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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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中国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充斥欧洲。
一股追求“中国时尚”的“中国潮”在欧洲蓬勃兴起。
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倍受推崇;从中国回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受到追捧;中国的建筑风格被模仿;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追求。
很多上层社会家庭以用中国产品和效仿中国生活习俗为时尚。
他们摆中国家具,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学用中国筷子,收集中国书画。
然而,这种“中国潮”并没有能够在欧洲长期地维持下去。
欧洲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赋予欧洲人越来越多的自信;也使欧洲政府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追求本土工业发展的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
当欧洲人可以从欧洲本土获得瓷器和高质量的绸缎,从殖民地获得茶叶时,中国产品便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下跌。
中国不再是欧洲人崇敬向往的那个富强有序而又充满智慧的神秘帝国。
中国的制度受到批判,中国的文化受到抨击,中国的产品受到排斥。
关于中国器物和文化在17-18世纪欧洲倍受崇拜,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又惨遭贬低和排斥的现象[1],不少经济史著作都对其有所提及,但大都局限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单叙述上。
即使有进一步的讨论,其大多也是侧重在中西生产技术发展和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尽管对西方商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也偶有提及,但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更没有研究从国家制文化权的角度对西方政府和商人在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2]。
二、广义虚拟经济学和商品虚拟价值用文化导向和广告宣传影响市场需求,进而制造商品虚拟价值的商业实践古来有之,但其从来没有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得到过充分讨论。
一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成分在几百年前的经济发展中比例很小,不足以引起重视;二是可能因为这种实践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传统经济学注重于实体经济的研究。
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在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讨论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所关注的重点都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上。
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热”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东方中国以一个历史悠久、民丰物阜、文化发达、制度先进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世界面前,从而促使欧洲形成了持续100年的“中国文化热” ,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
路易十四:乘八抬大轿驾临舞会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盛大舞会。
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进入凡尔赛宫,静静地等待国王的莅临。
随着一阵音乐响起,路易十四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缓缓入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
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豪华宫廷舞会,是当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一个缩影。
约1770-1775年英国伍斯特瓷厂仿制的中国瓷器——中国人物图咖啡壶,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趣味”花开欧洲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不但赞美中国文化,还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尚。
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其中园林和宫殿建筑方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追求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流行欧洲百余年的“巴洛克”风格,逐渐向纤巧精美、甜腻温柔、华丽娇媚、纷繁琐细的“洛可可”风格转换。
约1750-1752年英国切尔西瓷器厂仿制的中国瓷器——牡丹、罂粟和蝴蝶纹盘,大英博物馆藏。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
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
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十分爱好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在他的王宫和各处离宫中,都设有专门摆放中国各种工艺品的陈列室。
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
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影响与传承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逐渐兴起,这时期欧洲的建筑风格与技术开始传入中国,而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开始影响欧洲。
这种交流不仅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更为中西建筑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将探讨这一时期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影响及未来展望。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建筑风格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革。
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扩张,欧洲国家开始接触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筑文化,包括中国的传统建筑。
同样,中国也面临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一些传统的建筑技艺和风格也在逐渐消失。
在这种背景下,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成为了一种必然。
在17-18世纪,欧洲的建筑师和艺术家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通过绘制图纸、制作模型以及在建筑中运用中国元素等方式,学习和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和技术。
这种吸收和借鉴不仅丰富了欧洲的建筑艺术宝库,也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明清时期,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开始西方的建筑文化。
他们通过接触传教士、留学西方或者收藏西方艺术品等方式,对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种认识和接纳为后来的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未来展望: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延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将更加频繁和深入。
未来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应充分考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汲取中西建筑文化的精髓,创造出更加富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建筑作品。
17-18世纪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为传统建筑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未来的建筑行业应注重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技艺,通过培训、研究和实践活动等方式,使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中来。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合作,建立和完善相关的交流机制。
例如,举办国际建筑论坛、设立奖学金资助留学项目以及开展合作研究等,为中西建筑文化的互动与合作创造更多机会。
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以耶稣会士报告的中国形象为中心张国刚中国传统文化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主要是由耶稣会士传播的。
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由17世纪的书信和专着策划,并通过它们日趋成熟,而且那些重要的专着“在塑造欧洲人中国形象方面可能比他们的书信集更有影响”1。
18世纪前半叶耶稣会士几乎再没有新的所谓“人种历史学”著作问世,单行本着作中除17世纪作品的再版书外,以教务报告和天文观测报告居多,这些报告和耶稣会士书简中涉及的中国形象都是在17世纪人种历史学著作的基础上重复或细化,而这一切工作由《中华帝国全志》加以全面总结,《全志》看来是18世纪前期出版的唯一关于中国的人种历史学著作。
自18世纪初起,在华传教士因从事各种科学工作的缘故,报告内容就已经较多涉及科学,《耶稣会士书简集》即有所体现;中期以后因多种原因,在华耶稣会士无论叙述中国的科学还是人文,都呈现出学术性转向,不再那么热心维护传教事业所需要的“中国形象”,同时耶稣会士的“中国形象”在欧洲也渐渐失去号召力而淡出历史舞台。
本文力图通过比较详尽的资料描述一下17世纪几部耶稣会士名著中呈现的中国形象。
一、对于民丰物阜的渲染17世纪前半叶所有的欧洲观察家都被中国的地域辽阔和人口众多所震慑。
金尼阁说,中国的两京十三布政司都分别可以称为一个王国,它们又被进一步划分为158个府,大多数府包括12-15个大城市。
所有这些区域中,有247座大城市被称为州,它们与其它大城市的区别更在于尊严和重要性,而不在城市大小。
州以下还有1152个称为县的普通城市2。
金尼阁以后的叙述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重复或概括他对十五省及其隶属政区的惊叹式描述,当然卫匡国的描述之细,在17世纪无人能匹敌3。
比国土辽阔更令欧洲人惊愕的是中国的稠密人口,任何一位观察家谁都不会错漏这一点。
庞迪我说北京有200,000幢房屋,人口比欧洲四大主要城市的总和还多。
卫匡国感觉中国人口如此密集,以至整个国家就像一座被长城和大海环绕的巨大城市4。
17至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关键词]丝绸之路中国风设计中国情趣巴洛克洛可可“中国风”一词一直被人们所称用,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来讲,它是一种东方情调的装饰艺术风格,在持续了近二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影响着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之中。
它的产生和表现形式是十分奇特和怪异的,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一、中国风的传播途径与内容1、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风一提到中国与欧洲的往来,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都是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的史籍。
但并不像字面上的意思,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对中国的称呼。
不仅仅是丝绸,同在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
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
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日渐强盛,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
在大夏市场上,张骞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
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
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那时,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
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
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
这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著丝衣,而理由除了黄金外流以外则是丝织品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丝绸衣服,如果它的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们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丈夫、亲朋好友们对女性身体的了解甚至不多于那些外国人所知道的”。
2024年 第2期- 65 -文化发展研究Research on Cultural Development清朝前中期,经过康雍乾祖孙三代人的努力,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分裂势力悉数被平定,政治局势逐渐走向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至新的高峰。
而此时的清朝统治者对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还没有进行严格限制,所以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和贸易的过程中,不断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回欧洲。
[1]传教士笔下无比繁荣昌盛的中国,让欧洲人羡慕不已,这直接引发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欧洲人把拥有中国工艺品当成一种潮流。
因此,来自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等工艺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而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也开始学习这些中国工艺品的制造工艺和风格,并结合欧洲人的需求进行仿造,导致蕴含大量中国元素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开始逐渐形成并传播开来。
一、洛可可概念的界定洛可可一词源于“rococo”的音译,而这个英文单词却是由法文“rocaille”一词演化而来的,翻译成中文可以理解为“用贝壳做成的饰品”,这种艺术风格在18世纪流行于欧洲。
相关艺术品具有纤细、轻盈、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特征,在色彩的选用上,也是以轻淡柔和为主,这和中国艺术崇尚的超脱、淳朴、宽放相一致。
关于洛可可时代的具体定义,不同地区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
其中《不列颠百科全书》总体上对洛可可时代及其艺术风格持肯定态度,承认“rococo”一词是由法语“rocaille”演化而来的,并认为这种兴起于法国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传播到欧洲各地后,与不同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许多辉煌的艺术成就。
《大美百科全书》却对洛可可有不同的解释,认为洛可可艺术风格是欧洲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延续和发展,并对“rococo”一词来自法语抱有一定的质疑,认为这只是一种最大的可能性。
[2]除了这两本国外的权威书籍给洛可可进行了定义和解释外,我国《辞海》也有相关解释,认为洛可可是法文“rocaille”的音译,并强调了中国清代艺术风格对其形成产生的影响。
17~18世纪,欧洲宫廷贵妇为之炫耀的“中国风”折扇,价值不菲前言天气渐渐炎热,我们可以坐在空调屋里抵御这炎炎暑气,那没有空调的古代是如何度过那难熬的夏天呢?其实聪明的古代人早就发明了扇子这种工具,其实的古代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一把扇子足以。
到了后来扇子不再只是御热的工具,而是发展成了一件艺术品,16世纪时还被带到了欧洲,成为了当时的一件稀罕物。
扇子在欧洲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变得华丽而庄重,折射出与中国扇不同的美感,接下来让我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欧洲折扇的美。
历史长河中欧洲折扇的沉与浮其实折扇并非起源于中国,《宋史》中曾记载:“端拱年间,有僧来于日本,进献蝙蝠扇二柄”,这个蝙蝠扇就是折扇了。
后来折扇在我国多年发展,有了浓浓的中国韵味。
扇面上画有文人墨客的作品,丹青水墨无所不画;扇子的形状也由单一的形状发展到了和尚扇,螳螂扇等数十种。
从扇骨上也可见我国工艺精深,浮雕、竹刻使得扇子看上去更为古朴文雅。
在十六世纪初时,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发展贸易,他们回国的时候购买了中国的物品,其中就包含折扇,那也是欧洲第一次出现折扇的身影。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扇子是“海外稀奇之物”,一时受到欧洲上流社会的追捧。
在英国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有一张伊丽莎白女王的照片,她身着盛装,左手拿着手套,右手就持有一把中国折扇,可见当时折扇引领时尚之风,连女王都对折扇情有独钟。
还有当时的法国贵妇们,在公开场合手中拿着一把中国折扇,是一种时髦或许可以称之为炫耀,可见女人的“攀比心”啊!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存在的。
当时的中国扇子早已经不是一种御热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时尚的引领。
和在中国一样,扇子在传入欧洲的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709年左右,欧洲人也开始在折扇上面加上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当时在伦敦地区,已经有了足够的工人和设计师去开一家作坊生产扇子,工厂里面的分工明确,从扇骨制作者到绘工应有尽有,扇子这时开始与中国折扇有别。
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方式
1. 交流与探索:15世纪时,欧洲人向东西方进行大航行,使欧洲和中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通过贸易、科学、技术等方式探索彼此的文化,将中国文化向欧洲传播开来。
2. 国际文学传播:20世纪以后,中国作家的名著,以及在国际大众熟知的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雨果所著的文学作品也是传播中国文化至欧洲的途径之一。
3. 新媒体传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新媒体已成为一种有效、快速地传播中国文化到欧洲的手段,如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电视台、网络电台和客户终端,都能帮助传播中国文化至欧洲大陆。
启蒙时代,那些流行德国的“媚俗”中国形象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启蒙时代,也正是中国风在欧洲流行的时代,这并非巧合。
“中国风”这个词主要应用在装饰艺术和建筑上,其中某些题材和图案元素特别受欢迎,包括宝塔、阁楼、草帽、阳伞、轿子、拱桥、中式帆船以及类似和服的衣装。
也有许多人对漆器和瓷器这样的中国材料和技术感兴趣。
中国风主要流行于法国和英国,在法国它被融入了洛可可风格。
而同时在德国的流行程度则并非那么显著。
本文将通过一些重要的例子展现中国风在德国的流行,并探讨在那个欧洲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已相当丰富的年代,这样一种“媚俗”的中国形象是为何,并怎样发展起来的。
在上海姊妹城市汉堡的工艺美术博物馆里,有个装饰精美的乐器,那是一架羽管键琴,由当时第一流的乐器制造商——采尔(Christian Zell,约1683-1763)于1728年制造。
采尔在汉堡有工作室,欧洲各地的王室宫廷都向他订购乐器。
羽管键琴主体四周环绕的镶边图案描绘了中国风味的场景:亭台楼阁的田园风光,人们身着和服式的衣装,顶戴尖头草帽,有几个举着阳伞。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作为汉堡城市音乐总监的作曲家泰勒曼(Georg Philip Telemann,1681-1767),曾亲自用这个羽管键琴演奏过。
他不仅把羽管键琴作为通常伴奏的乐器,而且专为羽管键琴谱曲,将它作为独奏乐器使用,这是泰勒曼的诸多成就之一。
镶有中国风图案的羽管键琴。
观众前往欣赏音乐晚会的演奏,他们会沉浸在这些中国风的场景中,让自己被带到那个美妙而遥远的地方。
其他作曲家也会创作有关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
1754年,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MariaTheresia,1717-1780)准备某场庆典时,特别下令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为意大利诗人梅塔斯塔齐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剧本创作歌剧谱曲,名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