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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对教育部和31所中管高校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为期2个月左右。
就在临近巡视结束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1年的刘川生主动投案，成为今年高校落马的第2名中管干部。
今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被查。
在去年11月被查的北方工业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沈志莉，也在近期被“双开”，被法院认定受贿398万余元并获刑10年。
“借北师大之名，行‘合作办学’敛财之风”“为人强势，专权跋扈”“四处封官许愿”……就在社会上出现各种对刘川生等人违纪违法行为的猜测时，今年9月，中央巡视组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的意见被披露，坐实了一些高校“科研、基建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有发生，校办企业、合作办学、附属医院等领域廉洁风险比较突出”等问题。
仅此一项，就有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18所高校被点名。
梳理近年来高校落马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可以发现，除了上述披露的问题，教学资料采购、学生招录等亦是腐败易发多发领域。
权力所及之处，均成为无孔不入的腐败风险点。
办学演变成“经商”近年来，全国各类冠以名校招牌的合作办学非常普遍，但个别名校合作办学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名校合作办学过程中，甚至出现“冠名办校”“挂牌办校”有名无实、地产商办校成“售楼招牌”等问题，常为人诟病。
刘川生落马后，社会上对其议论最大的，正形形色色的高校腐败│文本刊全媒体记者夏芯许然封面今年7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1年的刘川生主动投案。
20是她放任其子借北师大名义，在各地开展“合作办学”的敛财行径。
据媒体报道，刘川生任期内，“戴帽”北师大的私立校备受全国各地房地产开发商追捧，在“楼盘+名校”的销售模式下，还一度出现“一房难求”的火爆局面。
其实，在2017年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对29所中管高校反馈的巡视意见中就指出，北京师范大学“财务和资产管理不严格，校办企业和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
本轮巡视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馈意见也点明，“合作办学、校办企业、基建后勤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两次都提到了“合作办学”“校办企业”领域。
教育系统反腐风暴中，“高校独董”密集辞职作者：劳佳迪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9期聘请拥有高校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成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时髦之选。
据近两年公开信息统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名单中，每3个就约有1个出自高校的教师行列，比例远远高于官员独董。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校师资队伍普遍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其变身董事会座上宾的主要原因。
但这场看起来似乎无可厚非的双赢游戏，近日却遭到教育部的当头棒喝。
12月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被教育部通报处分，两位在任职上市公司独董期间违规兼职所得也被悉数追缴，一轮围绕“高校独董”的争论开始发酵。
教育系统反腐大棒挥下，清查“高校独董”很可能引发继清查“官员独董”之后的又一次反腐地震。
官员独董被清理，大批高校教师补缺近三成独董来自高校按照国际定义，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
上市公司设立独董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没有发言权的中小股东权益，防止法人股、国有股一股独大，理论上由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或公司董事、监事、股东提名，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证监会对于董事会治理是有一套制衡规范的，大股东控股比例越高，就要求设立越大比重的独立董事，原则上每家都不能少于两位，公司肯定会考虑一个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范围。
”他向记者透露，2013年10月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即中组部“18 号文”），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中的任职资格、报酬等方面都做出严格的限制和规定，随即沪深两市大批有党政领导干部履历的独董为保“官位”匆匆请辞，相对低调的高校教师就是在这之后大量补缺，密集涌入了上市公司董事会。
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2日，A股上市公司中共设置独董职位近9000个，其中，有近3000位独董是由高校在任或曾任教授兼任的，占比接近1/3。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贪污腐败存在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
不管是政府机关、军队内部、国企央企。
现在竟然连我们以前觉得最纯粹的大学校园也都是贪污腐败的案件在发生。
广州辩护律师吴寿长律师就了解到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因为涉嫌腐败问题被教育部辞退，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
2014年12月9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及人大现任几位领导被叫到教育部，随即宣布了对纪宝成的处罚决定，取消副部级待遇，勒令辞去所有社会兼职。
这个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有媒体也因此说这是一个“不公开”的宣布。
从去年12月9日至今，时间已过去110多天，有关部门却迟迟未能公开这一消息，也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做法实在让人费解。
蔡荣生事件，即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2006年至2013年期间，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现已被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逮捕。
如果纪宝成已经被处罚，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官方有责任公布对前人大校长的处罚决定。
人大校长是国家公职人员，除了人大校长职务本身所具有的广泛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还与高校招生有关，绝对属于“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信息。
一旦对前人大校长纪宝成作出处罚决定，官方有责任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贪污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国家要想强大起来就得坚决杜绝这些贪污腐败。
如果您也有遇到这些刑事辩护问题请及时咨询我们广州辩护律师吴寿长律师。
来源：。
校董会呈现两种不同形态社会名流被多次聘请目前国内的校董会发展已经在呈现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行业院校资源整合形态，比如说华北电力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一种就是历史积淀形态。
比如一些老牌的名校，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都广泛利用了自己悠久历史长河中，庞大的知名校友群的各种影响力和关系。
目前，后者已经成为新一轮校友会发展的主力军。
新近加盟校董会队伍的人民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校董会筹措巨资复旦大学仅仅在去年校庆期间，学校就获得10个多亿的资助。
清华大学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校董会，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名叫“产学合作委员会”的机构来负责与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企业的合作。
暨南大学于1985年成立第二届董事会后，从1986年至1998年底，先后共收到捐款港币4600多万元；1998年10月，云南大学第五届董事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筹措奖金达人民币5400万元；华北电力大学董事会自2003年成立，三年时间已经筹措资金人民币1亿5千多万元。
社会名流被多次聘请除上述名校之外，一些民办高校、有海外投资办学背景的高校，很早就行动了，而且校董会运作也十分完善。
比如汕头大学、集美大学，以及广东的一些民办高校。
目前，一些地方性大学在校董会建设方面也很有起色。
比如原湛江水产学院、原柳州工学院、开封大学等，这些地方院校充分挖掘了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资源之后，每年至少也能给学校带来几百万的资助。
从大城市的名牌高校，到各省市的地方高校，校董会一个又一个的在逐渐觉醒了的高校中建立。
如此以来，社会资源就显得尤为有限。
在高校间校董会拼抢资源的硝烟中，可以看到，老牌的、历史悠久的大学拼抢的是过去年代中和自己有过血脉关系的师友、学长以与老领导，以及一些与自己身份匹配的社会精英、名流。
有些知名人士甚至成为了多个学校的校董。
比如，刚刚成为人民大学校董的曾宪梓，此前一直都是暨南大学的校董。
与前者相比，行业高校拼抢的毕竟是行业内更加有限的资金、人脉等资源。
大学“特招”腐败内幕调查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经查，蔡荣生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蔡荣生案背后隐藏的高考招生腐败牵动公众的神经，揭开了“特招”腐败的冰山一角。
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艺术类招生及补录已经成为“特招”腐败的重灾区，严重危害教育公平。
第一，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记者调查得知，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
“教职工子女只要达到本一线就可以录取，还可根据分数挑选专业。
”东部一所本科院校教师告诉记者，只要是学校正式职工，其第一代直系亲属高考时报考本校都可享受招生优惠政策。
“校董”是“点招”的另一受益者。
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给高校捐资便可成为“校董”，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
一企业主称，他是某知名高校的“校董”，每年向这所高校捐100万，作为“回报”，每年学校招生时就会给一个“点招”指标。
“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
”第二，艺术类招生专业性强，存在“自由发挥”空间。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说：“只要事先买通考官，现场随便画一笔，就能被称作大师之作，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一家长称：“艺考基本是学校想要谁就是谁，不过费用不低，光打通关系就得十几万。
”第三，补录环节藏“暗箱操作”。
一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后，由于招生指标未完成、被录取考生放弃等原因，一些高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够严，补录成为权钱交易的另一重灾区。
北方一所大学艺术系主任称，补录时将录取线下浮3分至5分，考生每下浮1分录取，收取1万元，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个机会，一般是有关系、有钱的才能被录取。
一些教育专家和家长认为，高校自身的趋利性，特殊招生的不公开，行政权力的介入，监管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直接造成高招腐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选编纪检监察与审计办公室二一五年十二月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选编编者按：月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所部属高校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
采取这种方式、在这么大围通报违规违纪典型案件，主要目的就是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敲响警钟、亮起红灯，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为进一步强化我校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章党纪党规意识，校纪委将近期中央纪委，教育部，中共省纪委、监察厅集报的涉及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进行选编，希望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题。
年月，王次炤在其女儿举办婚礼中，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并为婚礼服务（其中包括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人），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的廉洁纪律。
学校党委书记郭淑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虽有要求但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并致辞，没有严格履行主体责任。
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逄焕磊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第一人，对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礼未予阻止，亲自出席婚宴，没有严格履行监督责任。
经教育部党组、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次炤党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分别给予郭淑兰、逄焕磊党警告处分。
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问题。
自年起，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邮电大学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余万元，造成国家和学校资金流失，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和廉洁纪律。
为严肃执纪问责，经教育部党组、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放春党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给予党委书记王亚杰党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晞党警告处分。
人大原招生处长受贿千万被逮捕巡视组进驻后落马；检方指其在学校自主招生中受贿1000余万元；有学生称曾花10万买加分名额晨雾 /转帖蔡荣生。
图/CFP昨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南京检方已于近日以涉嫌受贿罪决定对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予以逮捕。
经查，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2013年11月24日，在微博上便有消息称蔡荣生持假护照过海关被抓；11月28日，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证实蔡荣生被调查。
落马蔡荣生是第一轮中央巡视组离开人民大学后被协助调查的在人民大学教师看来，蔡荣生在人大的10年很高调。
“他开着教师里最好的车，平时穿着打扮也很讲究。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对新京报记者说。
一名受访的人民大学管理人员称曾坐过蔡的座驾，一辆挂武警牌照的奥迪A6。
另据与其交往密切的该校管理层家属介绍，与其他老师“两点一线”的生活不同，蔡荣生的校外活动远多于校内。
早在2011年，指责蔡荣生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的网帖便流传开来。
但蔡荣生的落马与中央巡视组进驻人民大学有关。
2013年9月，人民大学成为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中唯一进驻的高校。
“据说当时巡视组收到了大量反映问题的举报材料”，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米辰峰告诉记者。
当年11月，巡视组组长陈际瓦指出，干部职工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领导干部薪酬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蔡荣生是第一轮中央巡视组离开人民大学后被确认协助调查的。
指控自2006年，蔡荣生便开始利用自主招生贪污敛财曾在校团委任领导职务的李奇（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蔡荣生主导下的自主招生中，有大量生源来自东北，其中以其老家长春生源居多。
自主招生，是指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针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高校自行组织考试，通过选拔的学生可享受高考降分优惠。
案例解读作者：陈健来源：《教育》2014年第17期本刊记者对近5年来高校腐败案例进行了梳理，其中发现，高校腐败人员七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另外，在采购、招生、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也可轻易找到腐败的漏洞。
对此，《教育》旬刊对其中一些已经明确结案的事例进行回顾，冀望对研究高校如何预防和防治腐败提供一些借鉴。
许晓鸣：提拔之日腐败之时2013年8月2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理工大学原校长许晓鸣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许晓鸣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违法所得的财物予以没收。
据悉，许晓鸣所涉的案件源于当初他投身于高校“三产”。
不过，在一些人眼中，许晓鸣“实在太…清贫‟了，受贿的这些钱，都不够在上海买一套房”。
许晓鸣，1982年2月毕业于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名为华中科技大学）；1982年至198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师从自动控制学科奠基人张钟俊院士等，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于1988年10月获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在慕尼黑技术大学任洪堡客座研究员；1990年回国后于当年12月以讲师的资历被学校破格聘任为正教授，时年33岁。
1992年，适逢上海交大力推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既有博士学位又是正教授的许晓鸣被直接推荐为学校科研处处长，之后历任自动化系主任、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
1997年，开始担任上海交大副校长。
这期间，是许晓鸣大放异彩的几年，在学术上，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是国家863高技术智能机器人控制专题专家组成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交大金牌选手；1991年评为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作出突出贡献者，1993年评为“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1995年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1997年列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2004年8月，许晓鸣调任上海理工大学校长。
他在上海理工大学开办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于2006年10月19日被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人民大学独董被查引发代表热议高校反腐当前，高校腐败相对集中的领域主要涉及七大方面，包括基建项目和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等。
有相关人士曾指出，这七个领域，教育行业特征最为鲜明，资源最为集中，它们是高校反腐狠抓落实的方向。
在市人代会上，多名来自高校的代表就“校园独董”辞职现象等反腐话题发表了看法。
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良：对外经贸大学兼职独董纷纷闪辞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宋常因涉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被证监会进行立案调查，再次引发公众对“高校独董”的密切关注。
昨天，部分来自高校的市人大代表就“高校反腐”话题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商学院“高校独董”闪辞最多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泉昨日在接受北青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教授独董盛行，是源自于赚快钱的心理。
教育部严查领导兼职，开启了独董离职潮，商学院、会计、保险、税务等专业是‘重灾区’。
”去年岁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违规在任职上市公司兼职独立董事被教育部公开通报并处分，当时有媒体多次报道。
随着教育部对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在外兼职的严肃整顿，在上市公司浸淫十多年的高校独董正逐渐从商界江湖引退。
屠新泉证实，确实出现了“高校独董”闪辞，商学院往往最多。
“去年政策收紧后，高校独董纷纷辞职，这主要涉及到商学院，还有保险、金融与企业频繁打交道的专业领域。
你像保险专业的教授，对接的就是保险公司，金融对应的是银行，商学院在各个行业的都有，他们在外兼职是最多的。
”去年11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因违规兼职被免职、降职，这是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领导在外兼职实施的最严厉处罚。
按照规定，只要是副处级以上校领导兼职都属违规。
屠新泉还补充说，“有的财经类学校还出现了大学老师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当独董的情况。
”“高校独董”闪辞前退回几百万收入高校领导的兼职取酬以及财产申报制度，曾一度牵动着高校反腐的敏感神经。
校董”腐败“黑洞”是怎样产生的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经查，蔡荣生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记者调查得知，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
追问一：“校董”是如何产生的?前几年，某些高校每年“点招”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成为教师福利和学校发展经费的重要来源。
一些高校也不得不留一部分“点招”指标，以应对来自上级领导以及对学校有重大贡献的各界人士的“需求”。
想获得这样的指标，方法就是每年给该校捐资成为“校董”。
在金钱的作用下，某些领导默许“点招”，学校打开“点招”之门，“校董”就这样产生了。
追问二：谁给了高校“点招”通道?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说：“只要事先买通考官，现场随便画一笔，就能被称作大师之作，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由此看来，“点招”不仅破坏了教育公平原则，把有机会上大学的考生挡在门外，而且容易产生腐败，给权利寻租提供空间。
“点招”能够明目张胆的存在，最主要还是依托“自主招生”的政策。
国家赋予院校自主招生的权力，是为了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这样的权力谋取私利。
追问三：面对“点招”，我们该怎么办?高考是一种相对公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
但由于“点招”的存在，让一些高校的招生制度变味了。
由于要腾出名额给“点招”的学生，势必要减少正常招生的名额，从这一点上来说就影响了教育公平秩序，更不要说其中是否涉及腐败、权利滥用等情况。
要想杜绝高校“点招”还得从“立规矩”开始。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还是缺少相关法律法规支持。
只有通过硬性规定加强监管，让自主招生更加透明，“点招”腐败才能无处可藏。
象牙塔里的反腐风暴作者：张燕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9期12月1日，教育部党组通报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
就在此前一周，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在内的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问题接受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而接下来的一周也不平静。
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3天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纪委、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胡铁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先后进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纪检监察报》显示，2014年教育部巡视5所直属高等学校和3个直属单位后发现突出问题130个，提出整改意见建议40条， 7名处级以上干部被免职。
今年4月，教育部曾提出，全年拟派出20个巡视组，实现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和驻外教育机构巡视的全覆盖。
而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今，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全国已有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其中有17所属“211”或“985”高校。
截至目前，据公开信息显示，32人正接受组织调查，已有14人被“双开”，11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6人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曾表示，高校绝非一片净土，违规违纪问题仍然严重。
原本安静平和的象牙塔里，一场反腐风暴正在展开。
招生、基建、科研经费使用是高校腐败重灾区从已经被通报的案例来看，招生、基建、科研经费使用已经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在本月开庭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一案中，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在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万元。
一把手管财务腐败案例标题：高校财务腐败案例分析——警醒与反思引言：财务腐败是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社会问题，对于高校而言，也是一个重要而严峻的挑战。
本文将以某高校财务腐败案例为参考，分析其背后原因，并提出相关防范和治理措施，以作为各高校关注和借鉴的参考。
案例描述：该高校财务腐败案例涉及校内重要财务岗位的一位负责人，其滥用职权，以虚构合同、虚开发票等手段，导致巨额资金被挪用。
该案例继而引发舆论关注，给高校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案例分析与原因探究：1. 职责分工不明确：在该高校，财务管理岗位职责划分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导致相关负责人之间的权责辩证不清。
2. 利益驱动：一些高校经费过度集中，财务主管人员掌握巨额资金，且监管不足，导致一些人员徇私舞弊，为个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3. 审计监管不到位：对财务流程、资金使用情况和账务核对等环节的审计监管薄弱，导致舞弊行为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制止。
防范与治理措施：1.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建立相互独立而相互监督的内控环节，完善财务岗位职责规定，明确权限和责任，防止职责不清造成的腐败行为。
2. 强化财务审计制度：加强对高校内财务流程、资金使用情况等的审计监督，通过内外部审计相结合，确保财务运作的透明度和合规性。
3. 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对诚实守信、勤勉负责的人员给予奖励，对财务腐败行为实施严厉处罚，形成积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4. 提升公众监督力度：加强舆论监督，建立投诉举报渠道，搭建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平台，增加公众监督高校财务行为的透明度。
5. 培养道德意识：加强对高校工作人员的法律法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强调诚实守信和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结论：财务腐败不仅损害了高校的声誉和形象，也侵蚀了教育资源和发展成果。
高校应该引以为戒，加强财务管理，规范权责边界，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和审计监管机制，加强对财务行为的公开与监督，倡导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共同构建廉洁高校的良好氛围。
众多大学领导成腐败硕鼠说明啥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被免职，涉嫌受贿罪已被捕。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下通知免除陈昭方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以及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委员职务。
(新华网新闻2010年6月23 日)继近年四川多位大学校长“蛀虫”被捕判刑以后，全国各地连续出现大学领导腐败的“井喷现象”。
据报道，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中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汉昌、武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国民、武汉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永才、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三峡大学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丁杰、湖北民族学院书记彭振坤、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李泽霖、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周世波、黄冈师范学院院长助理黄中贵、鄂州大学校长助理汪应元、广东湛江师院院长郭泽深、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白同平、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夏金荣、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陕西理工学院原副院长黄祥林、陕西教育学院院长高安民、桂林电子科大赵永华、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原校长高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助理马利华等，都因为贪污受贿先后被判无期或者有期刑。
杭州市江干区检察院统计，三年内浙江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4所高校，居然有9所出现领导腐败案被查，13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马。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曾对1998年至2008年10年间办理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案件为46件55人，占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
最近五年，高校职务犯罪案件82%的案件集中在基建、采购、财务、招生、后勤服务等部位和环节。
基建、教材订购和物资采购成为突出的三大“病灶”，并呈现出学历高、级别高、大要案比例高以及群体性腐败增多等特点。
发生在高校及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影响之恶劣，让人触目惊心！百年高校武汉大学剜出两“腐败蛀虫”拉开高校反腐帷幕。
沈德永的党性文章21日，一则激烈的“斗虎”新闻发布。
曾在最高法律部门工作18年的沈德永被调查。
根据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网站，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社会和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沈德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检查。
他多年来一直深入司法系统，并在纪律检查系统工作。
沈德勇生于1954年，今年68岁。
江西省秀水原住民，年轻时在江西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学习。
毕业后，沈德永回到江西，在省委政法委员会工作。
1988年，他从江西省委政法委员会调任江西省高级法院。
在此期间，他于1993年开始担任副总统。
1997年3月，沈德勇调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
一年多后，即1998年10月，他被调到最高法，并担任最高法党组成员。
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副院长。
2006年11月，沈德勇再次进入纪检系统，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2008年4月，他回到最高法，担任党组副书记和常务副主席（部长级）。
这次调任后，沈德永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0年。
2018年3月，沈德勇担任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社会和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
2018年6月，全国人大免去沈德勇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法官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沈德永也是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他谈了很多关于反腐败的问题，并呼吁对与工作有关的重大犯罪进行良好的审判。
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沈德永多次谈到反腐工作。
2015年8月，他以“谈共产主义者的人格力量”为主题，给最高法院全体警官和各刑事法庭领导小组成员上了一堂党课。
他提到“要端正正派，清正廉洁，坦诚相待”，“自觉按原则办事，不搞团派主义”。
2015年下半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生效，对贪污贿赂罪的处罚规定进行了重大修改。
同年11月，沈德勇在全国法院审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会议上谈到了刑法修正案（九）惩治贪污贿赂规定的修改。
他说，增设无期徒刑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有效解决死刑与自由刑之间的联系，改变长期存在的虚名无期徒刑执行不严的现象，有助于对严重腐败分子形成法律威慑，保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
人民大学独董被查引发代表热议高校反腐
当前，高校腐败相对集中的领域主要涉及七大方面，包括基建项目和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等。
有相关人士曾指出，这七个领域，教育行业特征最为鲜明，资源最为集中，它们是高校反腐狠抓落实的方向。
在市人代会上，多名来自高校的代表就“校园独董”辞职现象等反腐话题发表了看法。
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良：
对外经贸大学兼职独董纷纷闪辞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宋常因涉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被证监会进行立案调查，再次引发公众对“高校独董”的密切关注。
昨天，部分来自高校的市人大代表就“高校反腐”话题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商学院“高校独董”闪辞最多
市人大代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屠新泉昨日在接受北青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教授独董盛行，是源自于赚快钱的心理。
教育部严查领导兼职，开启了独董离职潮，商学院、会计、保险、税务等专业是‘重灾区’。
”
去年岁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违规在任职上市公司兼职独立董事被教育部公开通报并处分，当时有媒体多次报道。
随着教育部对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在外兼职的严肃整顿，在上市公司浸淫十多年的高校独董正逐渐从商界江湖引退。
屠新泉证实，确实出现了“高校独董”闪辞，商学院往往最多。
“去年政策收紧后，高校独董纷纷辞职，这主要涉及到商学院，还有保险、金融与企业频繁打交道的专业领域。
你像保险专业的教授，对接的就是保险公司，金融对应的是银行，商学院在各个行业的都有，他们在外兼职是最多的。
”
去年11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因违规兼职被免职、降职，这是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领导在外兼职实施的最严厉处罚。
按照规定，只要是副处级以上校领导兼职都属违规。
屠新泉还补充说，“有的财经类学校还出现了大学老师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当独董的情况。
”
“高校独董”闪辞前退回几百万收入
高校领导的兼职取酬以及财产申报制度，曾一度牵动着高校反腐的敏感神经。
据此前通报，对外经贸大学在外兼职的两位校领导均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追缴违规兼职所得。
“出事后，全校接连开了党风廉政的大小会议，非常密集，一方面是对廉政纪律三令五申，另一方面要求各个学院立即自查经费和兼职现状。
”屠新泉说道，“现在我们学校有职
务在外兼职的老师都辞掉兼职了。
不仅如此，还包括退回前几年在外面兼职的收入，要么退回公司，要么退回学校。
有的人在多家公司兼职独董，甚至要退回好几百万。
”
自2001年A股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以来，从北大、清华到普通地方高校，数以千计的高校人员先后走上上市公司独董岗位。
多年来，高校独董之所以受企业青睐，屠新泉解释这既由于高校教授有专业素养，上市公司聘请的教授独董，基本都是该领域的权威，还有就是教授人脉深广，跟企业经营者有密切的往来。
赚快钱心理让“独董”们无心科研
“高校独董”既给上市公司治理带来一定帮助，也在高校内部引发不少争议。
“高校独董”究竟能否起到中立、监督的作用，如何平衡行政、教学、科研与上市公司兼职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
就像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人民大学教授宋常涉嫌内幕交易被查，被称为“最忙独董”，此番被监管关注，对宋常已经不是第一次。
一方面是象牙塔外教授独董之风盛行，另一方是高校一波接一波的反腐浪潮。
为什么有的大学老师还愿以身犯险?“‘高校独董’为什么还会这么多，这恐怕是源自于赚快钱的心理。
一年里在两家公司兼职，就可以抵得上商学院教授的工资了。
”
屠新泉总结道，“来钱快而且轻松，收入直接落到自己的手里，而不像科研经费那样，比如走学校报销的程序，尤其是这几年科研经费的管理也日趋收紧，做兼职独董的吸引力，远比去申请一个科研项目要大。
到头来，老师们不愿做课题，更愿意去企业兼职独董了。
”文/记者刘旭
市人大代表、北京印刷学院科研处处长陈丹：
北京印刷学院绘制“权力运行图”
在去年多起高校反腐案公开后，北京印刷学院也开始了“查漏补缺”，对可能产生腐败以及不透明的环节加强了监管，减少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
据了解，去年开始，北印对学校所有制度进行了梳理，绘制了“权力运行图”，将招生、科研等各个部门的权力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划分。
“比方说，科研处有哪些权力，怎么控制，怎么监管，和其他各部门的关系等，都放在透明的制度下，让大家监管。
”市人大代表、北京印刷学院科研处处长陈丹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比如一些二级学院，在管理中有自己的政策，对外合作中由于不了解法人制度，会以二级学院的名义签署合同，其实二级学院并不是法人，合同上就盖了二级学院的章。
”陈丹举例说，“倒也不是故意而为，这次梳理中发现问题后，将这些行为进行了纠正，明确了统一由学校作为法人，二级学院向学校汇报，由学校审批这样的权力关系。
”
“像人大、中央音乐学院等出现的违纪违法案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警示”，陈丹说，“在基建、招生等易滋生腐败的环节，减少各自为政的现象，减少个人色彩，加强各个部门的衔接和互相监督”。
陈丹说。
除了制度监管，陈丹认为，高校反腐，尤其是科研反腐更多地应靠自律。
“与其他事业单位不同的是，高校有自己的特质，因此不能完全套用适用于其他单位的反腐措施。
”从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学院院长调任科研处处长后，陈丹对科研反腐也有自己的思考：“学术相关的制度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报销制度，一位教授在设计课题、研究项目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报销，其实不太合理，这样的制度也有点‘逼良为娼’。
”在陈丹看来，“高校科研人员相对来说素质较高，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应当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空间。
”文/记者张小妹
市人大代表、北师大教授王建民：
学术委员会应加强对领导权力监督
就高校腐败问题，从事政府管理相关研究工作的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王建民表示，高校腐败问题频现主要出于校级、院系领导权力过大，并缺乏权力监督机制。
他建议，高校可成立校级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机构，对领导权力、财务管理等进行监督，教育部、中纪委也要多加强巡视。
高校为何频现腐败问题?这些腐败多出现在哪些人物上?王建民认为，校级及院系领导更容易腐败，主要原因是“权力太大”。
“在高校是院长负责制，使得校级领导的权力太大，也缺乏明确的制约机制，比如在工程招标、招生等多方面上，都给一些领导留下了腐败的空间。
”王建民说：“如今强调把权力下放到二级单位也就是院系，这又存在很多问题，学院的院长就能支配院内全部资源，这就容易在招生、科研经费、职称分配上寻利。
”
另外，一些领导、教授乱用科研经费、在外兼职也使得高校腐败问题高发。
“拿科研经费来说，由课题负责人支配，经费有没有用到实处就是一个问题。
”
王建民举例说，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一个学校的教授是课题带头人，把没用完的科研经费转到了自己的公司，这说明科研经费的管理存在漏洞，使得一些教师能从中“变相”获利。
王建民表示，“解决高校的腐败问题必须要加强权力的监督”。
“学校要成立校级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来对校级领导的权力进行监督，教育部、中纪委也要加强巡视。
”
王建民还建议，学校要加强财务管理，对不能外出担任独立董事等不合规的兼职进行严格规定。
文/记者李梦婷
市人大代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关玲：
艺考改革须取消校外考官设置
“艺考设置校外考官易滋生招生腐败问题，同时不利于学校对违规开班辅导行为统一监督和管理，呼吁取消艺考校外考官的设置。
”昨天，市人大代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关玲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说。
北青报记者近日暗访北京多家艺术培训机构，发现打着中戏、北影、中传、北舞、国音等旗号的名师班层出不穷，个别机构甚至有在职视频和教学图片、课表流出(详见本报1月18日A7版《神秘艺考考官班收费十余万》报道)。
关玲对此回应，院校领导和学校纪委部门都非常重视此事，立即展开了相关的自查和监督，“学校对艺考招考制度相当严格，此前如遇到老师私自在外授课会立即开除公职。
报道中提到校外考官在培训机构授课的一事，中传相关艺术院系内部自查后没有发现此种情况。
“但我要说的是，教育部所要求的艺考校外考评人员所占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四分之一，其实是不利于学校对违规开班辅导行为统一监督和管理，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取消艺考校外考官的设置，确保艺考的考试公开公正。
”
本月20日，教育部再次提出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要严格落实《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重申了严禁艺术类专业高校、内设学院及教职工组织参与考前辅导、应试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