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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生平及思想介绍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
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
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其主要着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生平经历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
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
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
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
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
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
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
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
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
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
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有关于郑观应的评价有哪些有关于郑观应的轶事有哪些本文导读：总评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着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历代评价《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
而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
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橛的问题，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仍强调中学具体也，西学其末也。
夏东元：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
之所以说他“先进”，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
所谓近代化，是相对于古代封建主义说的，在郑观应所处的时代，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的改革，这个“民主制”，在那时就是大多数改革家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议会制。
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
赵晓雷：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实业家。
他生于鸦片战争战火甫息之际，卒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之时，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并积极投身时代浪潮，办工商实业求富图强，著《盛世危言》鼓吹改良。
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轶事典故世博之梦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举办世博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
《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并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
鄭觀應(1842年─1922年)，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慕雍山人。
廣東香山(今中山)人。
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
」鄭觀應在《學校上》中明確指出「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
」「學校之興廢」關乎國勢之盛衰。
這不但深刻地揭示了學校的功能，更深刻地指出了教育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他大力提倡在全國創辦新式學校，仿照西方設小學、中學、大學的辦學模式，改革舊的教育制度。
同時，在從事教育工作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式方法。
一、強調教學內容應以西方的科學技術為主中國傳統教育以教授「四書五經」為主。
「是以黃口小童入塾數月，先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繼兒讀《中庸》，讀《論》、《孟》四書讀竣，又習五經。
然膏繼晷，朝夕從事於斯，彼其用心將為考試之題目耳，制藝之取材耳。
於義理無所講究也。
於文法無所留意也。
故有讀書六、七年徒有多記為功、不辯菽麥。
」「實則蠢愚迂謬不可響邇，腹笥空虛毫無心得，豈非可笑耶，豈非可悲耶。
」他對傳統的教育給予了無情的鞭撻和批判。
傳統的儒家經典除了能提升人們的道德思想外，於近代的工商業發展毫無用處，他強調我國的中小學教育應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
「先入小學堂，教以淺近文理、地圖、演算法、史事、格致之屬，小學成後，送入中學堂，所學甚多，名日普通學，如國教、格致、算學、地理、史事、繪圖、體操、兵隊操、本國行文法、外國言語文字⋯⋯。
」中學畢業後，再升入大學，畢業後發給文憑，進入社會。
這樣一定會給國家培養大量有用的人才。
二、在教學方法上他主張循序漸進，反對死記硬背鄭觀應從小跟隨父親在村塾讀書，對那種死記硬背「四書五經」，埋頭苦作八股文章是非常反感的，他強調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生理特點，因材施教、循序漸進。
「孔子論道之功，循序漸進、譬如升堂入室、餘謂讀書之功，亦循序而進，譬諸自地登樓。
略析郑观应司法改革思想[摘要]作为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传统司法制度已经落后，需要学习西方先进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司法机关的裁撤、合并，设立警察机构，严格司法官员的考试选拔和任用，改革审讯制度，废除刑讯，引进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改良刑罚执行制度尤其是狱政，逐步实现文明化，通过改革希望能够实现司法权的完整和独立。
[关键词]郑观应；司法改革；学习西方一、郑观应生平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17岁开始投身经营近代工商业，先后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的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或者投资于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达65年之久，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在晚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郑观应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时，欧美列强已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政治法律制度遭逢千年未有之巨变。
强权威逼下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实施，逐渐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已经落后于时代，被西方视为野蛮落后，遂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司法权饱受践踏。
生活于此时代的郑观应，秉富国救国之志，观世界发展潮流，对清朝法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思想，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
以往学界重在研究郑观应兴民权、设议院的宪政思想，而未注意其司法改革思想，现进行梳理和分析。
二、郑观应司法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司法机关的改革1.中央司法机关。
郑观应认为，当国家危亡之秋，两千年来发展形成的封建国家的司法体制亟需变革，一些不必要的司法机关应当裁撤、合并。
清朝原有的三法司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作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审判重大刑事案件，大理寺掌复核，都察院监察百官、明肃纲纪。
郑观应具有重要思想启蒙意义的主张包括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介绍郑观应具有重要思想启蒙意义的主张，包括他的教育理念、学术观点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1. 教育理念郑观应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他思想启蒙意义的核心。
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全面发展个体的过程，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品德和道德修养。
他强调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品德高尚的公民。
郑观应主张以德育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
他认为学生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才能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他提倡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让他们不仅具备知识面广阔，还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2. 学术观点郑观应的学术观点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他主张以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强调历史研究应该立足于客观的事实和数据，追求真实性和科学性。
他反对主观臆断和宣传史观，提倡历史研究要有批判性思维，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郑观应重视历史的教育功能，他认为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人们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使人们深入了解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他主张历史研究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导。
3. 对社会进步的贡献郑观应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
他积极倡导教育普及，提出“教育为民、人民为教育”的理念，主张教育应该普惠全民，不分贫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作为一位教育家，郑观应也关注社会问题，他积极呼吁社会改革和社会公正。
他提倡人民应当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侵犯和压迫。
他的观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总结起来，郑观应具有重要思想启蒙意义的主张包括他的教育理念、学术观点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摘要：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在他的诸多思想中，吏治改革和教育改革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是他整个改革的两个基本点。
这些思想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的。
这是一种超前意识，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郑观应的这些思想的影响不止于当时的社会，对以后甚至是当今社会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郑观应；《盛世危言》；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洋务派思想家，近代改良主义者。
他的《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及其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
在郑观应的诸多思想中，吏治改革和教育改革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是他整个改革的两个基本点。
一、郑观应的政治思想——以吏治改革和司法改革为例1.吏治改革方面（1）提倡高薪养廉，以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吏治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问题，每个朝代都或多或少地进行过整治。
针对当时清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郑观应认为要使官吏保持廉洁，就要向西方学习，高薪养廉。
他在谈到中国官员腐败的缘由时说，由于吏部“选补得缺，则需次日久，负债累累，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
一、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与会者普遍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是爱国进步的思想家和成功的、卓越的实业家。
作为实业家,郑观应启蒙思想的酝酿、成形和发展,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因而成为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这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有学者指出,作为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郑观应提出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会者认为,郑观应一生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但仍背负着较重的“传统”包袱。
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
但他们刚从旧营垒中脱颖出来,新思想尚未成熟,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还得经常运用一些传统话语,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
郑观应也不例外,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
有学者还特别从家族、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认为,作为家中长子,传统的家族、家庭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但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如此多的承担,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事业成果,异化其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并异化着他的个性。
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关于郑观应的思想政治思想有学者认为,郑氏改革主张的主体思想是“富强救国”:以大力裁撤机构、淘汰冗员和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内容的政治改革是富强救国的前提;通过倡导“商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商办工业,以建设发达的近代化经济,是富强救国的保障;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富强救国的目标。
有学者把同光时期郑氏的政治思想定格在“民本与民主之间”,认为郑氏不仅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识地借鉴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推行保驾护航。
浅释郑观应政治民主思想浅释郑观应政治思想主要特征刘晓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硕士2011212225）内容摘要：作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改革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的议会政治和“君民共主”的变法主张，是对“中学为体”的思想的一种叛逆和挑战，是在近代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本文拟从郑观应的人生经历入手，梳理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探究其与时俱进的政治主张，分析其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郑观应政治思想体用兼学改革吏治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政治改良主张，这些主张打破了中国历史的沉寂，超越一个个历史的局限，这些主张对当时和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完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求，为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体现他政治改革思想的《盛世危言》不仅当时影响广泛，也是近代中国发行量较大的书籍之一，同时该书对此后的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曲折人生，盛世危言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国运衰败。
国情国势的险恶也促成了仁人志士的崛起，成为一个豪俊辈出的时代。
“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是清朝晚期年轻学子们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必由之路。
然而，刚满年轻气盛的郑观应参加科举应试，却名落孙山。
父亲郑文瑞是个睿智而果断的人，毅然送他去上海当买办，为他选择了经商之道。
经过艰苦努力，不懈的奋斗，郑观应以他的精明才干和十多年洋行买办的身份背景，赢得了盛宣怀的好感和李鸿章的赏识，他致力于经营近代企业、把西方的经营管理经验推行到企业管理中，利用招股、专利等手段进行经营和整顿，颇具成效。
郑观应成为当时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
正当郑观应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给了他致命打击。
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澳门的郑家大院，过起了隐居生活。
这一年，他43岁。
曲折复杂的从商经历，为他实现从洋行买办到改良主义者的人生转折，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经历一段惶惶不宁的日子以后，郑观应开始静心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
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针对时势的评论文章，成为著名的维新人士。
他费尽心血写下了2本书，一部是成书于1873年的《救世揭要》，另一部是《易言》，如今，隐居澳门的郑观应又把早年写作的这两部书进行了精心的修订和扩充，终于在1892年完成了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著作《盛世危言》，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盛世危言》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话：“首为商战鼓与呼”，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他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并成为这一观念的最主要的倡导者。
郑观应在对其经济思想进行论述时，他还着眼于政治改革。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渡过危机，要求富求强，在备商战以富国的同时，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而当时中国封建上层建筑已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开展，不利于中国富强，若不进行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将成为开展商战不能逾越的障碍，富国强兵也将万难兴盛。
郑观应在政治改良的思想中，把除弊与兴利相结合，除弊的重点集中在吏治的整顿上，要求对中国制度补偏救正；兴利之箭则指向议院，希望能对君主专制略加改良，让人民能够得到一定的参政权利。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建立能与专制制度相妥协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人，他于1895 年提出制定宪法，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希冀中国能够效法西方，建立一套当时并未有之，又迫切需要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
体用兼学君民共主郑观应出生在广东香山，深受当地浓厚商业氛围的影响，在他长期致力于近代工商业的人生历程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良主张，力求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作为洋行买办，他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之一，作为当时的维新思想家之一，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序幕。
面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以及他们在挽救危机中所应担负的神圣使命，他鲜明地提出“体用兼学”、“君主立宪”的主张。
在体用兼学问题上，他先是对“中学为体”、“师夷长技”等洋务派理念的进行突破，把向西方学习从“器物、技术”层面提升到“制度、文化”的层面。
他反对在学习西方时“遗其体而效其用”，强调学习西方应该“体用兼学”，这样才能获得实际成效而实现国家民族的自强。
在实行君主立宪问题上，他主张设立上下议院。
他根据多年的考察，认为西方国家“其治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1只有议会政治才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
同时，他根据自己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认识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中国若不自安卑弱，而欲富国强兵，安内攘外，其途径“必自设立议院始矣”2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
为了实践议会政治，郑观应曾反复阐述了议会制的优越性。
他说设立议院后，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抵御外侮则可以众志成城，所以设议院是国家强盛的根本。
有了议院还能使上下情通，国家得以体察商情，从而薄赋税，保商务，使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所以设议院是国家致富的根本。
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张国威，御外侮。
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权力平衡，不偏不倚，最为理想。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主过重，因其本民主也。
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
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
”3他认为，“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4可见，他是把议会民主政治视作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抵御列强侵略中国最有效的政治武器。
郑观应所主张的议会政治，主要是仿行英德两国的议院制，即君主立宪制。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考察，认为在世界上“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
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5君民共主就是君主立宪，在郑观应看来，实行君主立宪最好。
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主张仿行西政的中国人，都视君主立宪制为完美无缺之制，这除了经济和阶级力量的原因之外，也因长期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使人们还难以接受没有君主的制度。
同时，那时候中国人所知最富强的外国是英国，所知发展、变化最快的是日本，而英、日又恰为君主立宪之国，这更增加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与羡艳。
所以，不只郑观应，其它的早期维新派也都推崇君主立宪制度。
1《盛世危言•自序》。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2《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
3《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4《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体学兼用的重点在于实行选举制。
郑观应认为，“国之盛衰系乎议院，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
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
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
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1。
可见他是十分赞成西方那种公开选举议员的办法以及对选举人居住年限、年龄、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但是他又并不主张照搬西方的选举制。
他说：“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员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2。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8卷本中又加上了“甲午后续”的《公举》篇，专门论述公众选举、公开选举的做法和好处。
他不仅主张议员公选产生，而且各级主管行政领导人也要公选产生。
他指出：“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
”3如果掌握保举大权的大员“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4，因此他建言：“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必当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才,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5其次，为了能和议院制相适应，郑观应认为还必须得加强新闻宣传。
这是因为要实现“君民共治”的民主政治，君民就必须加强沟通，而通过设报馆就是将民情向上传达的桥梁。
郑观应说泰西“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6“民隐民情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7，不仅如此，报纸还有舆论监督的作用，“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稗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8，“凡献替之漠，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
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
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9，因此郑观应呼吁在中国沿海各省乃至全国各省都设立报馆，发行报纸。
郑观应还看到：“西国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
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
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1《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2《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3《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4《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5《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
6《盛世危言》，《公举•甲午后续》.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7《盛世危言》，《日报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5页。
8《盛世危言》，《议院上》.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
”1，所以郑观应要求中国各省都广设日报，这是关系着中国的自强，他说:“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
凡为主笔，必须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
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援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