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期2009年05月頁55~84臺灣大學文學院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辨及其意義──以許篈與袁黃為中心*張 崑 將**摘 要本文藉由考察兩段明朝與朝鮮政府派遣使節時，檢視陽明學在兩國之間所引起的爭議課題，從而看到陽明學在兩國使節之間所引起的波瀾現象。
其一是以一五七四年朝鮮派遣許（1551-1588）出使中國時，與中國士大夫筆談有關王陽明從祀的爭議問題；其二是一五九二年明朝政府派往支援朝鮮戰事的軍事參謀袁黃（1533-1606），因其毀朱衛王的態度而引起朝鮮群儒的爭議。
本文藉由雙方異域的觀點與批判，以窺兩國知識人對陽明學的不同爭議，進一步探索陽明學在東亞的深刻意義。
關鍵詞：陽明學 許篈袁黃 使節 東亞陽明學97.12.05收稿，98.04.28通過刊登。
*本文係參加由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日本學習院大學共同主辦的「東アジアの陽明學」國際學術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東京學習院大學，2008.09.21），經修訂後投稿。
承蒙《臺大文史哲學報》兩位審查人提供諸多的修正意見，均已參酌改正；另本文在撰寫之初得到韓國學者鄭墡謨博士的協助，提供韓語及韓國史料等相關文獻的解讀及諮詢，一併敬申謝意。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副教授56臺大文史哲學報一、前言十六世紀末，對東亞的中、日、韓三個國家而言，是個彼此牽連而動盪不安的世代，就軍事外交而言，最明顯的事件便是日本豐臣秀吉（1536-1598）在新統日本後不久，於一五九二年發動侵韓之役（朝鮮稱為壬辰倭亂，一直持續到一五九七年），單就此一事件而言，牽動中日韓三國全面性的動盪不安，影響所及，明廷國勢更為衰頹，無力應付女真在滿州的壯大勢力。
朝鮮受到戰火荼毒，處境更慘，王子被日軍俘虜，儲君之位始終無法受到明廷的肯認，繼任的次子光海君（在位1608-1623）面臨明弱金強的現實局勢，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尊明外交策略。
日本方面，豐臣秀吉死後大政轉入德川家康（1543-1616）之手，重新建立長期穩定的武家政權。
中国历史有名的僧人有哪些中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少著名的僧人。
他们或者通过佛法教化，或者通过修行成就，或者通过文化传承，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下是一些中国历史有名的僧人。
一、道元禅师道元禅师（1103年-1169年），是中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的禅宗大师。
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正法眼藏》。
作为禅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佛教中享有极高的地位，还成为了道教和儒家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文化中，他被誉为“禅宗开宗祖师”。
二、慧思和尚慧思和尚，原名李天福，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佛教僧侣和社会活动家。
慧思和尚在中国佛教界和社会界广受尊重。
他长期致力于传承中国佛教文化、弘扬慈善事业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他曾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南山禅寺副主持、中国象山寺住持等职务。
三、法相宗法相宗，原名孙佛，山东省即墨人。
他是东晋时期的一位著名的佛教大师，曾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创立了法相宗，强调本质观念和所有东西的共同体性。
他的学说深受广大信徒的欢迎，被誉为佛教的一个大流派。
四、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唐代著名的佛教僧人和学者。
他的名字源于他的尼师，这位福建人叫“随”，于是“因随”阿育王寺僧人便把他叫做“玄奘”。
他的名字也因此在佛教历史上流传下来，并广泛被人们传颂。
玄奘大师曾多次出国考取佛经，行程数万里，克服了无数困难。
他所经历的困难并没有气馁他的决心，相反他在困境中坚定自己的信仰。
玄奘大师为佛教的传播和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慧能大师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中最著名的祖师之一。
他出生在安徽省，但他的具体出生年份并不确定。
慧能大师在成为禅宗祖师之前，曾受过多次的重大的考验和斗争。
他曾逐步学会临听禅（或临济宗），由此开创出了禅宗的新领域。
慧能大师的学说对后世禅宗大师史学论坛思想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祖师们所信奉的“毗尼三藏”里所列的顶级圣者之一。
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鉴真，唐代著名的佛教高僧，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和重要的推动者。
他于公元742年出生于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自幼聪明好学，十五岁时便出家为僧。
在长达16年的求法之旅中，他游历了中国各地，学习了佛教的各种教义和修行方法，成为了一位博学多才的佛教大师。
公元742年，鉴真开始了他的东渡之旅，他带着佛经和佛教文化，乘船穿越海洋，来到了日本。
在日本，他传授了佛教教义和修行方法，建立了许多寺庙，培养了大批的弟子。
他还将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带到了日本，如造纸术、制瓷术、铸铁术等，对日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鉴真的东渡之旅，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他的佛教思想和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成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他也为中国的文化和佛教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如今，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了常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鉴真的东渡之旅，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鉴真的精神，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国学大师安世高介绍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传播佛教，可以说对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下面是本人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弃皇位，求佛法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今伊朗高原东北部，西方典籍中称为帕提亚国)的王子。
因汉时常在外国人名前冠以其所在国名作为姓，所以他就被称为安世高。
他虽然居王子之尊位，却谦虚好学。
对父母更是孝顺恭敬，幼时就被大家称为孝子。
由于世高天资聪颖而且刻苦好学，所以在他年轻时就通晓星象、五行、医术等知识，比如观察病人之气色，便知病人之病情，后对症下药。
他还经常与鸟兽作伴，注意他们的行动和叫声，因此能理解动物的语言。
据说，有一日，他同伙伴一同出游，途中看到一群燕子飞过身旁，它们的呢喃之声传入世高的耳朵中，当下他就明白燕子之意，于是对同伴说：“燕子告诉我说，过一会就有人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不出所料，他们走了一段后，就有人在路边备下了香气腾腾的饭菜，待众人饱餐之后，佩服世高的料事如神。
一传十，十传百，使世高的声望传遍了安息国。
安世高身为一国的太子，可以尽情享受皇室的荣华富贵，可在他心中却视金钱如粪土，专心信奉佛教，从始至终持有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处世态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世高专心修持之时，不幸噩耗传来：父王驾崩。
世高从小为父母疼爱，对父母也是十分孝顺，父王的离去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世高强忍悲痛在百姓众臣的拥戴下，成为安息国的国王。
时间减轻了世高的丧父之痛，他开始逐渐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繁文缛节厌烦起来。
他对居皇位之尊，拥万贯之财不感兴趣，父王的离去更使他觉得世事无常，苦海无涯。
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抉择后，他毅然放弃皇位，让位于他的叔父。
走上了出家之路，开始了佛教徒的生涯，进一步的修行。
东渡入华弘扬显异世高自正式出家之后，非常精进，加上天资过人，不久便对佛教经藏了如指掌，其中对阿毗昙尤为精通，并深得其中三昧。
在安息国修习一段时间后，便开始游历西域诸国，寻求佛法，传经布道。
西行高僧——义净与惠超在唐代佛教史上，只有义净三藏是可以与玄奘媲美的伟大人物。
他们都是长期留学印度的大佛学家、历经数十国的大旅行家和主持译场的大翻译家。
若有不同，那就是玄奘侧重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而义净侧重于律学的研究；玄奘是横渡流沙，循陆路而往返；义净则是乘风破浪，遵海路而去来。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历城）人。
他生于贞观九年（635年）。
八岁（642年）时双亲把他送到泰山朗公谷的神通寺，托付给善遇和慧智两位和尚。
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对义净十分关怀，“若慈母之育赤子”，倾注心血。
当时，律学三大派，各说各的理，彼此矛盾。
慧智则教义净独立思考，“枯木死灰之言，何足凿其心眼”，“不知过去因，不说未来果”，启发他西行求法，探寻究竟。
他使义净明白了“莫纵心百氏而虚弃一生”的求真求实、不死读经论的道理。
威亨三年（672年），久已立志西行求法的义净终于有了西行的机会。
岗州（广东省新会）有一冯姓官吏愿资助他西行求法。
当义净到了广州，准备登上波斯船出海时，当初结伴的十人中有九人打了退堂鼓。
这样，在成亨三年十一月某日，义净携着惟一的同伴，门人善行，毅然登舟，乘L风而驾洪波，忘身求法而行。
义净乘波斯船第一站到达“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巨港。
在那里学习“声明”达半年之久。
此国素与中国友好，王者对义净也很友善，馈赠物品之外，还把他送到“末罗瑜”（今占碑一带）。
而此时门人善行患病，搭商船回中国，只剩义净孤身一人。
义净经羯茶、裸人国等地，于673年末终于到达东印度的南界——“耽摩立底”（今他姆鲁克，在恒河支流胡格利河沿岸）。
他在这里遇到了越南僧人大乘灯禅师，并跟他学习梵语。
一年后，义净历尽艰难终于走到了那烂陀寺（今比哈尔邦巴拉贡附近），并留在这里学习，长达十年之久。
那烂陀寺历史悠久，五至十二世纪间一直是印度佛教的学术中心，在那里，义净很仔细地考察印度寺院生活，比较中印两国的差别，他还对印度的社会制度、医药、服饰、饮食乃至记时用的“水漏”等等，都认真观察、记录，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中，留下了第一手资料。
高丽僧跨海入宋学习佛教作者：梁二平来源：《丝绸之路》2017年第03期公元668年，新罗联合唐朝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基本实现一统，结束了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公元918年，后高句丽的王建结束了新罗的乱局，建立新王朝，为显示正统，改国号为“高丽”。
不论是新罗时代，还是高丽时代，朝鲜半岛的主流宗教都没有变，佛教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李氏朝鲜（1392～1910）时期才开始尊儒抑佛。
高丽僧学习唐僧玄奘西行取经，冒险跨海到大宋学习佛教。
他们不仅在中国学习了佛教，有些后来甚至还成了开宗传派的大德高僧。
比如下文所说到的义通，即为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被尊为宝云大师；义天也成为了天台宗的代表人物、高丽天台宗的初祖。
在中国佛学史上颇有地位的义通（927～988），传说曾是高丽贵族，俗姓尹氏。
少时即有佛相，顶有肉髻，眉毫宛转，长五六寸；幼从龟山院释宗为师，十六七岁受具。
之后，学《华严》、《起信》。
后来乘船入宋，进入浙江天台山。
义通先在天台云居德韶国师门下习法，后谒螺溪义寂大师，学习天台教义，于是留下受业，居螺溪20年，体悟天台佛学，名闻遐迩。
义通在他不惑之年曾想回国传法，于宋太祖乾德（963～968）年间来到四明（今宁波），准备搭船回国。
但郡守钱惟治诚意恳留，义通便留在四明，建传教院，传天台宗。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赐传教院“宝云禅院”之扁额，此后，这里改名为“宝云寺”，义通也因此被尊为“宝云大师”。
义通在宝云寺传天台佛学10余年，受其度者不可计数。
宋端拱元年（988）十月二十一日，义通于宝云寺安祥示寂，世寿六十有二。
义通著有《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光明句备急疏》等书，被尊为中国天台宗十六祖。
作为一位外籍僧人，能成为中国天台宗一代宗师，必有其特殊贡献。
据佛学研究者讲，正是从义通开始，天台宗中心从天台山转移至四明，并得以发扬光大。
此外，宝云门下拥有两位高足，即遵式和知礼。
遵式，义通大师入寂后继掌宝云寺，著作颇丰，尤以忏仪居多。
韩国名寺和宗派1、通度寺名字的意思是通达佛法，建于新罗善德女王十五年(西元646年)。
公元638年，韩国僧人慈藏律师赴唐留学，在五台山修行，感得文殊菩萨授佛陀顶骨舍利，归国(643年)后，慈藏律师在通度寺特筑金刚戒坛，安奉佛舍利。
通度寺亦因此而得“佛宝宗刹”。
大雄殿没有供奉佛像，但其后的金刚台阶上却供奉着封存的释伽牟尼的真身舍利。
通度寺是珍藏着三宝之首的佛宝，可以称为真正的佛之宗刹，国之大刹。
尤其是，通度寺在金刚戒坛里安置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和袈裟，因此在大雄殿内没有佛像的寺刹而有名。
2、海印寺：位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君伽耶山亦名为牛头山，在新罗时期高僧义湘大师的弟子顺应和理贞二位法师，为弘扬华严宗于802年创建的道场。
是华严宗十大道场之一，现为曹溪宗五大丛林、三大寺、三十一座禅教大本山之一。
寺内保存有高丽大藏经版，即所谓的“八万大藏经”，为最古老的三藏收藏库。
3、松广寺僻处漕溪山密林中，是韩国三大寺庙中气氛最为宁静的寺庙。
因培养了三国时代16位国师而享有盛名，直至今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修道僧仍然很多。
寺院扩建于12世纪初，寺中有名的是位于漕溪山西部的三宝寺刹，指的是佛教中十分珍贵的三种宝物，即佛宝、法宝、僧宝。
松广寺相当于僧宝寺，所谓僧宝指的就是研读菩萨的教诲并进行修行的弟子。
松广寺之所以能成为僧宝寺，是因为这里高僧辈出。
寺内有三大名物，即胡枝子皮、双香树（檀香树）、能见相思。
韩国佛教大韩佛教曹溪宗：韩国佛教属于宗派佛教，曹溪宗是韩国传统佛教中规模最大的宗团。
韩国佛教宗派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在正式加入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的25个宗团中，从寺院、僧人、信徒数量上看，曹溪宗都远远领先于其它宗派，曹溪宗是继承韩国佛教正统性的最大宗团，隶属于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
曹溪宗拥有寺院2200多所、共拥有12000多名法师，信徒一千多万，办有大学2所、中学18所、医院3家，并有自己的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等新闻机构。
摘要：7－9世纪末，新罗与唐佛教交流频繁。
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些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有些跟随中国名僧大德研习经论，学成返回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奠定了基础。
新罗僧侣入唐求法，实现了自己佛教人生的最高理想，为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唐与新罗佛教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入唐求法；新罗僧侣；译经；佛教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K312.32；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8)03－0107－10 7－9世纪末，朝鲜半岛与唐朝佛教交流频繁。
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事务，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的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有的跟随中国名僧大德研习经论，学成返回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奠定了基础；有的终老于唐。
到目前为止，中韩学界对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交流的诸多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
鉴于各个时期新罗僧侣入唐的动因、在唐活动区域，以及对佛教文化交流所做贡献互不相同，本稿力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入唐新罗僧侣关联问题的疏证，发掘僧侣们为探索真理不畏艰险的高尚品质，探讨其对中韩佛教交流所做的贡献。
一、入唐求法僧侣关联问题考述1、人唐新罗僧侣的数目7－9世纪末近300年间，众多的新罗僧侣不畏艰难险阻，辗转来到唐朝，为唐与新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人唐新罗僧侣的人数，因研究者收集资料的限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
朝鲜后期李能和编撰的《朝鲜佛教通史》一书，统计6世纪末到10世纪初380年间人华僧侣共64人，那么，人唐的新罗僧侣人数肯定更少。
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中指出，“新罗留唐僧徒之法号可考者已逾一百三十人”，他还引用《传灯录》卷36《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觉禅师延寿传》、《全唐文》卷69《九华山化城寺记》等史料，认为“半岛僧徒人唐求法者之众多，绝非列举所能罄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