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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失灵的表现及根源研究作者：张丹来源：《商情》2013年第38期【摘要】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所有的经济职能，离开了政府的市场将无法正常运转，这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正当性，而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成为导致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政府失灵表现根源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一、政府失灵主要表现方面（1）没有代表性的政府。
有时政府提供的政策方案确实有利于多数选民利益，但是许多情况下多是未必战胜少数。
很多投票者限于信息成本不会认真地参与投票，这时公共选择过程极可能会被少数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从而成为谋取小集团私利的手段。
他们通过操纵投票程序、互投赞同票、收买宣判来控制投票结果。
政治家需要金钱来赞助选举，许多法律和政策往往体现的是利益集团而非多数选民的利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那些能给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而从多数人那里索取很少平均费用的方案得以通过。
（2）政府目光短浅和行为短期化。
民选政府的政治家们每隔几年就要面临选举，连选连任几乎是他们所有人的目的。
选举压力会导致政治决策上的目光短浅和短期行为。
他们的政策明显受选举周期和任期的影响，制定一些长远看弊大于利的政策，其具体表现就是每一届政策在选举前的大量开销。
这种行为未必一定导致过大或过小的政策，但它却一定会导致政策方案中赞同消费的偏向，那些促进行政在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的方案将获得拥护，而长期投资在临近政策选举的阶段会经历许多坎坷。
（3）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
如果政府干预的政策措施变化得太频繁，行业的经济效率就会蒙受损失，因为企业难以规划生产经营活动。
政府政策的频繁变化的直接危害主要体现在低效率，导致政府活动效率低下的原因很多，一是缺乏竞争机制，二是缺乏利润动机，三是监督机制存在缺陷。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一种垄断性行为，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官僚机构可能过分投资，生产出多于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通过政府失灵表现的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和政府行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情绪：民主制度中的公共选择总是近视的、受金钱支配的和不符合社会利益的，民主政体的集体选择不是总由最优或最优效率结果的那支看不见的手决定。
政府失灵的表现及解决对策内容提要：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实践证明，市场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出现失灵，同样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的干预也会出现失灵。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失灵，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对策一、政府失灵的涵义所谓政府失灵，是指国家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当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不恰当的人，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超过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
一般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其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负效应。
二、政府失灵的表现（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即公共决策失误，是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者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
首先，政府制定所谓的公共政策并不一定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也并非完全理性、完全符合公共利益。
如政府有关部门为维护本部门利益而出台的非公益性政策、地方保护主义等。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借社会公共利益之名行政府机构私利之实，从而导致政府失灵。
其次，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过程，而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
谓政策执行，就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为，将政策观念形态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
”从定义中不难看出，政策执行是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最直接、最重要、最经常的行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共政策问题能否解决、方案能否实现以及解决和实现的程度和范围。
因此，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
政策执行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使得政策执行出现偏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一、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现象：１、政策敷衍。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执行中只做表面应付,并未采取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在组织、人员、资金等方面没有真正到位。
只制订象征性的执行措施,或执行起来虎头蛇尾、前紧后松、敷衍塞责,使严肃的政令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一纸空文。
２、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
３、政策损缺。
“断章取义”。
公共政策执行部门对上级或中央的政策选择性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使一个完整的政策在执行中没有完全贯彻落实,使政策内容残缺不全,从而政策的整体功能得不到发挥。
４、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
５、政策抵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实际上是钻政策的空子。
公共政策执行者有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上级或中央政策,这是执行者主观上、行动上反对政策的一种表现,损害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分析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因而政策实施中的失控原因也较复杂。
在假定政策规定正确的条件下,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利益关系上政策调控对象对利益分配的不满和抵制,在体制上主要是政策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在客观情势上主要是执行者素质缺。
人类决策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人类是决策的主体，每天都会面临众多的决策，无论是小到选择早餐还是大到职业规划，决策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所做出的决策并非总是理性的，这是因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
本文将对人类决策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首先，人类存在的感情因素是导致决策非理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的感情常常会干扰我们的决策过程，使我们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而不是冷静地进行判断和选择。
例如，在购物时，我们可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买一些并不需要的东西，或者在投资时过于冒险，只因为我们对某项投资产生了好感。
这些情绪的干扰使我们无法客观地评估信息和权衡各种选择，导致非理性的决策结果。
其次，认知偏差也是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之一。
人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倾向于出现某些错误的认知偏差，这可能会导致决策的偏差。
例如，过度自信效应是一种常见的认知偏差，使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决策过于自信，从而使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风险和结果。
此外，锚定效应使人们对某个特定信息过分依赖，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信息。
这些认知偏差的存在使我们在决策时往往做出没有充分思考和权衡的选择，因而非理性的决策常常发生。
再者，社会因素也对人类决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社会认同和群体行为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会模仿他人的决策，而不是自己去评估情况并做出最佳选择。
以羊群效应为例，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往往会跟随大多数人的投资行为，无视个人的判断，这导致了市场的人气效应，使一些投资市场产生了过热的状况。
社会因素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决策过程往往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非理性的选择也因此频繁发生。
最后，个人行为特征也会对决策产生非理性影响。
人们的行为常常受到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影响，这可能会使得我们在决策时存在偏好和倾向。
例如，损失厌恶是一种常见的个人行为特征，使人们更关注潜在损失而忽视潜在收益，导致非理性的决策结果。
我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非理性行为探讨长期以来，我国都是执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的正式制度是从发达国家直接移植而来的，其在我国生根发芽的时间并不算长。
我国股票市场正是在这种计划与市场相互碰撞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我国股票市场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经济意识的束缚。
而社会意识作为一种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则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因此，计划经济意识下的政府行为观念对我国股市势必具有长期影响。
我国股票市场是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而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存在高度相关性，当计划经济意识先入为主地进入政府的行为观念中时，必将影响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政策。
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和管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股票市场上各利益集团对政府行为产生惯性依赖，政府难以顺利实现其在股票市场的多重身份的转变；另一方面政府在管制股票市场过程中制造的大量的租金使得其没有动力去纠正自身在股票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形成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惯性依赖。
在我国，由于股票市场建立的目的之一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为国有企业脱困募集资金，而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业绩较差，很难期望在短期内得到很大改善。
国有企业上市后，政府为保护国有资产安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牢牢掌握着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因而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并未真正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掺杂了太多的政府管制和干预，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其实很难真正有所作为。
长此以往，各利益团体对政府行为产生惯性依赖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就政府行为对股票市场产生的两方面的结果来看，政府的首先介入造成了我国股票市场最大的内生性制度缺陷。
而且，由于股票市场中政府制造的大量租金也使其无力扭转自己的监管身份。
综合主观上和客观上两方面的因素，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应该为我国股票市场发育不良负主要责任。
因而，转变政府职能，动态地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应当是我国股市走上良性循环的改革重点。
政府失灵的成因及对策分析路欣2０648７8 [摘要］政府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通过分析和研究转轨时期政府失灵的原因,提出矫正政府失灵的措施,目的在于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体制转轨中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关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范围、方式和力度等。
研究政府失灵不是要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为了矫正和防范政府失灵，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政府失灵现象及其原因并且提出了防范政府失灵的一些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政府失灵市场职能为了缓解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活动时必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灵或失效，政府职能的方向、性质、内容等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而更新。
政府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必须承担更重要的职能，也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
“政府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关现象,防范和化解“政府失灵”现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法制尚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也不完善，例如曾出现的“苏丹红事件”、“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大量不卫生的、有毒的食品充斥市场,对人民的健康构成威胁；房地产开发中的投机行为泛滥,导致房价过高,普通居民难以接受；“山西的黑煤窑事件”严重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上述种种现象要求政府实施干预，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有效的政府干预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本文试就“政府失灵”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作一些探讨。
一、政府失灵的含义“政府失灵”,又称“政府失效”,一般是指用政府活动的最终结果判断的政府活动过程的低效性和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缺陷、失误等的可能与现实所带来的代价。
换句话说,它是指政府干预达不到弥补“市场失灵”的预期目标,或是虽能达到了目标，但其代价超过“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缺陷。
对此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指出:“应当认识到,既存在着市场失灵,也存在着政府失灵。
政府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1)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引擎推动作用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和力量无法替代的，政府在对经济的参与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绝大多数是理性的（即满足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点，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是极好的证明。
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也比较突出，成为体制改革中一个深层次的、棘手的、又必须消除的问题。
本文提出政府非理性行为这一问题，并不是消极的，而正是欲通过分析其表现、原因、研究消除它的对策，为政府行为得以规范、有秩序地实施和政府理性目标的实现提供引玉之砖。
一、政府非理性行为的表现本文所说的“非理性”，特指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公正、不合理，包括违背法律、违背规律、违背行政道德，总之违背人民真实利益的行为。
当前，主要表现为以下4种： 1.政府赢利行为。
非赢利性，是政府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
政府代表公共权力，因而政府行为必须以非赢利性为依据，而不能有独立的利益取向，否则就扭曲了政府形象。
然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却从事着许多工业、贸易、商业、甚至豪华宾馆等服务业，直接扶植自己的小金库。
这固然增加了政府部门收入，但却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并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赢得一己之利，使得哪怕最权威最合法合理最无可挑剔的管理内容、形式、方法、手段都走调变形。
如监督检查、合理收费、依法罚款、适度集资，本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管理社会的途径，但现在某些部门却把它们变作求利的手段。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把其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与经济利益结缘，弹出一支支服务变奏曲，在服务的前奏下收取高额费用。
2.行政权力性市场垄断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环卫和交通部门能够强迫机动车和驾驶员购买其所提供的各种物品和劳务，各类政府机构的官办公司可以凭藉行政隶属关系拥有各自的营销领地，甚至党政理论宣传部门也可以通过某些精神产品的指令性发行而大赚其钱，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商品买卖关系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性。
供给者（都有堂而皇之的身份）依靠行政权力不仅能够控制商品价格，而且可以左右需求行为，权力影响越大，超额利润就越高。
这种行政权力性市场垄断行为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府行为，其本质是权钱交易，是对市场的非理性干预和分割。
其经济效应是负面的：它把需求→价格→供给→资源配置这一正常的市场机制扭曲为权力→价格→供给→资源配置，由此造成经济的低效率；造成大量的商品无效供给和严重的实际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经济福利的更大损失和大量资源的非生产性流失；诱发政府工作人员腐败堕落甚至违法犯罪，产生社会政治成本。
可见，行政权力性市场垄断行为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政府非理性行为。
3.决策上的随意或冲动。
政策是最大的政府行为，所以制定政策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有序的动态过程。
因为政府要对全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它天然地应该从客观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能有短视行为。
任何不顾客观实际、闭门造车、夹杂个人偏好和情绪的政策，都可能殃及社会和公众。
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却有不少地方政府机构的不少决策表现出冲动和随意甚至有的任意妄为。
比如对经济的诸多决策，不是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制定的，而是凭主观意志、凭狭隘经验、凭一时的热情和自负、凭人云亦云的一窗风来制定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计。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只是把决策与其政绩挂勾，为了追求和显示政绩，要么不顾本地实际，别人干什么自己干什么，形成这个“热”那个“热”、形式主义等弊端；要么只讲高速度，只抓投入，只要在向上级申报政绩时有话可说即行；甚至以邻为壑，以短损长，逞一时之能，遗历史之害，以本届之功，留后届之患。
尤为严重的是把一些役民之举冠以人民事业而动辄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悖逆民意，不恤民生。
4.裁判踢球行为。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卷入经济活动，否则就如运动场上某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一样，无法以公正人的角色来协调各种矛盾。
但是迄今为止，政府还没有完全退出微观经济领域。
有些地方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地方政府亲自插手，把银行税务部门请来强行为企业提供贷款和减免税金，或发动企业搞“扶贫”，把好的企业和差的企业合并搞“拉郎配”，搞平均主义……所有这些情况，依然是裁判踢球行为，不仅有悖于《企业法》和《条例》，而且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二、政府非理性行为的原因分析上述政府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主要基于3方面的原因： 1.经济原因：政府产生独立的利益取向本文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政府部门及官员的行为动机和方式，因为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前提。
这一假设是指：人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当一个在社会活动中面临若干个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本能地选择能够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由于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各类决策是由人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是由人去执行的，而人们在需要作出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时，对各种可能的选择机会的反映，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一般说来，总是趋利避害或趋大利而避小利。
因此，即使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假设的特征，其行为实际是受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支配的。
这种关于人的政治行为的分析旨在说明：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如果在制度上没有一种之行有效的约束机制，那么当大权在握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身自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受损害的总是公众利益。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便是非理性行为。
所以，作为权力载体的政府部门如果产生或追逐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是非理性的。
以权力为筹码求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非理性的。
在改革已进行了十几年的今天，中国的制度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级政府机构向经济行为动机和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本地区、本部门利益代言人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中央意图的执行者，不仅仅是为人民谋利益。
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产生独立的利益取向，使行政权力功利化。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自从信仰时代以来最大的危险。
遵奉国教的呼声今天比以往更迫切，忠诚受到更严厉的考验；怀疑论者，自由派，爱好个人生活和我行我素的人，如果他们不认同与一个组织，他们就会受到恐吓，或嘲笑，受到迫害，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中所有好斗的政党的诅咒或鄙视。
虽然在传统上不喜欢走极端的社会 - 如英国，丹麦，或瑞典 - 中还不那么尖锐，但这点区别对总的模式来说不算什么。
在当今社会，个人的愚昧和邪恶很容易得到宽恕，而不能认同一个公认的政党，一种政治立场，取得一个被承认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思想的身份则是不饶恕的。
在群雄争霸的过去，一个人如果受不了一个国度的压迫，他可以逃到这个国家的敌国去 - 一个对立的教会，或是持不同政见的封建领地。
不同全文之间的冲突还能留下一个窄窄的缓冲地，永远不会是完全不存在的无人区。
在这个缓冲地带，私人的生活还能勉强保持，因为，双方都害怕对方变得过于强大。
今天，家长式统治的国家的最美好的愿望，消除穷困，疾病和不平等的真诚渴望，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被忽略的角落，那些地方可能正需要它的公正和恩惠 - 国家的恩泽成功地施及到每一处 - 正是这些仁慈的举措，使得个人可能犯大错的空间变窄了。
国家为了他自身的利益（真正的利益），或他的理智健全，他的健康，他的安全，使他免于匮乏和恐惧而消减了他的自由。
他的选择的范围被缩小了，但不是以相反的原则的名义 - 如在中世纪或民族主义崛起的时期 - 而是为了消除各对立原则在相互冲突中极易产生的思想压力和危险，从而建立一种较为简单的，更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虔诚地信奉一种有效的，不为道德的冲突所困扰的秩序。
这样做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技术进步与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组织力量之间的不和谐，都要我们实行社会控制，防止社会混乱和贫困，混乱和贫困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并不亚于盲目的顺从。
要我们放弃我们的社会进步，重新回到过去的不公正，不平等和绝望的苦难之中，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连想一想也是不可能的。
技术的进步使得计划成为一种理性的，必要的活动，为了确保某一特定计划社会的成功，自然就使得计划者寻求避免一切危及其计划的危险，这种危险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自给自足’和’一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保守派，新经济政策，孤立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帝国主义者都会这么做。
这也造成了认为了障碍，极大地限制了计划者自身的资源。
在极端的情形下，这种政策导致对不满意的人的镇压和持续的严厉惩罚措施，直到最后它耗尽了时间和人们的独创性，他们原先就认为这种政策只是一种没有效率的手段。
不久，这项政策自身成为一件令人讨厌的东西，因为为了实现它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继续生存是为了镇压，镇压是为了继续生存。
其结果是，补救的方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于是，就采取那些正统教会的模式，依靠个人的简单的清教徒的信仰，而他们全然不知道或是全然忘记了什么叫做生命之水，自由的自我表达是什么，个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无限的多样化以及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怎么回事。
他们既无法接受这些更不会屈服。
这种两难境地在逻辑上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既不能牺牲自由也不能牺牲为了自身的防卫或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所必须的组织机构。
其出路一定就在某种逻辑上紊乱而又灵活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妥协。
情况各有不同，正如康德所说，凡是出自曲折的人性丛林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笔直的。
时代所呼唤的不是更多的信仰（如我们经常被告知的），或是更强硬的领导，或是更科学的组织。
相反，时代所呼吁的却是更少的对救世主的热情，更加启蒙的怀疑态度，对个性更多的宽容，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达到的目的而更经常地采取特别手段，有更多的空间使得趣味与大多数人大相径庭（对与不对并没有关系）的个人和少数得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我们所要求的是少一点机械的，狂热的遵从普遍的原则，不管它们有多理性或多多正义，更多一点小心谨慎，而不是贸然接受那些常规的，科学检验过的，普遍的，但对个人而言却是没有经过检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邪恶的特里昂所说的’决不要太热情’（surtout pas trop de zèle）要比贤德的罗伯斯皮尔所要求的一致和在对人们的社会被计划和技术严厉控制的时代加上一个有益健康的闸更人道。
我们必须服从权威但不是因为它是一贯正确的，而仅仅是因为严厉的和公开的功利主义的理由，是一个必要的权宜办法。
既然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能够保证不出错，没有一个安排是终极的。
因此，一个松散的组织，和最低限度的对缺乏效率的宽容，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对无益的空谈，无益的好奇心，无目的的各种擅自追求 - 如’显然的浪费’ - 也许会允许更多自然的，个人的多样化（对此，个人必须在最终负起全部责任），总是要比那些最纯净，最精致地强加的模式要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