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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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2014年3月30日,马戎、杨圣敏、张健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三期,以“关于当前民族问题的讨论”为主题,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症结,以及未来出路。
现有民族政策是否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改进的方向在哪里?如何做到政策与现实协调发展?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以《关于当前民族政策的反思》为主题发表演讲。
马戎称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在新疆、西藏等地区逐步恶化,而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民族理论、制度、政策方面学习的榜样苏联已经以民族为单元解体,因此中国应该从根子上对建国以来所推行和宣传的民族理论、长期实施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
马戎在凤凰大学问沙龙演讲指出,如果不断地强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现在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都会被说成是“民族问题”。
马戎说,中国现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过于强调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身份认同,使得13亿国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强烈最明确的身份共同体就是自己属于哪个“民族”,一个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就把个人在现有政策体系中的所有位置和权益都确定下来了,“既然有这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人们也就会从民族关系的视角来解读身边所发生的满意或不满意的事情,而且还会把个体的诉求变成民族的整体诉求”。
马戎建议,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公民权的视野下来处理少数民族关心的所有民生问题和文化问题。
大家最重要的身份是中华民族成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应该享受到完全平等的待遇,如果在一些领域需要国家的帮助,他们也会以公民的身份得到帮助。
同时,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科技经济发达,很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权益和各项合理需求,因此,要想使各少数民族真正认同中华民族、真正实现56个民族这个层面的“去政治化”,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坚决反对和克服大汉族主义。
以下为演讲全文:马戎:非常高兴今天下午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
对于近年来中国国内民族问题不断恶化的发展态势,我就不用多说了。
经过几千年各地区之间各类形式的人口迁移,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
有的国家从历史上延续下来就是多族群结构的政治实体,在跨国境的移民过程中,从境外迁来的少数族群中也有一些成员得到了迁入国政府的公民身份。
在有些国家(如西欧国家),迁来的外籍人已经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甚至生育了下一代,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迁入国的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在居住国当地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甚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有以上这些状况的社会都应被视为多族群社会。
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多种族、多族群政治实体中,它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政治实体内部(联邦、国家)不同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之间的各种结构差异(教育、行业、职业、收入等)和文化差异(语言、宗教、习俗等)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认识族群的存在与演变(观念和理论),以及政府今后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战略和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昌盛。
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个国家将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财力、人力、物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开支以及民众的税收负担。
如果族群矛盾恶化为公开的政治冲突和分裂运动,那将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并有可能导致内战及引发外敌入侵,国家就会急剧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动乱和战火中本国的经济基础和各项设施都将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将饱尝政治分裂和经济衰败所带来的苦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所有族群最终都是“输家”。
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2015-05-03 回答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民族政策是: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二、民族区域自治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相应的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由当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一)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权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二)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和表现形式;(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除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自治权;(四)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充分考虑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支持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五)任何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都必须坚定地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下)——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下)郝时远2012-2-16 10:17:14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2月10日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提倡移植美国的“熔炉模式”、民族政策的“去政治化”乃至“改制建省”等主张的背后,不正是这种一国之内主体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吗?只有各民族真正的平等,才能实现广泛的交流、才能保持和睦的交往、才能成就自觉的交融,这是通则和公理。
民族地区的各民族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苏联时期的中亚五国,在联盟中央的扶持下的确取得了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但是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达到全苏的平均水平,更赶不上俄罗斯族聚居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苏联解体之前,全苏联的人均GDP达到8210美元,同期中亚五国则为哈萨克斯坦1850美元、土库曼斯坦1240美元、乌兹别克斯坦1148美元、吉尔吉斯斯坦1119美元、塔吉克斯坦984美元。
如果说这样的发展就是占了俄罗斯族的便宜,就是“获得利益最多”并以此为参照系来比较中国的民族地区且得出“最大受益者”的结论,试图制造中国“汉族大奶牛”不平衡心理的大民族主义动员,以此来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张目,是制造民族隔阂还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的发展,难道没有包括960万俄罗斯族的发展?他们不是联盟中央扶持中亚五国发展政策的受益者?至于说“二等公民”的确存在,不过那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独立后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经历了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重建过程,其中以“语言法”绑架公民权(选举权等权利)是普遍的现象。
在那种状态下,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而言的2500万“境外俄罗斯人”的确陷入了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困境,至今在一些前苏联国家的俄罗斯人中仍存在无国籍的“非公民”现象。
“我们不要再给他们当奶牛”之说,是苏联解体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客进行社会民族情绪煽动的口号,也是促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从“代表苏联”转向谋求“国家主权”的重要动因之一,而正如纳扎尔巴耶夫所言,“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权,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性”,由此也形成对高比例支持保留苏联的中亚五国最终选择独立的族际关系(在苏联是国际关系)排拒力。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理念转变、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作者:傅建平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20期摘要:文章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理念转变、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为主要内容进行阐述,结合当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理念转变-限度和超越、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现实困境-问题与根源和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路径选择-摆脱与重构为主要依据,从民族事务该管理还是治理、民族事务治理存在工具性还是价值性、民族事务依法行政是政府本位还是社会本位、治理困局导致的民族法制体系、形成成本攀升导致民族工作边际效应、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冲突、调整民族立法思路、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提升民族群众法治意识这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其目的在于加强民族事务治理的价值,旨意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关键词: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理念转变;现实困境;路径选择改革开放后期,社会变迁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益结构上的变动,基层利益比较矛盾,为民族问题制定了交织,并且利益表达机制严重不足和缺位使得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受到威胁。
进而使得民族之间出现看危机和问题提。
所以要针对各种事件等对民族治理进行改进,人们需要及时转变法治思维,将其作为我国民族治理的新常态。
理念转变不是一天形成的,梳理我国民族事物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转变思路,提出更好的额意见推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进展。
一、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理念转变-限度和超越(一)民族事务该管理还是治理公共事务是文明的最终产物,因为国家出现而变化的公共管理,基于公共事务管理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各界上都会政府上存在的民族事务管理主体进行分析,将管理民族社会公共事务作为主要内容进行。
基于全能政府基础上对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事件进行分析。
不过,因为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断改变,对待一些特殊事务政府往往无法掌握好度,因此政府失灵现象经常出现。
政府全面管理民族事务逐渐出现了更大的弊端和不足,无法顺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1]。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特别是针对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这两种处理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文章首先概述了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包括民族矛盾、文化冲突、资源分配不均等,进而引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的概念及其在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性。
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旨在揭示这两种策略在促进民族和谐、减少民族冲突、增强国家凝聚力方面的实际效果,以及可能存在的挑战与限制。
本文还将探讨如何在保持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民族问题的有效管理和解决,为构建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复杂且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关键所在,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传统的“政治化”解决方式,往往以权力为主导,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和统一规划,这种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但往往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群体的差异性,容易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
相比之下,“去政治化”与“文化化”的方式,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
所谓“去政治化”,并非完全排除政治因素,而是强调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应超越简单的权力博弈,更多地从民族群体的文化、历史、传统等角度出发,寻找共同点和合作的可能性。
这种方式有助于减少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而“文化化”则是指将民族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来处理。
在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民族往往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通过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可以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文化也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通过共同的文化认同,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撑。
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要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需要在解决民族问题时,采取“去政治化”与“文化化”的方式。
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经过几千年各地区之间各类形式的人口迁移,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
在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多族群、多种族的政治实体中,它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之间在教育、行业、职业、收入上的结构差异和语言、宗教、习俗方面文化差异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认识族群的存在与演变,以及政府今后应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和昌盛。
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族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个国家将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财力、人力、物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开支以及民众的税收负担。
如果族群矛盾恶化为公开的政治冲突和分裂运动,那将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并有可能导致内战及引发外敌入侵,国家就会急剧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动乱和战火中,本国的经济基础和各项设施都将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将饱尝政治分裂和经济衰败所带来的苦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所有族群最终都是“输家”。
所以,对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已成为21世纪各国的一个核心社会问题。
一.“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之间的区别目前在常用的中文词汇中,两个词很容易相互混淆,一个是“民族”,对应的英文词汇应当为“Nation”,另一个是“族群”,所对应的英文词汇是“Ethnic groups”(或Ethnicity)。
在我们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时,“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中文称谓在概念层次上并不清晰。
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作者:薛茗文来源:《学理论·下》2013年第07期摘要:马戎教授认为当今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不恰当的民族教育所形成的民族意识,即强调56个民族,而非统一的“中华民族”。
他提出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即“文化化”,强调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而非各个民族政治认同。
通过阅读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谈一下我的认识和看法。
关键词:民族关系;去政治化;文化化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26-0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关系到我国政权的稳定与国家的繁荣。
那么如何促进各民族的发展,如何有效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阅读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谈一下我的认识和看法。
一、全文概述马先生开篇就讲述了“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的差别,他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的,而族群概念在美国运用居多,表示多族群的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传统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了内部认同的群体。
他倾向于将我国56个“民族”称为“族群”。
从这种概念的改变可以看出他注重各民族自古以来所传承的文化因素,而不赞同“民族”概念背后所蕴藏的政治和地域因素。
当然他并不是将这两个概念完全割裂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
同时他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和动态的。
”继而马先生分别阐述了引导族群关系发展的两种导向——“政治化”与“文化化”。
“政治化”即把民族问题看作是政治问题,认为民族和族群是政治集团的一种,这种政治集团的形式强调整体性,同时也强调政治权力和族群领土疆域界限。
作者: 吴上
作者机构: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德州学院学报
页码: 28-30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S2期
主题词: 民族问题;政治化;去政治化;思考
摘要:近年来,诸多学者围绕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及民族事务的处理策略展开激烈争论。
通过对'文化化'和'政治化'两种导向的历史脉络、现实基础及相互关系的梳理、评析和讨论,笔者认为应当抛弃两种导向策略的二元对立,合理包容、恰当定位两种策略的主次关系方能为处理当下民族关系、解决紧迫民族问题提供有效、有力的行动依据。
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一次民族学中国化的案例
什么是民族学中国化?刚开始我的理解就是把西方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应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但是这还是太浅了,特别是听过老师讲了一些内容后。
一是我们也应该把视角转到中国自身,用主位视角来解释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文化逻辑、观念、制度等,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讲中国故事;二是把西方的民族学理论、知识用来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言之有物,要有解释力,如果没有解释力那就是本土化没做好,并且应用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也就是把从理论到实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得住中国实际情况的检验的理论就是中国化的。
我们学习民族学的人如何应用民族学的知识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呢,这恐怕是很多人都想过的问题。
最近看《大国雄心》以及马戎的一篇文章收获很大,也可看作是民族学中国化的一个案例吧。
“民族”这个词是一个西方词汇,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它的背景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粘合剂的作用,在中国也是,特别是近代的救亡图存、国家振兴、抵御外辱方面发挥了神魔般的作用,但是我们近代以前是没有民族这个概念的。
“民族”这个词在理解古代族群方面到处碰壁,是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并且也会后来的各种民族问题、民族冲突埋下了导火索。
因为无论你怎么看,怎么查,民族的概念里都包含政治内涵,是一个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共享共同的文化,并且有一定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
《大国雄心》就说中国虽表面上看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其内核是一个文明国家,马戎的文章里说的更清楚一点:“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 传统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 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 (Civilizational state), 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中国这个政治体长久以来都是主要依靠文化而不是民族来粘合人群,我们传统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战时,特别是北方民族入侵时强调民族主义来抵御之,但是第二条也是长期的路线是靠文化为纽带,你认同华夏文化你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这里面虽是包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其中,其他文化则贬斥为蛮夷,但是也是较灵活。
不像当代
的很多民族政策其实是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区隔、强化了民族意识,不利于民族融合,所以马戎主张对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少提56个不同民族,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即中国民族,其他56个民族其实更符合族群和定义,是主流文化下拥有各自独特文化的亚文化群体。
在各项政策中也少拿民族说事儿,以个人而不是哪个民族来实行优惠政策,淡化民族这个意识。
强调共同的文化部分,强调我们共享一些文化的部分,我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所以我们应该在一起,把族群问题“文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