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视角下的中国经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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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三个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基本结论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套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
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法制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越位冲动。
在财力和事权基本对称的情况下,一定领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着另一领域的政府缺位。
如图所示,阴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区,即市场失灵的领域。
1区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区。
3区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区。
一般而论,在2区主要表现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一领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有限理性)。
其后果是造成一些无谓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
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是对社会总产出的抑制和侵蚀,但是它们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其对应的解决方式和政策建议也会大相径庭。
对一些县级政府来说,有限的资金用来修建广场(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额、及时地支付中小学教师工资(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围),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
在政府越位区(市场有效配置区),政府行为的机会成本是市场的有效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的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
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决策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分析政府决策如何影响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
该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
公共选择理论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理解政府决策的效率和公正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体决策者在政策选择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假设相符合。
根据这一假设,政府决策并非总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决策者个人偏好。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了政府决策者的动机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二、政府决策的效率和公正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存在效率和公正性的问题。
在政府决策中,决策者面临多个利益相关者和政策选择。
这些决策者往往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非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因此,政府决策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市场失灵和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应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和公正性。
其中包括:1. 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为了减少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腐败行为,政府应当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这样可以增加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减少不当行为的发生。
2. 选举制度改革:公共选择理论指出,选举制度在政府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如引入候选人竞选政策纲领和政治承诺的制度,可以增加政府决策者的责任感和约束力。
3. 公共参与和协商:在政府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和协商机制,可以增加决策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
这可以通过公众听证会、研讨会和社会咨询等形式实现。
4. 法律法规的改革:通过改革现行法律法规,如简化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和降低行政成本,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和透明度。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为我们理解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国借鉴摘要: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是西方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支撑。
其之所以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并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对西方的经济困境做了深刻的揭示: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的失灵,这给我们提供了有意的启发。
关键词: 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借鉴意义一、公共选择理论概述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用的理论。
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具体行为特征,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尤其是政府)的行为特征。
因此,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维克塞尔认为,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
维克塞尔认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公共选择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等,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和数学,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
从《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看“财政立宪”与“税收立法”「摘要」民主财政论》一书最简明的表达了公共选择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的理论,透彻分析了特定财政制度对集体决策中个人行为的影响,其理论对我国目前财税法领域所提倡的财政立宪及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笔者在本文中在分析目前财政问题及税收立法现状的基础之上,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财政立宪及税收立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选择;集体决策;个人选择;财政立宪;税收立法「正文」一、引言法律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般法律规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1]在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公共选择学自始尚未成为一主流学派,但由于其将研究视野投入到政治领域或者说是“政治市场”中,而法律恰为“政治市场” 中的一个典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从理论上给法律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2]公共选择学派之父詹姆斯。
M.布坎南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作了拓展性的贡献,其代表作之一《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于19XX年第一次出版,正如美国管理和预算局长詹姆斯。
C.米勒第三在他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也许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最为简明的表述。
”二、内容概述公共选择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个人面临资源的使用作出决策时,不同的制度规则如何使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发生变化?如何影响个人的选择行为?如何制定制度规则以使人们对资源的公共使用的选择达到最优?布坎南在本书中将个人的选择分为了三个层次。
第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个人在市场选择中对所实施的财政模式的反应。
第二,在给定的财政制度下的个人选择行为——个人在给定的财政制度下对财政—集体选择的反应。
第三层次,挑选财政制度的个人选择行为。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对后两个个人选择进行了分析。
其理论假设是人们至少以两种身份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决策,一是作为有组织的市场中物品和劳动的买者,二是作为流经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中的物品和劳务的买者。
《商场现代化》2012年8月(中旬刊)总第692期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1)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纵观整个公共行政学发展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以往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即忽略个体在政治领域中自利性选择的研究,而默认政治系统内的每个个体都是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者。
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体行为选择在市场和政府领域中的同质性特点,无疑具有很大的缺陷性。
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抛开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创性地将经济学分析方法纳入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并认公共领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市场主体一样,他们做出行为选择有可能存在着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及其追随者坚持认为,同一个人不会因为政治角色的转换而改变他们自身在经济领域自私自利的一面,而成为大公无私的人。
所以,经济人假设成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
即政治市场中的主体包括政治家、政客、选民和利益集团与市场经济的中的主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目标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市场交易的是私人物品,经济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交易的是公共产品,政治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目标则表现为公共利益或政治支持的最大化。
(2)引入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意义传统的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家会为了公共利益而无私奉献,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政策失败的原因只是能力的不足或者偶尔的操作失误。
避免这种失败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能力的方式得以实现。
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了传统政策分析中这种完美利他主义之政治人假设的幻想,认为政府失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对自身利益过分追求的动机。
因此,要不断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必须从传统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大主体———政府入手,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力加以限制。
而从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情况以及政府能力有限的角度出发,要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合理化,也要求政策制定主体的多元化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主体参与方式的合理化。
公关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视域下我国“三公支出”改革探析公关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视域下我国“三公支出”改革探析长期以来,我国“三公支出”一直居高不下,成为社会及舆论关注的焦点。
历届政府推行一定改革,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从2022年开始我国加大“三公支出”改革力度,以制度规范为着力点,降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缓解财政赤字,“三公支出”改革成效显著。
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在政治活动中政治家和官僚的价值取向及行为,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政治家与官僚并不总是以公众利益为工作目标,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这一立论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同一化,与政治研究中“政治人”假设以及传统官僚制中政治家和官僚持“中立”价值观的论述具有明显分歧,为公共财政的持续扩张特别是“三公支出”的不断增加提供一种解释。
然而,我国“三公支出”改革,是官僚主动从行政管理层面控制政府消费性开支,其实质是政治家和官僚最终以公众利益为价值标准,对官僚个人利益或小部门利益的摒弃,也说明官僚并不总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官僚经济理论对“三公支出”改革的解释,依然存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上的矛盾。
在中国情境下,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文章先概述官僚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对“三公支出”的概念进行分析,然后梳理我国“三公支出”改革脉络,并运用官僚经济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我国“三公支出”改革,从而得出结论,以此提出推进我国“三公支出”改革的具体措施。
1 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与“三公支出”概念1.1 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增加、规模扩张、资源利用不足、政府过度干预等问题明显化条件下,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
它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和研究在既定的社会公众偏好和政治程序背景下,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如何改革政治程序以改进决策和结果。
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经济管理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支重要理论,它通过分析个体在政治经济环境中的行为来揭示政府决策的本质和影响。
这一理论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政府经济管理提供有益启示。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个体被认为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一前提下,政府是由个体选择形成的,个体对于政策的选择会受到经济利益、社会福利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政府的经济管理也会面临来自不同个体的利益冲突与博弈。
首先,政府经济管理在税收政策上的运用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典型应用。
个体对税收政策的态度会受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影响。
政府需要在税收政策中权衡不同群体的利益,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然而,不同群体在税收政策上的利益分配存在不平等现象。
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往往面临更高的税负,他们可能会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减税政策的制定。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则可能通过政治动员争取更多的税收补贴和社会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谨慎权衡不同个体的利益,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公平。
其次,政府经济管理中的资源配置也受到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需要平衡不同个体的利益,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然而,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偏好,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利益冲突与权衡。
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需要平衡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
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和利益差异,政府在资源分配时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发展潜力、就业机会等因素。
这就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进行公平的权衡与选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需求。
此外,公共选择理论还可以为政府的监管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政府在监管政策中需要平衡市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市场的自由度过大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产生垄断、不完全竞争等问题。
然而,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市场扭曲。
因此,政府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市场参与者的不同利益,并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预。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的启示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奇逊提出的一种新型概念,它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也是受经济理性的驱动,政治参与者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决策也像市场交易一样,是在各种利益博弈中达成的。
这一理论的出现,对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启示。
在当今中国,政府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提醒我国政府在治理中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参与者的利益。
传统的政治决策往往是基于理想化的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政府将自己视为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的代表,而忽视了政治参与者的私人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治参与者的个体利益是决定政治决策的根本动力,政府治理必须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
我国政府在治理中需要更加重视各方利益的平衡,确保政策的公正和公平,避免出现政府因偏袒特定群体而导致的失灵现象。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决策的制度性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不仅受到个体行为的影响,也受到组织和制度的约束。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到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充分利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避免政策失灵的可能性。
在我国,政府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导致政策容易受到个人行为和群体利益的左右,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不足。
我国政府需要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建立健全的政策制定机制和规范,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参与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政府决策者很难获取到全部的信息,也很难向公众提供透明和真实的信息。
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政府决策的盲目性和不完全性,从而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在我国,政府决策常常缺乏透明和公开,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我国政府需要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和民主参与,改善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确保政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公共选择理论:民主与经济公共选择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探讨了在民主制度下公共决策的机制和效果。
民主制度是一个基于人民意志、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和政府的政治体系,而经济则是社会资源的生产、分配和利用过程。
本文将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探讨民主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简介公共选择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鲍威尔(James M.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
该理论主张政府决策应当被视为个人之间的博弈,政府的行为是政治参与者利益的反映。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个体被视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做出决策时会考虑自身的利益。
民主制度的特点民主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特点包括普选制度、政府分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
在民主制度下,公民通过选举权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行为。
民主制度为个体提供了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民主制度能够保护产权和契约,提高经济的市场效率。
其次,民主制度能够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
此外,民主制度还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与民主制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由个体利益的集合体,政府的行为受到政治参与者的影响。
在民主制度下,选民通过选举产生政府,政府代表人民意志,履行公共职能。
然而,公共选择理论也指出,政府存在着利益集团和权力寻租的问题,政治家可能会追求私利而非公共利益。
民主制度与经济效率民主制度能够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和监督。
这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提高政府效能,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民主制度还能够降低政治风险,增强法治意识,吸引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全球化。
结语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理解民主制度与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对社会经济具有深远影响。
行政立法与公共选择[教学目标] 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真实世界"中的行政立法现象,并由此理解作为一种机制设计的行政立法面临的信息和激励问题。
[基础概念] 行政立法公共选择利益集团[特别说明] 本讲义直接引用作者博士论文《行政法与公共选择》中"行政立法与公共选择"的一部分(已作删改及技术处理),与课堂讲授容不尽一致,供阅读参考。
关于行政立法的原理和中国行政立法体制等基础问题,参考讲授容。
一、行政立法的两种基础理论回顾:公共利益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二、立法的"供给-需求"关系与利益集团三、中国行政立法的公共选择机制四、中国部门利益与行政立法五、信息、激励与中国行政立法的改革(略)一、行政立法的两种基础理论回顾:公共利益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在立法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基础理论:一是作为规理论的公共利益理论,一是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
前者的基本观点是法律应当反映"公意"(public opinion ),代表全体人民,或者"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具体到行政立法领域,官员被假设成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行政效率而行使立法权的利他主义者。
立法也可能"从维护人民意志与利益的神圣权力,变为侵犯人益的手段;从表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标准,变为立法者专横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权"异化"了。
但是,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舆论监督和司法审查等制度纠正这种异化。
这种理论以政治领域(追求公益)和经济市场(追求私利)的严格界分为前提,根植于方法上的有机体主义(如超人民的国家,神秘的"公意")和利他主义的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拒绝接受这些简单化的、"幼稚的"观点。
公共选择学派证明了"真实世界"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以纯粹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田园诗景象。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中国经济立法
发表时间:2011-10-25T09:40:42.907Z 来源:《魅力中国》2011年7月下供稿作者:严乐王鑫茹
[导读] 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产生的理论,对解释在经济、政治域内的经济立法有独到的理论价值。
严乐1 王鑫茹2
(长安大学,陕西西安 710064)
中图分类号:DF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7-160-01
摘要:自1992年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这一年即被认为是新旧经济法的分界,也正是从此开始中国经济立法逐步驶入快车道,在经济法理论也逐步成熟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产生的理论,对解释在经济、政治域内的经济立法有独到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经济立法;公共选择;契约范式
一、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汇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偏爱布道和政治活动的自然倾向,故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动物;亚当•斯密认为人具有从事经济交换的倾向,故人是经济动物。
自此社会科学发展出两个独立的领域,即政治学和经济学。
长久以来,政治学在政治家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一直致力于研究人在公共事务领域的研究;而经济学则在经济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理论基础下,更注重人在经济市场中的活动。
当市场经济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后,自由竞争的市场出现经济危机,促使了人的政治本性与经济本性在两大学科中出现了交叉,在经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后,公共选择理论提出“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人和市场中的经济人是同一个人”,这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公共选择是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相区别而言的,它主要是指人们通过民主政治过程来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机制,其结果取决于联合的、集体的决策行动。
1755年在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出版的《自然法典》中经济法首次出现,直到1919年德国《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等法律的制定后,标志着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进入了法学的领域。
经济法——作为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其出现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法学的理论构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学,因此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阈下审视经济发相关问题有其合理性更有其科学性。
二、法律——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
在经济学中,对于物品的基本分类的划分标准是物品在消费上是否具有排他性将物品划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一)法律具有适用的普适性和非排他性。
一方面它由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提供,在一定地域和时间范围内对人的行为具有普遍适用性,另一方面法律做一种非具体的物品,不存在使用的排他性,没有任何情况会使法律制度的使用出现竞争状态——任何人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消费该产品,不会影响他人的消费,这表现在法律的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拥挤成本为零,即在一套成型的法律体系下,增加一个对该法律的适用者并不对法律的提供者增加成本,并且在对这法律的使用过程中,每个法律的适用者的使用并不影响其他使用者的使用质量和数量。
因此法律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
(二)法律具有重复适用性。
法律本身不存在消耗性,在一定时期内,只要不存在对该法律进行调整就不存在对法律效力的削弱。
同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在执法、司法甚至守法过程中,均可以认为是对法律的适用。
因此对法律的适用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
故法律是一种公共物品,其立法过程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三、经济法立法——公共选择下制度变迁的契约范式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划分为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其中法律就是正式约束最具代表性的规范。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律一样有着稳定性,即在一定时间段内不发生频繁的变动。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到,当制度处于制度均衡状态时制度保持着其稳定性,但当制度出现非均衡状态则会产生制度的变迁。
所谓制度均衡是指在现存的制度中,对制度安排所做的任何改变都不会给制度中的任何单位带来额外的收入,如此状态就存在或者得以维持,类似于公共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而制度的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换、转换和交易的过程,即在现存的制度中存在一种或几种的改变可以使制度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单位的利益增加,即现存制度是存在潜在利益未被获取的。
在现实中制度始终处在“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变迁中的。
制度的本质系界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改变此利益格局,势必要谈判和讨价还价,这便是契约化的过程。
“交易是契约的内容,协议是契约的形式,合意是契约的本质,制度是契约的产物”。
制度变迁在契约范式中可以得到说明:刺激制度的变迁是契约结构的调整,而基础性制度的变迁则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在现实世界中,利益与对利益的追求是普遍的,正如法学家弗里德曼指出:“抽象的利益并不构成法律,构成法律的是要求,即真正施加的社会力量”。
法律作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构建工具,其立法及变革的过程正是制度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在非均衡状态下,各利益群体对各自利益的反复谈判——契约化过程,当公共选择产生了对新制度的需求,国家——拥有强制力的最大利益群体,在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后,以立法或者法律变革的形式将这一制度予以确定,保障其在现实发挥效用。
四、中国的渐进式经济立法——公共选择中利益的冲突和平衡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立法,大多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失灵—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失灵—对国家干预进行规制——即经济法律诞生”。
而在中国市场机制的作用本来就是被以往的计划经济所排斥的,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改革的取向和目标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纠正市场失灵或者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是要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向市场体制的“回归”。
然而在中国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经济并没有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庇佑,如果依靠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在经济生活中进行权益的博弈,推动制度的变迁和立法的改革是缓慢的。
因此,在中国经济立法和改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府。
同时在经济立法决策和利益平衡方面民主集中制的特点,使改革和立法的进程相对更平稳,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按统一的计划和目标进行,然而这并不否定经济改革和经济立法本身的公共选择。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经济立法在很多时候实质上都是在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因此,在中国的改革开始并没有一个事先设计
好的所谓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及其改革强度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承受能力确定的,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是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下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相对于激进式的改革方式而言,中国的渐进式更强调“立”。
这一过程虽保守但不失进展,虽缓慢但不乏稳定。
相对于东欧国家选择的激进式改革——先为新制度的产生消除一切旧的障碍,而后着手新制度的建立而言,在中国渐进式道路选择下创造的“中国的奇迹”,与经济立法的保障是分不开的。
综上,中国在经济改革与经济立法中不可避免的遇到来着各方利益主体的阻碍,在这样的阻力下,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则是对这种利益冲突的一种缓和手段,在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既保护既得利益者的部分利益,又积极进行新制度的构建与推进,以此保证经济立法的进程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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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国富.契约演进与制度变迁[M].北京:经济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弗里德曼(美)著,李琼英等译: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1.严乐,男,甘肃金昌人,1988年9月出生,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经济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
2.王鑫茹,女,河南许昌人,1986年7月出生,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经济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