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创作流派之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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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
他的文学创作,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和生活场景第一次以自己的文学形式,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显现在文坛上。
他为中国的乡村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视角和创作方式。
另外,他对小说叙事结构和语言的探索,也获得了突出成就,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这是他创作的主要特色和贡献。
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优良传统,面对极“左”思潮,敢于讲真话,而不说违心话。
虽然赵树理小说的理性审视力远没有鲁迅、茅盾等人的那么深刻,但他所描述乡村生活的真切,对农民生活和性格展示的全面,以及他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与农民生活的贴近融合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是语言方面。
在语言的处理上,他并没有把当地的方言直接运用到作品中,而是把进行了通俗化修改后仍保持了民间特色的语言运用到作品中,使不同语言地区的群众都能读懂,而且读起来有趣。
二是情节安排方面,赵树理采用了传统文学的伏笔的方法。
他把从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下回分解”经过巧妙的改造,设置成符合农民口味的情节起伏,很好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他还有意的对行文进行删节,农民熟悉的就少写一点,譬如小说中农业生产过程的很简略;农民不熟悉的就多些,譬如人物外号的来源,事件的前因后果等等。
他的作品清一色的大团圆结局也是有意为之,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
《小二黑结婚》本是一个悲剧的案件,在创作时,作者也把它改写成了团圆的结局。
三是人物形象的设置方面。
赵树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两类人物:一是“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包袱的旧式农民,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有“翻身”后的新的困扰与痛苦。
浅谈赵树理对文学史的贡献浅谈赵树理对文学史的贡献在现代文学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是非常特殊的一位。
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深深根植于农村,有地道的农民气质,他成功开创的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代表了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与当时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赵树理为文学带来了新的元素,他是在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欧化”倾向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建立他那种格外偏重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主张的。
赵树理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做这样一个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新的历史特点下,他的创作便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
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
如果说鲁迅主要是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以唤起人们的觉醒,赵树理则主要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及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并且从这个变化过程中,来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从这个主题出发,赵树理创作中最具魅力的作品是《小二黑结婚》。
该小说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一个为封建迷信观念扭曲了的人物。
在金旺、兴旺捆起小二黑和小芹时,他跪在兴旺面前哀求,哀求不成回家又是算命又是占卦。
他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的原因是“命相不对”,他相信命运,怕小芹会“克”小二黑。
当区长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可当小二黑表示同意和小芹的婚事时,他却嚷嚷“由你啦?”他并不认为命运可以也应该由自己掌握,多年来愚昧落后的生活使他只能不希望寄托在神卦上。
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如今中国文坛上有那么一批作家,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吃完鲍鱼,喝够洋酒,然后坐到电脑前敲出一部又一部或者表现当代人孤独感、性苦闷,或者设计痴男怨女情爱纠葛故事,或者想象历史名人逸闻逸事的小说和电视剧剧本,赚上比较可观的稿酬和版权费,再去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至于别人活得好不好,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以及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重大问题,根本不去过问或者表示出一点关心。
由此现实,我想起了同样是作家身份而且名气很大的赵树理。
今年9月是他诞辰103周年、逝世39周年,以我的理解,赵树理是一位以辉煌的文学成就与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特立独行的作家。
(一)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
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
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
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
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
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
功夫不负苦心人。
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
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友们一边印一边念;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读,遇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
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
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三里湾》、《福贵》、《登记等。
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
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都令人爱不释手。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小说与晋东南民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
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
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
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创作流派崛起于抗日战争后期的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据地。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
中国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如果从第一次国内战争算起,那么他们自觉地投入于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尽管出现了不少以农民为主体的优秀作品,革命作家们非常重视大众化的问题,但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和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新文学并没有在描写中国农民觉醒之后的斗争上取得的突破和成功,新文学和不识字的农民群众的结合仍然处于一种相当隔膜的状态。
正式赵树理同志第一次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完成了这一期以来没有解决的课题。
他不仅第一个成功地描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的农民群众的新人形象,而且以中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写他们的觉醒和斗争,从而使新文学完完全全地大踏步走进了茅屋村舍。
这是赵树理以及其创作流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其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如同优秀的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同志所概括的那样,赵树理及其创作流派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道路上艰难竭蹶地继续前进,一方面热情的讴歌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里的社会主义变革,描绘在这一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不避“左”的文艺教规的横蛮指控,吧笔社会生活的底部,如实的描绘几千年来“因袭的重担”,特别是小生产狭隘的眼光和习惯势力;直接的正面的批判或迂回的曲折的反拨,都与我们社会生活中那些不正常、不合理而又企图加以粉饰和掩盖的因素有关。
今天看来,赵树理及其创作派对这些方面所做的揭露和批判当然还没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但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和作家艺术家一般的认识水平线上看,赵树理及其创作派的优秀作品,无疑是这一时期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难能可贵的成果。
正是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原则,使赵树理及其创作派得以如同一个星座那样在当代文学的银河里灿烂的照耀着。
如果用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水平来要求赵树理及其创作派,那样就会低估这一也许更加值得宝贵的他们的第二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第三个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历史贡献,表面看似乎不属于文学业绩本身,这就是这个文学流派没有我们新文学史上某些文艺团体中所常见的那种宗派成见、以宗派代替流派的偏颇。
他们辛勤而诚实地劳动,以作品说话,不以理论纲领取胜,更没有唯我独尊、别无分店的派头,不曾以诋毁别种艺术风格的办法来取得在文坛上立足的地盘。
我们以为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各种创作流派,互相尊重和学习,彻底根除封建主义余风流韵之一的拉帮结派,抵制他们对作家队伍的侵蚀,是必须加以总结历史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及其创作派的这一高尚“文德”和作风是值得作为一项历史贡献加以褒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