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上海瀚航集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灭失代位求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梓贝克股份公司、联合王国船东互保协会(欧洲)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法规类别】经济合同仲裁【发文字号】[2015]民四他字第41号【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日期】2015.10.23【实施日期】2015.10.23【时效性】现行有效【效力级别】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梓贝克股份公司、联合王国船东互保协会(欧洲)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2015年10月23日(2015)民四他字第41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2015)津高民四他字第2号《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梓贝克股份公司、联合王国船东互保协会(欧洲)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你院提供的案情，涉案提单为康金提单1994格式。

提单记载：“TO BE USED WITH CHARTER-PARTIES” (与租船合同一起使用)、“FREIGHT PAY ABLE AS PER CHARTERPARTY”(运费根据租船合同)。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liberties and exceptions of the Charter Party，dated as overleaf，including the Law and Arbitration Clauses，are herewith incorporated” (背面指明日期的租船合同中的所有条款、条件、权利和例外规定，包括法律和仲裁条款并入提单)。

据此，涉案提单虽有并入条款，但并未明确载明并入的具体租船合同，因此梓贝克股份公司、联合王国船东互保协会 (欧洲)有限公司关于涉案提单已有效并入梓贝克股份公司与案外人摩根士丹利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期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上海海事法院发布服务保障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3.05.17•【分类】其他正文上海海事法院服务保障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 案例1 /精准发挥保险功能促进船舶海上航行安全——世嘉有限公司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世嘉有限公司（GLOBAL EMINENCE LIMITED）是“SAGAN”轮的船舶所有人，于2016年7月投保船舶定期保险。

共同承保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航保中心出具了一年期的远洋船舶保险单。

2017年2月1日，空载的“SAGAN”轮自中国台湾地区高雄港出发驶往韩国昂山港，开航期间主机扫气箱多次起火，后船舶失去动力开始漂航。

世嘉有限公司联系拖轮施救无果，船舶于2月11日在日本诹访之濑岛西南岸搁浅，并报告出险，日本救助株式会社救助无果。

“SAGAN”轮在搁浅时即为推定全损，世嘉有限公司诉请保险人赔偿船舶全损赔偿金、救助费用以及另案案件受理费、司法评估费等损失。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对“海上危险”的界定，“SAGAN”轮在发生主机故障至搁浅期间遭遇的海况不属于灾害性的异常海况，其对“SAGAN”轮的影响是“风浪的通常作用”，不构成“海上危险”的列明风险。

“SAGAN”轮搁浅全损系由三个原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即“SAGAN”轮主机故障、无有效应急救援措施和风浪的影响，或不属于保险人承保的列明风险或属于除外责任。

“SAGAN”轮在涉案航次开航时在技术和安全管理体系两方面均不适航，且船舶不适航是导致其搁浅的原因。

世嘉有限公司对“SAGAN”轮进行直接的运营管理，可推定其对此明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44条的规定，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综上，上海海事法院判决驳回世嘉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判决作出后，世嘉有限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世嘉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浙高法〔2011〕183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为规范我省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结合本省审判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一条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相关案件，参照适用本指导意见。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另有不同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条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通过变更、放大或加粗字体、突出颜色等方式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第三条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与保险人实际签发的保险单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以保险合同为准，但能够证明该保1险单系双方对保险合同进行变更的除外。

第四条保险合同或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险种、保险责任等内容不完整时，应当适用保险人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保险条款”。

第五条保险合同约定无论何种原因收货人未收到货物，均由保险人按全损赔付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对上述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报案时，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出险报告手续并提供相应材料；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调查取证义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起诉索赔时一般需要承担以下举证义务：（1）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2）货物已出运的事实；（3）未收到货物的事实。

第六条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重要情况仍收取保险费或承诺支付保险赔偿，又以同样理由主张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因船舶转让而转让船舶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并取得保险人同意，但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因船舶转让而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2解除合同。

沿海货物运输保险人代位求偿诉讼时效的确定作者：徐玮来源：《航海》2015年第05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的批复》明确，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三章的规定确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

若被保险人与责任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调整范畴，则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日。

故保险人基于沿海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应自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

〖案情〗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被告：中海华东物流有限公司被告与案外人吉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吉安公司为托运人，被告为承运人，运输方式为“门到门”海运集装箱运输。

双方约定，吉安公司委托被告出运16卷红杉A级140～170克卷纸，收货地为吉安公司仓库，交货地为森信纸业（北京）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森信公司）仓库。

2012年10月17日，被告安排集装箱卡车拖带一个40尺集装箱空箱至吉安公司仓库取货。

货物被装载在该集装箱内，随后由被告运至上海港张华浜码头。

10月21日，货物装船运往锦州港。

10月25日，货物到达锦州港并于当日卸船。

2012年10月26日，货物送至收货人森信公司处。

收货人开箱后发现集装箱地板和卷纸底部大面积水湿，拒绝签收货物。

受原告委托，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勘后认为，因集装箱箱门密封条有缝隙，集装箱在上海港区存放期间，逢上海地区下雨，雨水通过该缝隙浸入集装箱内部，造成货物水湿。

被告也就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出具货物水湿事故说明，所得结论与公估报告相同。

货损金额为人民币45 330.30元。

上海冈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就涉案货物向原告投保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综合险，被保险人为吉安公司，保险责任起止为仓至仓，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 000元，免赔额为人民币1 000元。

上海海事法院2022年十大精品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公布日期】2023.02.21•【分类】其他正文上海海事法院2022年十大精品案例2022年，上海海事法院持续深化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公正高效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在这批案件中，上海海事法院从确立裁判规则、创新裁判方法、体现服务保障功能等方面，精心评选出十大精品案例，现予以发布。

SPAR航运有限公司诉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案案号：（2018）沪72协外认1号审判组织：胡永庆、金晓峰、王蕾案例编写人：金晓峰提要互惠关系的认定并不以相关外国法院对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先行给予承认和执行为必要条件。

若根据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所在国的法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该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可以认定我国与该国存在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互惠关系。

世嘉有限公司（GLOBAL EMINENCE LIMITED）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沪72民初463号审判组织：韦杨、杨婵、宋秉章案例编写人：杨婵提要被保险船舶的实际管理情况与安全管理体系不符，违反了ISM规则，在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实施方面构成船舶不适航。

当此种不适航与船舶全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时，保险人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陶征武不服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案号：（2021）沪72行初1号审判组织：沈军、单宇驰、邱浩案例编写人：单宇驰提要共同非法采砂的认定应综合考量主客观四要件，在已有证据证明运砂船系与未取得许可的采砂船相互配合，共同完成采砂的情况下，应由运砂船对其不具有共同违法的主观故意承担举证责任。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5条中关于共同非法采砂的定义部分仍属有效，但罚则部分应适用《长江保护法》第91条。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航标处诉唐山锦福海运有限公司等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案号：（2021）沪72民初471号审判组织：辛海、单丹、乔艳红案例编写人：单丹提要因船舶碰撞事故产生的应急设标费属于碰撞造成的损失范围，虽由海事主管机关安排应急设标，但为碍航物设置警示标志的直接责任人为碍航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合理的设标费应由碰撞船舶相关方负担。

精案今析：无法证明承运人有过错火灾发生在责任期内承运人可免责【案情简介】货物在仓库被烧引争议2004年8月，浙江惠隆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惠隆公司）与印度ALAQSA公司建立贸易合同关系，惠隆公司开具的发票显示销售的货物名称为漂白的桑蚕丝机织物，总计8箱，净重412.8kg，CIF 加尔各答价1.3万余美元。

惠隆公司把上述货物委托给上海瀚航集运有限公司（简称瀚航公司）承运。

2004年11月，瀚航公司从其在加尔各答港的代理处得知，堆存涉案货物的码头仓库发生火灾，殃及集装箱堆场，涉案货物被全部烧毁。

2005年4月，惠隆公司收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简称人保浙江分公司）涉案货物赔款1.5万余美元后签署收据和权益转让书。

事后，人保浙江分公司向瀚航公司要求代位求偿。

但法院一审和二审认为，人保浙江分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火灾是瀚航公司本人过失造成，因此瀚航公司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精案评析】本案主要涉及海上货物运输中发生的火灾的免责问题，火灾免责是海商法上一项古老的制度。

但在现代集装箱运输条件下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辨析和研究。

本案中，原告人保浙江分公司认为，海商法规定的承运人对火灾产生的货物损坏免责是指对“海上”航行过程中发生的火灾免责，涉案货物灭失发生在码头仓库，并非“海上”特有风险，所以不能享受免责。

但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海上货物运输的风险不再必然与海上航程相联系。

法院认为，只要火灾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即使不是发生在船舶之上或海上航行过程中，承运人仍可以享受免责。

此外，法院还明确了，只要构成海商法上的承运人，即使是无船承运人，也有权享受火灾免责。

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承运人对火灾有过错，承运人便有权主张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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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法规类别】国际海事仲裁【发文字号】[2005]民四他字第29号【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日期】2005.10.09【实施日期】2005.10.09【时效性】现行有效【效力级别】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5年10月9日[2005]民四他字第2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粤高法民四他字第7号《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本案提单仲裁条款是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为仲裁解决纠纷而订立的有效仲裁条款。

作为保险人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在赔付被保险人即提单持有人深圳市华联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提单项下的货物损失后，依法取得向作为承运人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请求赔偿货物损失的代位求偿权利。

由于保险人不是协商订立仲裁条款的当事人，仲裁条款并非保险人的意思表示，除非保险人明确表示接受，否则提单仲裁条款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

本案争议发生后，保险人并未与承运人达成新的仲裁协议，因此本案提单仲裁条款不应约束保险人。

同意你院的倾向性意见。

此复。

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2005年5月27日[2004]粤高法民四他字第7号最高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在审理[2004]广海法初字第84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的过程中，就该案提单所载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向我院请示。

火灾免责_集装箱运输条件下目的港仓库火灾的免责问题火灾免责_集装箱运输条件下目的港仓库火灾的免责问题本案主要涉及海上货物运输中的火灾免责问题｡在集装箱运输条件下,只要火灾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即使不是发生在船舶之上或海上航行过程中,承运人仍可以享受免责｡从免责主体方面而言,只要构成海商法上的承运人,即有权主张火灾免责,无船承运人也不例外｡收货人､提单持有人请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必须证明承运人本人对火灾的发生有过错｡[案情]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被告:上海瀚航集运有限公司浙江惠隆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隆公司)与印度AL AQSA公司之间成立了贸易合同关系｡惠隆公司委托被告上海瀚航集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航公司)承运涉案货物｡瀚航公司签发了已装船指示提单,载明:托运人惠隆公司,承运人责任期间为CFS-CFS｡瀚航公司收取货物后,将货物装入集装箱｡惠隆公司在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人保)处投保了海上货物运输一切险｡货物在目的港的码头仓库发生火灾,被全部烧毁｡收货人AL AQSA公司签署了授权书,连同全套正本提单､保险单退还给惠隆公司,将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保险单项下收货人所有权利和应得的赔偿,指派､转移并转让给发货人惠隆公司,并同意惠隆公司收取赔款,签发一切需要和适当的文件｡惠隆公司在收到浙江人保对货物的赔款后签署了收据和权益转让书｡[裁判]经审理,上海海事法院认为:涉案提单及保险单证经合法流转至收货人AL AQSA公司,因提单项下货物遇火灾而灭失,AL AQSA公司将提单､保险单等退还给发货人惠隆公司,并把有关单证项下权益转让给惠隆公司｡惠隆公司以保险单受益人身份向浙江人保索取保险赔款｡浙江人保的赔付及取得代位求偿权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向瀚航公司代位求偿的权利｡瀚航公司的身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承运人｡涉案火灾事故属于《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免责事故｡火灾事故发生在《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承运人对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浙江人保并无证据证明火灾是瀚航公司人为过失造成的｡所以,瀚航公司可以免除赔偿责任｡据此判决:对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浙江人保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主要涉及海上货物运输中发生的火灾的免责问题｡免责是民事主体的义务或责任的豁免,民事主体可以抗辩权的形式加以主张｡《海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二)火灾,但是由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火灾免责是海商法上一项古老的制度｡但在现代集装箱运输条件下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辨析和研究｡1､只要火灾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即使不是发生在船舶之上或海上航行过程中,承运人仍可以享受免责｡火灾构成承运人的免责事由之一｡本案中,原告认为《海商法》规定的承运人对火灾产生的货物损失免责是指对“海上”航行过程中发生的火灾损失免责,涉案货物灭失发生在码头仓库,并非“海上”特有风险,所以不能享受免责｡但法院判决否定了该观点｡1851年美国火灾法规定,“对于因殃及船舶的火灾或在船上发生的火灾而造成装载､搬运或放置到该船上的任何货物的灭失或损害,船舶所有人无须对任何人负责或补偿,但是由于船舶所有人的预谋或过失造成的火灾除外”｡海牙―威斯比规则虽未规定可以据以免责的火灾必须发生于船上或海上,但由于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是从货物在装货港装上船开始至卸货港卸离船时为止,除另有约定外,不包括港口及陆上,所以可以推论出该规则调整下的火灾指海上或船上发生的火灾｡我们目前所见的一系列中外案例,也都是因海上航行途中发生火灾而免责的案例｡也就是说,时至今日,适用火灾免责的绝大部分情形仍是海上航行过程中的火灾｡但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海上货物运输的风险不再必然与海上航程相联系｡本案事故发生在《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承运人对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责任期间,而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火灾造成的,承运人即不负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在具体解释适用上述规定时,实际上明确了一项有关火灾免责的法律原则,即只要火灾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即使不是发生于船舶之上或海上航程中,承运人仍有权主张免责｡在非集装箱的传统运输方式下,承运人责任期间是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只有发生在船上或海上的火灾才能享受免责｡而在集装箱运输条件下,承运人责任期间是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火灾既可能发生在海上或船上,也可能发生在码头､场站或其他陆上地点,承运人对此均可以主张免责｡承运人责任期间和免责事由发生期间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况下,承运人适用《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的免责规定,均附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承运人已经履行了《海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适航义务｡承运人未尽适航义务,之后货物发生损失的,不得援引免责规定｡但该项适航义务针对的是海上航行和海上风险,而在本案或类似的情况下,要求承运人在援引免责规定之前,履行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的义务,并无实际意义｡2､只要构成海商法上的承运人,即使是无船承运人,也有权享受火灾免责｡在海牙规则之前,只有船舶所有人可以享受火灾免责,前引1851年美国火灾法的规定即是如此｡海牙―威斯比规则中的火灾免责主体则为承运人和船舶,其中“承运人”包括船舶所有人和承租人｡汉堡规则和我国《海商法》则规定,火灾免责主体为承运人｡从法律规定的上述演变中可以看出,早期法律保护的是实际从事运输､直接应对海上风险的船舶所有人,之后保护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承担安全运输货物义务的承运人｡这是符合航运经济分工细化和法律关系抽象化的实际的｡一方面,承运人从船舶所有人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民事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上权利义务的担当者,是概念性的,不一定是实际行为的承担者｡承运人未必实际从事货物运输,但其就货物运输的安全､妥当向合同相对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承担法律上的责任｡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为无船承运人,所以无权享受免责｡对此,有观点认为,海商法上的免责规定只适用于海上风险,所以只有实际从事海上运输的船舶所有人才能享受免责｡而无船承运人既没有船舶､也不经营船舶,不从事海上运输,所以不应当享受免责｡这显然不符合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如前所述,《海商法》已经从法律关系抽象化的角度,将承运人从船舶所有人中分离出来,第五十一条也已经赋予承运人因火灾免责的权利｡即使被告是无船承运人,但根据《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有无船舶､是否营运船舶不是认定承运人的标准｡承运人既可以有船,也可以无船,承运人的概念包含了无船承运人｡海商法上对无船承运人的权利和义务并无特别规定,无船承运人当然可以适用承运人因火灾免责的规定｡3､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承运人对火灾有过错,承运人便有权主张免责｡承运人对火灾的发生有过错,是指承运人自己对火灾的发生有过错,不包括船长､承运人的一般雇员及独立经营人的过错在内｡但承运人是公司时,承运人的高级雇员､高级职员等参与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的人对船舶的具体营运有过错的,则认定为承运人本人有过错｡向承运人主张权利的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对承运人有过错这一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承运人就自己对火灾的发生没有过错不承担举证责任,但并不是对任何案件事实都不承担举证责任｡在火灾索赔及免责的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一般按下列顺序承担举证责任:索赔方证明他受到损失;然后承运人证明这种损失的原因,包括火灾是怎样引起的､火灾造成了货物的损失,以及承运人已尽适航义务,如船员曾受过消防训练,船舶已装备了消防装置;索赔方接着证明承运人有过失,而这种过失造成了火灾;承运人提出反证否定自己有过失;索赔方证明承运人未尽力灭火或对货物缺乏照料等｡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存在过错负举证责任,可以推导出:在火灾原因不明或承运人是否有过错不明的情况下,承运人同样有权主张免责｡因此,即使在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中,火灾的原因及责任人不是很清楚,被告作为承运人仍不必承担货损赔偿责任｡4､托运人重新取得提单后有权向承运人请求货损赔偿｡本案中还涉及托运人向承运人的索赔权问题｡提单流转至第三人之后,第三人即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有权就货物损失向承运人索赔｡《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这时托运人不得向承运人主张索赔｡但托运人依据其与承运人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权利,并不当然地､完全地消灭｡只是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索赔的权利优先于托运人｡如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行使对承运人的权利,并将已经流转至自己手中的提单退还给托运人,这时托运人有权就货物损失向承运人请求损害赔偿｡所以,本案中提单虽经贸易上的流转至收货人AL AQSA 公司之手,但托运人惠隆公司及其保险人浙江人保重新取得提单后,有权请求承运人赔偿货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