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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布斯·纳什,小数学天才,理性行为理论的发明者，富有远见的思维机器已经坐在他的客人，也是一位数学家，近半个小时。
天色已晚，在1959年的春天，在工作日的下午，虽然它是只可能感觉不舒服。
纳什的扶手椅在医院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不小心穿在尼龙衬衫，软绵绵地挂他unbelted长裤的颓然。
他强大的帧是松弛的，布娃娃，他的精细成型功能无表情。
他一直呆滞地盯着立即在现场哈佛大学教授乔治·麦基左脚前,难以移动除了刷在断断续续的，重复的动作，他又黑又长的头发从他的额头上.坐直了，他的客人压迫的沉默，敏锐地意识到，房间的门是锁着的。
麦基终于再也按捺不住。
他的声音很轻微牢骚满腹,但他紧张的要温柔。
“你怎么能这样，”开始麦基，“你怎么能这样，一个数学家，一名男子专门以理性和逻辑证明.。
你怎么能相信外星人发送你的邮件？你怎么能相信你正在招募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来拯救世界的吗？你怎么能.。
.？“纳什看着在最后固定麦基与冷静，冷静的任何鸟或蛇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
“因为,”纳什说，慢慢地他柔软,合理的南部拉长,仿佛自言自语，“我有大约超自然生灵的想法来找我以同样的方式，我的数学思想.所以我把他们当回事.“这位年轻的天才来自蓝田，西弗吉尼亚州的帅,霸气十足，高偏心数学的场景在1948年闯入.在未来的十年，十年来，其在人类理性对其关于人类赖以生存的黑暗焦虑的至高无上的信仰着,纳什证明了自己,在的著名几何学家米哈伊尔·格罗莫夫的话，“下半年的最显着的数学家世纪“游戏的战略，经济竞争，计算机体系结构，宇宙的形状,想像空间的几何形状,素数之谜从事他的想象力广泛。
他的想法是深及全意料之外的一种新的方向，推动科学思维。
天才的数学家保罗·豪尔莫什写道，“有两种：那些谁只是想我们所有的人，但非常更何况，和那些谁，很显然，有一个额外的人力火花。
我们都可以运行，我们中的一些可以运行一英里不到4分钟，但有什么,我们可以做比较大G —轻微的赋格曲的创作. “纳什的天才，神秘的各种更常与音乐和艺术，而不是所有科学中最古老的.这不仅仅是他的思想工作更快,他的记忆力更强的保留，或者说他的集中力是更大。
可译性的相对性的理论基础可译性的哲学依据是同类（或同一范畴）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即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所称的“家族相似”，语言尽管各异，他们之间必有“家族相似”，而可译性限度产生于语言家族之间的非相似性。
(刘宓庆,2005 ：110)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否可以互译？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可译论、不可译论和相对可译论。
(曾剑平、况新华，2002：25)可译论者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共性多于个性，具有认知表达功能的语言在不同民族的交往中具有可理解性；不可译论者认为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语言和符号的不同，而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不同，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难以一一对应，各语言有不同的音系结构、词语结构和修辞结构，由这些语言因素组成的语言风格是不可译的，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实质上是不可能的；而相对可译论者则认为,语言的绝对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都不存在，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可译和不可译这两个极端中进行的。
笔者认为，上述第三种观点比较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可译性存在其相对性。
可译性问题一直以来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人类思维的内容与基本形式是同一的，因此，在语际转换中的语言是“可译的”。
原文的可译性一般可分为三类，即完全可译性(complete translatability)、部分可译性(incomplete translatability)、不可译性，这一分类主要从文体的角度来看。
比如，属于第一类的有新闻、外交、政治、教育、工程、机械、电子计箅等。
这类作品之所以容易翻译,是因为译者只要熟悉相关学科的内容，掌握专门术语的翻译，便能找到顺乎自然和最切近的对等语。
尤其是科技书籍，特别尖端的除外，术语越多，翻译起来困难越少，因为只要把相应的词语査出，便可照译不误。
(林基海，1988:111)1.1“基本同构”原理语言符号虽然是“任意”的，但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或物质实体从基本上说却是对等的。
由白马非马引发的思考摘要白马非马这个古老的命题，就如同让人去证明“你妈是你妈”，让人哭笑不得。
既然很难证明白马是马，公孙龙的白马飞马论便得以大行其道，这一逻辑悖论在当今社会又该如何解释呢？关键词白马飞马；你妈是你妈；个性与共性；正文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着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公孙龙子·白马篇》白马非马这一悖论出自战国时期的公孙龙，公孙龙是战国时期平原君的食客。
一天，他牵着一匹白马出关被拒，官吏说：“按照惯例，人可以过关，但是马不行。
”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一番论证，官吏听了连连点头，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请你为马匹付钱吧。
”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好比说，人是人，黑人白人都不是人，男人女人也都不是人。
如此荒谬的言论公孙龙是怎么来论证的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这个“是”字，是本是属于的意思，我们说“1是自然数”，“三角形是多边形”，“我是人”，都是定义在属于的基础上，如果A是一个个体，B是一个集合，且A属于B，那么我们就说A是B。
因为B具有这一类元素的普遍性质，而A除了具有B的普遍性质，还具有一些特殊性质，所以我们说A 是B的一种。
然而公孙龙认为，这一论证是不成立的，公孙论认为“是”是等于的意思，只有当两者完全相等的时候，我们才能说A是B，所以他认为，白马不是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这么一个观点：个性寓于共性。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
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
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的固有属性，每一事物即有共性又有个性。
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
个性体现并富有共性。
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
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
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而公孙龙的论证即违背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分离，忽视了其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有一个与此很相似的问题大概能给我带来启示，2/4是不是1/2 ？似乎说是也有道理，说不是也有道理。
12-462020年第12期数学教育家余介石的数学科普著作简介”陶兰李春兰（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民国时期的数学教育家余介石先生十分关心现代数学知识的普及与数学教育的发展.他在编写数学教科书及翻译数学著作的同时, 还主持编写了许多数学科普读物.为使人们对他的科普著作有所了解,并能从中受到启迪, 现选取余介石的《数之意义》《数学诡论集解》 《算学通论》这三本数学科普著作，对其内容做简要概述,并阐述这些科普著作对学生和教师的教育价值.1生平简介余介石（1901 -1968），字竹平,号慰慈，我国珠算家、数学教育家、科普作家• 1901年2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黔县城的一个徽商家庭，幼时思维敏捷，聪颖过人，先就读于上海市中华工业专门学校附中，成绩名列前茅.中学毕业 后,1919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1924年曾改名为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在这四年学习期间，余介石勤奋好学，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 赞许.图1余介石1923年余介石先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4- 1930年,担任中央大学数学系助教.其 间余先生兼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员.1930 - 1934年被中央大学聘任为数学系讲师.自 1934-1945年，先后执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师范学 院,任教授、数学系主任• 1945年秋至1949年秋兼任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教授⑴.1954年被调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先后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和工会副主席等职务.1963 - 1965年兼任北京化工学院数学系教授.1968年 去世余介石在45年的数学教育工作中，一直坚守在高校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过《高等数学》《高等方程式论》《微分几何》等课程•教学之余,余介石先生勤于著述，编著了大量的大学数学教材和中学数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多种珠 算教材，据不完全统计有40余部.他所编写的 数学教科书,务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深受教 育界好评•余介石的老师何鲁先生在重庆大学附属高中任教时曾采用了余介石的《（修订）新 标准高中代数学》，何鲁先生评价道：“我国高中代数中，最合教科书之用•”⑵余介石发表了20余篇论文，大多刊登在《中等算学月刊》上.为普及数学知识，增进学生学习兴趣，余介石主持编写了不少科普性读物.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余介石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当时正值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时期，余介石不顾一切，帮助我国*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教育厅人文杜科重点项目）“民国时期数学课外读物的教育价 值研究"（NJSZ 17028）.*通讯作者：李春兰.2020年第12期12-47数学家、教育家、共产党员孙克定在南京谋求工作，并协助他离开南京•九一八事变后，余介石响应《生活》杂志社的号召，以个人名义并联合中等算学研究会成员共同发起募捐活动，支援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义勇军，先后共募集千余元大洋之多•“中等算学研究会”于1930年在南京成立，是由余介石牵头发起,参加者主要是当时的中学老师、大学讲师、助教等.“中等算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对当时中等数学教学法与教材进行改革;二是编写我国自己的中学数学丛书，使数学这门科学在中国日益扎根并发挥其巨大作用.解放后，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人们迫切需要学习珠算，当时余介石任教四川大学，任西南区科普筹委，应科普协会邀请,他毅然承担起改革珠算的重任,此后他热心投身于珠算事业，可以说余介石晚年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珠算改革研究中去了.余介石一生都从事数学教育及数学普及工作，为我国数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在我国数学界享有相当声望.2余介石的数学科普著作简介为了使当今读者能够了解民国时期我国的数学科普著作，品味余介石的“陈年佳酿”，感受他的数学科普著作之趣味性，下面主要以余介石的《数之意义》《数学诡论集解》和《算学通论》为例，概述每本书的主要内容,汲取这位数学家留给我们的“教育遗产”，领悟其教育主张2.1《数之意义》内容简介《数之意义》是中等算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著者皆曾受业于何鲁先生.1919年何鲁从法国游学归来,在国立南京高师讲学，提到加强中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沟通与联系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促进中等数学教育之革新;二是可以奠立学子进研高深数理之基础•”⑶当时的大学教授往往不知道中等学校的需要而求其联系，结果导致大学生在学校时忘记自己之前学习的中学数学知识，等到大学毕业后到中学教学时，又忘记了自己在大学学习的数学知识.为了改变此种现象，何鲁归国以后,一直怀揣改革之志，作为弟子的余介石等人铭记其师所言,奉行何鲁之志，把多年在各届暑期中等教师讲习会的讲学心得编成诸书十余种，《数之意义》便是其中之一.该书主要从算理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数的概念与意义，注重基本逻辑概念的解说，强调中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衔接.全书共有四章，第一章数之概念发展史，主要介绍了分数、无理数、负数和虚数的起源和发展；第二章基数与序数,主要是基于基数与序数的算理研究和数的精确概念，用逻辑的概念作基本的解释;第三章实数,第四章复素数•后两章的内容则是具体论述实数（分数、负数、有理数、无理数）和虚数的存在与意义.德国数学教育家F•克莱因基于数学史的数学教育观对余介石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数之意义》中余介石除了讲述数的概念与意义，也强调了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教师对于学理，必须考其在历史上发展之迹象，以觇人心认知之程序与限度，庶可因时指宜，善为说理，既不至使初学难以猝通，亦不至养成其谬见或误解.历史之于教学，不仅在名师大家之遗言轶事，足生后学高山仰止之思，收闻风兴起之效•更可指示基本概念之有机发展情形，与夫心理及逻辑程序，如何得以融合调剂，不至相背，反可相成,诚为教师最宜留意体会之一事也•”⑶这种通过考察历史来获得数学启示的做法至今仍然是数学教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数之意义，初视之若甚近而易知，细思之则甚迁而难明•”⑷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丰富、精微、深奥，已异于我们由直觉所认识的数.2.2《算学通论》内容简介《算学通论》是一本关于数学基础的书•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所谓的“数学”这一名词术语是在1939年8月才正式统一使用的. 1902年之前一般都称其为“数学”或“算学”，在1902-1911年间统称为“算学”，在1912-1921年间统称为“数学”，在1922-1938年间统称为“算学”，所以本文出现的“算学”指的即为“数学”•余介石认为该书是最平凡浅近的，在当时其他比较易读的书可要比该书深得多.书中材料多取自中等数学教材，用极浅显之文字，解释抽象的算理,十分详细明了•余介石编写该书的目的：一是要明白一些概括的见解，12-482020年第12期基本的原理，各种基本观念和方法发展的经过;二是要知道“所当然”，也要知道“所以然”.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本小册子帮助青年们了解“数学”这门科学的性质.诚如开尔文勋爵所说的那样：“不要以为算学是艰深难解而和常识相背驰的，他不过是精炼的常识罢了•”㈤全书分为三篇，上篇是中等数学观念发展史，包含五章•其中第一、二两章主要介绍史前时期和上古的数学发展;第三章介绍古数学发展;第四章介绍近代数学发展.在这几章中还介绍了很多数学家,如费马、牛顿、笛卡尔等，还有关于“几何三大问题”、“解析几何的产生”、“微积分的发明”这样的数学故事,在了解数学历史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数学家们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第五章主要讲解相对论大意•对于上篇的内容余介石特别指出：“最惭愧的是,不特这一篇里未提及中国方面，全书几无一处，可说是我们自己的贡献•既往不咎，来者可追，不得不馨香祷祝国人今后的努力.”⑸中篇包含四章，以几何为主，说明数学的形式和结构•这里面有些超出中等数学范围的知识点，如第九章的非欧几何，但这只不过是说明公理性质的一个例子，不看也不要紧，况且说法很浅显，不会让人感到费解.中篇除第六章是讲数学命题形式和数学推理的逻辑根据外,其余三章都是讲公理的性质.下篇由代数讲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包含五章，以说明数学的抽象性和求普遍性的方法•第十、十一两章讲代数的数系和符号性;第十二、十三两章讲代数怎样影响几何，怎样由分析法定综合法的有效范围；第十四章讲用极限法解决未定式，引出微商和积分的基本概念•对于数学里最基本最重要的观念，这本书基本上算是大体略述了.2.3《数学诡论集解》内容简介该书也是“中等算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虽内容有一定的深度,但紧密结合中学数学，为当时师生所乐用•余介石在“绪言”一开始，就引用英人Tupper的名言:“错误中之歪曲处，无不可见有真理之线索存焉”〔7],并以此作为编著的宗旨•绪言说:“盖一事理，皆有正反二面,如仅知正面之是，而不察反面之非，则所见必偏而不全.因明学欲显正义，必先破邪识，希腊大哲Socrates之讲学方法，首在使人自觉所见之非,始能虚心受益，导于正觉,辩证法启人最深者以此.”⑺该书引用及参考书报55种，“爱集诸书，约50则,附以自拟者约10则，以成本书•”[7].整本书内容丰富，知识广泛，涉及与初高中有关的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的悖论知识，对培养学生的思维有重要作用•全书共58页，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诡论，下篇是解剖•诡论的算术及代数的部分共34题，主要内容有除法、单位、反证法、待定系数法、比例、分数与分式、根式与虚数、指数与对数、级数、连分式、几率、Fermat大定理和行列式;几何及三角部分共27题，主要内容有线段长、垂直与平行、角、三角形、多角形、三角、圆与椭圆.该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书中所附有的解剖内容,这在当时同类型的书籍中是鲜有论及的.解剖逐条补成，以见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之间的关联.现选书中两题及其解剖，来感受错误中歪曲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到真理之线索的存在.第1题“2=1”.设a=6,则/=ab,a2-b2=ab-b2,(a+6)(a-6)=6(a—6),a+b=b,2a=a,所以2=1.解剖：算术中有一极重要之限制，曰零不得为除数，本题开始即设a=b,故a-6=0,而不得以除(a+6)(a-b)=b(a-b)之两端.此题关于等式之推演，则由AC=BC,可得A=B,或C=0.换言之，必C丰0,始可断必为A=B 也.是以：如欲自等式两端消去某因式，必先断其不为零方可.悖论“2=1”通行较早，遗憾的是已不知其由来.除以“0”是数学中一个最常出现的错误.在数学中除数不能为零以及分母为零无意义，从认识上来说对学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除数不能为零？何为无意义？为何无意义？通过一个古老的悖论“2=1”，学生就可以从本质上明白分母不能为零的原因.第57题“64=65”.将一每边长为8单位之正方形为64平方2020年第12期欽学救学12-49单位者，分为两长方形，一长为3单位，一长为5单位，剖前者为两个直角三角形，后者为两梯形，上底长为3,下底长为5,如是取一梯形与三角形，合成一底为5,高为13之长方形，其面积应含5x（8+5）=65平方单位，故64=65.解剖：合梯形与三角形，并不能成为一较大之三角形，因5：3不等于（7+5）:8也，但三角形之斜边与梯形中不垂直二底之腰，拼合后所成角接近但不等于180。
对可译和不可译与中西互译可行性的认识作者：王彩苹来源：《新教育时代》2015年第10期摘要：本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讲述，分别是翻译的三对矛盾、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和对中西互译可行性的认识。
本文旨在使读者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对翻译矛盾，并且对中西互译可行性有系统地认识，因为这将会直接关系到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效果和翻译质量的好坏。
关键词：三对矛盾可译性不可译性中西互译可行性一、翻译的三对矛盾翻译的三对矛盾，即，可译与不可译之矛盾，异与同之矛盾和形与神之矛盾，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都是翻译活动中的基本矛盾（许钧，2009：195）。
翻译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理论的领域，而在翻译活动出现的矛盾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就是其中一个古老的命题。
纵观几千年的中西翻译史，翻译家们通过大量且多方面的实践，得到一系列的翻译实践经验，也摸索和总结出一系列翻译规律，为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诸多困难和问题，于是，持不同观点的翻译家们就各持己见，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学派。
由此，有关翻译的各种各样的理论、矛盾、悖论等便出现了。
许多学者和学派，如乔治·穆南、布隆菲尔德、新洪堡学派、奎因、德里达等，都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做过详细地阐述和论证，但都是各执一词。
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可译与不可译是人们在探索翻译奥秘的思考中一种自然的对分。
它们是矛盾对立的辩证统一。
可译论内在地包含着对不可译性的思考，不可译论内在地兼容着对可译性的承认。
他们相辅相成，推动着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可译论与不可译论的每一次论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地向新的更高水平的提升（杨衍松，2009：53）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它们两者相对性地存在，相对性地联系，且相对性地区别。
许钧认为：翻译是可行的，但存在着一定的限度。
在翻译者看来，不可译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翻译在根本上就“不可能”。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出的世界十大著名悖论。
喜欢研究逻辑的人应该对悖论有过耳闻，悖论指一般在逻辑上能够互相推翻，互相矛盾的一种结论，但是乍看之下又貌似比较合理。
1、电车难题电车难题应该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悖论之一了。
它的大概内容是一个疯子把五个人绑在一个电车轨道上，而这些人都非常的无辜，一辆电车朝他们碾压过来。
这时司机可以选择改变轨道，但是另外一条轨道也被疯子绑着一个人，所以问题是司机应该改变轨道吗？2、空地上的奶牛空地上的牛奶讲的是一位农民担心自己获过奖的奶牛丢失了，所以派自己的奶工去看看奶牛在不在，奶工告诉他奶牛在附近的一块空地里，农民最后还是打算自己过去看看，他远远地看到一个黑白相间的形状在空地上，放心的走了。
但他看到的其实是一块黑白相间的布缠绕在树上，而奶牛正躲在树的后面，虽然奶牛也在空地上，但是农民说自己知道奶牛在空地上是否对呢？3、定时炸弹喜欢看有关政治电影的人可能知道这个思想实验，他讲的是假如相像一个炸弹隐藏在一个城市里，并且马上就要到倒计时了，这时候有一个羁押者知道炸弹藏在哪，除非你对他使用酷刑，他才会讲出来，问题是你是否对他使用酷刑呢？4、爱因斯坦的光线这个思想实验是由爱因斯坦在小时候想出来的，假设自己在宇宙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自己如果以光速在光的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可以看到光线“在空间上不断震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
5、特修斯之船特修斯之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思想实验。
它讲的是一个在海上航行了几百年的船只，靠着不断地维修和更换部件而屹立不倒，只要一块木板或者零件坏了，就会马上更新，直到所有的部件都不是原来的了，问题是现在的船只是否还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还是说由原来替换下来的部件组成的船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6、伽利略的重力实验伽利略的这个思想实验是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取决于物体的质量的理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如果把一个轻的石头和一个重的石头绑在一起从楼顶丢下去，重的石头因为下落的速度快，两个石头之间的绳子会被拉直，这时轻的石头对重的石头有阻力使得整体的下落速度变慢。
作者简介:杨衍松(1935—),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俄汉语言文化对比收稿日期:2000.03.152000年第9期总第137期外语与外语教学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2000,№9Serial №137古老的悖论:可译与不可译杨衍松(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提 要:翻译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领域。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就是其中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
这一悖论既导源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同时又植根于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矛盾与困难之中。
关键词:悖论,可译性,不可译性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field full of paradoxes and translatability or untranslatability is one of them.This paradox originated in idealistic agnosticism ,and also rooted in the inevitabl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K ey words :paradox ,translatability ,untranslatability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09-0051-03 纵观几千年中外译史,众多的译论家从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出发,总结翻译的经验,描写翻译的过程,揭示翻译的实质,详述翻译的得失,探讨翻译的规律,也就形成了关于翻译的不同的界说、模式与学派。
他们对于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无奈,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互补互济或者针锋相对的妙论或悖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就是对翻译这一充满矛盾的语言与文化的奇异活动的一场漫长的论战。
翻译是一个悖论迭出的领域。
在诸多悖论中,可译与不可译是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
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不容置辩地证明:翻译在增进不同民族的了解与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促进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等等方面,起着无法估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古今中外仍有不少的学者、作家或思想家,甚至于本人就是译著等身的翻译家,却对翻译的真实性表示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与困惑,甚至断然否定可译性的论断。
考察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关于翻译的种种悖论,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一种解读。
古代意大利的先哲们曾经断言说“翻译者即叛逆者”,开不可译论之先声。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1266—1321)在《飨宴》里首次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的见解,认为“任何富有音韵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原有的全部优美与和谐”。
16—17世纪之交,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在《堂・吉诃德》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把翻译比喻为从反面观赏佛拉芒毯,图案轮廓固然可见,但是正面那清晰、平整与斑斓的色彩则全然不见了,从而道出了作家对翻译的真实性的明显的怀疑。
类似的观点也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那里获得了回应。
伏尔泰(1694—1778)曾经说过:“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错误并损害它的光彩。
”而狄德罗(1713—1784)则表示,各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使翻译原则上不可能,因为“某种语言独有的境界本身即语言的精髓,总是要失掉的。
”18世纪末,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1767—1835)说:“在我看来,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然要撞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囿守原作而损害本国人民的审美习惯和语言,或者过于照顾本国人民的特点而损害了原作。
要找出某种折衷的办法来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简直是不可能。
”([1]Фёдоров,1983,31)可以说,这是比较完整而详尽地表述不可译论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点。
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兼翻译家施莱格尔(1767—1845)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翻译好比一场拼死拼活的决斗,最后遭到失败的若不是译者,就一定是原作者。
”19世纪的俄国语言学家波铁尼亚(1835—1891)认为,由于不可能翻译各个词的全部意义和形态特征,因而也不可能翻译这些词的组合。
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更是一语惊世,说“翻译好比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把翻译的形式与内容、通顺与忠实之间的矛盾全然对立起来。
还有一些不可译的论点是针对译诗而言的。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1792—1822)断然否定诗歌的可译性。
他说:“译诗是徒劳的,把一首诗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束紫罗兰扔进坩埚里,试图由此欣赏到它们原有的色调和芳香来,实属不智也。
”([2]Флорин,1983,50)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干脆声称,译诗就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偏激之论,达于极致。
无独有偶,在我国漫长的译史上类似的不可译之说也是屡见不鲜,代有传人。
早在佛经翻译时期,老子所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之说就在译界流传,而后世克罗齐之言与其可谓殊途同归。
后秦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译经达300余部,深知译事的艰辛,却告诫世人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在我国译史上首度提出了翻译“失味”与文体、风格不可译的观点。
宋代名僧赞宁借助比喻表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
”这与唐・吉诃德之言可说是异曲同工。
到了近现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依然是译界争论不休的命题。
周煦良先生在《翻译三论》一文中坚持认为“风格是无法转译的”,因为“翻译的媒介是语言,这等于用铅笔或钢笔临摹水墨画,怎样能反映出原作的风格呢?”至于诗歌的可译性问题,不少译论家若不是断然否定,至少也是持相当的保留态度的。
金岳霖先生就曾以委婉的口气说:“诗差不多不能翻译。
”王若谷先生在《译诗漫谈》中表示:“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
”王以铸先生则写有专文,论述“诗之不可译”的观点。
而周作人先生几十年前不仅坚持“诗是不可译的”,而且揶揄说“只有原本是一首诗,其他的任何译文都是塾师讲唐诗的解释罢了”。
以上所引仅仅是关于不可译观点的十分简要的介绍。
古今中外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译论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里,表示怀疑乃至绝对否定翻译的真实性,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命题。
从几千年的中外译史看,大多数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都拒绝不可译论,认为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既无视翻译的作用与价值,也堵塞翻译的创造与发展,并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揭示不可译论源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而其方法论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与绝对化。
诚然,18世纪的威廉・洪堡特及其弟子们的语言观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语言乃是“民族精神”直接的非理性的反映,在另一种语言中是无法找到对应物,由此得出翻译是你死我活的“决斗”和“触礁”之说。
([3]Швейцер,1988,100)19世纪意大利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笃信“直觉”在人的意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把翻译比做是“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的女人,也就不足为奇。
另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秦梯利(1875—1944)认定只有行动思维过程是“唯一的实在”,所以他断言“从来就不曾有过翻译”。
而同时代的西班牙唯心主义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则宣称:“人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不可实现的”,因而翻译是“乌托邦的无望的努力”。
([4]Лилова,1985,152/153)以上所述断然否定翻译的可能性的论调皆盖源于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与可知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观,这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对于翻译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提出异议、怀疑或者否定观点的,并不仅仅限于唯心主义者,也还有文艺复兴的才智之士、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如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等人)以及近现代许多具有先进世界观的知名学者和思想家。
显然,我们不能以“唯心主义”作简单的判定。
所持的“不可译”观点,是绝对的论断,还是相对的辨析,是针对整体而言,还是仅就局部而论,应该加以区分,并对各种不同的“不可译”之说产生的历史条件、所指内容和实在理据作深一层的思考和剖析。
《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书籍的翻译,开西方与东方译史之先。
翻译的作用是将神的旨意传达给平民百姓,译者作为神意的代言人对于宗教圣书不能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翻译时只好逐词对译,亦步亦趋,犹恐亵渎神意。
在宗教愚昧的时代,先哲们提出“翻译者即叛逆者”的责难,无疑是针对当时的“奴隶式的忠实”的译法的抨击。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出于强权统治的需要和强烈的优越感,把外国作品也当作文化“战利品”而肆意篡改其内容和风格,以显示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优越性。
随后,古典主义思潮风行于英、法等西欧各国,译家们随心所欲地对待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将它们的内容、风格和艺术手法等等,都改译成合乎本国人民的文学传统与欣赏口味。
古罗马名诗人但丁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在先,塞万提斯关于“从反面观赏佛拉芒毯”之喻随之,以及洪堡特所说“两个暗礁”之说在后,在当时语言学及相关学科尚处在混沌、萌芽的时期,并非无的放矢的空泛之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揭示了翻译这一换易言语的活动所必然遭遇的诸多矛盾、难题与困惑,就其摆脱对语言和翻译的粗浅、幼稚的看法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
以我国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来说,他通晓双语,深知语言的差异带来的译事之艰难,面对言语换易中不可避免的“失味”,故生出“有似嚼饭与人”的喟叹。
这话虽然含有不可译论的味道,但在当时人们对语言和翻译的实质认识还很幼稚、简单的历史条件下,这位译经大师至少先于同时代人洞察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翻译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度的。
至于诗歌的可译性及其限度,从古到今,两种对立的观点争执不休,历久不衰。
因为诗歌的美质是附丽于民族语言的形式上的。
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体的特点,就是极大地依赖于民族语言的内在品格,即由独特的节奏、声调、韵律等构成的音韵美。
译诗,改变了原诗的外在语言形式,其内在的音韵美也就随之失落,必须“借体还魂”,在译诗的内外统一体中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
译诗实质上就是用译语创作另一首诗,以代替或体现原诗。
译诗和原诗是否具有同一性和真值性呢?可译论者曰:然!不可译论者曰:否!可译论者认为,译诗不仅在内容、意境上可以等值转换,而且形式、音韵上也可以找到对应物,例如外译汉时“以顿代步”,汉译外时“以格律代平仄”,可以达到形神皆似,不分轩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