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从明朝倭寇的特点看倭寇的历史地位一、引言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自此明王朝正式拉开序幕。

“南倭北虏”一直是困扰明朝统治者的问题，其中南倭〔即倭寇〕更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明日关系的“风向标”。

倭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既促进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又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既是日本侵略思想的最初表现，又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

史学家们对于倭寇的评价也是不尽统一。

甚至有局部日本学者盲目夸大倭寇的英雄主义，妄图借此美化侵略。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朝期间倭寇的特点，在此根底上比较中日对倭寇的评价的差异，最后归纳并提出关于倭寇的历史地位的一点看法。

二、明朝倭寇的几大特点由上表可以看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有着种种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后期倭寇在组成上的差异。

从这一层面上讲，前期倭寇主要属于外族的侵扰，而后期倭寇那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官民斗争。

〔二〕其次，倭寇中存在“真倭”、“假倭”以及“向导者”。

在前后期倭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后期倭寇的主要成员是中国人〔“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也”〕，也就是说，后期倭寇由“真倭”与“假倭”两局部组成，而且假倭不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甚至还掌握着倭寇队伍中的领导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假倭”和“从倭者”呢？根据明史记载，由于当时明朝统治者“畏倭如虎”，所以明人便“袭倭服饰旗号”，伪装成倭寇，以谋求利益。

具体的代表人物是王直〔又名汪直〕。

翻查《明史》，可以看出：倭寇中“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成心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

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附属、辅助的地位。

此时的倭寇不仅由中国人掌握大权，而且在中国沿海拥有大批的“胁从者”，日本史书记载为“向导者”。

他们为当时的“倭寇”提供情报，以使其走私更为顺利。

关于这些“向导者”产生的原因，史书中并没有过多地提及。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

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

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

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

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

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

“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

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

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

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

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

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

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

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

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

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

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

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

明朝中叶的倭患何以猖獗?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

倭寇的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患”。

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我们一般认为，所谓倭寇，即明朝时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

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在明朝中叶，倭寇并不全是日本人，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中国人。

既然这样，明朝政府何以将沿海反叛者称为“倭寇”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民族矛盾掩饰当时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

这样称呼可以激起民间对蛮夷入侵的本能反感和抵制，从而弱化了国内武装商队的反明义军本质，以免国内对官府不满的人群起加盟，暂缓国内阶级矛盾，这不过是近现代都流行过的“舆论战”而已。

二是那些封建王朝的叛逆者们既利用当时统治阶级惧怕日本人的心理，又为了不牵联村邻、家人而假称“倭”来吓唬他们。

嘉靖以前，明朝国力不强而日本正值南北朝内乱，大批因战败而失去军职的南朝武士，流入海岛，汇同部分日本走私商人和破产农民，夹杂着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及后来建文帝朝迁的逃亡臣民，不断侵扰辽东、山东沿海一带，烧杀淫掠，造成明王朝对日本人的仇视和恐惧心理。

三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反抗斗争的极端仇视。

如同历史上众多史书中把所有的起义农民都称之为“贼”、“盗贼”、“流寇”一样，当年国民党政府也“义正词严”地指责朱毛红军“拿了卢布”、“共产共妻”、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内奸云云，一回事。

“倭寇”一词中也包含着对封建王朝叛逆者的蔑视和鄙夷。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

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

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

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明朝与日本所谓“朝贡”关系的历史真相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于倭寇的骚扰，显得异常复杂。

明初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过羁縻政策，颁赐给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

但是，因双方对“朝贡”的理解不一样，明朝方面企图以此作为“羁縻”手段，以消除“衅隙”；而日本却将其看作是营利之机，甚至把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朝贡之上。

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争取入明朝贡而激烈地竞争着，终于在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争贡之役”。

此后，明朝则改变对日贸易的政策，罢市舶，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结果在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骚扰，也就是所谓的“嘉靖倭患”。

当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虽然在漳州月港宣布开海贸易，但对日本仍实行严禁政策，且终明之世，两国未再恢复过正常的贸易关系。

一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

其书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

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

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

”但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议．反而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吴文华2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而当时明太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错把征西将军怀良当成是日本国王。

在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从山东转掠至温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县时，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

怀良开始时误认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经赵秩一再解释，则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

明太祖对此大加赞赏，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

待辞行时，又派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护送还国，并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

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明太祖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国情，据说曾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饧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情。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概述作者：刘萍来源：《西部论丛》2017年第08期摘要：中国与日本自古便有政治、贸易与文化往来，明代中日间官方贸易发展为以勘合为特色的朝贡贸易，但受两国国内政治形势、对外政策、倭寇等问题影响，贸易关系时断时续极不稳定。

关键词：中国日本贸易一.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是明代基于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而形成的朝贡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勘合有校对，合正之意，勘合是印信的一种，需当事双方各持一半以证虚实。

勘合贸易又称贡舶贸易，与市舶贸易相对，前者属官方贸易，后者为民间贸易、海商贸易。

勘合贸易于朝贡贸易之独特在于“勘合”制度之存在。

明洪武初年施行海禁政策，除官方朝贡贸易外，一切民间对外贸易行为皆被禁止。

洪武十六年，为加强对朝贡贸易的监管，防止国内外边民海匪假扮朝贡使臣擭取朝廷利益，朝廷下令颁给朝贡国勘合以作贸易许可之证明。

自此，朝贡贸易在明代发展为勘合贸易。

二.中日勘合贸易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商品，按最终流向渠道，可分为：朝贡贸易品、公贸易品和私贸易品。

朝贡贸易品即幕府将军向明帝进献的贡品和明帝的回賜之品，公贸易品是由明政府论价收购的货物，余下的便是私贸易品。

《大明会典》：“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

”明太祖建国后，屡次遣使日本，恢复了两国正常邦交关系并列其为“不征之国”。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1年），日本南北朝并立，因日本南朝与胡惟庸案有牵连并屡有南朝倭寇袭扰中国沿海，明廷屡次下书日本幕府整治岛内朝政和海盗问题而无果，明太祖下令驱离日本室町幕府来朝的两批使节与朝贡船，并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断绝外交关系。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朱明朝廷开始实行勘合制度，而日本则被排除在贸易对象之外。

直到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二月，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向明廷呈送国书，愿称臣纳贡，两国恢复通交关系，日本对明朝贡贸易得以开展。

明永乐初，中日订立《永乐定制》，又称《永乐勘合贸易协定》，许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并赐“海舟两艘”以备日后朝贡之用。

略论明代与日本的关系李建钢随着14世纪—15世纪中国和日本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明代与日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这一时期日本文化正在逐步完备，国内人口增长，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交往尤其是与强盛的明王朝建立较为稳固的贸易关系的要求非常强烈。

同时，日本此时的室町幕府是以各地守护大名的支持为基础的，因而幕府对大名们的约束力很弱，日本西部山田、丰后、大隅、萨摩、博多、对马和五岛列岛的守护大名、庄官、商人、游民结成团伙在无法进行贸易或在正常贸易无法达到获取暴利的情况下，开始用武力不断地侵扰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朝鲜、中国的史籍称之为“倭寇”。

双方之间的贸易问题和倭寇问题构成了明代与日本关系的的主线，据此可以把明代与日本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前期——勘合贸易时期：中日之间官方往来日益增多，并建立了较稳固的官方贸易即勘合贸易。

日本向明称臣纳贡，奉为正朔。

倭寇问题尚不十分严重，双方之间处于相对和平的无大战时期。

前期时间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一直到世宗嘉靖年间，根据日本对明政府的态度及勘合贸易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次勘合贸易时期：明初洪武一朝的前25年中，日本始终是在南北朝的动荡中渡过的，征战不休、政令难以统一，倭寇乘机不断劫掠中国沿海地区，明廷于1369年（洪武2年）与日本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进行了接触，朱元璋派遣杨载等7人出使日本，责问其倭寇问题，这是明代与日本最早官方接触的记录。

1370年（洪武3年）明廷再次遣使责问倭寇之事，但怀良亲王非常傲慢，虽然迫于压力称臣并贡献马匹等物，送还劫掠人口但却在回复明廷的信中称：“顺之（明廷）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

”①此外，明初胡惟庸案中，派遣日僧如瑶诈称入贡，暗藏兵刃到南京，准备帮助胡惟庸的，可能也是怀良亲王。

加之倭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朱元璋非常愤怒：：“……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明代研究，第七期2004年12月，頁29-62猝聞倭至──明朝對江南倭寇的知識（1552-1554）吳大昕*前言提到明代的日本，大多數人都想到倭寇。

而所謂的倭寇，其實又指的是被稱為明代兩大「外患」「南倭北虜」中的「嘉靖大倭寇」。

「嘉靖大倭寇」，指的是自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攻陷浙江台州府黃巖縣，明廷復設浙閩巡視官後長達十餘年的沿海騷動。

一般又稱壬子之變、嘉隆(嘉靖、隆慶間)倭寇或中期倭寇1。

長期以來，嘉靖大倭寇一向被視為明朝的兩大兵災，其燒戮之慘，不論在官方、士紳以及嘉靖四十年以後所編纂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見這些記錄，從而有「東南罷敝極矣」的印象。

但是，當我們將視野放寬到15-16世紀的江南時，便會發現這場常達十餘年，「荼毒生靈極矣」的兵災，對明中葉後日益興盛的江南經濟發展，竟沒有任何的阻礙與停滯的現象發生，甚而從地方志中，我們也看見繁華的經濟發展與慘烈的倭寇亂事並列的情況。

這一切的不合理從何而來？本章將嘗試分析與嘉靖大倭寇有關的文獻記錄，以及地方到中央（北京）的訊息傳播情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由筆者碩士論文《海商、海盜、日本人：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中第三章〈「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建立〉改寫而成。

1本文的分期，前期指的是自十三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中葉（嘉靖前）侵擾中國、朝鮮的日本倭寇。

中期指的是嘉靖倭寇，後期即隆慶以後的海寇。

鄭樑生在《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的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一書中將倭寇分為前後兩期，以1552年為分界。

筆者採用三期分界，是以倭寇活動的性質作區分，本文中的「倭寇」一詞的定義為：十三到十七世紀侵擾中國、朝鮮，來自海洋的武裝盜匪集團。

至於「真倭(日本倭寇)」的比例多寡，並不是是否稱之為「倭寇」的標準，在此定義下，以嘉靖大倭寇的發生及隆慶元年（1567）作為分界。

30吳大昕討論「大兵災」的形象是如何不斷的被擴大及渲染，從而還原嘉靖大倭寇的真實面貌。

海禁与倭寇明朝建国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从朱元璋开始，他的继承者也遵照祖训，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时候宽一点，有时候松一点，但总的趋势，是实行海禁。

海禁：禁止民间私自出海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官方的国家的行为不在此列。

比如说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下西洋，这与海禁没有关系。

并不能因为郑和下西洋而认为没有海禁。

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把明朝国威宣扬到国外。

海禁基础：朝贡体制（在明朝国家皇帝心中，周边的国家都是他的番国，他以宗主国的身份，居高临下，来看待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求周边的国家定期或不定期派使节带着贡品前来朝贡）。

中央之国的心态，看待周边国家，中央之国的由来已久，朝贡也由来已久，先秦时代在黄河流域一带的为华夏，华夏——根据唐朝的经学家孔颖达的注释，华夏即中国（中央之国的意思，这个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到明清时代也是如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属于华夏，它的周边叫做蛮夷戎狄，朝贡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朝贡的展开是周边国家派遣使节来带他们的贡品来见皇帝。

为了表示晚点皇帝就会回赐，他们大量的东西，贡品就是他们的土特产，回赐的价值大大超过他们的贡品，显示中央之国居高临下的姿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对等，由此来维持藩属和宗主国的关系。

朝贡是政治行为顺带有贸易，带来他们的商品，来到中国在民间出售，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带回去，官方认可的一个渠道。

朝贡不意味没有海禁。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发现的时代）。

葡萄牙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绕道非洲的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这条航线他们以前是不知道的，所以叫做新航路的发现。

西班牙人又发现了和欧洲隔着大西洋的另一块大陆，就是美洲。

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在历史上叫做地理大发现，也叫做大航海时代，带来了全球化的贸易。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快把美洲的地方作为它的殖民地，也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中国周边的地区。

把中国也纳入到他们全球化贸易中，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需要中国生产的精美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以及茶叶，并且需求量特别大。

中日关系论文说到中日关系的时候，老一辈的会想到在二战后日本人都我们中国疯狂的侵略；我们这一代，会想到老祖宗给我们讲的历史以及现在中日间的友好关系。

而这，就是一个变化。

现在重视且重复强调中日友好的合作关系。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看看中日关系。

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

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

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

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

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 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

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

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

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再让我们从近代的角度看看中日关系。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

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

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摘要］朝贡贸易是一种由“朝贡”和“赏赐”所表示的、官方严格控制的交换活动,完全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只存在于实行海禁政策的明朝。

明日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倭寇问题互相交织,本文重点分析了明初洪武年、永乐年、宣德年和明中后期中日朝贡贸易的发展脉络。

从洪武、建文年间朝贡贸易体制初建,到永乐年间朝贡贸易达到鼎盛,再到宣德年间回落,最后到明中后期时朝贡贸易开始萎缩、寥落,唐、宋、元三朝形成的海洋优势最终流失到了西方列强手中。

［关键词］明朝；日本；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一种由“朝贡”和“赏赐”表示的交换活动,完全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只存在于明朝。

即由政府遣使至海外诸国(主要使东南亚国家)颁赐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贡,明政府对朝贡国正贡回赐,附载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或由贡使自行出售的政策。

朝贡贸易确立于洪武年间,永乐朝臻于鼎盛,宣德年间维持平稳,明中叶以后衰落。

1 明初中日朝贡贸易明初统治集团致力于建立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万国朝宗”的朝贡体系,主要靠朝贡贸易维系,朝贡贸易事实上成为明朝“怀柔远人”的一种工具,传统的官方海外贸易的政治外交功能被发挥到极致。

1.1 洪武年间朱元璋称帝后不久,即在浙、福、广三省设市舶司,并于洪武二年(1369年),编订《皇明祖训》,将日本等十五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

洪武元年(1368年)和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臣赍国书去日本,但均未见成效。

洪武三年(1370年)3月,朱元璋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日本怀良王了解到来使并非蒙古人,且当时南朝形势日趋恶化,因此怀良王改变了态度,接待了赵秩。

又于次年“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州被掠人口七十余”。

朱元璋大喜过望,厚赐祖来等人。

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中日关系表面上有所改善,双方开始互派使者,但倭寇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倭寇不断对山东、浙江沿海进行骚扰,明王朝采取了武力剿倭和海禁两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