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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90年代文学的反思关于90年代文学的状况和90年代小说的状况，教材追求“价值中立”。
什么是价值中立呢？尼采说追求价值中立就是佛陀的态度，佛陀的态度其实就是拒绝对事物表态，拒绝作是非价值的判断，佛陀的智慧就是对世界闭上眼睛。
为什么？因为要保命、要长生不老，所以就闭起眼来对世界没有态度，只有价值中立才能长生不老。
同样的，教材和知识分子只有价值中立，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见尼采：《论善恶的谱系》）。
教材常用一些价值中立的词来描述我们90年代的一些文学状况。
其中比较喜欢用的词是“某种……”，其实我和大家一样，看别人的文章特别害怕看的就是类似“某种”这样的词，某种、某种……究竟是“哪种”啊，也不说清楚或者不想说清楚。
比如说，“市场化是90年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在80年代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理念的调整”。
——到底是哪一种理念的调整呢？没有说。
不过，有一点教材是肯定的：市场化是90 年代变动主要的方面。
那么，市场化时代还有没有“文学一体化”呢？还有没有文学的政治化呢？市场化对于社会政治机制、文化机制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因为文学史叙述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讲由纯文学到文学的政治化，再“由一体化到多元化”，那么1990 年之后的市场化时代还有没有一体化、还有没有政治呢？按照文学史的叙述逻辑来说，好像应该是没有了。
但教材又说90 年代“文学与政治权力、与市场之间建立了某种既对立又同谋的复杂依存关系”。
这里又是某种，哪个“某种”？教材在这里说：“总而言之，那种用以描述权力空间的方式，如官方和民间的对立，类似这样的描述方式在使用上已经不在那么简便和行之有效。
”——至于用怎么样的描述方式才行之有效呢？好像也不太清楚。
再一个就是大众文化。
90年代主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兴起，表现为“主要满足窥秘猎奇、感官刺激、时尚需求的欲望的作品大量涌现”。
这是教材关于90 年代文学状况的第一部分。
概括起来它主要讲了两个方面：市场化（市场化和政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大众文化的兴起。
古代文学与思想的关联研究古代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形式，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密切相关。
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古代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
本文将探讨古代文学与思想的关联，并分析其意义和影响。
一、古代文学作为思想的载体古代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反映了古代人们丰富多样的思想观念。
在古代社会，文字记录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并传播给更多的人。
古代文学作品往往是对社会现象、人生哲理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思考和反思。
例如，古代文学中的《论语》、《庄子》等作品，都是对古代社会思想的总结和表达。
古代文学作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通过艺术手法将作者的思想与读者进行沟通。
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形象、语言等都是作者表达思想的重要手段。
通过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人生、道德、真理等方面的思考，进而对古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古代文学对思想的影响古代文学不仅仅是对古代社会思想的反映，同时也对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往往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
例如，古代文学中所强调的儒家思想，对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诸如道家、佛家等其他流派的思想也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广泛的表达和传播。
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文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成为了后世文学作品的经典样本。
同时，古代文学中的思想观念也为后世的思想家和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三、古代文学与思想的互动关系古代文学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
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观念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播给人们，同时，古代文学作品也会影响人们的思考和思想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情感和道德观念与古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现象。
文学思想探究文学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通过文字来表达思想和情感。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意义。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探究文学思想的重要性和影响。
第一节：文学的本质和功能文学的本质是通过言语艺术的形式传递思想和情感。
它让人们通过故事、诗歌、戏剧等形式来表达和感受，进而产生共鸣和思考。
文学的功能是启迪人的智慧，扩展人的思维，引发人的情感共鸣，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二节：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文学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思想。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思想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诗经》、《论语》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折射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蕴。
第三节：文学思想与社会变革文学思想与社会变革密不可分。
文学作品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问题，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例如，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呼唤着人性的自由和奋斗。
类似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则对传统的观念和制度进行了怀疑和颠覆，探索了人的存在和意义。
第四节：文学思想与个人成长文学思想对个人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人们能够与文中的角色产生共鸣，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
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指导个人的行为和选择。
第五节：文学思想与文化传承文学思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审美情趣。
通过分享和传播文学作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
总结：文学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人们对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文学思想不仅仅是个体的表达和艺术的追求，更是社会变革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究文学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能够启迪自己的思维，推动个人和社会的进步。
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简评文学与文化研究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领域，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本文旨在从各自的定义、历史沿革、研究方法等方面解析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一、定义文学是指人们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和体验的艺术形式，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
而文化则是指一个群体或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一系列有关价值观、信仰、习俗、语言、艺术、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历史沿革文学与文化研究自古至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中国著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着文艺与国民性、民族文化等问题的探究。
而到了现代，随着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文学与文化研究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如美国的文化研究便囊括了从文学到艺术、从历史到社会学等诸多学科。
此外，一些文化学派别如“法国文化研究”也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探究，这既体现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错综关系，也进一步发挥了两者的交叉作用。
三、研究方法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也是具有共性的。
从宏观上看，它们更关注的是文化背景、历史环境、群体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强调文化内涵的分析与把握。
而在微观层面，研究方法上则以文本学为重点，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解读等方式来探究文化元素。
文化研究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对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影响，而文学则是文化传统的表现，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化内核。
在两功相辅相成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持各自的研究方向，因为如果被后者牵制，文化研究仅仅回归文学本身，而丧失了对社会群体、历史和文化的反映和解释，缺少反思和理论性思维；而如果文化研究过于扩张，未能保持艺术、审美、语言等方面的专业性，又会导致研究视角过于宏大，追求数量，大而化之，降低了研究的深度和严谨性。
四、总结因此，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紧密、互相补充、互不替代。
从文化基础的角度来看，除了文学本身，还需要勾勒出更加庞杂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提高文艺作品反映了土壤社会和思想人文的水平。
第五讲正始之音与阮籍•“正始”为魏齐王曹芳的年号。
•文学史上的“正始之音”，是指自魏明帝青龙元年（233 ）至魏元帝咸熙元年（264 ）这段时期的诗歌。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一、“正始之音”时代特点1.政治黑暗的时代：篡夺、杀戮•曹魏后期，是魏晋易代之际，政局混乱。
曹芳、曹髦等魏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
2.文人命途多舛的时期：普遍的危机感和幻灭感•司马氏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势，大肆杀戮、排斥异己。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咏怀•其三十三阮籍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3.思想上反对“名教”，崇尚老庄思想的时期魏晋文士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
嵇康“非商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事实上是指责和鄙视司马氏利用儒家的礼法美名而作为篡夺的手段。
4. 产生魏晋风度的时期•特殊的乱世与特别的文化，名士的才识与个性造就了体现名士风流的“魏晋风度”。
他们不拘礼法、放浪形骸，其实是他们抵抗压抑、张扬个性的特殊方式。
•代表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二、正始诗歌的总体特点1. 忧生之嗟成为诗歌的主调在政治恐怖下，正始诗人的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
正始诗歌以文人如履薄冰的忧生之嗟为主，取代了建安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
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和“忧生之嗟”。
咏怀•其三十二阮籍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2. 崇尚老庄式的人生理想由于政治黑暗，士人由追求儒家功业理想转而崇尚老庄的人生境界。
在文学中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感，表现处人对自然美的追求，为后世山水诗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第五讲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王富仁教授治学记略一、王富仁的生平与个性特点1、生平王富仁（1941——）作为著名学者，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其一，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他是介于“文革”前即卓有成就的老一代学者和“文革”后才入大学的年轻一代学者之间的一代，他既具有老一代学者的扎实功底，有具有年轻一代学者的敏锐和生气勃勃。
其二，他于1978年下学期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才算正式与学术研究结缘。
相对而言显得起步较晚，但他晚起步，高起点，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他就完成了《果戈理与鲁迅前期小说》、《论〈怀旧〉》等论文，随后一鼓作气写成了一组系列性论文，陆续在《鲁迅研究年刊》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82年王富仁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在李何林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84年毕业后获得我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学术著作：《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蝉声与牛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呓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说说我自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中国文华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中国的文艺复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中国现代文学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译著《鲁迅面面观》（与人合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1992年即任北京师大中文系博士导师，成为我国“文革”后文科毕业研究生中最早的博士导师之一。
2、个性特点从《蝉声与牛声》中的《读书三忌》、《死后的愿望》、《我的日记》、《我的名字》等篇分析。
二、王富仁的治学特点1、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王富仁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但他不是就文学研究文学，而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
他是一位有自己思考、有思想的学者，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理性思辨的个性特征，构成了王富仁独特的学术风格。
王富仁作为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他的标志性成就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该文对《呐喊》和《彷徨》进行了深入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为学术界许多人所承认的突破性成果。
这“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在：从宏观的角度准确地考查了《呐喊》、《彷徨》的历史内容和思想特质，科学地论证了鲁迅前期小说的重大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中国思想革命的镜子。
作者从“思想革命”这一角度分析《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完全符合鲁迅前期思想的实际和小说创作的实际。
可见，王富仁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就表现在他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分析，也即是在思想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文学。
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或曰在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研究文学既不同于单纯政治阶级的研究角度，也不同于纯学理、纯艺术的研究角度，而是具有其独特的含义和科学价值的。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当代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不久的80年代初期，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的政治意义阐释为主体的初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理论研究中取得的独特成果。
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开掘了前所未曾或较少开掘的意义，论证了《呐喊》、《彷徨》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在较以前远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上衡定了《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价值。
王富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基础上开始他的鲁迅研究的。
他一方面客观地总结了上述研究系统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其不足主要表现为：它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由于这个研究系统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彷徨》思想内容的图式是一个变了形的图式，所以必然与鲁迅前期的实际思想产生不协合性，有些地方甚而至于彼此牴牾；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彼此分离的二元观仍然是这个研究系统的主导倾向；由于同样的原因，《呐喊》、《彷徨》创作方法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系统中也是孤立存在的；假若我们更严格地要求这个思想研究的系统，便会发现它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障碍。
王富仁在全面地分析了上述研究系统的不足之后，进而探寻了其根源：“这方面的弊病发生在这个研究系统的方法论上，因为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它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这个独立的个性，这样，这个个性体必然以另一个个性体为标准、为极限，前者的意义是以符合后者的现存结论的程度被标示出来的。
”（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引论》）于是，王富仁明确提出有必要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研究系统代替上述这个旧的研究系统。
王富仁在博士论文中的确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完备的鲁迅研究系统，这个系统由四个有机的部分组成，即：（一）“本体意义”论；（二）“意识本质”论；（三）“创作方法”论；（四）“艺术特征”论。
这个系统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本体意义”论，其要点是：《呐喊》、《彷徨》不是主要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主要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生活和描绘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面中被折射出来的。
着重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这个角度来评论《呐喊》、《彷徨》，而不只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评价它们；又从多方面细致深入地分析了两部小说集的所以作品，有了充足的论证，在鲁迅研究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是颇有创见的。
王富仁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的长文《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看作是他在鲁迅研究方面新的拓展和成果。
该文深刻地论述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认为鲁迅的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社会唯一思想，他不是中国现代的圣人，但他与他的思想却是中国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他体现着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不能没有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
至于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些具体贡献，也只有理解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后，才能给予更充分的估价”。
可见，王富仁还是在原有的研究角度继续向前推进。
王富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研究《呐喊》、《彷徨》，不仅是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政治革命”的研究角度由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现存的最高标准，因而他们的研究方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判别式的。
这种研究方式产生的最基本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凡是符合它的都是正确的，凡是与之不同的都是不正确的。
这显然犯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简单化的毛病。
而王富仁采用的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后来这样总结他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依照历史的发展线索考察一种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并依其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判定其思想价值的方法。
这种方法本身不承认任何现存理论形式的绝对合理性，因而也不以鲁迅作品及其思想之外任何理论形式作为判定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
它的标准是从鲁迅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引申出来的，因而也是具有个性特征的。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王富仁方法论的变革，实际上标志着大陆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部分知识分子把鲁迅思想从“文革”前形成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统一的权威性话语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标志着学术从依附于政治的侍从地位独立出来的发展趋势，因而从整个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来看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正是由于从“思想革命”的角度，也即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所以，王富仁不只是从这样的角度研究鲁迅，同时也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鲁迅以外的其他作家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
他分析沈从文：“不容否认，沈从文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甚至可以认为，就其自身生活经历的丰富，就其接触下层群众生活的广度，就其艺术尝试的多样性，就其创作产量的丰盛，他是较之鲁迅更有条件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人。
但是，沈从文虽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他的不容置疑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却远未达到堪称伟大作家的一列。
”为什么呢？王富仁指出，因为他缺少一个为现代伟大作家所不能不具有的更深刻的思想，他远未脱出市俗现实生活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无形束缚。
这种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对作家作出的评论比单纯从艺术性角度作出的评判，显然更具科学性和深刻性。
还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不仅与“政治革命”的角度迥异，同时也区别于纯学理、纯艺术的研究角度。
王富仁说：“鲁迅是在与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对中国现代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独立阐释中予以表现的，仅仅学理的研究不足以挖掘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内部潜力，甚至也无法真正读懂鲁迅的作品。
”“思想是什么？思想不仅仅是一种著书立说的学理，而是一种解读各种文化现象的方式，这种方式体现着社会上部分人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理想，在这种理想的促动下，他思考一切必须思考的事物和文化现象，并且以自己的形式作出解答。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一）》）如果在鲁迅研究中采用纯“学理”的研究，实际近似学究式、腐儒式的研究，因此是王富仁不愿也不会采用的。
2、理性思辨的个性特征如果说王富仁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研究鲁迅，要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是受研究对象和社会发展的制约；那么他能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研究，能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开展文学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则是决定于他作为杰出学者的自身素质和条件。
王富仁在《我与批评》中说：我要与我的批评对象搏斗。
如果我不努力把自我提高到我的批评对象之上（哪怕仅仅在一个方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上），那么我就只能当它的注经者，成为它的抬轿子者，这是我不愿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