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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日本对于中药材的研究发展与推广一、对中医理论的接受中医学约在公元4世纪传入日本。
当时日本汉方医学也有着中医一般的地位，被称为官方医学、皇汉医学、正统医学。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大力兴办西医，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的中医被废止。
此后，相继有著名医师逆流疾呼，力主复兴汉方。
1910年，信州名医和田启十郎撰写了《医界之铁椎》，指出：“西医非万能，汉方非陈腐”。
和田被称为“守护濒临灭绝汉方之先人”。
大塚敬节是日本医学会“最高功勋奖”得主，师从汤本求真。
他说：“汉方医学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高级临床医学，《伤寒论》是世界最高的论述治疗学的古典医著。
”日本江户时代是日本中医学最为繁荣的时期，一是随着中医学的不断传入，如吴昆的《医方考》、龚廷贤的《万病回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在日本备受重视，被再版、释、补注；二是随着17世纪日本版《仲景全书》、《宋版伤寒论》的首次刊行，日本汉方界对《伤寒论》有着极大的热情和重视。
至今，日本当前普遍应用的294个处方，大多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原方，故被称为“汉方医学”，中药被称为“汉方药”。
二、对中医制剂的定性1974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一般用汉方处方承认审查内规》，2008年修改为《一般用汉方制剂审批基准》，起初收录一般用汉方处方210 个，到2013 年共收录一般用汉方处方294 个，其中有148种被纳入了保险，处方中明确规定了汉方制剂的成分、规格和功能效用。
作为医药品的质量标准，日本药局方中详细记录了汉方浸膏制剂质量标准的品质检测项目。
日本汉方药基本上是配伍固定的粉剂或者汤剂。
比如桂枝茯苓含有桂枝4克、茯苓4克、牡丹皮4克，桃仁4克，芍药4克，经萃取提练精制成粉剂或片剂。
厂家不得随意更改，更不允许含朱砂、雄黄等矿物质。
一开始日本将汉方纳入医疗保健体系时，就希望将其做得尽量规范、标准化。
所有医生和药师都只能使用规定好的这294个处方，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开药，也不能任由患者自行购买使用，这样就可以让其安全和疗效得到一定的保证。
日本汉方医学发展记述之四20世纪初,兼通汉方的西医生:<和田启十郎>编撰出版了《医界之铁椎》一书。
明治维新之时期是日本汉医界最黑暗的时代,因为政府实施了“灭汉兴洋”的政策,导致社会普遍认为陈腐的汉方医需被淘汰。
但信州名医和田启十郎(1872-1916)与之相反,他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著成《医界之铁椎》(1910)以宣扬“西医非万能、汉医非陈腐”,是在当时情形下第一个提出复兴汉方的人,并用西医科学方式解释汉医理论,故被后世称为“守护濒临灭绝汉方之先人”。
这种赞誉或许比不了其弟子──汤本求真,但在今天的日本汉方医界,和田启十郎仍占有一席之地。
汤本求真（1876～1941）是20世纪初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擘，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
1901年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
1906年，他正在家乡石川县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并开始对现代医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1910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对痛失爱女的汤本求真触动极大。
此书让他对汉方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田启十郎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于是他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尊为老师。
汤本求真原名“汤本四郎右卫门”，出于对和田启十郎的学识、志向、精神的追随，他仿照和田启十郎之名“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
他立志要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日本社会重新复兴汉方医学。
1927年6月，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皇汉医学》一书的第一卷出版。
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全书57万字。
该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汉医奥田谦藏为该书撰写跋文时赞扬说：“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皇汉医学》出版后，正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欲“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
日本汉方医学史日本汉方医学史序言：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中，中医药学与日本得汉方医药学往往会混为一谈。
但实际上，日本得汉方医学就就是日本化了得中医学，两者得关系可以说就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
早在公元四世纪未期，充分吸收了中国医学朝鲜医学就随着两国之间得交流走进了岛国日本。
日本目前使用得汉方药以《伤寒论》处方得制剂为主。
随着两国之间得不断往来，公元五世纪初，中华医药渐渐得走进了日本。
在此后得一千多年间，中华医学与来自中国得草药一直被日本人民视为神草妙药。
不过在此后很长得一段时间中，医疗得任务却多就是由寺院中得僧侣来担当得。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与遣唐使，这些使者们不但带回了各种文献典籍，更把医学典籍大批带回到日本。
据统计，仅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时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书中就收载有医书166部，计1107卷。
其中如徐文伯得《杂药方》、僧深得《方集》、葛洪得《肘后方》、胡洽得《胡洽方》、鉴真得《鉴上秘方》、陶弘景得《本草经集注》、龚庆宣整理得《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成为了日本医学界得至宝。
除了上述得这些医书外，还有诸如《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等也在当时传入日本。
这些书籍中还包括了不少后来在我国散失得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今存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与《集验方》等，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名医得著作传入日本后，来自于中国得唐医方一步一步得取代了比唐医方更早传入得韩医方。
同时，每次随同日本使节来华得，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得“留学僧”与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得“请学僧”，她们中得许多人都在浙江得宁波、天台等地进行修禅与学习，日本当时流传得《康治本伤寒论》就就是当时由来华僧人所带回得手抄本。
在医学史上有名得如倭汉直福田、药师惠田、羽粟翼、菅原椎成、玄昉等人也就是当时来华学习得日本名医，但就是她们回国后却仅服务于上层社会，所以造成了16世纪前得汉方医学只能由宫廷贵族所享受得现象。
日本汉方医学史日本汉方医学史序言：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中，中医药学与日本的汉方医药学往往会混为一谈。
但实际上，日本的汉方医学就是日本化了的中医学，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
早在公元四世纪未期，充分吸收了中国医学朝鲜医学就随着两国之间的交流走进了岛国日本。
日本目前使用的汉方药以《伤寒论》处方的制剂为主。
随着两国之间的不断往来，公元五世纪初，中华医药渐渐的走进了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中华医学和来自中国的草药一直被日本人民视为神草妙药。
不过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医疗的任务却多是由寺院中的僧侣来担当的。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者们不但带回了各种文献典籍，更把医学典籍大批带回到日本。
据统计，仅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时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书中就收载有医书166部，计1107卷。
其中如徐文伯的《杂药方》、僧深的《方集》、葛洪的《肘后方》、胡洽的《胡洽方》、鉴真的《鉴上秘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成为了日本医学界的至宝。
除了上述的这些医书外，还有诸如《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等也在当时传入日本。
这些书籍中还包括了不少后来在我国散失的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今存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集验方》等，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名医的著作传入日本后，来自于中国的唐医方一步一步的取代了比唐医方更早传入的韩医方。
同时，每次随同日本使节来华的，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的“留学僧”和进行短期学术访问的“请学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浙江的宁波、天台等地进行修禅和学习，日本当时流传的《康治本伤寒论》就是当时由来华僧人所带回的手抄本。
在医学史上有名的如倭汉直福田、药师惠田、羽粟翼、菅原椎成、玄昉等人也是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名医，但是他们回国后却仅服务于上层社会，所以造成了16世纪前的汉方医学只能由宫廷贵族所享受的现象。
日本汉方药业现状及津村汉方制药厂发展战略汉方，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日本化了的中国传统医学。
汉方药则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独自的体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从根本上排斥汉方医学，导致其几乎灭绝。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且西药对人体毒副作用大，价格昂贵，因而汉方药又逐渐兴起。
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即批准可以使用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汉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目前日本医疗汉方药生产主要集中在津村、钟纺、大衫、帝国、本草等几家制药企业，占汉方药全部产值的97%以上，其中津村一家最强，独自占有78%的市场份额，不仅规模大，实力雄厚，而且抗风险能力强。
津村制药营业额构成比：医药品78.4%（医疗用76.8%；一般用1.6%）；医药外用品17.0%；其他4.6%。
医药品药效别营业额构成比：第一位汉方制剂：74.4%第二位外用药剂： 3.0%第三位生药制剂： 1.0%一般用主力产品业绩产品名月营业额中将汤0.49亿日圆乐母儿Q 0.09亿日圆乐母儿0.05亿日圆在医疗用中药市场上，津村的占有率超过了8成。
截至到2009年3月底的08年财年报告显示，尽管该公司转让了家庭用品事业部门，收入出现了减少，这个部门实现了增收增益，而且在新一年里有可能扩大增收内容。
中药部门的进入壁垒较高，无人能与津村竞争，在金融海啸吞噬众多企业的时候，只有津村等少数企业能在这个时候如沐春风，高歌猛进。
津村“育药”计划中药属于传统药品，本来是没有新药概念的。
西药的一个特点是不断开发新药，靠新药来赚取高额利润。
日本自1976年开始实行药价收载制度。
每种药的价格均被记录在册，只见药价走低，没有看到药价提升的时候，除非是研发出了新药。
在药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难以通过药价来赚取高额利润，但津村却一枝红杏出墙来，取得了好成绩。
日本汉方医学史日本汉方医学史序言：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中，中医药学与日本的汉方医药学往往会混为一谈。
但实际上，日本的汉方医学就是日本化了的中医学，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
早在公元四世纪未期，充分吸收了中国医学朝鲜医学就随着两国之间的交流走进了岛国日本。
日本目前使用的汉方药以《伤寒论》处方的制剂为主。
随着两国之间的不断往来，公元五世纪初，中华医药渐渐的走进了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中华医学和来自中国的草药一直被日本人民视为神草妙药。
不过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医疗的任务却多是由寺院中的僧侣来担当的。
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者们不但带回了各种文献典籍，更把医学典籍大批带回到日本。
据统计，仅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时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书中就收载有医书166部，计1107卷。
其中如徐文伯的《杂药方》、僧深的《方集》、葛洪的《肘后方》、胡洽的《胡洽方》、鉴真的《鉴上秘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成为了日本医学界的至宝。
除了上述的这些医书外，还有诸如《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等也在当时传入日本。
这些书籍中还包括了不少后来在我国散失的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今存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集验方》等，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名医的著作传入日本后，来自于中国的唐医方一步一步的取代了比唐医方更早传入的韩医方。
同时，每次随同日本使节来华的，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学习的“留学僧”和进行短期学术访问的“请学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浙江的宁波、天台等地进行修禅和学习，日本当时流传的《康治本伤寒论》就是当时由来华僧人所带回的手抄本。
在医学史上有名的如倭汉直福田、药师惠田、羽粟翼、菅原椎成、玄昉等人也是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名医，但是他们回国后却仅服务于上层社会，所以造成了16世纪前的汉方医学只能由宫廷贵族所享受的现象。
• 625 •© 2010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编辑部C JEBM郭新峰 赖世隆广州中医药大学DME 中心（广州 510405）摘要 目的 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循证医学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方法 系统评价日本东洋医学会（JSOM ）循证医学工作组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循证医学评价和总结报告。
结果 JSOM 的循证医学特别委员会成立较早，并在全日本范围内进行了三次汉方治疗的系统总结与评价，其制剂质量规范可靠。
2009版汉方诊疗指南对日本汉方临床的诊疗可望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结论 为促进我国中医药循证医学的发展，我们需要借鉴JSOM 的循证医学研究计划，重视研究数据的真实性、重视非随机试验的科学分析和报告；根据中医学的特点，由简到繁、系统地开展循证医学研究。
关键词 循证医学；汉方医学；东洋医学；中医学Current Statu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Japan and Its InspirationGUO Xin-feng, LAI Shi-longNational DME Training Center,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China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of evidence-base medicine (EBM)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Japan. Methods Serial reports of EBM special committee of Japan Society for Oriental Medicine (JSOM) were reviewed. Results EBM special committee of JSOM was established earlier and carried out systematic reviews of Kampo treatment throughout Japan. The quality of preparations was standardized and reliable. Evidence Reports of Kampo Treatment 2009 (EKAT 2009) may be a promising promotion for Kampo treatment in Japan. Conclusion For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we need to learn from EBM research projects of JSOM.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EBM research in China, specia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validity of research data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reports of non-randomized trial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BM research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from simple to complex.Key word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Kampo medicine; Oriental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重点项目“循证医学方法研究”（2KM05801S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2006-2007年第29期）作者简介：郭新峰，男（1973年～），副研究员，以中医药临床研究方法学/DME 、循证医学为主要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