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扩张偏向是否引致了贸易收支的非线性联动林峰摘要：本文选取1997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的非线性联动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联，财政支出冲击、税收冲击和政府预算冲击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三区制特征；区制1状态下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会加剧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总体贸易收支的恶化，此时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呈现“双重赤字”联动；而随着财政收入的提高和预算平衡的改善，在区制2和区制3状态下，财政支出冲击会引致加工贸易的持续改善，长期内财政扩张偏向的“双重发散”效应正逐步显现。
关键词：财政扩张偏向；贸易收支；贸易方式；马尔科夫区制转移DOI:10.13510/ki.jit.2016.08.015引言在过去共同应对经济衰退与危机的七年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一改以往重视货币政策的做法，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Davig和Leeper，2011），以达到刺激国内有效需求、加快经济复苏的目的。
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推动国内利率水平的提高，驱动本国名义和实际汇率升值，最终导致贸易收支恶化。
美国的“双重赤字”（Twin Deficits）现象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加大，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四万亿”投资计划有效地遏制了经济下滑。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衰退期还是繁荣期，中国地方政府都具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激励。
中国特有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和经济上的地方分权构成了地方政府特殊的“标尺竞争”机制（傅勇和张晏，2007；方红生和张军，2009），这种竞争策略在财政政策层面即表现为财政扩张偏向。
显然，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更为复杂。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性和时效性不断得到强化。
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方财政行为视角下中国贸易收支的效率测度及其动态调整机制研究”（2016A030310431）。
林峰：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510006电子信箱：dumaslin@。
--165议明确指出，要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因此，“减税增赤”的财政扩张偏向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仍将持续，对于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的联动性考察，显得尤为重要。
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发的外部均衡问题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但从现有研究来看，结论仍存在较大分歧。
刘伟等（2007）通过研究中国财政赤字与贸易收支的长期协整关系，发现财政赤字增加在短期内会引致贸易收支的恶化。
许雄奇等（2006）实证考察了中国财政赤字与贸易收支的联动关系，却发现财政赤字增加驱动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持续改善。
王文甫和王子成（2012）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NOEM）的数值模拟结果也进一步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
邓力平和林峰（2014）从动态视角刻画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的联动机制，发现财政支出扩张和财政赤字增加不会引起贸易收支的动态联动。
林峰和吴周恒（2015）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扩张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动态影响，发现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扩张有助于中国贸易收支实现平滑调整，而预算外财政支出对中国贸易收支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
尽管样本时期、变量形式上的差异性可能导致经验结论出现分歧，但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也确实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研究方法基本建立在财政政策具有线性效应的假设前提上，未能考虑中国财政政策对贸易收支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
Nickel和Vansteenkiste（2008）指出，一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联动关系。
林峰（201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因此，仅仅采用线性模型无法准确刻画中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的联动机制；其二，研究对象主要选取中国的总体贸易收支，侧重对中国贸易收支的联动效应进行整体判断，往往忽略了不同贸易方式对财政政策效应的潜在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借助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进行计量处理，有效刻画了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在不同区制下的联动关系，动态揭示了财政支出冲击、税收冲击和政府预算冲击对总体贸易收支的非对称影响；二是考虑到不同贸易方式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影响，本文将总体贸易收支进一步分解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刻画了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非线性联动。
一、文献综述随着世界各国不断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频率和时效，对于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的联动性研究，也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基于已有逻辑范式，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研究沿袭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思想，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致贸易收支的恶化，即存在从财政赤字到贸易赤字的“双重赤字”联动。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预期，在价格粘性和浮动汇率的假设前提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刺激国内需求，推动国内利率水平提高和实际汇率升值，最终引致贸易收支恶化。
同时，财政赤字的增加通过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提高了国民收入和进口需求，进一步-166-加剧了贸易收支恶化。
不少学者利用经验证据对“双重赤字”理论进行了佐证。
Mohammadi（2004）基于有限期界（finite-horizon）模型，实证考察了67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发现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Beetsma等（2008）实证测度了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对贸易收支的动态冲击效应，发现财政赤字增加在长期内的确会引致贸易收支恶化。
Arin和Koray（2009）实证检验了美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的动态联动，发现美国的财政刺激计划是造成贸易收支恶化的重要根源。
Kalou和Paleologou（2012）对希腊1960-2007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结论也支持了“双重赤字”理论。
Kumhof和Laxton（2013）采用校准方法模拟了美国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联动路径，发现财政赤字是造成贸易赤字的关键因素。
Xie和Chen（2014）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揭示了OECD国家普遍存在的“双重赤字”联动。
第二类研究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一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即存在从财政赤字到贸易盈余的“双重发散”（Twin Diver-gence）联动。
Obstfeld和Rogoff（1995）构建了具有价格粘性的NOEM模型，理论阐释了财政政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认为财政赤字可能引致贸易收支的改善。
尽管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赤字可能通过汇率机制造成贸易收支的恶化，但跨期模型中的消费平滑化又会通过减少私人消费和增加产出，促进贸易收支的改善。
倘若财政赤字对贸易收支的改善效应超过恶化效应，将产生财政赤字与贸易盈余并存的“双重发散”效应。
Corsetti和Müller（2006）也认为财政赤字是改善贸易收支的有效途径。
财政赤字会通过推动资本市场利率的上升，挤出私人投资。
如果储蓄水平远高于投资水平，不仅可以冲销财政赤字，还能有效改善贸易收支。
Kim和Roubi-ni（2008）的经验结论证实，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短期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致了贸易收支的改善，即存在“双重发散”效应。
第三类研究的理论依据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假说，其观点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引致贸易收支的联动。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代表性家庭具有无限期界（infinite-horizon）和代际遗赠动机，尽管政府当期为债务筹资而推行的减税政策会导致政府储蓄的减少，但在未来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国民总储蓄保持不变。
因此，在封闭经济中，财政赤字对实际利率和贸易收支均无影响；而在开放经济中，由于私人储蓄的增加能够完全抵消政府储蓄的减少，因此政府无需向国外借贷，财政赤字对贸易收支也不会产生影响。
由于“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关系到财政政策的调整能否有效改善外部失衡，对于该假说的论证一直是经济学界探索的重要命题。
Evans（1988）采用美国1947-1985年的经济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政策的外部影响，发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联，即“李嘉图等价”假说成立。
Evans和Hasan（1994）基于加拿大的经济数据，揭示了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之间的弱相关。
Kaufmann等（2002）利用澳大利亚的经验证据也进一步验证了“李嘉图等价”假说。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与判断，不难发现，目前关于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联动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仍存在较大分歧，而研究观点的相悖促使学术界开始审视产生这-167-些差异的非线性因素（齐红倩和耿鹏，2012；林峰，2014）。
从上述逻辑基点出发，本文试图构建一个非线性的计量分析框架，重点考察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贸易收支之间的非线性联动关系，为验证主流研究思路提供经验层面的分析路线。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一）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构建目前，对于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界定主要采用外生和内生两类划分方法。
其中，外生的区制划分方法主要采用结构性原始预算赤字、结构性预算赤字和国债或公共消费三类指标，通过外生地识别非线性效应的潜在阶段，以消除通货膨胀或实际利率的影响。
然而，以上方法不仅没有呈现显著的样本划分差异，还会导致经验结论产生较大分歧（Giavazzi 和Pagano ，1996）。
同时，由于外生识别非线性效应的潜在阶段过于主观，容易导致划分的阶段过多或忽略了长度为一年的潜在阶段，造成参数的估计偏误（Höppner 和Wesche ，2000）。
基于此，本文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V AR ）模型，依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制，进而刻画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在不同区制下的联动关系。
一般而言，针对本问题的线性V AR 模型可以设定为如下形式：y t =v +A 1y t -1+A 2y t -2+...+A p y t -p +εt （1）式（1）中，y t 是包含p 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t 代表年份，p 代表滞后阶数。
v 表示截距项向量，A i （i =1,2∙∙∙p ）代表自回归参数矩阵，εt 表示“白噪音”扰动项。
如果时间序列受到区制转换的约束，那么即使无限制V AR （p ）模型是稳定的，相应的参数估计也是不恰当的。
为避免区制转换约束所引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采用MS-V AR 模型进行实证测度。
参照Krolzig （1998），假定模型（1）中的系数v 、A i 和εt 依赖于区制变量s t 所处的状态，其中s t ∈{}1,2,∙∙∙M ，且服从遍历不可约的一阶马尔科夫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