国会程序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层次最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由内阁负责。
在日本，首相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党以国会为舞台，参与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执政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与自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
自民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以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为基轴，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对外战略的选择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日本战后外交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8—50年代初）卧薪尝胆，依美图存的外交政策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期间，日本统治阶级采取了依托美国庇护，伺机发展自己、重新在国际社会崛起的对外战略。
这一对外战略得到充分实现。
从重结果的观点看，战后日本投入美国的怀抱，换取到宽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它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
(1)在国内体制方面，日本凭借美国占领政策的力量，实现了由战前政治与经济统治体制向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2)在“战后处理”方面，日本作为对亚洲各国犯有滔天侵略罪行的战败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避了巨额赔款、分割占领、以及接受战胜国监督管理的命运。
(3)在安全方面，日本栖身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卵翼之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安全效果。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
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及随之出现的国家间关系的新的互动，迫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
以冷战结束为界标，我们可以把日本的对非外交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
本文在简要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冷战后日本对非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基本动因。
一、冷战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注：二战前，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
日本同埃塞俄比亚曾有过一定的接触，双方在1930年前后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皇室关系，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侵犯埃塞俄比亚，日本公开支持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动，拒绝承认埃流亡政府，双方关系随即破灭。
)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兴盛，美国单独的军事占领及其在日本推行的比较全面的民主化改造，使日本外交战略得以形成的国内外环境彻底改观。
冷战时期，日本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以“日美同盟”和“经济中心主义”为其两大支柱。
由于此，日本得以在美国的经济扶植和核保护伞下，积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资源专注于经济和科技的振兴，以此逐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
这一外交总框架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取向。
就战略层面而言，日本对非外交体现了明显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特征。
(注：PeterJ.Schraeder,“Japan'QuestforInfluenceinAfrica”,CurrentHistory,May1999,p.232.)在策略层面上，日本强调通过援助来渗透非洲国家市场的目的，以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与投资。
但是，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均衡地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
日本以资源和经济潜力为标准把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列为核心国家(keycountries)(注：JunMorikawa,JapanandAfrica:BigBusinessandDiplomacy ,AfricaWorldPress,Inc.,p.15.) 之列，并对这些国家施以重点援助。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因素在日本对非外交中并没有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尽管日本在处理其他外交事务时多以“日美协调”为基础，对外政策也深深打上了“美主日从”的烙印，但其对非外交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日本冷战时期的对非外交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强度不同的阶段。
1973年之前是日本对非外交的初创期。
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为日本直接与非洲国家进行接触提供了机会。
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会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和加纳6国的代表。
这一时期，日本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1957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斯访问了日本，这是二战后访问日本的第一位外国元首。
50年代，日本相继与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初步的经贸合作关系。
不过，由于当时日本面临着日苏邦交正常化、加入联合国等诸多紧迫问题，加之在日本看来非洲并不具有解决燃眉之急的功效，因而没有真正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迅速加强了对非外交的力度，显著地提升了非洲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一方面，日本加紧拓展在非洲的能源市场，南非是其重中之重。
19 75年，日本同南非的双边贸易额是17.4亿美元，而在1988年则迅速升至39.8亿美元。
19 82年，日本首次成为南非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占当年南非总出口量的15.6%。
另一方面，日本对非援助出现了超常规增加的趋势。
从整个非洲来看，1970年至1973年间日本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3%，1980年至1983年占10.7%，1988至1990年间上升至13.3%，至此非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对外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
(注：HowardtStein,“JapaneseAidtoAfrica:Patterns,Motivati onandtheRole of StructuralAdjustment”,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 s,Vol.35,No.2,1998,p.25.)日本之所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于1964年加入了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因而在世界经济发展事务中的权利和责任相应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1973年能源危机的猛烈冲击，日本国内有关“经济安保”和“综合安全保障”的观念迅速增强，对外寻求原料供应的愿望更趋积极。
因此有学者认为，70年代日本对非援助的扩大，本身就是能源危机后日本出于开拓新的能源市场的结果，是日本加强其“新重商主义”外交的必然结果。
(注：DennisT.Yasutomo,TheNewMultilateralisminJapan'Foreig nPolicy,St.Martin'Press,1995,p.7.)二、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动向冷战结束初期，随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完全确立，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欲望迅速膨胀。
基于日本跨世纪的总体外交和战略目标实施考虑。
日本对非政策也由单纯强调经贸利益转向全面介入，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以求全面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
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重商主义”特征已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强的“大国外交”意识。
1.争取非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其一，冷战后日本已多次召开了涉及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型国际会议，表明其全面介入非洲发展事务的决心和能力。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93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它表明日本对非外交已超越了原有的双边关系模式，将对非外交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
1998年10月，日本与联合国、非洲全球联盟三方合作，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其规模空前，共有51 个非洲国家、11个亚洲国家、18个欧美国家及4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2003 年10月，日本将在东京举办第三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其二，日本多次重申将一如既往地对非洲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目前，日本已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第二大援助国。
1998年，在国内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仍向非洲国家提供了9.5亿美元的双边发展援助，占其对外公共发展援助的11%。
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目标也已超出了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和扩大出口市场的层面，更多地着眼于利用欧、美大国冷战后一度冷落非洲的难得机遇，加大对非渗透力度，从根本上主导非洲的发展权益。
其三，日本还积极谋求充当亚非合作的领袖。
日本充分利用自身作为“非白人国家”的身份及在非洲无殖民历史的特殊条件，积极倡导在南北合作之外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日本主张，亚洲和非洲都有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都面临着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因此彼此应学习对方的经验，非洲国家尤其应学习和借鉴亚洲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不过，日本有关“亚非合作”的主张和努力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诸多质疑。
有学者认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威权模式可能被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借以作为维持专制统治的借口，其结果是可能延误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也有学者认为，亚非经济发展中的相似性多是表面的或人为预设的，双方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存在根本上的差异。
就国内发展程度而言，非洲国家大多仍面临着文化整合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这使非洲国家缺乏亚洲国家所具备的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国内市场狭窄，劳动力素质不高以及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政治不稳定，使非洲在吸引外资方面远不具备世界其他地区所具有的优势。
1995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由南部非洲国家在1992年创建而成。
在南非于1994年加入该组织后，其成员国总数已达14国。
)14国总计吸收境外投资9000万美元，而同期仅新加坡一国就吸引外资90亿美元。
(注：StephenWright,“TheChanging ContextofAfricanPolitics”,seeStephenWright(ed.),Afr icanForeignPolitics,WestviewPress,1999,p.12.)就国际环境而言，亚洲新兴工业国家都是利用1 970年代前后的发展机遇而迅速崛起的，而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的非洲国家已错过了这一发展的黄金时机。
(注：相关争论见PeterJ.Schraeder,“Japan'sQuest forInfluenceinAfrica”,CurrentHistory,May1999,p.233. )2.扩大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首先，日本对非洲大陆的内部冲突予以了高度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进一步显示其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作用。
1995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关于冲突对非洲发展影响的国际会议”。
会上，日本就非洲的和平与稳定问题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多边解决非洲冲突，二是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冲突。
1998年初，日本再次在东京召开了“关于预防争端战略国际会议”，邀请了17个非洲国家及非洲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有关人士出席会议。
在参与解决非洲内部冲突问题上，日本不仅通过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来介入，而且还身体力行地直接参与了非洲的一些维和行动，并积极为非洲维和事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其次，将对非援助纳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之中。
冷战期间，日本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时只附加一些经济条件，并极力反对美国在对非援助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生硬做法。
但冷战后，日本开始根据非洲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在提供援助时采取奖励和惩罚的措施，即对那些遵守民主和人权原则的国家给予增加援助的奖励，对那些违反民主和人权原则的国家给予暂停、减少或停止援助的惩罚。
日本的政治考虑是，通过对非援助将非洲纳入西方的战略轨道，以便将来日本更有效地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
三、日本对非政策调整的基本动因1.“政治大国”权欲的膨胀是日本调整对非政策的内在原因。
冷战时期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可与欧美并列的三极中的一极，但日本的国际地位或影响力远不及美欧。
为了改变这种“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局面，从80年代起，日本的对外战略就有意识地加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
不过，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及美苏争霸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政治诉求。
冷战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及日本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日本实施“大国外交”的欲望迅速增强，充当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图谋日益昭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