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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微和停滞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明代初期有过一个时期的恢复和发展，但经过后来的苛重封建剥削的长期桎梏，到了明末，又已趋于衰滞，而在整个清代初期，未尝有所恢复。
劳动生产率的大小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综合性标志，我们现在且先对清初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一约略的估计，以说明农业生产力的衰滞和剩余劳动量的低微。
稻米，在明、清如同在现在一样，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据宋应星的估计，明末倚稻为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②，因此，我们可先估计稻作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水稻种植的特点之一是生产过程的集约、精细和大量熟练劳动的消耗，这可从下面康熙末时(1716)凌介禧关于浙江湖州一带水稻生产的劳动过程的一段叙述，莸得具体生动的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原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3期。
② 宋府星：《天工开物》(崇帧十七年，1644)卷上，乃粒第一，稻。
[种稻]“方春耕，尽日之力不及一亩，必再耕而土脉始和；渍种而布之为秧，移秧而种者为苗，田之不溢不涸乃可插，雨阳不时，借人以戽之，施工莫计。
插后旬日根始坚，有草蔓蔫，攒钉为板，以挠苗隙，谓之挡，亦尽日之力一亩；再旬而叶长，跨秧马以芸之，膝行泥中，以手代耜。
日熯于上，水渍于下，虫嘈其旁，夏畦之病，莫苦于此。
尽日又不及一亩，耘而粪，苗始秀；有资者再粪，亩获二石，无资者一粪，获不及焉。
粪而再耘，秀始实，不耘则糠粃焉。
天时和于上，人力尽于下．方庆有年；旱潦不时，力倍而收歉焉。
”① 因为这样的生产过程消耗着大量的农民劳动，所以根据当时的许多记载，一个壮年农民的常年劳动所能耕种的水田，最多不过10亩左右：例如在浙江桐乡，据明末清初时人张履祥在《补农书》②中所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在江苏苏州、松江一带，据康熙初当地的统治官僚汤斌所说③，也是“一夫所耕，不过十亩；”至如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所说④的“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可能已是就江北淮、徐、凤、阳四府而言，耕作情况已较江南粗放了。
明代与清初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
万红
【期刊名称】《中国农史》
【年(卷),期】2000(19)4
【总页数】7页(P34-40)
【关键词】耕地数;时代;清初;比较
【作者】万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211
【相关文献】
1.明未清初文人复杂的思想心态——以社会历史研究法 [J], 陈谙哲;
2.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竞争能力肩负起参与国际农业竞争的历史使命——访黑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董世明 [J], 张樾
3."明理"与"明数"
——清初陆世仪易学思想管见 [J], 申祖胜
4.学术变迁:时代与地域——南宋和清初浙东学派之比较研究 [J], 孙善根
5.试析清初全国耕地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 [J], 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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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专题论文题目浅析明朝经济发展状况学院文史学院姓名严文科专业历史学学号283020215浅析明代经济发展状况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王朝,从它的诞生、成长、繁荣到消亡，其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明朝前期明初统治者在元末农民战争猛烈扫荡旧生产关系落后环节的基础上，实施了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使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发展.当时，明太祖告诫各地官吏：“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
"为此，他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兴修水利,鼓励生产,与民休息.朱元璋特别强调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田。
到明太祖后期,土地大量开垦，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而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成为中国历史又一鼎盛皇朝.二明中后期15 世纪 40 年代至 17 世纪 20 年代，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至明神宗万历末年。
总的形势是,大明帝国繁荣强大的时代已告结束.政治上官方势力抬头；法制日益松驰，官员更加腐化。
财富争夺日益激烈化。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封建贵族地主疯狂兼并地土地，“皇庄"遍畿内；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大量扩张，遍布各地，都是权力的变生物。
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不断激起暴动抗争。
小农经济遭受破坏，也使政府财政陷于困境。
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败坏，导致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加上北方鞑靼、瓦刺崛兴,屡屡破关南下劫掠,东南沿海倭寇不断登陆骚扰，明皇朝内外交困,国力渐衰.三明后半期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使明中朝的社会危机得以缓解，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张居正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进行赋役改革，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1)把明初以来分别征收的田赋和力役合并到一起,如里甲、均徭及杂役等总编为一条，并入田赋一起征收。
《明清论丛》总目（2000—2010年）《明清论丛》创办于2000年，是一本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海内外学者共同主办的专门研究明清两代历史的大型论文集刊，旨在繁荣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科学诸方面的研究，检讨自明朝至今中国发生的多次沧桑之变，以得到历史的警世和启迪。
该刊由著名明清史专家朱诚如教授、王天有教授主编，每年一辑，文字含量在50－80万之间。
《明清论丛》第一辑（1999年12月）评近代经学刘大年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王戎笙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祯之交谊［美国］谢正光纳兰词到《红楼梦》——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争”胡小伟?关于朱元璋文的整理问题——读《全明文》第一册陈高华于谦《石灰吟》指疑阎崇年影印明刻珍本《史学要义》序瞿林东《尚氏宗谱》与三藩史实考辨李治亭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周裕兴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王思治、(香港)吕元骢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朱诚如雍正帝整饬盛京陋习姜念思、高荣斌嘉庆朝政述评张玉芬明朝的改元更化毛佩琦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台湾)朱鸿朝鲜三学士与明末九义士的反清思想张玉兴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赵志强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刘凤云清代官印制度综论任万平试论明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商传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徐凯明季东阳民变考论(香港)潘星辉试论明清徽州的“接脚夫”阿风清代的“家人”郭润涛?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陈支平林枫明清宫廷肖像画单国强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王家鹏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李尚英《明清论丛》第二辑（2001年4月）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戴逸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王钟翰“奉天玉诏”铜牌真伪之辨王戎笙戚继光奏议研究张德信明代大都督府略论李新峰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张显清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楚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陈春声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张玉兴清末满汉关系小考——以1899年荆州驻防满洲八旗兵殴打汉人官吏事件为例（韩）任桂淳清入关后与科尔沁蒙古联姻述论杜家骥明代的工商业管理韩大成嘉庆朝整顿钱粮亏空述论朱诚如、张力清代北京铺面房屋契初步整理研究张小林晚清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外国研究王晓秋乍浦港与清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冯佐哲清季中国与新加坡及南洋的关系秦国经明初对日外交与林贤事件（日）檀上宽英国与澳门：以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为考察时段郭卫东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冯尔康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朱东安西学东渐与经学的终结房德邻清末国民意识与文艺启蒙梁景和试论清代前期的离卦教李尚英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李景屏晚清街头文化、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王笛《成化二十三年休宁李氏阄书》研究栾成显刘师培论清代学术李帆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高寿仙清末新政中之旗学教育屈六生晚清新政时期袁世凯办学述论周京南清代帝师论刘盛麟庆家族与满汉文化融合曹连明清代关羽崇拜对“关戏”发展的影响王政尧清代碑学的崛起廖晓晴清使阿克敦与《奉使图》徐凯清代盛期皇家藏书：规模、类型及其职能朱赛虹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坊刻述论齐秀梅清代督陶官唐英及其《陶冶图说》赵宏论清代太庙与堂子祭祖礼仪关娜嘉关于清官舆图邹爱莲清康熙朝御制玻璃张荣雍正朝“禁铜令”与官窑陶务蔡毅论明清葫芦形瓷器董健丽《明清论丛》第三辑（2002年5月）明代前期福建户籍的民间重构陈支平李自成的最后归宿袁良义《明代家具》序朱家溍论明清政治立法的礼制原则李宝臣论中华帝国法律的宗教特征——明初法律文化为例姜永琳论明代东宫臣僚集团胡凡明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及其特点柏华从官箴书看明代知县的为官心理何朝晖明代吏员的迁转和洪勇明代《军政条例》初论吴艳红明代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及其影响陈宝良明代田土数额的再考察高寿仙努尔哈赤论阎崇年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韦庆远清初贰臣曹溶与“移民门客”[美国]谢正光施琅平台三题王思治论嘉庆亲政后的中央权力重组朱诚如论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征李治亭、王剑全谢山与杭堇浦的恩怨纠葛[台湾]杨启樵15—17世纪东北地区女真商人的社会角色赵毅、栾凡清代政治权力与八旗科举世家张杰嘉道两朝的“实政”与中国史学的转变喻大华休妻的规定与实践——以18世纪中后期的个案考察为中心王跃生论清朝道咸之际的“茶用案”郭卫东清代中期四川白银流通的扩大及其影响李俊甲为南怀仁《穷理学》正名张晓子虚乌有的“中意五口通商章程”张建华《明清论丛》第四辑（2003年4月）乡约的推行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常建华明代州县官的政治权术和手段柏华明代“三途并用”说考论潘星辉试论明初里甲制度的宋元渊源夏维中明清时期医学用糖演变初探周正庆明前期朝鲜使臣丛考李新峰南海子与明代政治陈宇赫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清代历史评说朱诚如、于庆祥清代西北边疆民族史研究四题蔡家艺清开国前后之军事文告兰书臣清代密折制度探源[日本]杨启樵蒙古民族与八旗满洲旗分佐领徐凯康熙朝的捐纳制度及其对铨制的影响刘凤云清代官员引见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李景屏建省前清政府管制台湾的若干特殊制度徐万民清代顺天府司法审判职能研究胡祥雨清代的理藩制度赵云田清廷喀喇沁蒙古联姻述评杜家骥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考略罗文华清代陕甘地区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赵珍论道光朝的鸦片战争后对传统经济的挖潜喻大华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兴起陈连营清代满族民俗政治化论析谢景芳试论清代的进士朝考制度李世愉科举制度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张杰清代科举制中之“馆阁体”廖晓晴试论清代状元与状元戏王政尧清末社会陋俗的演变梁景和皇帝玺印与清早期寿山石雕刻艺术郭福祥海关造册处初步研究章宏伟清代官修正书的续修及其特点朱赛虹对秘密建储制度发明权的质疑王光尧太湖厅及其史料价值范金民外籍来华人士记载中的明清时期的杭州陈学文明清史研究的一份宝贵财富——学习许大龄师《明清史论集》李尚英《明清论丛》第五辑（2004年8月）清史《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戴逸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茅海建三谈关于柳敬亭的几个问题何龄修明代政制论纲王天有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章宏伟明代倭寇与海防建设——兼论明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张德信永乐宣德年间明朝、女真和朝鲜关系述略姜相顺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叶显恩试论明清时期产权的共业形式任志强明代北京城市管理体制初探高寿仙明代林业概述韩大成、杨欣从“纳粮开中”到“运司纳银”——以明初河东盐区为例陈永升从徽州文书看明代税契制度的演变汪庆元日本明史研究述评[日本]夫马进，栾成显译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清代政治纲领研究常建华试析王夫之的“华夷”观[韩国]于心华“柔惠远邦，以实不以文”——清朝对朝鲜赴清使团的回赐与加赏王元崇清朝开国时期秘案释疑张玉兴试论皇太极时期的明清议和何宇秘密教门组织在清代的嬗变张莉清代皇帝大婚礼俗述论任万平清宫做钟处关雪玲康熙年间口外行宫的兴建郭美兰雍正朝宫廷艺术初探王健华清代民间丝织业严勇清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张小林论光绪年间南北清流之地域学术渊源——以光绪十一、十二年黄守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之争为中心孙明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的矛盾与对策朱东安一部晚清出使日记及其启示李景屏晚清交通四政的发展与交通系的演变于庆祥日本清史研究述评[日本]夫马进，栾成显译明清论丛第六辑（2005年6月）戴逸：谈清史图片与图录修纂伍跃：清代报捐研究张英聘：明代南京七卿年表简述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兼及《御制纪非录》[美国]姜永琳：从明代法律文化看中华帝国法律的刑事性——向杨一凡等教授请教何朝晖：明代县衙中的吏书万明：明内府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浅探——兼及明朝人的下西洋理念陈宝良：明代的自我与社会：以自传文为例彭勇：明代京操班军来源卫所考——以川越泰博的研究为基础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试论明史观的形成与嬗变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首领火落赤事迹杂考黄卉：明代通俗小说的书价与读者群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刘凤云：论洪承畴招抚东南与经略西南暴景升：军机处与清代皇权常越男：试析乾隆翻政治成案与治变之道霍红伟：清代国子监的衰落与改制张永江：内地化与一体化：略论清代藩部地区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余同元王来刚：清代中原人口北移与农牧经济一体化发展郝艳红：从清宫档案解读道光帝即位朱诚如张力：评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的禁毒政策罗检秋：清末正统汉学家的学术二重性喻大华：晚清儒学的新趋向与中体西用论的构建——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文化定位瞿林东：皇帝与时代——读《乾隆帝及其时代》致戴逸先生李国荣：明朝档案首次系统公布——《中国明代档案总汇》评介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年8月）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郑和下西洋卫所人事补证明代松山蒙古述略明代捐纳制度试探明代的义官义民于谦与明宣德、正统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明代文庙祭祀“仪注”研究有关袁了凡生平的几个问题明代殿试榜数与进士数考辨傅维鳞《明书》征引文献考述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试析天命年间八旗牛录的分布关于清初后妃改嫁问题的考察戴震义理学述论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圆明园始建年代考康熙朝御医考述康熙朝钟表历史考述故宫藏地毯述略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光绪三十年粤海关改革再研究从三份历史文件看庚子之战的性质与起因《明清论丛》第八辑（2008年1月）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清末朝鲜领选使研究明代大礼议与儒教宗法文化传统明清龙游商帮与儒学文化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明代文官丁忧制度的确立与执行论嘉靖朝科举革新《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二》系年析疑明代张家口堡考论乾隆早期粮政的再探讨试析清代山西缺额丁银问题道光初年直隶差徭改革论争考析清代地方文官考核制度述略清代行取制度述略清代武官军政制度初探湖广总督与汇丰银行借款合同从徽州私约看晚清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政策与论说：学堂与私塾的两重竞争潘圣章、潘耒兄弟与明史修纂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与梨园名宿的贡献乾隆诗文玉册：清官特殊的文化现象浅谈宫廷收藏简述六世班禅呈进贡品对清宫宗教制度的影响乾隆朝官修图籍与西北研究清宫普洱贡茶清代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明清论丛》第九辑（2009年8月）也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明代科举的考试资格1比9：《甲申岁戈闯志》的得与失——并说费密《荒书》明代中后期城乡统治势力的发展变化《万历野获编》校证举例明清“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萨敦哈拉与努尔哈赤的姓氏考论八旗满洲高丽家族与清初战争“御门听政”——康熙朝中枢决策“朝会”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雍正皇帝遣使赴俄外交礼仪交涉——兼论清朝官书不载托时、德新使俄问题略论清代中期的理学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考差制度颇罗鼐总理藏政时期的藏、内军政关系考述乾隆朝的闽台族正制论抚远大将军图海“兹如斌者能有几”——清高宗御制诗中的河臣高斌清代乾隆朝武官处分制度探究法外之罚：乾隆朝官员罚议罪银和坤现象与清中期政治马嘎尔尼“谢恩信”和“跪拜如仪”质疑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论胡林翼对“系外”关系的处置《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考释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研究钱泳《履园丛话》所反映的江南社会经济清前期中俄外交文书浅析试论19世纪前中期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海上来的世界图景——从利玛窦到魏源的世界新图与新世界观从精神控制角度看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康熙时期藏传佛教与皇室信仰——兼论清圣祖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清代妇女兴贩的相关法律与成案审理之初探《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刑案汇览》的编撰及其价值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武备兵器研究述论论清代镈钟的产生曹寅刻书考论(上篇)清代宫廷刻帖述论试论清代学术对清代篆书艺术变革的影响论清高宗敕修《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及其影响清官金砖档案研究宋荦书画鉴藏述考《悦心集》与雍正行乐图清代对海南岛地区黄花梨征采述略清代宫廷氅衣探析——兼论清代宫廷服饰的细节变化清康熙文治政策对明遗民画家石涛的影响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探索略谈清朝会典的编纂及其利用问题“文献馆”时期明清档案工作的学术介入与维系谈清史研究史料利用的问题——以蒋良骐《东华录》为例《明清论丛》第十辑（2010年8月）论清史研究与清史纂修的良性互动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胡惟庸党案再考洪武初年明朝、北元、高丽关系与地缘政治格局试论明初南京大报恩寺修建的几个问题万历工部三书所证内官董役与召买开纳事例述考明代的蝗灾与治蝗明清州县官陋规收入刍议明初亲军卫变迁与军中派系义乌兵、戚家军与明代御倭战争及其他——兼论义乌兵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明代中叶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考察从文学发现历史——明清文学中之诉讼社会明代《毛诗郑笺》流行小考——以常熟新出明代墓志为线索明清时期的淄川毕氏家族明儒赵贞吉的经世出世论:学渊与间架——兼论一种思想史的线索明代孔颜曾孟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明代进士及第时三代存殁状况初探张廷玉《明史·职官志》考误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明刊《新安黄氏会通谱》述要论清代满蒙文标音词典的发展演变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及其影响清代云南普洱茶的兴盛及其原因从康熙南巡观其治政“清慎勤治河、省方与尊孔——清康熙帝六次巡幸江南述评康熙时期对日海外贸易政策刍议雍正时期人嗣孔庙人员的选择标准探析——兼论陆陇其为何能够入嗣孔庙清乾隆时期庆典戏本之比较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清代地方官的社会实践与基层管理——以张吉安在浙江的治绩为个案“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论严复思想的转变由《清史稿·孝义传》看清代孝义文化《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清代洋彩刍议清代新疆宫廷地毯考清朝“边疆史地学”与日本“东洋史学”的交流——《元朝秘史》抄本的渡日。
明朝初年的一次农业普查我国的农业普查十年一次，已经制度化、规范化，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出了大力。
其实，历史上，中华大地上的各个王朝也有农业方面的普查工作。
只不过限于当时的经济、社会、科技，以及人们认识的发展水平，当时的农业普查目的单一，注意是为征收田赋徭役提供依据；内容简单，主要是清查耕地的面积、权属；组织零散，主要有财政管理部门负责。
由于这些限制，得到的数据也不够准确完整，不过在当时还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明朝为例，大规模的农业普查至少要两次，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1387年前后），一次在200年后的万历年间（1580年）。
洪武普查明朝初年，经历了元末战乱，官方的人口、土地等图籍档案大都散失，为了有效地征收赋税徭役，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农业普查，即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清查。
这次普查经历了四个阶段，最终获得了全国土地的总量和分布情况：第一阶段：地方试点。
明太祖朱元璋即帝位后，随即开展了首都南京附近的浙江省西部地区的土地清查工作。
他派遣周铸等164人核查浙西的土地数量，为田赋、徭役的征收提供了依据。
第二阶段：土地核实。
地方试点取得成效后，洪武四年，朱元璋即下令主管经济工作的户部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核查工作。
对全国的土地分布有了基本的了解。
第三阶段：编制鱼鳞册。
土地核实偏重案头工作，现场调查较少，而且在土地核实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农民为了少缴田赋，隐瞒土地的情况。
为了获得完整准确的土地情况，洪武二十年，即公元1387年，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州县首先根据缴纳税粮的多少划分“粮区”，每粮区设粮长四人。
然后由粮长组织区内德高望重的老人清查土地，丈量田亩。
将得到的地块字号、形状、产权人、亩数、类别、等级等各种信息一一登记造册，编制“鱼鳞图册”。
所谓鱼鳞图册，即土地登记表，因勾画土地，状如鱼鳞，所以称为“鱼鳞图册”。
鱼鳞册和被称为“黄册”的户籍册一道，成为国家征税编徭的依据。
而上面提到的“粮长”实际上承担了“普查员”的职责。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032【摘要】【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210【原刊页号】7～1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302【标题】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作者】张金奎【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正文】军事史是明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个领域，但明代军制研究相对较为活跃，这一点在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为避免遗漏和便于衔接，本文从1980 年代开始介绍。
）一文中已经有所介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军制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现就其中一些主要成果概略介绍如下。
一、明初军制洪武十三年五军都督府的设立，标志明代军制基本定型，在这之前是什么样呢？南炳文《明初军制初探》（注：《南开史学》1983 年第1－2期。
）一文从三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在基层，朱元璋于1355 年沿用元制设立兼管民事的翼元帅府，无固定编制。
后于1364年立部伍法，始行统一编制的卫所制度，到1374年设定卫所章程，最终完善卫所制并确立训练权与统兵权分离的建军原则。
在中央，经历了由行枢密院、枢密分院（1356年始设）到大都督府（1361年设）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朱元璋从奉龙凤政权领导到谋求独立发展这一背景。
在地方，行都督府和踵其后设立的都卫是大都督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卫所——行都督府（都卫）——大都督府这一完整的军队管理体制。
萧少秋《明初行省制度考略》（注：《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一文认为行枢密院只是空架子，1368年前各行省总管地方军政事务，行省下辖的从四品之都镇抚司为地方专门的军事部门。
在1368年后地方出现不受行省节制的行都督府和都卫后，都镇抚司于1373年撤销。
本文虽重点不在军制的讨论，但可作为南文的补充。
上二文重在讨论明初军队的管理制度，张兴吉的《明初明军兵种的配置及战术的演变》（注：《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讨论与评议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明初边卫所辖的民籍人口曹树基明代初年的全国田土数,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
近些年来,顾诚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提出了有关明初田土数据的一些新见解。
此后,林金树、张德信合著的两篇论文却全面否定了顾诚的观点。
毫无疑问,上述各位学者的有关论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并构成本文研究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和分歧所谓全国的土地数,指的是在政府册籍上登记的土地数,实际上也就是政府掌握的纳税田亩数。
除《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和卷二一四分别记载洪武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四年的“天下官民田地”数为366.8万顷和387.5万顷外,《诸司职掌》、万历《大明会典》、《明史》和《后湖志》记载的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数均在850万顷左右。
在大多数明代文献中,明代中期的全国田地数为400余万顷,比明初的记载要减少约400万顷。
具体分析,造成全国田地数如此之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湖广和河南的田土数。
在记载为800万倾的分省统计中,湖广为220余万顷,河南为140余万顷,而在记载为400余万顷的分省统计中,这两个布政司的田土分别比上面要少200万顷和100万顷。
近··《明初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年第5期;《关于明代田土管理系统问题》,《历史研究》年第期。
《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年第3期。
1471987199041989代学者对这些数字上的奇怪现象议论纷纭。
顾诚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所谓“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土数都是来自《都司职掌》,该书是朱元璋亲自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不可能出现湖广、河南等地虚额达数百万顷的大错误。
如果真的是抄写错误,湖广、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及其他衙门不会缄默不语或不进行纠举。
地方志中记载的湖广田土为20余万顷,河南为40余万顷,两省的税粮又正好与此对应,说明有大量的田土不属于湖广、河南两布政司系统。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1498【摘要】【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原刊地名】厦门【原刊期号】200104【原刊页号】33～40【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203【标题】明初人口数值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作者】栾成显【作者简介】作者栾成显，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邮编：230000【内容提要】比较洪武时期三个年份不同人口数字而提出的“不亏原额”说，是对史料原文的误解。
“不亏原额”，指的是田地买卖，并不包括人口增减，《诸司职掌》所载人口数字并非户部闭门炮制的，它可能是对洪武二十四年黄册驳查的产物，更可能是属于另一个系统——明代户口岁计制度的产物。
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轻易否定它。
【正文】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展开，有关明代人口数值的研究亦十分活跃。
相关论著发表颇为不少，提出的说法也多种多样。
在这些研究与探索中，不乏真知灼见，大大推动了明代人口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但其中有些立论亦值得商榷。
本文不揣浅陋，谨就明初人口数值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谈点不同看法，敬请批评指正。
一、所谓“不亏原额”说如何评价明代开国即洪武时期所记载的人口数字，是明代人口数值研究中首先关注的一个热点。
由于朱元璋先后制定了户帖与黄册这样较为严密的户籍制度，其治国又推行严刑峻法，政令实施基本到位，因而多数学者认为，洪武时期所记载的人口数字，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可信值较高。
现存史籍中记载着洪武时期三个年份不同的人口数字，即：《明实录》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载，“是岁，计天下人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
”（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8年版。
）《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载，“天下郡县更造赋役黄册成。
计人户一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条。
）《诸司职掌》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人户总计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人口总计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二十一口。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576【摘要】【原文出处】历史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805【原刊页号】124～13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199806【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作者】田培栋【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
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
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
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
），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
），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
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
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
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
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
”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
”（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
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
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
（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
）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
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滩、泾、滨、ｌóｕ＠②、港、埂、潭、河、水确基地、坎、湖、沥、溜、河涂、蚶田、蚶ｔú＠③、溪、蛤戽、＠④货、屿、海涂、沙岸、漕、园、水坑、沙演、草涂、沙水等（注：参见嘉靖《浙江通志》卷一七《贡赋志》。
）。
具体到州县田土的计算，其范围更为广泛，如江西临安府计算田土时，“窟”也包含在内，福建龙溪县把“蛏场”也计算在内。
以上所增加的项目已远远超出了耕地的范围。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朝绘制鱼鳞图册时说：“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则一县之田土，山乡、水乡、陆乡、洲田与沿河有水利常稔之田，其间道路之所占几何，皆案图可见。
”（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五《江南》一三。
）由此可见，在州县的田土数字中还加进了坟、道路的面积。
宋元时期的地方志在统计田土或调拨土地时，总是按政府要求把各种荒地与耕地一起计算。
如南宋时政府拨赐给宁坡地区学校位于昌国县宜山的学田，其中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荒地：增拨养士田产开庆元年八月钧＠⑤拨下汪登道没官田产，昌国宜山山田地共九千七百三十一亩山熟地二千一百九十二亩山坑田四亩三角三十步石山七千五百三十四亩四十五步涂田共六百八十亩三角二十三步已耕种田五十五亩已开垦未种田五十二亩未开垦田二百七十三亩三角二十三步未曾＠⑥就海涂田三百亩水田四亩三角（注：（宋）开庆《四明续志》卷一《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
）元朝各地的土地统计数字也包含大量的荒地。
如延ｙòｕ＠⑦年间（1314—1320），政府拨给宁波地区官员的职田，其中就含有荒田。
当时四明路有“职田标拨各官九十九顷三十九亩五分，（包括）各处旧有成熟田九十一顷八十六亩三分五厘，荒闲田七顷五十三亩一分五厘”（注：（元）延ｙòｕ＠⑦《四明志》卷一二《赋役考·田土》。
）。
又如镇江路下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田、地、山、荡、塘、杂产，实计三万六千六百一十一顷二十七亩九分，杂产（指山冈、园、滩、白地、荒荡之类）一千一百六十四顷十亩七分四厘八毫”（注：（元）至顺《镇江志》卷五《田土》，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
）。
正因为各地的田土中都包括着大量的荒田、荒地，所以元政府在进行田土统计时，同样也把荒地与耕地加在一起计算，统称“官民荒熟田”。
如仁宗延ｙòｕ＠⑦年间，元政府下令括田增税，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最多的三省田土数字为：河南省1 180 769顷，江西省474 693顷，江浙省995 081顷（注：参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经理》）。
这种传统的计算方法，到了明初仍被沿袭，如洪武二十七年十月乙卯“应天府溧阳知县卢何生言：本县荒熟田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四顷，丁男七万四千六百余，若量力均种，则官不缺租，民有恒产。
上敕户部议行之，户部言：若附近田地，令其量力均种，如僻远不便于民者，宜候生齿蕃息，以浙开耕，从之”（注：《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
从陕西的情况来看，“明初，土田三十一万五千顷有奇，而草场至十三万三千顷有奇”（注：《续文献通考》卷六。
）。
再如永乐元年五月，“北京行部言：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已开种田地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三顷有奇，未开种十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顷有奇”（注：《成祖实录》卷一九下。
）。
以上材料都证明当时的田土数字中包含着大量的荒地。
纵观历史，从唐末宋元以来，战乱屡作，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尤其是金、元王朝推行了一些野蛮破坏性政策，给农业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损失。
直到明初，恶果完全暴露出来，全国出现了大量的荒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屯田、移民、永不起科等政策，奖励垦荒，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一现象在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时，应特别注意。
通过以上考察，对于宋元以来田土的概念就可以有较准确的认识。
田土也可称土田，内容复杂，包括范围广泛。
耕地在明代也有称为“地亩”的，一般人称为熟田，包括官田和民田。
在研究明代经济史时，绝对不能把“田土”与耕地画等号，耕地只是“田土”中的一部分。
如河南省的田土，《诸司职掌》数字为1 449 469.82顷，顺治《河南通志》卷一二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全省耕地为275 313顷；凤阳府的田土，《诸司职掌》记载为417 493.90顷，而成化《中都志·贡赋》却记载永乐十年全府耕地为53 077.54 顷；徽州府的田土，《诸司职掌》记载为35349.77顷，而弘治《徽州府志》卷二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全府耕地为24270顷。
这些情况，都反映了耕地只是“田土”一部分的事实。
由此可以肯定，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的850 余万顷这个数字应是全国的“田土”总数，其中包括已耕地和可耕的荒地。
而《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的3 667 715顷与洪武二十四年的3 874 746顷，是指已耕地的面积。
二、《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土数字的来源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掌全国政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定”（注：《典故纪闻》卷五。
）。
最终集大权于皇帝一人之手，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为完备。
为了巩固这套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朱元璋特别需要一部详述各机构内部职司、官佐、品序、职权范围的典志。
《诸司职掌》一书遂应运而出。
《诸司职掌》一书由翟善与翰林儒臣集体编纂，历时十余年，于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完成。
翟善是直隶泰兴人，朱元璋对其十分信任。
该书不仅记载全国田土的总额数字，也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各布政司及直隶的田土数字：浙江517 051.51顷，山东724 035.62顷，湖广2 202175.75顷，山西418 642.48顷，河南 1 449 469.82顷，广东237 340.56顷，江西431 186.01顷，四川 112 032.56顷，北平582 499.51顷，福建146 259.69顷，陕西315 251.75顷，南直隶1 259 274.52顷，广西102 403.90顷。
全国田土总计8 496 523顷。
这些数据大致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吏部保存的大量地方官朝觐时上交的事迹文册，这类卷册中有许多州县田土的原始统计数字。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掌握全国地理形势，曾采取各种办法。
郑晓说：“先是，上令（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
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
（洪武）六年，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
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
”（注：郑晓：《今言》卷一。
）其中最重视的项目为户口与土地的数字，早在“洪武元年，令各处府州县官，以任内户口增，田野辟为上，所行事迹，从监察御史按察司考核明白，开坐实迹申闻，以凭黜陟”（注：《明会典》卷一二《吏部·考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