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_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郭庆旺贾俊雪摘要：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形成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间，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各类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财政竞争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竞争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其中经济性支出竞争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性支出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预算外支出竞争的影响则比较模糊。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明显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有效遏制了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过度削弱了地方政府在经济性支出方面的竞争性行为，加剧了经济性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地区经济增长一、引言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strategic interaction）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目前主要有三类理论用于刻画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机制。

第一类是财政政策外溢效应机制（spillover effect mechanism），主要刻画的是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直接形成机制，即财政政策的辖区外溢效应会直接改变其他辖区政府偏好，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相依性（spatial independence）（Wilson,1996）。

第二类是财政竞争机制（fiscalcompetition mechanism），最早可追溯到Tiebout（1956），强调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中通过财政手段争夺有利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从而表现为行为上的策略互动（Wilson,1999;Brueckner,2000）。

第三类是标尺竞争机制（yardstick competition mechanism），主要侧重于信息外溢性和政治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即由于存在信息外溢性，公众往往会以其他地区政府行为表现作为本地区政府绩效的评判标准，从而产生一种标尺效应，使得本地区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地区政府（特别是相邻地区政府）行为（Salmon,1987;Besley and Case,1995）。

受上述理论研究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实证角度考察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算地区税负（或财政支出）反应函数，检验地区税负（或财政支出）是否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从而识别地方政府间是否存在着策略互动行为（Case et al.,1993;Borck et al.,2006）。

但这种方法往往不能很好地揭示出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机制，还需要一些额外检验以识别主要是哪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Brueckner,2003）。

Besley和Case（1995）在估算地区税负反应函数的基础上，通过考察选民对本辖区政府支持率与邻近辖区税收政策的关系，指出标尺竞争机制是美国州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策略互动行为的主要原因。

Revelli（2004）在地方财政支出反应函数中引入制度变革时间哑变量，发现标尺竞争机制在英国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Baicker（2005）则指出，更为全面地考察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识别主要是哪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一直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因，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视角。

但目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较大争议。

Qian和Weingast（1997）与Qian 和Roland（1998）提出市场保护的联邦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的干预，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周黎安（2004,2007）详细考察了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竞争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也带来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区域间恶性竞争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周业安（2003）利用一个博弈模型，指出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中往往会采取保护性、掠夺型策略，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增长。

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2005）则认为我国的财政分权本质上是一种中央政府委任制框架，且由于人口流动性的限制，致使地方政府在地区博弈中更多地以经济增长为导向，阻碍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通过构建一个博弈模型，指出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经济影响。

例如，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以及王守坤和任保平（2008）详细考察了我国省级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李永友和沈坤荣本文以我国省份现实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我国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形成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研究。

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行为，本文则详细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行为及其跨时差异，这不仅有助于深刻揭示财政管理体制变革对我国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的历史演变。

（2）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形成机制的深入剖析，本文则通过考察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即省份特征空间权重矩阵包括地理相邻和人均产出空间权重矩阵，以及资源流动空间权重矩阵包括人口流动和FDI空间权重矩阵）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以更好地识别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

（3）在估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反应函数时，由于引入了空间滞后项以及存在着共同冲击所导致的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性，一般方法得到估算结果将是有偏和非一致的。

为此，本文采用空间广义矩估计（Spatial GMM）以更好地校正上述两种空间相关性所带来的估算偏差。

二、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形成机制本节以我国29个省份1986~2006年间的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算省份财政支出政策反应函数，探究我国省级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形成机制②。

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一）模型设定遵循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我们考虑如下形式的省份财政支出政策反应函数：LG=ρWLG+Xβ+ε（1）其中，LG为省份财政支出向量，我们不仅考虑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还特别考虑支出近似加以度量（贾俊雪、郭庆旺，2008）。

所有财政支出变量均利用省份人口和商品价格指数折算为1978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值，并取自然对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WLG为省份财政支出向量的空间滞后项，ρ为影响系数，反映了省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互影响。

ρ显著不为0，意味着省级政府间存在着策略互动行为：ρ>0表明省级政府采取的是互补性策略，ρ<0表明省级政府采取的是替代性策略。

X 为控制变量向量，ε为误差项，方差为σ2ε。

空间权重矩阵W度量了不同地区社会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反映了对于某一地区而言其他地区的重要性。

本文采取先验设定的方法（Case et al., 1993;Baicker,2005;Revelli,2005;Borck et al.,2006），并依据不同研究目的，考虑两类空间权重矩阵。

第一类空间权重矩阵主要从省份特征入手，目的在于识别哪些特征对于我国省级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更为重要，具体包括：（1）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即依据两个省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来设定空间权重矩阵，以考察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具体构造是，第i个省份和第j个省份若拥有共同边界，则空间权重w ij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人均产出空间权重矩阵，即依据省份人均产出水平的相近程度设定空间权重矩阵，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

具体构造是，空间权重w ij=1/│Ry i-Ry j│，Ry i和Ry j分别为样本期内第i个省份和第j个省份人均产出均值。

第二类空间权重矩阵主要从经济资源流动的角度入手，目的在于识别我国省级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机制。

鉴于财政竞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经济资源，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这类空间权重矩阵模型的估算结果来识别财政竞争机制在我国省级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形成中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采取这类空间权重设定得到的影响系数ρ相对更大或更显著，那么意味着经济资源流动是左右我国省份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重要因素，即财政竞争机制是省级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重要形成机制③。

具体包括：（1）人口流动空间权重矩阵，即依据省际间人口流动规模设定空间权重矩阵，以考察劳动力资源流动的重包括流入和流出总规模。

（2）FDI空间权重矩阵，即依据省份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与产出比值的相近程度设定空间权重矩阵，以考察资本流动的重要性。

具体构造是，空间权重w ij=1/│Fdir i-Fdir j│，其中Fdir i为样本期内第i个省份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与产出比值的均值。

具体估算中，我们将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矩阵每行元素的总和等于1④。

对于控制变量X，我们主要依据已有研究和中国现实加以设定。

一般而言，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民族构成等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差异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Heshmati,2001;Ardagna,2004）。

此外，还有大量研究表明，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Rodrik,1998;杨灿明、孙群力，2008）。

因此，我们引入人均实际产出（以1978年为基期，并取自然对数）、人口密度（取自然对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和省份进出口总额与产出比值来捕捉上述因素对我国省级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

在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发展变化除了与上述一般因素有关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型和财政管理体制变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职能、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行为模式转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