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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论文20XX年10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于人性漠然的反思,也让见危不救罪写入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
见危不救罪是否应该写入刑法应在透彻理解其含义、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现状等方面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将其立法后,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见危不救的具体内涵范忠信先生对于见危不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行为。
这一表述,在作为对一个词语的解释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如果将其作为对一个刑法罪名的解释则显得太过宽泛。
见危不救一般应分为两类:能而不欲和欲而不能。
能而不欲即指有能力救助,并且救助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在他人确有危难、对此第三人存在救助依赖时,该第三人却放任其受伤害,这显然是一种有违道德底线的做法,为社会所唾弃。
而欲而不能则恰恰相反,是指没有能力或实施了救助行为会为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
显然,法律没有权利强迫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做利他的事情,而且这也绝对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
就好比在旁边看到小悦悦遭汽车碾压的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试问,谁有会去责怪他没有伸出援手呢?国外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所指的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
这一定义正符合了见危不救的第一种分类,即能而不欲,这在经济学中是一种违背了帕累托改进的做法,而这也正是人们呼吁的真正的见危不救罪的真正内涵。
将其分解来看,即为:1.本罪主体为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且能够在不给自己带来不利的情况下给危难中的人以救助,却不加以救助的人。
2.本罪的对象为处于危险状态而急需救助(此种危险状态应特定为人身方面的危险)的人。
必须是正处于危险状态,而且不依靠他人救助无法脱离危险状态,如果凭借自身努力可以脱险,便不存在第三人是否救助的问题。
试论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规制作者：青东波来源：《北极光》2016年第04期摘要：见危不救行为导致受害人在完全可以获救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向死亡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法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将见危不救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惩治的呼吁一直不断。
与此同时，反对上述主张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笔者认为对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规制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关键词：见危不救；法律规制；简单化最近几年来，见危不救行为导致受害人在完全可以获救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向死亡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法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将见危不救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惩治的呼吁一直不断。
与此同时，反对上述主张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我们认为，上述讨论，存在着把见危不救行为简单化的倾向。
对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规制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具体而言，主要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视情节轻重将见危不救行为予以违法或犯罪化将一些情节严重的见危不救行为规定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尤其是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首先，这是公众的一项普遍要求。
立法应始终反映和体现国民的意愿和要求，否则将损害国民善良的感情，降低国民对法的认同感，从而不利于法秩序的稳定。
其次，虽然救人于危难首先是一种道德义务，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从当前的社会状况来看，有将救人于危难这一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的必要。
就目前见危不救行为不断发生且经常导致本可避免的灾难最终发生的态势看来，道德的约束显然已经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见危不救行为，以法律手段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再次，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刑法之外的手段不足以有效惩治和防范，是刑法是否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重要标准。
情节严重的见危不救行为不仅致使本可避免的严重危害后果发生，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序良俗，伤害了广大公众的善良情感，如果任凭这种自私冷漠的行为蔓延，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充满隔阂和猜疑，而整个社会也必将缺乏凝聚力，这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关于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立法思考摘要“见死不救”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有责任的情形。
这种情形是指“见死不救”的行为人具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不作为，导致被害人受到伤害的情况。
二是行为人虽然没有法定或约定的责任或者义务，但是有能力救助却不救助。
对于第一种情形，大部分责任属于法律中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从而这种“见死不救”行为一般是作为“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但对于第二种情形下行为人的“见死不救”行为，认识上则要复杂的多，本文对此进行分析论述。
关键词“见死不救”道德法律犯罪中图分类号：d90- 059 文献标识码：a从法律的角度看,所谓“见死不救”就是指在特定的危险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对受害人实施救助,当事人就会发生死亡危险,有能力施救而不予施救的情形。
这种行为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怒和谴责,同时也冲击着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32 位代表关于增设“见死不救罪”的立法提案,更是给人以世风日下、唯借助法律之威慑力方能挽救社会道德和良知日渐沦丧的紧迫危机感。
一、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立法争议对于“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该用法律来规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见死不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只能从道德上予以谴责，不能将对一般人而言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律化”，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也有学者提出“见死不救罪”是道德问题“泛法律化”，认为属于公序良俗范畴的“见死不救”要想通过法律底线来解决或仅仅因为一方利益被损害就横加给他人法定义务，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成为以法的名义对道德行为过分介入的非理性做法，认为“泛法律化”实质就是一种道德专制或道德暴力。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强烈呼吁“见死不救罪”早日出台。
他们一方面肯定在道德层面上谴责“见死不救”行为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认为当道德约束力不从心时，法律的介入才是理性的选择。
因此，用法律来惩治“见死不救”行为才是标本兼治的做法。
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究见危不救的问题-法理学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迅速, 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愈来愈重要, 尤其是处在依法治国的发展时期, 就要将各个领域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
本文主要从法理学的角度对见危不救进行详细探究, 希冀能借此对实现法律体系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见危不救; 法理学; 入刑可行性;处在法治社会, 为能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就要对见危不救从法律制度上进行完善, 将见危不救入刑是法治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深化对见危不救法理学的探究下, 能对见危不救从理论上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这对促进其立法是比较有利的。
一、见危不救的原因分析及类型体现(一) 见危不救的原因分析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对于见危不救也有着新的认识, 尤其是处在法治社会, 法学界对见危不救入刑也有着激烈的争论。
见危不救的原因是复杂的, 由于国家在见义勇为保障方面的不足, 就使得见危不救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国家在见义勇为的制度保障上比较缺乏, 一些人见义勇为而造成受伤以及致残的现象常见, 而国家对此没有相应的奖励扶助, 见义勇为者自己过着艰难的生活[1]。
还有是政府重视物质奖励而轻视精神方面的宣传, 最终使得见义勇为成了义和利的纠葛, 救人受伤以及致残的人没有得到人身损害人的救济。
另外, 见危不救的原因还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在道德建设方面没有进行强化。
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使得人们有着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以及价值观念, 人们对于道德的理解以及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市场经济自主性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利益, 陌生人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使得人们对见义勇为有着隔膜, 见危不救的比率增加。
陌生人社会使得人们间的信任感愈来愈薄弱, 同时人们的同情感以及负疚感也降低。
(二) 见危不救的类型体现见危不救的类型是多样的, 根据不同的标准能划分成不同类型, 如从主体角度进行划分就有特定主体以及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指的是当一个人目睹他人遭遇危险或需要帮助时，他选择无视或不提供及时救助的行为。
该行为涉及道德、法律等多个层面的考量，对于是否应该将“见危不救”入罪，需要从多维度的视角进行思考和权衡。
从道德层面来看，“见危不救”违背了人们对他人生命和身体安全的正常关怀和应尽的道义义务。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互之间的互助和合作。
当某人处于危险中时，我们有责任伸出援手，尽力帮助他人摆脱困境。
在道德观念中，关爱他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道德福利和公德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从道德角度出发，对“见危不救”行为予以谴责是合理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将“见危不救”入罪也有其合理性。
法律的基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如果一个人在目睹他人遭遇危险或需要帮助的情况下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其行为可能导致其他人受伤甚至丧生，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有必要对这种行为予以惩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
对于“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还需要考虑到一定的特殊情况和情境。
有时，见危不救的行为并非是出于恶意或故意不管，而是出于安全和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面对火灾、爆炸等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情况下，个体有权选择保护自己而不冒险去救助他人。
一些儿童或身体残障者可能无力提供帮助，将其归罪于“见危不救”是不公平的。
在这些情况下，法律还需要考虑到个体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和情境因素，以避免对无辜者的不公正处罚。
在确定是否将“见危不救”入罪时，还需要考虑到社会教育和法律执法的角度。
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加强对互助和合作的认识，有助于降低“见危不救”的发生率。
对于恶意的见危不救行为，法律应该进行严厉的打击，以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近年来，“见危不救”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
有人认为，见义勇为是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见危不救是一种虐待行为，应当予以法律惩罚。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
本文将从多维度视野下，对“见危不救”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见危不救”并非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复杂问题。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见危不救者的处罚问题应当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和分析。
我们需要考虑见危不救的行为是一种主动的犯错行为，还是一种被动的不当行为。
有些见危不救者因为畏惧风险、缺乏应急处理能力或是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导致了他们放弃了救助他人的行为。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这些见危不救者的行为，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给予适当的教育和帮助，而非简单地进行惩罚和制裁。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的反应和处理方式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的条件限制或是精神状态不佳无法进行救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恶意的见危不救者，而应当给予理解和宽容。
而有些人可能是出于无视生命、漠视他人、甚至是出于故意伤害他人而不进行救助，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需要对其进行法律制裁。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救助他人是需要勇气和技能的。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于紧急情况并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如果强行进行施救反而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就需要我们对见危不救的行为进行更加细致地分析和辨别，避免对无辜的人进行不当的处罚。
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见危不救者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应当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和思考。
在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我们还缺乏对于见危不救问题的具体界定和标准，这就给了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在处理见危不救问题时很大的裁量权。
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制定更加具体和合理的处罚标准和程序。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首先，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见死不救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人们相信应当乐善好施，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拒绝施救或提供援助会导致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不必要的威胁，因此这种行为往往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然而，由于法律和道德不同，道德标准并不总是与法律规定保持一致。
在法律层面，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见义勇为，救人于危难，不属于法律规范的特殊要求，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在我国法律中，救人于危难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不是义务。
因此，见死不救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然而，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范，见死不救的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被定性为其他法律责任。
首先，如果见死不救的行为导致他人死亡或受伤，可能构成过失伤害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主体为过失的犯罪分子，即因过失致使一人死亡的，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在见死不救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死亡或受伤是由于见死不救者的过失造成的，那么见死不救者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如果见死不救的行为是出于恶意或者有其他不正当动机，可能构成其他刑事犯罪。
比如，如果见死不救的行为是出于复仇、故意伤害他人或其他恶意目的，那么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其他相关刑事犯罪。
最后，见死不救的行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也可能构成法律上的违约行为。
比如，在一些专业领域，如医疗、救援等领域，对于急需援助的人员来说，提供援助是一种职业责任，如果相关人员见死不救，则可能构成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导致行业相关机构作出纪律处分。
总的来说，虽然在我国法律中，见死不救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构成其他法律责任。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应当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来审视见死不救的行为，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
毕竟，人命关天，伸出援手不仅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
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2011年10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于人性漠然的反思,也让见危不救罪写入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分析。
见危不救罪是否应该写入刑法应在透彻理解其含义、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现状等方面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将其立法后,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见危不救的具体内涵 范忠信先生对于见危不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行为。
这一表述,在作为对一个词语的解释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如果将其作为对一个刑法罪名的解释则显得太过宽泛。
见危不救一般应分为两类:能而不欲和欲而不能。
能而不欲即指有能力救助,并且救助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在他人确有危难、对此第三人存在救助依赖时,该第三人却放任其受伤害,这显然是一种有违道德底线的做法,为社会所唾弃。
而欲而不能则恰恰相反,是指没有能力或实施了救助行为会为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
显然,法律没有权利强迫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做利他的事情,而且这也绝对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
就好比在旁边看到小悦悦遭汽车碾压的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试问,谁有会去责怪他没有伸出援手呢? 国外刑法中的见危不救罪所指的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
这一定义正符合了见危不救的第一种分类,即能而不欲,这在经济学中是一种违背了帕累托改进的做法,而这也正是人们呼吁的真正的见危不救罪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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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的法律规制探究
作者：石海英
来源：《商品与质量·消费视点》2014年第01期
摘要：见危不救行为本来是道德层面上被人们所唾弃的行为，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因为人们的见危不救行为而导致的恶性案件的频发，特别是2011年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将见危不救行为用刑法来予以规制的呼吁不断的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普通民众呼吁将见危不救行为用刑法来予以处罚。
关键词：见危不救；法理；法律规制
如今人们已经无法从道德底线中忍受见危不救行为所带来的伤痛，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将一个行为是否用法律来予以规制，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的。
但纵观国外，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见危不救行为用刑法予以规制，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也应将见危不救行为用法律来予以规制，才能更好的维护好社会健康的秩序。
一、见危不救行为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
任何一部法律的创制或者增加都是有着充分法理依据的，如果在刑法中规定“见危不救罪”，首先必须在法理上寻找理论依据，因此将见危不救行为用法律来予以规制必须要在法理上找到足够的依据。
任何法律规制的内容都是与道德、人性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义务关系息息相关的。
我国目前对于见危不救仅仅是在道德领域进行评价，而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次上面，因此将见义不救进行法律规制就是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不侵犯他人利益即为评判道德价值的标尺，认为在法律上不损人即为合法。
根据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他认为，对制度来说正义原则有二；其一，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自由并存的同样自由，包括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其二，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作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而且地位与职位对每个人开放。
所以，在这种“公平正义论”的思想引导下，法律的强制性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通过社会这个大环境签订一份“理性合同”，个人都有牺牲自我自由的义务，来完成整个社会更大的发展，以求长远来看自身也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下有更高自由的实现。
罗尔斯的观点表明：个人必须要牺牲自我的自由，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平衡。
如果一味专注个人自身的利益实现，而对于社会其他群体因为疾病、灾难、紧急情况等情况不闻不问，是不正义的体现。
所以国家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干预是必须的，更是强制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某种邪恶势力导致有人陷于危机之中，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拯救是必须的，是维护社会正义和整体和平的根本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在个体之间通过自己合理的利益牺牲来达到整体上的共同进步。
因为，驱除恶势力或者个体的极端贫穷状态等是每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应尽的义务，是为长远实现所有个体能在更高平台和层面上自由的前期保障。
既然法律设定了利人利己的条件，那么法律就可以设定在一定情形下要求公民必须实施救助的义务。
将见危不救行为用法律来规制，将见危救助变成一种法律上的义务。
只有将道德都认可的行为变成一种法律上的义务，才能使人们认为只有“圣人”才可做到的事情，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举手之劳。
道德的约束力的实现，往往是靠个体的自律来实现的。
但由于主体素质低下、约束力差等不确定因素，造成道德难以实现其约束力，而法律具有稳定的约束力，法律规定的义务更有实施的保障性。
见危不救行为在生活中往往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只有道德上的约束和谴责已不能使人们自觉见危救助，在法律稳定的约束力和保障下才能杜绝见危不救的恶性。
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利益共生更加密切，所以人与人之间追求利益的一致性是肯定的，并且利益的一致性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法律无论从法益还是其他利益的角度上都是维护社会一致利益的工具，所以见危不救这种破坏社会整体一致利益的行为，必然受到道德谴责，更应受到法律的否定和规制。
国家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更应通过立法将见危不救这种破坏社会和谐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加以规制。
二、见危不救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第一，道德本身的强制作用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如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道德的控制力在不断弱化，然而在极具开放性的陌生人社会之中，由于社会变迁和科技的发展，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致使人们面临危险身处困境的几率在不断增加。
这就产生了脱节，使得见危不救最终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基本国情下，在道德滑坡、社会诚信缺失的条件下，为了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用法律规制的手段来直接针对道德的缺失，这对于规范见危不救这种严重不道德行为，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
第二，法律强制机制比道德规范更具有优势。
目前在我国见危不救的现象愈来愈严重。
众所周知，道德是靠舆论和主体的内心信念或信仰来支撑的，相较于法律的强制力要小得多。
当人们违反道德规范时感受到的强制力和痛苦往往是很小的，因为道德的约束力量毕竟具有强弱两重性，对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道德的约束力是很强的。
然而对于无视道德约束的人，它的约束力则弱小得多。
而法律是一种外在性、他律性的规范，它依靠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当然法律的真正实现依然要靠人们内心信念的支撑，但因为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人们必然会更加谨慎行事。
第三，法律的空白现状使得司法实践非常困难。
这些年来，对于全国各地出现的的见危不救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社会舆论要求对不作为人严惩不贷，但是法官们却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遇到了难题。
我们都知道，由于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官判处不作为犯罪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应当要以作为义务为前提。
但是法律上对此的空白状况使得法官在现行的法律中找不到做出惩罚的依据。
显而易见，见危不救行为必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但是同时法官们又要依法办案，所以大多数情况法官们为了顾及社会正义和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做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判决。
但是明显这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第四，从法律与道德的发展关系来看，见危不救的规制必要性也是时代的呼唤。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通过道德法律技术化，使二者合为一体，使得原本是属于道德规范的社会公德行为规范变为了法律上的要求。
博登海默曾说过，“法律以道德义务为基础，视严重不道德行为于不顾，法律本身也就滑向了…恶法‟的边缘，任何企图证明法律应不计后果及其伦理和实际结果的法律教条主义，往往是不战自败和欺骗人的”。
也就是说，国家不应弃不道德的行为不顾，而应该积极规定当事人的救助义务，当他人见危不救时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救助作为义务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对见危不救进行法律规制更是必要的、合理的。
综上所述，见危不救行为在法理中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并且国外许多国家也将见危不救行为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将见危不救行为用法律来予以规制是社会、法律完善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法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