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人口红利问题文献综述作者：吴雄周彭秀丽来源：《商业时代》2011年第24期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
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
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
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
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
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
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
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
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素质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构调整和社会进步。
本文将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相互作用的方式。
一、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人口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不足，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增长速度受到限制。
相反，当人口数量适度增加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产能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然而，人口数量过多也可能导致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结构指的是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人群的构成比例。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年龄结构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在人口结构年轻化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
而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
其次，人口结构的男女比例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导致部分男性无法结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此外，不同职业人群的比例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三、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素质包括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技能水平等方面。
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健康状况的改善可以降低劳动力的生病率和死亡率，提高工作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此外，良好的人口素质还有助于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创新能力，从而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四、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方式人口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关系。
经济发展为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从而提高了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
同时，人口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也为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摘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一直以来备受各界人士的关注，解决与协调为国人口发展成为了我国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关系，控制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着两重矛盾的相互作用，它能促进经济也能抑制经济发展，不同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
从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建国初期，由于历史原因，自然灾害和我国的自然资源总量丰富的原因，我国提出来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因为我国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就业和生活压力，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消费和生产力。
经过几十年的人口过快增长，我国的人口基数变大，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1.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不足。
降低使得农业资源负担过重，工业资源供给不足，削弱了人均产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口激增需要更过的粮食，消费品和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国内生产量的制约，我国需要很大量的进口，减少了国家生产性投资，耗费了大量的外汇，阻碍了经济发展。
3.人口激增造成了就业的压力，竞争的加剧，当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时，经济发展的就业机会满足不了所有的劳动力，劳动的供给远大于需求，不但抑制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会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我国人口到20世纪末已超过13亿，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到2000万，国家需要负担巨大的社会成本，又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出现了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民工荒”，“民工潮”。
2、严重制约了经济腾飞影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及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也影响了广大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
四是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
人口统计学知识：世界各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各个国家之间的人口分布格局也日渐显现。
而这种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世界各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的基础和动力。
而人口的分布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它直接决定了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竞争力。
广义上讲，人口的增长和迁移会对经济区域的规模、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软硬件资源、文化发展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人口分布的区域性特征通常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例如，人口多集中在城市，容易引发城市化进程，吸引资源、资本和人才的集聚，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则可能导致一些地区的经济相对滞后。
而具体到国家之间，人口分布的区域性差异则极大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差异。
二、世界各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1.亚洲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洲，在亚洲内部，人口分布的状况非常不平衡。
中国、印度两个国家拥有超过十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两国人口加起来，就占了全球人口5分之3。
而此外，尽管印度以下的许多亚洲国家人口相对规模较小，但却也构成了各自的人口集聚区域，如印尼和菲律宾的巨大城市群、日本和韩国的高密度城市等。
对于亚洲的经济体系而言，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显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发展从农村转型到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路径，驱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经济格局。
亚洲其他国家因而能够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来推进自己的经济建设。
2.欧洲欧洲是一个历史久远、经济发达的洲，也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地区。
欧洲的经济体系自20世纪以来就非常发达，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欧洲的经济体系应该说已经成熟，以进口和出口为主要形式，难怪欧盟成立之初就是贸易组织。
中国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14亿，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
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红利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对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人口红利的地区差异性与经济增长，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对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二、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不同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
具体研究目的如下：1. 了解中国人口红利的概念、特点、表现方式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 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口红利表现及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差异；3. 探讨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分析其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4.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促进中国人口红利的合理利用，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内容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 人口红利的概念、特点、表现方式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 分析中国不同地区人口红利的表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比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红利的表现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 分析中国不同地区人口红利表现的原因，例如地理、自然、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对人口红利的影响；4.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有关政策、战略和措施，以加快世界各地区人口红利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四、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而言，将通过收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以了解中国不同地区人口红利的表现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同时，将采取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对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红利表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五、论文结构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人口红利的理论与实践详细介绍人口红利的概念、特点、形式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2009年第2期(总第173期)人口与经济POPULATION&ECONOMICSNo.2,2009(Tot.No.173)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钟水映,李 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通过劳动力要素供给、增加储蓄、带动公共投资等方面,说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从高效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化劳动力配置制度,以及加大劳动力质量投资等方面说明如何最大化吸收人口红利。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9)02-0055-05
收稿日期:2008-07-21
作者简介:钟水映(1966-),湖北新洲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
StudyontheRelationbetweenPopulationDividendandEconomicGrowthZHONGShui2ying,LIKui(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Demographicdividendpromoteseconomicgrowththroughthelaborsupplyandparticipation,savingsincreasing,aswellaspublicinvestmentstimulating.Inordertomaximizetheuseofdemographicdividend,itisofgreatneedtoabsorbthelaborforce,optimizethelaborallocationsystemandstrengthentheinvestmentoflaborquality.Keywords:demographicdividend;demographictransition;agingstructure;economicgrowth
长期以来,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上面,忽略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而进一步探讨人口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或人口视窗却是近些年人口研究的新进展。人口红利一词出现之前,学界以及社会各界谈论更多的是人口转变(Demographictransition),尤其是逐渐深入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由于死亡率,出生率下降在时间上的先后和速度上的快慢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将经历高少儿扶养比,高劳动力人口比,高老年人扶养比三个阶段[1]。目前,中国仍处于劳动力比重比较高的人口红利视窗期。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人口比重大,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人赡养负担相对较轻,人口年龄结构生产性较强,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于学军、马瀛通等人指出,人口红利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2～3]。一、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11人口红利内涵。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安德鲁・梅森最先在其论文中使用人口红利一词[4]。此后,布鲁姆与威廉森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
・55・©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5]。国内较早认识到人口红利的有蔡 、王德文、于学军、陈友华等人。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也众说纷纭。总结起来有“结构论”、“期限论”、“因素论”等三种看法。“结构论”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期限论”将能够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提升以及就业机会增加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视为“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因素论”认为,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为人口红利。尽管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红利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21人口红利视窗期。学界在中国存在人口红利且正处于人口视窗期的看法一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经历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老龄化程度尚不严重,人口结构的生产性特征明显。但在人口红利的起止时间及人口红利何时消失的看法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于学军、陈友华、马瀛通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40年。其中,2010年是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一年。2010年以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并转而开始上升。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会重返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此时人口视窗关闭[6～8]。第二种判断,蔡 、王德文等认为,1982～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但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作用开始降低。2013～2015年前后到达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9～10]。31人口红利度量。目前在人口红利外延的认识及测量上也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总抚养比下降,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比例的增加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第一人口红利”),更为重要的是随之产生的社会储蓄、投资、消费、人力资本增加等“第二人口红利”[11]。田雪原指出,人口抚养负担(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红利的重要尺度[12]。但在具体的度量上,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为判断依据,将三类抚养比分别低于30%、23%、53%(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时的水平确定为人口红利,并据此进一步细分为人口暴利、人口高利、人口红利和人口微利四种类型[13]。王丰认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未必都参与生产,被抚养的人口未必不参与劳动,而且被抚养的少儿和老人的消费需求不同,所以单纯利用分年龄组人口计算抚养比是不合理的,进而提出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14]。陈涛等不仅提出不同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提出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口”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构建“社会抚养比”指标来衡量人口红利[15]。二、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的争论热点,至今仍无定论。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爆炸》、朱利安・西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等都对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仅仅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的角度(总量或增量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够的。从人口结构(结构视角)进行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可能会得到新颖的结果。正如戴维・坎宁(David
Canning)等指出的那样,过去的研究都只关心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的变量。蔡 同样认为,人口结构非常重要,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于是学界开始探寻・65・©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红利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或者说,连接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变量是什么。11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这种显著性提高了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有利于经济增长。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方法分析后均得出,人口红利显著性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只是因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有所差异。布鲁姆等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对时序数据分析得出,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年均611%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25%～33%[16]。蔡 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方法得出,东亚奇迹中约1Π4为人口结构因素[17]。一些研究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人口因素贡献,王丰、梅森认为15%可归功于人口贡献[18],蔡 等认为23171%是人口红利作用[19]。尽管分析方法不同所带来的结论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红利是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王德文认为,由于劳动分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将减弱分工效应。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20]。二是劳动力参与。汪小勤等认为,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这种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21]。三是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力质量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卢卡斯(RobertLucas)、加里・S.贝克尔(Becker)等都曾指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实际上,以上三个因素在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力参与,进而深化劳动力分工和提高劳动力效率。21人口红利与储蓄。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储蓄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呈现倒“U”型趋势,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的储蓄能力最大。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改进后的宏观生命周期假说认为
,
在人口结构由较大比例的少儿、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重,生产性低,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22]。高路易(LouisKuijs)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23]。李克平对储蓄作了进一步分解,认为中国高储蓄率的核心原因是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家庭储蓄率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而老年少儿抚养负担较轻①。国外实证研究也对此进行了验证,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两者的总和抚养比都与储蓄率负相关。列夫(Leff)运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对1964年74个国家进行截面估计,发现无论是27个发达国家还是47个欠发达国家,抚养比对储蓄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24]。洛埃扎等(Loayza)运用面板分析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