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提纲

国务院关于人口红利的报告国务院关于人口红利的报告1. 引言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拥有适宜的人口红利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人口红利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需求的潜力。

人口红利的产生需要结合人口结构、教育水平、就业机会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3. 中国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过去的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而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逐渐增多。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需求。

### 教育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进入了劳动市场。

高教育水平的人群更能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的要求，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就业机会的增加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各地区的就业机会逐渐增加。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为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提高。

4. 人口红利的意义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 加速科技创新人口红利的利用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

高素质的劳动者更能适应创新型经济的需求，为科学技术的突破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结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的红利效应已经逐渐减弱。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人口结构调整、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标题：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一、引言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它不仅揭示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口红利，顾名思义，是指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它通常由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引起。

本文将深入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种红利推动经济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1.人口规模与结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劳动力市场更加充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年龄结构、教育水平等，也会影响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2.人口迁移：人口的迁移也是影响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也带来了新的消费需求，推动了经济发展。

三、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人口红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使人口红利得以持续发挥。

1.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的出现，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空间。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

2.产业升级：随着人口红利的出现，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这使得企业可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3.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的出现和持续发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生产总值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四、如何利用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1.政策引导：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人口向城市流动，优化人口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

2.人才培养：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人口红利的利与弊如何最大化利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红利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力人口相对较多，且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然而，人口红利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如何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变得异常重要。

本文将探讨人口红利的利与弊以及如何最大化利用。

一、人口红利的利与弊人口红利带来的利与弊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人口红利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增加，可以推动产业进一步扩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趋于平衡，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经营环境。

此外，人口红利还能够带动消费市场的发展，增加内需，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

然而，人口红利也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劳动力过剩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部分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

这会增加社会负担，并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其次，劳动力的增加也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降低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此外，人口红利还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恶化，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二、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途径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其中的挑战和问题。

以下是几个可以考虑的途径：1. 教育投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

在利用人口红利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升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

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可以增强劳动力的技能和创造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的发展。

2.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提高人口红利利用效率的关键。

政府应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和改革，建立灵活的用工机制，降低就业和创业的门槛，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流动。

3. 产业升级和创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利用需要依靠产业发展和创新。

政府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同时，通过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2)一、引言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

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

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

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

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

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

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

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在当今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人口增长一直是一个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话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本文将探讨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首先，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力的供给也相应增加。

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庞大的人口数量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进步。

这种劳动力的红利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次，人口增长也带来了市场扩大的效果。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消费需求的扩大，为各个行业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时，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比如印度作为一个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之一，其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国内外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刺激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人口增长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和挑战。

首先，人口过快的增长可能导致资源短缺。

例如，有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对水资源、粮食等生存资源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紧缺状况。

此外，人口过剩还会导致就业压力加大，失业率上升，社会稳定性受到威胁。

除此之外，人口增长还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

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很多国家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

老龄化问题不仅对养老金、医疗保健等社会保障系统造成了压力，还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虽然人口增长可以带来人口红利，但也需要面对一系列的挑战。

在未来，我们需要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加强对人口管理的研究，以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和负面影响的最小化。

同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

综上所述，人口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

将人口红利最大化，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以提高劳动力素质。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口红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人口红利的定义、原因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原因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且人口结构年轻化的阶段。

这一现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人口红利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得到延长，使得人口呈现出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其次，发展中国家婴儿潮带来的一代人正在进入劳动年龄，造成劳动力供给的激增。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1. 劳动力增加：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可以满足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相比之下，老年人口相对较少，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为经济提供更多机会。

2. 提高生产效率：人口红利时期，国家或地区突然迎接了大量劳动力的加入，这使得各种产业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更多的劳动力意味着更多的人才和创新的可能性，进而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3. 消费市场扩大：人口红利期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会带来经济活动的增加，推动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进而带动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的加强。

这使得消费市场扩大，为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技能结构升级：人口红利存在的情况下，人才资源相对丰富，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国家或地区的技能水平。

更高的技能水平意味着更多的高薪就业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的转型。

5. 创业与创新活动增加：人口红利使得创业活动和创新能力得到释放。

劳动力的增加为新的创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激发了创业的激情和决心，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推进。

三、人口红利的挑战虽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但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人口红利期有限，一旦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则可能造成一定的风险。

其次，人口红利需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否则可能出现劳动力过剩或者技能结构不匹配的问题。

人口统计学知识：世界各国人口红利期的延续与转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问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的焦点话题。

各国政府和智库学者们也在不断研究和探讨人口统计学知识，以期有效利用人口资源，推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本文将以“世界各国人口红利期的延续与转移”为题，从历史背景、人口红利期的定义和特征、人口红利期的延续和转移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历史背景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口数量一直是一个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医学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开始进入人口大爆发的时期。

这使得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面临的问题。

随着人口红利期的到来，各国政府逐渐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制定人口政策以期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二、人口红利期的定义和特征人口红利期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为人口结构的差异，而在一个相对长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增速特别快。

这样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改变，也可能来自于外来移民。

人口红利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人口增长率快人口红利期的人口增长率比较高，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内，生育率比较高，而死亡率又比较低，这就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此时，每年新增人口的数量会比老年人和儿童数量多，从而使得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

2、人口年龄结构斜向在人口红利期内，年龄在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员占比较高，这些人员被视作劳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此时，整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呈现倾斜状态，中间部分的人口占比较高。

3、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人口红利时期内国内需求比较强，尤其是劳动力、房屋、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需求增长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快速增长。

4、经济增长提速在这个时期起经济增长率会上升，国内市场需求从大幅度增长，投资带来的生产力普遍提高，然后促进经济更为活跃，各种新企业更易寻求成功。

三、人口红利期的延续和转移1、人口红利期的延续延续人口红利期不合乎常理，因为在红利期内，儿童的数量增多，老年人口的数量也会增加，难以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第11讲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在探讨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消退，都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

人口转变，简单来说，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

在过去，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人们面临着较高的疾病风险和生存压力，导致死亡率较高。

同时，传统的生育观念使得家庭倾向于生育较多的子女，从而出生率也较高。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技术的提升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则促使人们逐渐减少生育，出生率随之下降。

人口红利，则是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经济发展机遇。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而抚养比相对较低时，就会形成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社会中有更多的劳动力能够投入到生产活动中，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相对较低，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凭借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队伍。

然而，人口红利并非是永久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转变会继续进行，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抚养比也随之增加。

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曾经依靠劳动力优势发展的产业可能会面临挑战。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在人口红利期，应当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为产业升级储备人才。

同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促进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

人口红利理论研究新进展∗唐代盛㊀邓力源内容提要: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 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供给和需求这一结构性视角,对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最新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动态模型的研制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关键词:人口红利㊀年龄结构㊀储蓄假说㊀劳动力供给一㊁引言由人口转变所引致的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 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这一命题,对人口红利(D e m o g r a p h i c d i v i d e n d)的研究始于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１９８４年提出的著名命题 黄金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概念最先由D．E．B l o o m&J．G．W i l l i a mＧs o n(１９９８)提出: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 D．E．B l o o m㊁D．C a n n i n g㊁J．S e v i l l a于２００２年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㊁哈罗德－多马模型㊁新古典增长理论㊁新剑桥增长模型㊁结构主义增长模型㊁跨时期增长模型等都不同程度地刻画了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索洛－斯旺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模型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这符合主流经济学由关注外生变量向关注内生变量研究演绎的理论方向,由此也成为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模型.基于这一经典模型,人口红利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单部门模型㊁二元结构模型㊁多部门模型和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增长－趋同模型.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进一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是近年研究的新进展.B l o o m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应㊁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重要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他文献研究也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㊁储蓄与投资㊁资本流动㊁收入分配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F a i r&D o m i n g u e z,１９９１;L i n d h,１９９９;B a t i n i e t a l,２００６).总体而言,现有人口红利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从供给的视角展开,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所带来的 人口红利 (M a s o n&L e e,２００４),这称之为人口红利的 结构效应 ;一条主线从需求的视角展开,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总消费㊁储蓄㊁投资㊁进出口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从而引发 第二人口红利 (L e e&M a s o n,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这称之为人口红利的 行为效应 .二㊁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这种显著性提高了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５１１«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唐代盛,邓力源: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４;电子邮箱:t d s＠s w u f e．e d u．c n.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 对中国人口红利经济价值及红利漏损的研究 (项目批准号:０９C J Y０２４);西南财经大学 ２１１工程 三期重点学科重大项目子项目.影响;二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一)年龄结构变动与劳动力供给㊁市场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总抚养比㊁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体现.L i n d h&M a l m b e r g(１９９９)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负担降低可以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市场上的生产性经济活动之中.B a i l e y(２００６)的研究发现,低生育率往往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联系在一起.C a n n i n g(２００７)认为降低生育率,能够缩小家庭规模㊁减轻少儿抚养负担,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B l o o m&W i lＧl i a m s o n(１９９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 人均劳动时间投入 (l a b o rh o u r s i n p u t p e r p e r s o n,H/ P)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将这种影响细分为三个方面,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E A P/P)㊁劳动年龄人口的参与率增加(L/E A P)和工作时间增加(H/L),且存在H/P＝(L/E A P) (H/L)(E A P/P).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短期内少儿抚养负担下降增加劳动力供给,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固定的反向线性关系(C h o n g－B u m A n&S e u n g －H o o nJ e o n,２００６).在一定时期内,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参与,但长期而言,少儿抚养负担下降意味着未来具备生产性的劳动力人口会减少,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 倒U型 关系.进一步地,一些研究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此阐释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增加所带来的经济效应.B a r r o (１９９５)在利用１００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１９６０ １９８５年的经济增长时,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B a r r o(１９９５)的研究基础上,K e l l e y& S c h m i d t(１９９５)使用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的数据考察了粗出生率㊁粗死亡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 n d e r s s o n(２００１)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化对丹麦㊁挪威㊁瑞典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分析了这些国家１９５０－１９９２年间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a rＧr o(２００２)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健康水平㊁人口出生率㊁收入分配㊁政治体制㊁犯罪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存在密切关系.C h o n g－B u r nA n&S eＧu n g－H o o nJ e o n(２００６)利用２５个O E C D国家４１年(１９６０－２０００)的数据,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经济效应的 倒U型 假说.他们研究发现,人均GD P 增长率与老年赡养负担之间呈现出 倒U型 关系,即起初老年赡养负担的上升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因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趋于下降,同时还发现,人均G D P增长率也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先增加后下降.美国经济学家A．M a s o n和人口学家W a n g F e n 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根据研究发现,人口红利解释了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间中国经济增长１５％这一现象.G o l l e y&T y e r s (２００６)的最新研究证实,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充裕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储蓄流入中国,扩张投资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二)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力资本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F i n l a y(２００５)在扩展C h a k r a b o r t y(２００４)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人力资本通过受教育年限积累,教育投资是一国摆脱贫困陷阱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孩子数量的下降,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教育资源也在增加,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会得到提高,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人们倾向于更晚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生产力将处于更高的水平(I n t e r n aＧt i o n a lL a b o rO f f i c e,１９９６;B l o o m,C a n n i n g&S eＧv i l l a,２００３).B l o o m,C a n n i n g&S e v i l l a(２００４)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㊁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健康㊁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１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４％;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不同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别,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呈 峰形 分布(F a r u q e e,e t a l,２００３).从家庭层面来看,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 数量导向 转向 质量导向 ,促使家庭资产用于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储备人力资本(J o s h i&S c h u l t z,２００７).基于贝６１１克尔人力资本理论,A n d e r s s o n(２００１)提出了 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假说.该假说认为,除生命周期传导机制外,年龄结构还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劳动力年龄阶段达到高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变化.F o u g e r e& M e r e t t e(１９９９)阐释了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D a v i d,L i n d h& M a l m b e r g(２００９)指出,抚养负担加重会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㊁人口红利与储蓄㊁投资以储蓄率体现的 人口红利 ,实质上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及其由此带来的投资有何影响的问题,西方学者已做过较多相关研究.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莫迪利亚尼生命周期储蓄假说(M o d i g l iＧa n i,１９５４)和抚养负担假说.基于微观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生命周期理论(L C H)认为,个人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是其自身年龄的函数.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是净储蓄群体,少儿人口是净 借贷 群体,而老年人口则消耗在劳动年龄阶段积累的财富(A n d o &M o d i g l i a n i,１９６３).C o a l e&H o o v e r(１９５８)的宏观视角的抚养比假说(D e p e n d e n c y H y p o t h e s i s, D H)则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直觉:由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提高所引起的人口迅速增长使少年抚养人口比重膨胀,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会提高消费需求,削弱储蓄能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储蓄机制和投资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L i n d h&M a l mＧb e r g,１９９８),从而产生人口红利.(一)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假设为单调关系,而F u t a g a m i&N a k a j i m a (２００１)在其研究建构中引入生命周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这归因于储蓄率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１． 可变增长率效应 模型.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储蓄率上升㊁消费水平提高等人口红利在近１０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 生命周期效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 抚养负担假说 和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M．F r y&A．M a s o n(１９８２)㊁A．M a s o n(１９８８)构建了抚养负担与国民储蓄率关系的 可变增长率效应 模型(v a r i a b l e r a t eo f g r o w t he f f e c tm o d e l).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可以改变生命周期消费的配置,在子女抚养阶段,家庭消费会增加;而在非子女抚养阶段,储蓄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说,储蓄率依赖于少儿抚养比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乘积,即少儿抚养负担变化的 增长倾斜效应 (g r o w t h－t i l t e f f e c t),以及收入增长变化的水平效应(l e v e l－e f f e c t)两种情形.此后, 可变增长率效应 模型得到证实和运用,一些研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 储蓄率是劳动力负担的减函数 这一结论及生命周期理论的普适性. M a s o n(１９８８)在控制抚养负担与收入增长的交互作用下,利用５０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与储蓄率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C o l l i n s(１９９１)利用１０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美国(L e w i s,１９８３)㊁英国(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０)㊁加拿大(M c L e a n,１９９１)等国家的学者利用本国数据,得出同样类似的结论. T h o r n t o n(２００１)利用协整技术探讨了１９５６－１９９５年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E r l a n d s e n&N y m o e n(２００８)从消费效应的视角进行了反向验证.他们以挪威为对象进行研究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对总消费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效应.储蓄性劳动力人口(５０－６６岁)具有持续的收入,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消费比例低于少儿人口.他们会将大量储蓄用于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因此,消费随年龄结构中的储蓄人口(p r i m e－s a v e r s)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展开研究.K r a a y(２０００)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M o d i g l i a n i&C a o(２００４)通过对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这两个变量的分析,解释了１９５２－２０００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正确.但他们使用的是总量储蓄率和人口结构数据,而没有考虑不同省份的不同情况,其结论并不十分令人信服.H a r b a u g h(２００３)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㊁保险市场不发达㊁流动性约束㊁历史体验㊁转型因素㊁人口因素㊁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㊁生存性消费㊁习惯性坚持㊁相对消费等.W a k a b a y a s h i& M a c K e l l a r(１９９９)的分析结果表明,储蓄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以及少儿人口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但储蓄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负相关性更强.７１１«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总体而言,在F r y&M a s o n提出的 可变增长率效应 模型的支持下, 抚养负担假说 经过改进后已经演变为正式的经济模型,并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在宏观时间序列中跨国储蓄的差异.但该理论仍然存在不足,与生命周期理论一样,该理论分析的是抚养负担与储蓄率的静态均衡关系,而实际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东亚地区,人口转变过程带来的抚养负担动态变化都要求模型能够在非静态均衡方面加以改进,需引入新的变量对传统生命周期模型做出修正以及采用更为合适的实证方法建立模型.２． 变量与增长率效应 模型.H i g g i n s&W i lＧl i a m s o n(１９９６)提出了 变量与增长率效应模型 ,他们的研究显示投资需求与年轻人口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与劳动力供给增加关联),而储蓄供给与成年人口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与退休需求关联).对一个金融开放的经济来说,人口向着年轻年龄结构的偏移会因为抚养负担的加重而导致储蓄下降.当年龄分布向中位偏移时,储蓄供给将会增加.但对一个封闭的经济而言,更年轻的人口分布 引力重心 与储蓄率之间会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因为过高的投资需求只能借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来解决.该模型虽然代表了已有的关于储蓄与人口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的一般特征,但仍然存在几个局限:由于父母被看作没有遗产动机,模型忽略了财富代际转移的人口效应.在该模型中,生育率被认为是外生的,因此模型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抚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投资由社会管理费用㊁住房支出以及商业资本的需求所驱动.这样的模型过度简单,仅强调了投资与劳动力供给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B l o o m&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８)㊁M a s o n (２００１)㊁B i r d s a l l e t a l(２００１)将生育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纳入模型中,认为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将导致该时期的储蓄率大幅度上升.K e l l y&S c h m i d t (１９９６)通过对２０世纪６０至８０年代８９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储蓄率与少儿人口比例㊁老年人口比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负相关,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没有显著关系.D．E．B l o o m&J．G．W i l l i a m s o n (１９９７)通过对１９５４－１９９２年间亚洲国家的人口㊁储蓄㊁投资和经济增长率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人口变动的早期阶段,受高比例的少儿抚养人口和低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限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储蓄率相对较低.在转型进行过程中,受少儿抚养人口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影响,人均收入增长将会得到提升,因为有了更多的工人和储蓄者,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推动了经济发展.早期的非劳动人口负担成为潜在的礼物 一个不相称的大比例的工作年龄成年人口.H u r d(１９９８)㊁B l o o m(２００２)则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验证了人口寿命的增加在事实上能够增加储蓄率,B１o o m认为预期寿命延长能够增加各个年龄段人口的储蓄倾向.D e a t o n&P a x s o n(２０００)通过人口结构的变化解释了台湾近半个世纪储蓄率的变化,发现这个因素仅仅能解释一小部分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储蓄率的变动是由预期寿命的提高造成的.这一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预期寿命这个变量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储蓄率剧烈变动中的重要作用.L e e(２０００)用模拟方法得到,在给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台湾地区人口寿命的延长能够解释储蓄率上升这一现象.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H u r d(１９９８)㊁B l o o m(２００２)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支持.B l o o me t a l(２００７)建立了一个包含预期寿命延长的生命周期模型,并且通过对８２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了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的结论.这说明,预期寿命这一因素是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３．叠代增长模型.与从宏观视角出发验证生命周期理论普适性不一致的是,一些研究则从家庭调查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㊁消费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相关研究如B o sＧw o r t h e t a l(１９９１)㊁P a r e r(１９９９)等,这引发了广泛的探讨.W e i l(１９９４)将原因归结为代际之间的遗赠行为.如果遗赠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那么上述两种视角得出的结论无法一致.M i l e s(１９９９)认为,从家庭调查角度进行研究容易使储蓄率中包含过高的养老资产,从而高估家庭储蓄率.D e a t o n&P a xＧs o n(２０００)从调查技术角度强调,家庭调查数据容易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即使是来源于微观家庭调查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同.L e ee ta l (２０００)认为,之所以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于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预期寿命.预期寿命的上升加强了筹集退休后收入来源的动机,因此与工作年限的延长联系在一起.L i e t a l(２００７)得出与L e e e t a l(２０００)一致的结论.预期寿命的延长影响到每个人的储蓄计划和劳动力市场参与计划.一方面,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未来老年阶段的生活风险,让人们有更多的动力去储蓄;另一方面,当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时,储蓄消耗的速度会超过储蓄积累,因此,在讨论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时,必须将８１１其与预期寿命一起纳入分析.他们构建了叠代增长模型(g r o w t hm o d e lw i t ho v e r l a p p i n gg e n e r a t i o n),以此分析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间２００个国家的数据,证实在引入预期寿命变量的情况下,抚养负担对储蓄㊁投资和经济增长仍具有负向作用.F o u g e r e&M e rＧe t t e(１９９９)运用叠代增长模型分析了加拿大㊁法国㊁意大利㊁日本㊁瑞士㊁英国和美国等７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设,在年轻阶段积累人力资本,在劳动力阶段积累物质资本,在老年阶段退休并且消耗储蓄,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老龄化的长期经济效应非常显著.(二)年龄结构变动的投资效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年龄结构变动与资本流动的探讨成为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T a y l o r&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４)在研究１９世纪后期资本从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老化的欧洲流向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周边地区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资本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 u h r m a n n(２００３)利用１４１个国家１９６０－１９９７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可能影响,其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储蓄和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１． 双缺口 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影响经常项目差额(c u r r e n ta c c o u n t b a l a n c e)变化.C o a l e&H o o v e r(１９５８)提出的 抚养负担假说 认为,高抚养负担导致低储蓄率,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变动以及资本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少儿抚养负担快速下降,家庭抚养性消费支出减少,使得储蓄增加,从而带来经常项目对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T a y l o r&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４)从年龄结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公共和私人储蓄行为,对C o a l e&H o o v e r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高劳动力抚养负担的国家储蓄率比较低,倾向于产生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此基础上,H e rＧb e r t s s o n&Z o e g a(１９９９)进一步建立了 双缺口 模型(t w i n－d e f i c i tm o d e l),以解释劳动力抚养负担通过储蓄作用于经常项目的机制和程度.其研究认为,高抚养负担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或低抚养负担带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原因在于,劳动力会为退休而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消耗过去或未来的储蓄,他们通过实证得出,１０％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会造成４％的经常账户变动,改进后的模型中的储蓄能够解释经常账户３１％的变动.高抚养负担与低经常项目盈余(或高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储蓄是二者之间的重要作用通道(C h i n& P r a s a d,２００３).２．基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传统解释过于强调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而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需求的作用.H i g g i n s&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７)构建了基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由此突破了传统研究.其研究认为,高少儿抚养负担的国家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储蓄会随抚养负担的增加而减少,如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孟加拉国㊁１９７５－１９８９年的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当一个经济体劳动力比重占优势时,储蓄供给大大增加,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导致经常项目走向盈余,如日本㊁韩国.H i g g i n s(１９９８)确认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常项目差额的关系.他分析了抚养负担对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双向作用,认为抚养负担的加重会通过影响二者之差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变化,并且发现抚养负担对经常账户平衡C A B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G D P对其影响的６％.３．扩展模型.H i g g i n s&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６)将 人口世代交叠模型 引入到 可变增长率效应 模型中,得到动态均衡状态下的扩展模型.该扩展模型中,生命周期因素依然是储蓄的重要动机,而投资需求由劳动力的增长需求来驱动.在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之间的缺口可以反映经常项目差额变化或净资本流动.他们的研究得出,高少儿抚养负担更多地抑制储蓄而非投资,从而更容易驱使资本净流入;高老年赡养负担更多地抑制投资而非储蓄,从而更容易驱使资本净流出.H i gＧg i n s&W i l l i a m s o n(１９９７)通过研究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外资依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C o a l e& H o o v e r的抚养负担假说的适用性.他们的研究得出,少儿抚养负担的大幅度下降能够解释亚洲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储蓄率上升,使得亚洲摆脱了外资依赖这一事实.东亚和南亚的外资依赖差别也可以由少儿抚养负担的变化(下降或不变)来解释.随着亚洲少儿抚养负担的继续降低,亚洲国家和地区将逐渐从资本净流入转向资本净流出.H i g g i n s (１９９８)在扩展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 引力中心 (c e n t r eo f g r a v i t y)理论.该理论认为,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是人口年龄结构９１１«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人口红利如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今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口红利”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那么，人口红利究竟是如何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呢？首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一个社会拥有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时，能够为各个产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农业，都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

以制造业为例，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投入到生产线上，实现大规模的生产，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不仅有助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能推动产品出口，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

其次，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也促进了产业的多元化和升级。

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劳动力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不同产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人才支持。

一些新兴产业能够在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下迅速崛起，传统产业也能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实现转型升级。

例如，在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大量的高素质劳动力投身于研发创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同时，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也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

再者，人口红利带来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劳动年龄人口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这就刺激了消费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比如，在住房、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消费需求的增加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

而且，消费的升级也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质量和品质，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人口红利还能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

城市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口，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通信、能源等。

这不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

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内容摘要：人口结构转变将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正在逐渐减弱。

在我国经济的转型关键期，利用好“二次人口红利”的动力、内涵和机制，将对我国经济的转型起到决定性作用。

本文提出，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动力在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在于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和回流科技人力资源；二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在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和产业发展。

通过本文的探索，以期达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红利与获得新源泉的目标。

关键词：二次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动力内涵机制引言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实质是依靠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只是数量型的发展，而没有变成质量型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增长率不断平稳走高，造成这一成效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人口红利以及改革与制度的红利。

这一结果证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其生态以及环境条件更加脆弱，各种资源更加稀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够一直延续。

对于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来说，其本质就是依靠着各种人力资本，并且使其成为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来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下降的趋势，要想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要使“人口红利”转型，将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以使其为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与不懈动力，在“二次人口红利”中，我国应该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两个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一）提高人口数量，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对于“人口红利”来说，其具有“效率”及“要素”两方面的功能。

对于要素这方面来讲，其主要是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为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输入，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实质。

探索思考T人口红利如何充分释放□唐艳昕吴向霞彭赋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一般认为，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的时期，就是“人口红利期”。

改革开放之初，人口红利的释放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计划生育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以后，人口年龄构成出现倒挂，能够作为主要劳动力的青年人因计划生育而数量减少，原来规模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则陆续进入老龄。

人口增长的放缓和青壮劳动力的减少，直接导致2018年以来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抢人大战”。

猎聘网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人才大数据报告显示，杭州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13.6%，位列全国15个重点城市榜首，“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仅深圳跻身前十，排在第四位。

从上海中高端人才外流的前十城市分布来看，流向杭州的中高端人才仅次于北京，为6.79%。

尽管杭州在“抢人大战”中的成效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人口红利下降趋势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客观存在。

一个城市的人均GDP由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三个指标共同决定。

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平均从业人数。

根据测算，2017年杭州市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49万元/人，较2013年增长44.1%，近五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0.9%左右。

杭州“十三五”规划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到2020年达到23万元/人，可以推算出“十三五”后三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将稳定在10%左右。

实际上，只要产业结构、组织制度、技术革命等不发生重大变化，全员劳动生产率会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人口素质提升会带来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结果，杭州劳动参与率指标（平均从业人数/适龄劳动人口）常年稳定在95%左右。

决定杭州人均经济总量的最大可变因素是人口红利（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也就是说未来杭州新增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越高，杭州人均GDP增长就越快。

人口红利及其判断标准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普遍聚焦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视角和层次的差异，不同学者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亦存在明显的区别。

1.人口红利的内涵关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Thomas RobertMalthus.在其著名论著《人口原理》中，他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人口爆炸式增长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美国学者David E. Bloom、Jeffrey G.Williamson（1998）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首次提出了“demographic gift”即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概念，明确指出人口红利就是人口转变时期较高比重的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以东亚经济人均GDP 增长率为切入点，对人口红利相关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 David E.Bloom、DavidCanning、Jaypee Sevilla（2002）等人进一步认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Andrew Mason、RonaldLee. Reform（2004）等学者对人口红利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他们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致使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人口红利”是指理性主体的行为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预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进而调整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

中国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红利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它指的是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利用国家的繁荣带来的从15岁（正在投入劳动力的劳动力），逐渐消失的部分老年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出生率降低所减少的儿童出生率，为社会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和新力量。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部分原因也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

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产生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这使得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中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力量，这同样也是中国经济长期低息的原因。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劳动力廉价化，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够大规模地开发中国。

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使中国的制造业存在巨大的竞争优势，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力量，资本回报率持续趋向低廉，这有助于促进各行业投资及资本增长，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总的来说，中国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使得中国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把握住人口红利的机遇，努力实施和促进更有序的社会经济发展，这将有助于中国继续保持其动力，实现持续增长，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一国的GDP大幅增长，反映出该国经济发展蓬勃，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中央银行将有可能提高利率，紧缩货币供应，国家经济表现良好及利率的上升会增加该国货币的吸引力。

反过来说，如果一国的GDP出现负增长，显示该国经济处于衰退状态，消费能力减低。

这时，该国中央银行将可能减息以刺激经济再度增长，利率下降加上经济表现不振，该国货币的吸引力也就随之降低了。

因此，一般来说，高经济增长率会推动本国货币汇率的上涨，而低经济增长率则会造成该国货币汇率下跌。

中等收入陷阱: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

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