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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方药的发展及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启示摘要:目的：为我国的中药产业发展提出建议。
方法：从日本汉方药的发展历史、研发与生产、销售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阐述其发展概况。
结果与结论：我国应借鉴日本汉方药发展的成功经验，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提高中药产业的管理与技术水平，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日本汉方药；中药产业；中药现代化1 中国传统医药传入日本简史日本传统医学起源于传统的中医理论,公元25～208年(汉朝时期)编辑成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治疗热证和多种疾病)记录了传统的中医理论。
中草药首先由中国僧人传到日本,自那以后,日本的传统草药(TM)以其与中国不同的方式得到发展。
医生给病人作出诊断称为“症结”,同时决定使用何种TM。
经沸水对药用植物的混合物进行提取后,TM的给药形式有溶液、粉末或颗粒等。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秦汉以来,交往从未中断,至隋唐之际渐臻繁盛。
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医药学术的交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公元562年,知聪携《明堂图》赴日,608年惠日来华学医,754年名僧鉴真东渡抵日,弘扬佛法之外,也传播了中国医药学术。
成书于公元893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载医书166部,《张仲景方》已在其中。
日本称中医学为东洋医学，称中药为汉方药。
日本人解释，东洋医学是中医进入日本后，通过在日本的实践和发展，增加了新的具有日本特点的内容如腹诊、用传统方剂治疗现代疑难病和辨病为卞施药等，故称东洋医学。
日本当前应用的210个处方，大多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原方，故称汉方。
江户时代(1603~1868年)中期,日本医学将中国医学与其固有医学相结合,出现了被史学界称为“后世”、“古方”、“考证-折衷”的三大医学派系。
其中“古方派”是指以张仲景医学为基础的艮山、东洞流(派)医学,为日本汉方医学的一大主流。
古方派法尊仲景,崇尚求实,名家辈出,代有传人，以其医论之新颖、理论之雄辩、疗效之显著而饮誉日本汉方界,对日本汉方医学之学术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为日本汉方医学之执牛耳者。
日本汉方药业现状及发展战略日本汉方药业现状及津村汉方制药厂发展战略汉方，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日本化了的中国传统医学。
汉方药则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自的体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从根本上排斥汉方医学，导致其几乎灭绝。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且西药对人体毒副作用大，价格昂贵，因而汉方药又逐渐兴起。
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即批准可以使用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汉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目前日本医疗汉方药生产主要集中在津村、钟纺、大衫、帝国、本草等几家制药企业，占汉方药全部产值的97%以上，其中津村一家最强，独自占有78%的市场份额，不仅规模大，实力雄厚，而且抗风险能力强。
津村制药营业额构成比：医药品78.4%（医壁垒较高，无人能与津村竞争，在金融海啸吞噬众多企业的时候，只有津村等少数企业能在这个时候如沐春风，高歌猛进。
津村“育药”计划中药属于传统药品，本来是没有新药概念的。
西药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开发新药，靠新药来赚取高额利润。
日本自1976年开始实行药价收载制度。
每种药的价格均被记录在册，只见药价走低，没有看到药价提升的时候，除非是研发出了新药。
在药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难以通过药价来赚取高额利润，但津村却一枝红杏出墙来，取得了好成绩。
这里有该公司的特殊的行为方式。
如果能够科学地证明中药药理，就能把药品销售到西药没有到达的领域中去，开拓出一个新的市场。
该公司称之为“育药”，即培育西医医生的中医知识，让他们对中药有一定的理解。
西医通常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中医考虑的是全身状态的平衡，把调平衡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使用的原料主要是植物，药品的副作用比较少，特别适用于慢性病。
中药有这些特点，但积极使用中药的医生除了一部分专家外，在日本相信中医的医生并不多，特别是大部分西医医生认为中医没有根据，用起来很不放心。
日本汉方医药的历史教训与中医药现代化问题思考标签：日本汉方；中医药；现代化；废医存药近代以来，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中医药继承与发展问题引起中医药界内部和社会各界的长期争论。
自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学者就尝试对中西医药学进行比较，以探求中医药的发展方向[1]。
但时至今日，中医药的发展方向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笔者现试对日本“废医存药”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就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废医存药”倾向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探讨。
1 日本汉方医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1.1 重方证对应、轻辨证论治，基础薄弱公元5世纪初，古朝鲜医方开始传入日本。
公元562年，《明堂图》等中医药文献传到日本。
公元8世纪日本颁布《大宝律令·疾医令》后，在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等方面模仿唐制。
直至明治维新以前，汉方医药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2]。
在其后1200余年间，传入日本的中医药学在日本本土文化土壤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汉方医药学，其间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和传世之作，对后世汉方医药乃至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方医药学自16世纪后叶起逐渐分为3个流派，即古方派、后世派和折中派。
其中，古方派自兴起至今，一直在汉方医药中占主导地位，是汉方医药中的主流学派。
这一学派独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证对应”作为其临床基本思维模式。
其实，他们所谓的“证”与中医固有的“证”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不包含任何病因、病机成分，只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与仲景所提出的“汤证”也不完全是同一概念。
他们所谓的“方证对应”并非中医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而只是根据症状选择方剂，并根据症状进行药物加减而已，与仲景创立倡导的辨证论治相去甚远。
近50年来，日本汉方学者在“方证相对”、“方病相对”方面大做文章[3-5]，使汉方医药陷入了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的误区。
日本“汉方药”受到热捧，中药何时走出国门？导语：随着经济发展，日本“汉方药”逐渐成为扫货新宠。
但殊不知，汉方药原来自中医药。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药文化，并建立了完善的汉方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注册管理制度，中药传承千百年，但始终未走出国门。
这值得我们学习，并不断赶超。
中医药在日本复兴，“汉方药”取得巨大的成效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学校不再教汉方医学。
到20世纪7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日本经济快速现代化，患慢性病、过敏性疾病的国民人数迅速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进展，老年病的发病率逐日攀升。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机体组织器官机能的衰退，导致一系列病理生理退行性改变，是老年病发生的主要因素。
西医对此常常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而中医药（汉方医学）却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效果。
中日建交也大大加强了中日文化交流，中国中医药的大量成果再度被介绍到日本。
日本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支持。
根据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原方，目前日本有210个处方受到普遍应用。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1976年，厚生省（原日本政府部门之一）正式将汉方药列入健康保险，把主要的210个有效方剂及140种生药列为医疗用药，可以进入医疗保险，这样患者个人就只需要承担10%—30%的费用，大大鼓励了汉方药的应用。
随即，中医在日本实现复兴，特别是汉方药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日本汉方药厂有200家左右，汉方制剂多达2000多种。
89%的日本医生会开汉方药处方，处方用汉方药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
目前日本6万家药店中，经营汉方制剂的达80%以上，在药局、药妆店的显著位置，基本都能找到汉方药。
日本民众也非常认可汉方药，近80%的日本人认为，汉方医药治疗慢性病十分有效，60%的日本人认为汉方药能促进健康长寿。
反思日本对于中药材的研究发展与推广一、对中医理论的接受中医学约在公元4世纪传入日本。
当时日本汉方医学也有着中医一般的地位，被称为官方医学、皇汉医学、正统医学。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大力兴办西医，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的中医被废止。
此后，相继有著名医师逆流疾呼，力主复兴汉方。
1910年，信州名医和田启十郎撰写了《医界之铁椎》，指出：“西医非万能，汉方非陈腐”。
和田被称为“守护濒临灭绝汉方之先人”。
大塚敬节是日本医学会“最高功勋奖”得主，师从汤本求真。
他说：“汉方医学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高级临床医学，《伤寒论》是世界最高的论述治疗学的古典医著。
”日本江户时代是日本中医学最为繁荣的时期，一是随着中医学的不断传入，如吴昆的《医方考》、龚廷贤的《万病回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在日本备受重视，被再版、释、补注；二是随着17世纪日本版《仲景全书》、《宋版伤寒论》的首次刊行，日本汉方界对《伤寒论》有着极大的热情和重视。
至今，日本当前普遍应用的294个处方，大多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原方，故被称为“汉方医学”，中药被称为“汉方药”。
二、对中医制剂的定性1974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一般用汉方处方承认审查内规》，2008年修改为《一般用汉方制剂审批基准》，起初收录一般用汉方处方210 个，到2013 年共收录一般用汉方处方294 个，其中有148种被纳入了保险，处方中明确规定了汉方制剂的成分、规格和功能效用。
作为医药品的质量标准，日本药局方中详细记录了汉方浸膏制剂质量标准的品质检测项目。
日本汉方药基本上是配伍固定的粉剂或者汤剂。
比如桂枝茯苓含有桂枝4克、茯苓4克、牡丹皮4克，桃仁4克，芍药4克，经萃取提练精制成粉剂或片剂。
厂家不得随意更改，更不允许含朱砂、雄黄等矿物质。
一开始日本将汉方纳入医疗保健体系时，就希望将其做得尽量规范、标准化。
所有医生和药师都只能使用规定好的这294个处方，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开药，也不能任由患者自行购买使用，这样就可以让其安全和疗效得到一定的保证。
日本汉方医学发展记述之四20世纪初,兼通汉方的西医生:<和田启十郎>编撰出版了《医界之铁椎》一书。
明治维新之时期是日本汉医界最黑暗的时代,因为政府实施了“灭汉兴洋”的政策,导致社会普遍认为陈腐的汉方医需被淘汰。
但信州名医和田启十郎(1872-1916)与之相反,他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著成《医界之铁椎》(1910)以宣扬“西医非万能、汉医非陈腐”,是在当时情形下第一个提出复兴汉方的人,并用西医科学方式解释汉医理论,故被后世称为“守护濒临灭绝汉方之先人”。
这种赞誉或许比不了其弟子──汤本求真,但在今天的日本汉方医界,和田启十郎仍占有一席之地。
汤本求真（1876～1941）是20世纪初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擘，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
1901年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
1906年，他正在家乡石川县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并开始对现代医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1910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对痛失爱女的汤本求真触动极大。
此书让他对汉方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田启十郎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于是他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尊为老师。
汤本求真原名“汤本四郎右卫门”，出于对和田启十郎的学识、志向、精神的追随，他仿照和田启十郎之名“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
他立志要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日本社会重新复兴汉方医学。
1927年6月，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皇汉医学》一书的第一卷出版。
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全书57万字。
该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汉医奥田谦藏为该书撰写跋文时赞扬说：“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皇汉医学》出版后，正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欲“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
日本汉方医学史日本汉方医学史序言：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中，中医药学与日本得汉方医药学往往会混为一谈。
但实际上，日本得汉方医学就就是日本化了得中医学，两者得关系可以说就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
早在公元四世纪未期，充分吸收了中国医学朝鲜医学就随着两国之间得交流走进了岛国日本。
日本目前使用得汉方药以《伤寒论》处方得制剂为主。
随着两国之间得不断往来，公元五世纪初，中华医药渐渐得走进了日本。
在此后得一千多年间，中华医学与来自中国得草药一直被日本人民视为神草妙药。
不过在此后很长得一段时间中，医疗得任务却多就是由寺院中得僧侣来担当得。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与遣唐使，这些使者们不但带回了各种文献典籍，更把医学典籍大批带回到日本。
据统计，仅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时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书中就收载有医书166部，计1107卷。
其中如徐文伯得《杂药方》、僧深得《方集》、葛洪得《肘后方》、胡洽得《胡洽方》、鉴真得《鉴上秘方》、陶弘景得《本草经集注》、龚庆宣整理得《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成为了日本医学界得至宝。
除了上述得这些医书外，还有诸如《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等也在当时传入日本。
这些书籍中还包括了不少后来在我国散失得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今存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与《集验方》等，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名医得著作传入日本后，来自于中国得唐医方一步一步得取代了比唐医方更早传入得韩医方。
同时，每次随同日本使节来华得，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得“留学僧”与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得“请学僧”，她们中得许多人都在浙江得宁波、天台等地进行修禅与学习，日本当时流传得《康治本伤寒论》就就是当时由来华僧人所带回得手抄本。
在医学史上有名得如倭汉直福田、药师惠田、羽粟翼、菅原椎成、玄昉等人也就是当时来华学习得日本名医，但就是她们回国后却仅服务于上层社会，所以造成了16世纪前得汉方医学只能由宫廷贵族所享受得现象。
日本汉方医学史日本汉方医学史序言：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中，中医药学与日本的汉方医药学往往会混为一谈。
但实际上，日本的汉方医学就是日本化了的中医学，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
早在公元四世纪未期，充分吸收了中国医学朝鲜医学就随着两国之间的交流走进了岛国日本。
日本目前使用的汉方药以《伤寒论》处方的制剂为主。
随着两国之间的不断往来，公元五世纪初，中华医药渐渐的走进了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中华医学和来自中国的草药一直被日本人民视为神草妙药。
不过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医疗的任务却多是由寺院中的僧侣来担当的。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者们不但带回了各种文献典籍，更把医学典籍大批带回到日本。
据统计，仅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时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书中就收载有医书166部，计1107卷。
其中如徐文伯的《杂药方》、僧深的《方集》、葛洪的《肘后方》、胡洽的《胡洽方》、鉴真的《鉴上秘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成为了日本医学界的至宝。
除了上述的这些医书外，还有诸如《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等也在当时传入日本。
这些书籍中还包括了不少后来在我国散失的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今存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集验方》等，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名医的著作传入日本后，来自于中国的唐医方一步一步的取代了比唐医方更早传入的韩医方。
同时，每次随同日本使节来华的，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的“留学僧”和进行短期学术访问的“请学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浙江的宁波、天台等地进行修禅和学习，日本当时流传的《康治本伤寒论》就是当时由来华僧人所带回的手抄本。
在医学史上有名的如倭汉直福田、药师惠田、羽粟翼、菅原椎成、玄昉等人也是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名医，但是他们回国后却仅服务于上层社会，所以造成了16世纪前的汉方医学只能由宫廷贵族所享受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