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民国浙江农村破产原因探究—1927-1935摘要：近代农村经济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情况的论点，基本可以分为：“衰退”、“增长”、“内卷”、“停滞”。
张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近代农村经济“的非平衡化与不平衡”，对“衰退”、“增长”、“内卷”、“停滞”进行整和，提出“中国是一个没有支点的中国”“这种没有支点……也同时表现在国家经济的‘非平衡和不平衡’上，即传统经济秩序受到强烈冲击，旧的经济平衡瓦解，新的经济平衡却没有建立。
”[1]盛邦跃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20–3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的非均衡发展”[2]。
研究近代农村特别是1927–1935年的浙江农村破产单从“衰退”、“增长”、“内卷”、“停滞”来看是不合适的，必须全面地看待农村破产背后的原因。
关键字：民国浙江农村破产“衰退”“增长”“内卷”“停滞”一、问题提出“农村破产”的概念在民国就已经出现。
当时学者多有关这一问题的著述。
农村自然经济的逐渐崩溃使农村生产关系出现空洞，同时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却无法入驻农村，使中国农村在这一时期形成生产关系的真空导致破产。
鸦片战争之后的农村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自然经济是否已经瓦解或开始瓦解，这个问题是肯定的。
1840年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西方的大量商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这不可避免地殃及了农村，自然经济开始瓦解。
可是学要注意的是这种瓦解的程度是微乎其微的，而这时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农工结合体的坚固性。
马克思说过“……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3]。
“由于鸦片走私、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封建剥削的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使农村中农业和家庭[1]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2]盛邦跃《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基本特征探讨》，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10期。
专题2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开展专题检测卷(二)(时间：90分钟总分值：100分)一、选择题(此题共25小题，每题2分，共50分)1.(2021·浙江温州模拟)“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土布贵，洋布廉价；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近代中国的这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这一社会经济现象是( )A.自然经济的解体C.贸易中心的转移解析由材料中的“土布贵，洋布廉价；土布没人要〞可以知道由于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场解体。
答案 A2.(2021年9月浙江温州普通高中适应性测试)1875年出版的?瀛堧杂志?记载：“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
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薄。
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消亦不细。
〞据此可知，当时中国( )①买办或买办化的商人出现②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影响③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解析材料中“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效劳于外商的买办或买办化的商人出现，①正确；材料中“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薄〞，主要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影响，②正确；材料“以丝茶为大宗〞说明丝茶等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③正确；材料没有反映出民族工业的兴起，与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无关，④错误，选择A项符合题意。
答案 A3.民族工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指只要是中国人办的，都是民族工业，国营、民营皆是民族工业；狭义的那么只指民营资本所办企业，不含国营的。
从狭义上看，以下不属于民族工业的是( )解析狭义的民族工业指民营资本所办企业，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属于官办企业，故其不属于狭义上的民族工业。
答案 D4.史书记载：1872年侨商陈启源创办继昌隆缫丝厂，采用蒸汽机和传动装置，雇女工数百人，“出丝精巧，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
第30卷第6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7年11月V ol 30, No 6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v, 2017 抗日战争时期温州米荒问题—— 以1940年为例简婷1,2(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446；2．中共温州市委党校科研处，浙江温州325013)摘要：在抗日战争“缝隙”中，温州经济空前繁荣。
然而，自然灾害、军米供应、常平仓谷采办、接济宁绍、人口增加、囤积居奇以及走私偷漏等原因导致温州出现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在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以平抑粮食价格为中心的粮食管制政策加剧了粮食供应紧张，造成较为严重的米荒。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温州米荒；平价政策；粮食管制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7)06-0093-08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7.06.01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获得1940年，温州出现较为严重的米荒。
11月18日民众结队请愿，与政府当局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流血事件。
“县府办公厅以及寝室什物，悉被捣毁一光。
未几枪声突然大作，一时秩序大乱，死伤者达二十余人之多。
全城商店摊贩均罢市，车辆亦停止行驶，情势因之趋于严重。
”[1]对此次温州米荒，无论是事态发生的当时，还是数十年后的今天，多有提及，然而甚少论述，为数不多的论述也大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政府无能、奸商囤积或者战争影响。
但是，这种简单的归因过于粗略，不仅可能强化了一些未必正确的“常识”，甚至可能阻碍了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诸如，战火纷飞的年代就一定发生米荒吗？米荒发生前后，地方政府施行的公共政策究竟是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效地解决了米荒问题？备受诟病的囤积居奇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囤积下来的粮食又去往何方？这些问题确有详尽探讨的必要，也可以归结为本文力图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即1940年温州米荒的时代背景、米荒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评估问题。
【精品论文】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的历史思考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的历史思考==================================================================== == 【内容提要】1940年代后期是江浙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顶点，农村经济的崩溃不仅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更强化了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抗。
面对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缺位、保甲重建失败、土豪劣绅和小规模割据势力的膨胀，国家政权为了强化社会控制，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军事暴力。
但无论何种努力都难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更难以遏制农村社会结构崩解的趋势。
【摘要题】现代社会史研究【关键词】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正文】19世纪中叶以后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又一个秩序动荡的时代。
迄止1940年代后期，社会动荡有增无减。
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国民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以图稳定社会秩序，但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急剧激化并导致社会失控。
本文拟从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结构入手，分析乡村社会失序的因素，进而思考国民政府社会控制失败的深层历史根源。
一20世纪初，由西方传来的地方自治思想广为传播，清政府承认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本，并在乡镇实行地方自治，国民党也强调建立地方自治、树立民权是实行训政的重要举措。
作为群众自治团体的保甲组织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稳定地方秩序和发展社会经济中，一度起到了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战后经济重建，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对沦陷地区的社会控制，以重建政府的权威。
江苏和浙江是为国民政府提供政治、经济资源的核心地区，因而也必然成为战后国家重建政府权威的重点省份。
为了便于实施社会控制，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度，着手减少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层次，在江浙部分地区实行撤区并乡，强化对保甲组织的支配力度。
[1]由于这种措施局限于纯粹机构性的改革，不能使基层政权符合国家在乡村实施强势社会整合的目标。
浙江抗战损失调查概述
袁成毅
【期刊名称】《浙江档案》
【年(卷),期】1998(0)7
【总页数】2页(P40-41)
【关键词】战争损失调查;浙江抗战;国民政府;浙江省;浙江沿海;国民参政会;1938年;省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调查统计
【作者】袁成毅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79.27
【相关文献】
1.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 [J], 姜丽华;袁逸
2.湖南省档案馆抗战损失档案概述 [J], 余志君
3.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 [J], 袁成毅
4.国民政府对南京抗战期间财产损失调查显示:公私财产损失惨重 [J],
5.区域工业化进程的重创:抗战时期浙江工业损失初探 [J], 袁成毅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每天老照片】-1万-2788-抗战时浙江临时省会竟然在这里，先后遭日寇8次轰炸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浙江云和县制造的空袭惨案。
云和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一个山区小县城，但是在抗战时期，这里却是浙江省的临时省会，所以也遭到了日寇的疯狂轰炸。
史料记载，1939年9月25日上午8时许，两架日寇水上飞机侵入云和上空，投弹2枚，分别落在兰溪会馆和王姓弄堂，这次轰炸云和电话局全部被炸毁，局长蔡痒被炸断手臂，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话务员陈师正正在值班，房屋倒塌被压死，电话局隔壁油漆匠柳学金的次子才8岁，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死在堂前。
此次轰炸，共计炸死3人，炸伤2人，炸毁房屋5户18间。
1940年6月21日，三架日寇轰炸机飞来，一面机枪扫射，一面在人群聚集处投掷了七八枚炸弹，村民徐家瑞的脑袋被炸弹片削去三分之一，当场死亡。
钱坤丰的妹妹敌机轰炸时躲在楼梯底下，结果楼梯被炸断，头部被压扁死亡。
王细本60多岁的老母亲被机枪子弹射穿了3处，第二天活活痛死。
敌机轰炸之时，钱国荣的妻子带着一岁的小孩贴地面平卧，结果敌人的炸弹落在周围，她没有被炸死，却活活被震死。
徐光木的父亲头颅左边被弹片削去了一块腹部穿入弹片，鲜血直流，乡间没有医疗设备，来不及抢救，半小时后死亡。
徐光木的二嫂根岳被机枪子弹射入要害，当即死亡。
另有一男一女被炸死，女的只剩下两条腿，其余部分被炸成肉酱，男的头部压着100余斤的大石头。
这次轰炸，全村共有9人死亡。
6月20日，日机三架在城区投弹3枚，炸毁店堂1座，民房7间，炸死3人，伤15人。
吴庆章夫妇一家与张陈均等被炸得血肉模糊，有一人只剩一条腿，另一条腿飞出家门，倒挂在大门外的断墙上，现场极为惨烈。
8月1日早晨，日机12架分批在云和城上空盘旋轰炸，共投下50多枚炸弹，炸死无辜平民张益阳、李岳仙等13人，炸伤王益生等4人，炸毁民房70余间。
据统计，日寇先后轰炸云和城乡达8次之多，出动飞机共68架次，投掷各种炸弹150枚，炸毁民房210幢，炸死80余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亿元。
抗战时40万军民血染浙江今天，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日子；明天，是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昨天下午，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理论研讨会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
在这个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来自省委党史研究室及浙江大学等各高校的专家做了研究报告，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1937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浙江发生了什么——405125人，这是日军在浙江这片土地上造成的直接和间接伤亡人数。
据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包晓峰介绍，2006年到2009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历时3年时间，收集7万多份口述史料，查阅11万多卷资料，走访38万名70岁以上的战争当事人，最终形成1502卷资料，这是抗战结束以来，针对浙江省抗战损失情况进行的一次最全面、最科学的调研。
405125人，就是这次研究报告的结论。
这其中，仅浙江平民百姓的直接伤亡人口就高达313788人。
细菌战是日军在浙江土地上犯下的另一大罪状。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行了细菌武器攻击，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从1939年六、七月份，萧山、绍兴就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一直到抗战胜利，细菌疫魔一直在浙江广大地区肆虐。
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是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主力。
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
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约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格局上看，1942年爆发的浙赣战役，是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袁成毅在研讨会上指出，日军发动这场战役的导因，就是美国空军利用浙江境内的机场实施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这正是好莱坞电影《珍珠港》中出现的那场空袭。
日军为了报复，从1942年4月开始对衢州机场轰炸了59次。
“浙江敌后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林平说，“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浙江敌后抗战与远东及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进程息息相关，具有国际斗争的色彩。
Safety and rational：Analysis Running a sideline of peasant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作者： 余涛
作者机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出版物刊名： 贵州文史丛刊
页码： 39-45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2期
主题词： 安全 理性 副业 浙江 衰落
摘要：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
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
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
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
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
村经济破产。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经济困境与资源短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境和资源短缺。
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的战争努力，给中国的抗战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本文将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经济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短缺问题。
一、日本占领的经济资源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许多地区的丰富资源，这直接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战争需求，采取了大规模的掠夺行动，劫掠了中国的黄金、白银、动植物资源以及工业基础设施，严重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这使得中国无法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也增加了中国进行战争的难度。
二、经济封锁与外贸困境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
日本控制了中国主要的港口和沿海地区，封锁了大部分的贸易渠道，导致中国无法正常进出口商品。
这使得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大规模的停滞，无法通过贸易来获得急需的物资和技术支持。
同时，由于外贸困境，中国的工业产能也无法有效发挥，无法充分利用内外资源。
三、内地经济崩溃与通货膨胀由于日军的大规模破坏和抢掠，中国的内地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工商业领域几乎崩溃。
在长期战争的摧残下，内地的农业、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或部分瘫痪，大量企业关闭，失业人口激增。
同时，中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资金，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
通货膨胀进一步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困境。
四、匮乏的物资供应由于经济困境和资源短缺，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面临着匮乏的物资供应问题。
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不仅需要战略物资如武器弹药、粮食和衣物，还需要大量的医疗用品和军事装备。
然而，由于日本封锁和资源储备不足，中国难以满足自身的物资需求，严重影响了战争的进行。
物资短缺还限制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困扰。
综上所述，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经济困境与资源短缺是中国抗战斗争中的一大挑战。
日本占领的经济资源、经济封锁、内地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等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和资源状况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提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面破坏了浙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另一方面，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仅浙江有据可考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7999亿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金与法币1∶20的比价，共值约400亿美元。
这些损失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损失，这还不包括因统计资料的缺乏无法列入的许多重要经济项目的直接损失。
由于战争给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
一般认为，直到战后的1952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 抗日战争浙江省经济损失作者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主（邮政编码310036）。
抗日战争爆发前，总体而言，浙江的经济在全国来讲相对比较发达，但自从1937年11月日军侵略浙江，在此后的八年时间里，浙江的经济由于日军的侵略和破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本文拟从金融、工业、交通运输、农业等几个方面对浙江遭受损失的情形展开实证性的探讨，以期对推动全国性抗战损失的研究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①一、战前浙江金融状况与日伪统治下的金融国民政府建立后，在金融业方面逐渐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为主体的金融网络，实现了对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金融统治。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近代以来经济较为发达，在国民党统治建立前就初步具备了近代化的金融雏形，因此国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浙江金融业的控制，其四大银行先后在浙江建立了分行或分支机构。
（一）战前浙江金融状况早在北京政府时期，两家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就已经在浙江设立了分行。
其中，中国银行杭州分行不但担负着国家银行的职能，同时还兼有浙江省省银行的职能，因此它成为浙江境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银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到上海，纳入了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当然该行在浙江的分支机构也就变成了国民政府在浙江的金融机构，不过从此浙江的中国银行职能与以前有所不同。
根据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银行条例》，该行被改组成国际汇兑银行，主要职能是代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经理还本付息业务、经理政府存在国外各项公款及收付业务、发展及扶助海外贸易、代理一部分国库业务。
以前由该行代理国库的多数业务被移归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代理省库的业务转移到浙江地方银行。
中国银行在致力于国际汇兑业务的同时，在浙江地方事业建设中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杭州电气公司新建发电厂、浙赣铁路修建、钱塘江大桥修建等项目中均给予大额贷款，此外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对全省丝绸、轻纺、盐业、造纸、交通等工商业也发放了大量的贷款，有力地支持了浙江的经济建设。
战前，中国银行在浙江的20多个分支行、处拥有资产7000万元，放款3600万元，是浙江省实力最大的银行。
②中国银行之所以成为浙江省最具影响的银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虽然其过去代理的国库、省库业务都已移出，但由于当时中央银行在浙江的分支机构较少，很多地区的代库业务还得委托中国银行代理，连浙江省的盐税和关税也是由中国银行代收。
浙江地方银行的力量也不够强，一般省政府发行债券的经理工作也多委托中国银行办理。
第二，由于传统的钱庄业的萧条，中国银行凭其较强的实力吸引了较多的储户。
第三，中国银行在浙分行依靠总行对多余的资金进行调剂，保证了资金的流动。
交通银行在北京政府时期也在浙江设立了分行，但影响不大。
1928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交通银行条例》，该行被改组成为全国发展实业银行。
其主要职能是：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出入事项；办理其他奖励及发展实业事项；经理一部分国库事项。
该行改组后在浙江省内增设了分支机构，1930年又设了储蓄部和信托部，开始办理储蓄信托业务，业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新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它集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并逐步实行了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
1929年5月，该行在杭州成立了分行。
此外，1935年国民政府建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也在杭州设立了分行。
据统计，截止到1937年，浙江全省国家银行共设有37个分支机构。
国民政府的“四行”通过大大小小的分支机构，基本上控制了浙江的金融业。
在浙江除了上述“四行”的分支机构外，较有影响的银行还有浙江地方银行，但受国民政府金融垄断抑制。
浙江地方银行创建于清末，民国初年实行官商合办，1923年官商分家，分出来的商股成立了浙江实业银行，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官股改组为完全省办的浙江地方银行。
国民政府建立后，浙江省政府对浙江地方银行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作为省立银行自然有许多其他银行不具备的特权，其中最主要的是省库的代理。
该行通过政府出面在省内各县广设机构，使代库工作普及到每一个县城，通过代库业务该行获得了巨额的低息和无息资金；同时由于机构的普设，为其开展一般的存汇款业务也提供了便利。
浙江地方银行代理省库、县库促进了浙江省财政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在省地方银行代理前，大部分县的库款上缴和下拨要用现款解送，风险较大，又极不方便，地方银行设行代库后就大大方便了各级政府。
除了代库业务外，浙江地方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还一度办理过发行的业务。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金融恐慌，现金缺乏，原有的发行银行因各地的挤兑风潮频频发生，相继减少发行额，致使货币供给不能满足市场要求；而浙江地方银行却利用此机会，在征得财政部批准的情况下，于1933年发出兑换券900万元，流通余额340万元，还在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地设立兑换处，其发行业务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才停止。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1934年1月，浙江地方银行还在总行设立了农村贷款处，开始了农业贷款业务。
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特别是发钞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浙江商业银行的实力。
20世纪30年代早期，浙江的商业银行不论是外地来浙建立的银行还是本省的银行，资金积累都比较快，特别是具有发钞权的中国通商、中南、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等通过发钞获得了大量低息或无息资金，从而取得巨额利润，但经过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法币发行权被国民政府的三大银行所垄断，地方商业银行一落千丈。
另外，国家资本还通过官股的形式加入一些商业银行以图对其控制，如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1935年被以官商合股的形式改组，但官股只是以公债抵充、商股则仅以一成半折价，即旧股每100元折成新股只值15元，使四明银行仅存商股33.75万元，国民政府则以366.25万元公债抵充官股。
③国民政府的金融资本还逐渐向农村渗透。
在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浙江省的农村经济萧条，农民收支不能相抵。
据1927年和1928年的统计，金华等八县农民家庭收支不能相抵者达59.49%，负债农户与全村农户的比例也达58.81%，农民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融资。
一般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向地主或商家借贷。
在浙西，短期借贷不需抵押，但仍需担保，除借贷现款外还包括借粮与赊粮，各地利率不等。
第二，典质。
浙江当时全省约有典当行300余家，农民可典当服饰或耕用农具，利率各地有别。
第三，钱会。
即农民在有急用时邀集若干友人每几个月或一年举行一次，积少成多。
在上述这些办法中主要还是靠借贷，故农村的高利贷现象严重，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了农村社会的萧条。
为了改变农村的金融形势，将农村金融控制在政府之手，1928年6月，浙江省政府决定设立农民银行筹备处，根据省政府《浙江省农民银行条例》，农民银行之放款是专供农业生产之用，其放款以贷与农民所组织的信用合作社为限。
中国农民银行杭州分行成立后，省政府将筹备处撤销，投资50万元，另向该行拨款38万元，用作农民低利放款，放与建设厅所认可的有限、无限和保证责任的各种合作社，由合作社再转放与农民，一般的放款利率为月息8厘或1分，这较之高利贷对农民来说无疑是很有利的。
由于合作社成了农民与银行放款的中间机构，因此一时各地的合作社纷纷成立，这些合作社多数是信用合作社，全部合作社的股本总额137002元，其中以信用合作社为最多。
④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游资流向农村，客观上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在不少地方，一些乡间豪强常以组织合作社为名，通过与官府结合，从农行借得低利贷款，然后再转借于农民，从中取利，成了剥削农民的新工具。
也有的地方由于农行的借贷条件过细过苛，农民根本无法取得贷款，致使一些农行的资金难以流动，只得再流向城市的工商业部门，失去了其本意。
1936年以后，浙江的信用合作业务转为发展桐油、棉花、蚕丝、茶叶等特产合作业务，当时浙西的蚕丝、浙东的棉花等大半均归合作社经营，这与前期的合作业务是不同的。
⑤总之，战前浙江的金融状况是：国民政府基本上在浙江实现了金融资本的国家化，国家金融资本开始积极地投资各项建设事业，如工商业、农业等领域，这为浙江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遗憾的是，这个良性的开端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了。
（二）抗战时期浙江金融业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浙江金融业的损失首先表现为各金融机构库存物资和钞券的直接损失。
日军侵略浙江首先是从杭嘉湖地区开始的，之后逐渐扩大到浙东和浙南等地，日军侵略所到之处，浙江的金融业也遭受了空前的掠夺和摧残。
特别是在金融业较为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日军对各地来不及搬迁的银行和钱庄强行劫夺，如杭州中国银行库存的铜圆数百箱及中行湖墅仓库所存的丝绸等抵押物资、湖州中国银行菱湖仓库均被抢劫一空。
伴随着日军的军事侵略，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
在日军侵入杭嘉湖地区时日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即到浙江开拓业务，台湾银行在嘉兴成立了办事处，横滨银行在杭州设立了支行，后来还在宁波、绍兴和金华等地设立了“出张所”（办事处）。
日本这两大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代理日本军用券的发行，拨付日军军晌，为敌伪机关和企业服务。
其所发的军用券根本没有发行准备，也不编号，发行数额不定，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印制和发行，强行上市，强迫人民使用，甚至还通过使军用券升值的办法来加强对人民的掠夺。
军用券的实行打击了沦陷区法币的地位，攫取了民众劳力所得的物产。
为了推行军用券，日伪方面是不遗余力，日伪的“贩卖协议会”通过军用券实施对物资的统制，凡各地在贩卖物品时，如不以军用券购买，禁止交易。
⑥除办理军用券业务外，两大银行一度也在杭州和宁波等地举办个人储蓄业务，吸收一部分商业银行和钱庄的存款准备金和保证金。
随着伪政权的建立，日本侵略者将金融掠夺的途径赋予了日伪政权所办的商业银行。
伪维新政府成立后，1939年5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华兴券”。
1940年的华兴银行在杭州设立了支行，从事存、汇和推广发行等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