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行为定性研究作者：杨崇华来源：《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04期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行为定性，由于同时涉及犯罪主体和共同犯罪两大传统刑法理论难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
对此问题的正确分析和认识，不但会帮助我们厘清一些存在模糊认识的刑法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也会促使研究的深入，为司法实践提供引导。
一、身份犯概述及其共同犯罪问题的提出所谓身份犯，也即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的犯罪。
根据身份在具体罪名的定罪和量刑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将身份犯分为纯正的身份犯和不纯正的身份犯。
不纯正身份犯由于对犯罪主体没有特定的要求，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共同犯罪认定不存在争议。
纯正身份犯中，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由于侵害的是同一法益，因此也不会产生定性争议。
而在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场合，由于可能同时侵害不同的法益，或者仅有一人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法益，因此可能存在罪名认定上的争议。
具体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都具体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二是有身份者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无身份者仅实施了共犯行为；三是无身份者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有身份者仅实施了共犯行为。
在第二种情形下，根据共同犯罪的从属性理论，可以将无身份者的共犯行为纳入修正构成要件中考虑，其行为的定性以对有身份者行为的评价为准，这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认识是较为一致的。
但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也存在将无身份者的共犯行为单独定罪的司法判例。
例如，行为人将他人的肢体故意损伤，然后指使其“碰瓷”诈骗，有的法院将行为人直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
实际上，这属于共犯行为同时构成其它罪名的构成要件行为的特殊情形。
由于实行行为具有相对性，此罪中的帮助行为可能是彼罪的实行行为，为实现罪刑相适应的目的，可以采用竞合犯理论，对行为人的行为择一重罪处罚。
但是，在行为人的共犯行为不能单独构成犯罪时，则不存在上述问题。
至于上述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由于同时涉及对实行行为、犯罪主体、共同犯罪等一系列传统刑法理论难题的理解，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共同犯罪人的主要分类_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标准及认定一按照分工不同，共同犯罪人可以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和组织犯。
在共同犯罪中，实行犯不可能同时还是教唆犯、帮助犯等，反之亦然。
二按照作用不同，共同犯罪人可以分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
在共同犯罪中，主犯不可能同时还是从犯、胁从犯，反之亦然;在共同犯罪中，可能只有主犯而没有从犯，但不可能只有从犯而没有主犯当然，主犯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
注意：两种分类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实行犯根据作用大小，可以是主犯、从犯或胁从犯;教唆犯根据作用大小，可以是主犯、从犯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胁从犯;帮助犯可以是从犯包括胁从犯，而不可能是主犯。
三实行犯，又被称为正犯，包括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
间接正犯属于最近几年司法考试中可能命题的知识点，希望考生注意。
对犯罪实施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人物或核心角色，具有犯罪事实支配性，是正犯。
行为人不必出现在犯罪现场，也不必参与共同实施，而是通过强制或者欺骗手段支配直接实施者，从而支配构成要件实现的，就是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利用无责任能力者的身体活动。
例如，张三利用精神病人强奸妇女，张三是强奸罪的间接正犯。
第二，利用他人不属于行为的身体活动受强制的身体活动。
例如利用他人的条件反射动作等;使他人丧失自由意志进而利用其身体活动。
第三，利用缺乏故意的行为利用不知情者的间接正犯。
1利用他人不知情的行为。
例如，医生将毒针交给护士，吩咐其给病人注射，护士不知情而照办。
医生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护士如果没有过失就无罪。
2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
例如，医生将毒针交给护士，吩咐其给病人注射，护士本应按规定检查针剂，但因为过于相信医生的权威而未检查并照办。
医生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护士属于过失致人死亡有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
3利用他人犯其他罪的故意。
例如，甲不知道丙坐在高档穿衣镜后面，而乙知道，乙为了杀死丙，唆使甲向穿衣镜开枪，穿衣镜被打碎，丙也中弹身亡。
2020司法考试刑法考点及习题：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一、共犯与身份【知识要点】(一)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构成共同犯罪。
例如一般主体教唆、协助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成立脱逃罪的共犯。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特殊身份仅就正犯(实行犯)来说;至于教唆犯与协助犯，则完全不需要特殊身份;一般主体教唆、协助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的，以共犯论处。
对上述情况理应按照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例如，一般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的实行犯，一般主体属于贪污罪的共犯。
注意：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犯罪时的定性问题，仍然以实行犯的犯罪性质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这种情形中的实行犯遵循如下思路：将具有低位身份的人视为无身份者，将具有高位身份的人视为有身份者，按照高位者的身份触犯的罪名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例如(2005年试卷二第18题)甲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某国有公司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乙为国家工作人员，是该公司财务部主管。
甲与乙匀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了本单位的财物100万元。
本案中甲成立职务侵占罪，乙是共犯，也定职务侵占罪。
(二)不真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因特定的个人要素致刑罚有轻重时，不具有这种要素的共犯人，仍科处通常刑罚。
例如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共同故意实施诬告陷害行为的，成立诬告陷罪的共犯，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要从重处罚，对甲不能适用该规定。
凡参与以特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与目的)为构成要件要素之犯罪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要素，仍是共犯。
二、共犯与理解错误【知识要点】(一)同一共犯形式内的错误1.共同正犯的错误共同正犯的错误，包括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与相异构成要件间的错误，都应采取法定符合说。
(1)甲、乙共谋杀害丙，在实行时，都认为对方是丙，实际上杀死的是丁。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犯形态的认定发表时间：2011-12-08T15:34:30.500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9月上期供稿作者：倪高郢[导读] 也即看渎职罪与相关共犯哪个处罚更重，就以哪个罪的共犯来认定。
倪高郢（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北京 100076）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09-0000-01摘要：在渎职犯罪体系中，除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外，其余犯罪类型均为纯正的身份犯罪。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渎职犯罪的共犯形态认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论。
本文从分析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的形态出发，讨论了不同类别情形下渎职犯罪共犯形态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渎职罪有身份者无身份者共犯一、渎职罪共犯形态与身份的关系根据主观内容的不同，渎职犯罪可以划分为滥用职权型渎职罪和玩忽职守型渎职罪。
故意实施的违背职责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罪：过失实施的违背职责的行为，是玩忽职守罪。
[1]我国刑法第25条对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由此可见，只有在滥用职权型渎职犯罪中，有身份犯罪人与无身份犯罪人才有探讨成立该类犯罪共犯形态的可能。
渎职罪作为一种纯正的身份犯罪，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这种纯正身份犯罪的实行犯，理论上有肯定说、否定说及折中说三种。
肯定说认为部分渎职罪属于复行为犯，实行行为可以拆分为多个环节，虽然非身份犯不能直接实施与渎职犯罪的核心行为，但仍可实施部分实行行为。
[2]持否定性意见的观点认为:犯罪实行行为是反映犯罪本质特征的行为，正因为它反映了该罪的本质特征，才与它罪相区别。
“真正身份犯或者说特殊主体的犯罪，毕竟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特殊主体实行犯罪才可能构成，无身份者是不可能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的”。
[3]在考察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时，不能只看到其表象，而应综合两个紧密相连的因素，即该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客体）的特殊性及其由该法益所限定的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张明楷：结合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中文摘要】我国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存在不区分不法与责任、不区分正犯与狭义的共犯、不分别考察参与人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等三个特点，这种认定方法导致难以解决诸多复杂案件.认定共同犯罪应当采取相反的方法：其一，共同犯罪的特殊性仅在于不法层面，应当以不法为重心认定共同犯罪;至于其中的责任判断，则与单个人犯罪的责任判断没有区别。
其二，正犯是构成要件实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应当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犯；当正犯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包括危险）时,只要参与人的行为对该结果做出了贡献,就属于不法层面的共犯。
其三,只有当参与人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时,才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故共同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因果性为核心。
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和回答“共同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之类的问题。
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可以淡化“共同犯罪"概念。
一、传统认定方法的缺陷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的人或者单位”;第二,“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否则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三，“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显然，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是，不区分共同犯罪的不同形态，统一确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符合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即认定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的参与人便是共犯人。
(一）混合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混合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同时在不法与责任层面认定共同犯罪,而且先判断责任,再判断不法。
这种认定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1.不利于处理没有责任的人参与共同犯罪的案件例1:15周岁的甲入户盗窃时，请17周岁的乙为其望风。
在乙的帮助下，甲顺利窃取了丙的2万元现金。
按照通说，由于甲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故甲与乙不成立共同犯罪，对乙不能以共犯论处。
但是,这种结论不能被人接受.既然乙为16周岁的盗窃犯望风应以盗窃罪论处,那么，当其为15周岁的人望风时，也应以盗窃罪论处。
纯正身份犯之共犯问题研究[摘要]纯正身份犯的共犯问题是整个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
在无身份者能否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这一问题上,还存在异议,本文认为应以无身份者能否参与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为标准来判断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成立有身份者的共同实行犯。
在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上,可以考虑采用“核心角色说”并结合“法益衡量补充规则”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上,宜将有身份者作为间接正犯处理。
[关键字]纯正身份犯;不纯正身份犯;共犯所谓身份犯,一般认为是由于一定的身份而成立的犯罪或影响刑罚轻重的犯罪。
而研究身份犯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特别是纯正身份犯与共犯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一、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界分从各国立法和理论上来看,把身份犯和共犯联系在一起的身份犯的类型是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
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的分类是根据犯罪主体的身份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而做的一种分类,也是中外刑法学者较多采用的分类方法。
这种分类方法是以日本刑法第65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为依据的。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在涉及犯罪主体的特定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定性影响时也有相似的规定。
纯正身份犯,是指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身份才能成立该犯罪,即行为人的特定身份是犯罪成立的要件。
换言之,若该主体无某种特定身份,即使实施了同样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该种犯罪。
这种特定身份具备与否,是刑罚可罚性之基础,决定着犯罪是否成立,并且影响犯罪的性质。
我国刑法中有很多关于纯正身份犯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若不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同样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该罪。
不纯正身份犯,是指不以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为犯罪构成要件,而以之作为刑罚加减根据的犯罪。
具体而言,行为人是否具备特定身份不影响犯罪是否成立,而仅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均可实施该罪,但对有身份者而言,在刑罚上要有所区分,即会出现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的情况。
真正⾝份犯的共同犯罪是指什么 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将以特殊⾝份作为主体构成要件或刑罚加减依据的犯罪称为⾝份犯。
⾝份犯可分为真正⾝份犯和不真正⾝份犯。
你对真正⾝份犯制度多少呢?下⾯由店铺为你详细介绍真正⾝份犯的相关法律知识。
真正⾝份犯的共同犯罪 总的原则：按照正犯(实⾏犯)定罪。
(⼀)真正⾝份犯的共同犯罪 1、⽆⾝份者与有⾝份者的共同犯罪 不具有构成⾝份的⼈，不能单独成⽴该类犯罪，但可以与有⾝份者成⽴⾝份犯的共犯。
如普通公民不可能独⽴构成脱逃罪，但可以与罪犯成⽴脱逃罪的共犯。
2、具有不同构成⾝份的⼈共同犯罪(两者均有特殊⾝份) 难点总结： 例1： 妻⼦帮助丈夫(国家⼯作⼈员)收受贿赂。
丈夫是正犯(实⾏犯)，⼆者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妻⼦是共犯(帮助犯)。
例2： 甲、⼄开车来到某公司，欲盗窃公司仓库，对公司保安经理王某(正式职员)说：“只要你放⾏，弄到值钱的，有你⼀份。
”王某答应。
甲、⼄盗窃了公司财物。
甲、⼄是盗窃罪的正犯(实⾏犯)，甲、⼄和王某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王某是共犯(帮助犯)。
例3： 国有控股公司⾥，甲是安保经理(国家⼯作⼈员)，⼄是物流主管(⾮国家⼯作⼈员)。
⼄利⽤职务便利侵吞公司财物过程中，请求甲不要声张，甲答应。
⼄是职务侵占罪的实⾏犯，甲、⼄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甲是帮助犯。
例4： 甲、⼄开车来到某公司，欲盗窃公司仓库，对公司保安经理王某(正式职员)说：“你打开门，我们⼀起偷，偷到的东西你拿七成。
”王某答应照办，并分得财物。
甲⼄与王某构成共同犯罪。
甲⼄同时触犯盗窃罪(实⾏犯)和职务侵占罪(帮助犯)，想象竞合，择⼀重罪论处，⼀般定盗窃罪(实⾏犯)。
王某同时触犯盗窃罪(帮助犯)和职务侵占罪(实⾏犯)，想象竞合，择⼀重罪论处，⼀般定职务侵占罪(实⾏犯)。
例5： 甲(投保⼈)和⼄(保险公司职员)合谋诈骗保险公司的保险⾦，由甲负责制造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索赔材料，由⼄负责保险公司内部理赔。
第五节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一、共同犯罪与身份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时，构成共同犯罪。
例如，一般公民不可能单独犯脱逃罪，但可以教唆、帮助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因而构成脱逃罪的共犯。
首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主体仅就实行犯而言。
至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完全不需要特殊身份。
其次，我国刑法有关共犯人的规定已经指明了这一点。
例如，刑法第29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其中的“犯罪”与“共同犯罪”当然包括以特殊身份为行为主体要件的故意犯罪。
因此，只要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教唆犯与被教唆犯就构成共同犯罪。
根据刑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从犯只能存在于共同犯罪之中。
这表明，起帮助作用的人，也与被帮助的人成立共犯。
当然，帮助犯也可能是胁从犯，但第28条的规定说明，胁从犯也只存在于共犯之中。
这三条足以表达以下含义：一般主体教唆、帮助特殊主体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的，以共犯论处。
最后，如果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一概不成立共犯（除有明文规定的贪污罪之外），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几近一纸废文，总则也不能起到指导分则的作用。
例如，一般公民教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叛逃的，一般公民教唆、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一般公民帮助在押人员脱逃的，一般公民教唆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的，均不成立共犯，而且通常只能宣告无罪。
但这些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得到国民的赞同。
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应如何确定犯罪的性质？对于类似问题，尽管刑法理论上莫衷一是，但司法解释有所涉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2000年6月30日公布、自2000年7月8日起施行），就审理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问题解释如下：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的共犯泰州市人民检察院韩琼案例1：黄某、秦某滥用职权案。
黄某为某镇政府明确认定拆迁指挥部拆迁小组组长。
在拆迁过程中，其明知村民秦某垫资所建的3间门面房为集体所有，在产权确认会上不如实汇报，以私房性质与秦某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造成国家经济损失232256元人民币。
案例2：靖江交警与“黄牛”勾结案件。
“黄牛”姚某利用颜某担任某交巡警支队高速三中队负责人，负责查处货车超载、客车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职权，事先提供违章超员、超载的车辆信息给颜某，在超员、超载车辆经过某收费站匝口时，颜某故意不履行职责，对违章车辆不检查直接予以放行或查处后不处罚、减轻处罚，事后由“黄牛”姚某从车主那里收取好处费，再按一定比例分成。
以上两个案例，都涉及滥用职权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
案例1中，公诉部门认为：秦某虽提出犯意，但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不能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处理。
最后对秦某作出撤案决定，对黄某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提起公诉。
法院最终认定黄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案例2，检察机关将颜某和姚某作为滥用职权的共犯诉至法院，法院最终认定：颜某与姚某等人相勾结，为谋取私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被告人姚某犯滥用职权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两个案例中司法机关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的共犯认识不同，理论界和司法界也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
理由是如果法律没有对具体的身份犯有相应的规定，就不能随意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存在共同的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施行《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贪污犯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
而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且至今没有相关的解释。
因此滥用职权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不具有该身份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5.身份犯共同犯罪
一、身份犯
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特定的资格、地位或状态，例如，公务员、军人、男女、亲属、在押罪犯等。
以特殊身份作为犯罪构成主体要件或加重、减轻刑罚处罚事由的犯罪，是身份犯。
二、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除人数上必须是二人以上，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首先，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包括共同实行犯罪的行为和参与的行为；其次，必须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各个共犯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第二，各个共犯人之间有意思联络。
三、共犯的定罪
(一)共同实行犯的定罪
1.双方都有特定身份的情况。
1)双方都有身份且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构成的共同实行犯。
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并且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可以构成共同实行犯。
2)双方都有身份但未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
这种情况应当区分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律虽然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但并未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只要具有特定身份，就可以构成共同实行犯。
第二种情况是法律不仅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而且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如果没有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即使都有特定的身份，也不能构成共同实行犯。
2.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犯罪。
1)主犯决定说。
该说认为共同犯罪的性质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来决定。
主犯具有特殊身份，是特殊主体，应按特殊主体所犯之罪定罪；主犯没有特殊身份，是一般主体，按一般主体所犯之罪定罪。
2)分别定罪说。
该说认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应分别定罪：有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无身份者按普通犯定罪。
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
(二)教唆犯的定罪与身份
1.没有特定身份的人教唆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一定身份的犯罪。
例如，贪污罪是身份犯，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不能单独构成贪污犯，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教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贪污，就应以教唆犯论处。
另外，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于无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实施身份犯之罪，对无身份者都应以身份犯的共犯论处。
2.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教唆没有特定身份的人犯罪。
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1)有身份者教唆无身份者实施某一犯罪行为，在两者可以构成不同犯罪的情况下，有身份者只能构成无身份者的犯罪的教唆犯，而不能构成身份犯的教唆。
2)有身份者教唆无身份者实施某一犯罪行为，在两者可以构成不同犯罪的情况下，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的教唆犯，而不能构成非身份犯的教唆犯。
(三)帮助犯的定罪与身份
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广泛采纳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帮助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而成为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帮助犯这一观点。
而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帮助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犯罪，两者可以构成不同的犯罪，对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依法论处，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则应区分两种不同情况按想象竞合犯或者间接实行犯分别处理。
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帮助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某种行为，没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的，对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作为利用有故意无身份的人作为工具的间接实行犯论处，而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则作为间接实行犯的从犯。
我国的司法实务和相关的刑事立法，都认为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以刑法第29条规定为例，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妇女教唆或者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是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她在强奸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定为教唆犯或从犯，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论处。
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伙同贪污”应当包括教唆和帮助在内。
刑法第198条第4款则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