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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综述范文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涵盖了明朝（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44年-1912年）两个朝代。
明清史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将从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出发，对明清史研究进行综述。
政治方面，明朝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政权的建立、维护和衰落。
明代早期的皇帝追求政治和经济的，强调道德和仁义，提倡孝道文化，这在明初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政治逐渐境遇到问题，后期更是频繁出现政变和军阀混战，明代晚期的政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崩溃的原因与过程。
经济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明代初期，明朝积极进行了土地整顿和农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内外贸易蓬勃发展，经济繁荣程度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
对于明清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商业贸易、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丰富多样的商品经济体制如何催生了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文化思潮。
明朝时期的社会结构稳定，社会阶级相对固定，这一时期的社会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地位的获取和巩固。
文化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明清史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明清史的研究中，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和深入。
总体而言，明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涵盖了众多的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明清时期历史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明清时期中西医传染病的比较研究【摘要】本文从明清时期（1368—1911）中西方传染病的发展不同为切入点，从传染病病因、传染病的概述、传染病的防治及政府的关注、交流与合作四个方面来研究该时期中西方传染病发展的异同。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同时也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封建大一统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传染病的发展及预防也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而同时期的“西方”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巴拉塞尔萨斯的医学革命和英国中央公共卫生机构的成立。
西方主要国家的封建专制统治逐渐腐朽，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强大，资产阶级统治逐渐确立，西医的传染病预防也逐渐进入鼎盛。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医传染病；西医传染病；比较研究中医学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取古代哲学、儒家、道家思想文化的知识成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医文化。
[1]明清时期见于记载的疫病流行文献，远远多于中国以前各朝。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2年至1911年共发生有文献记载的大疫266次，而仅明清两代约500年间就有367次大的流行[2]。
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中医学家，有丰富的医学著作产生，并产生了不同学派，在对传染病的认识和防治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发生的趋势。
传染病在西方编年史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1368年到1911年，国外医史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传染病颇为关注，文艺复兴运动、巴拉塞尔萨斯的医学革命和英国中央公共卫生机构的成立，均对西方床染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西医传染病学得以充分发展。
1.传染病病情的发展1.1中医传染病概况据统计，明代永乐6年（1408年）至崇祯16年（1643年）间，共爆发大瘟疫达19次之多，杀伤人命不计其数。
[3]明代传染病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流行。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阐明风寒暑湿燥火等，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学艺术、思想⽂化、历史⼈物等诸多⽅⾯。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段历史⼤抵分为三个时期：第⼀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和巩固明朝统治⽅⾯实⾏了⼀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中书省，改设⼗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颁写《⼤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案”、“南北榜案”以及⽂字狱，以打击功⾂与豪强；分封诸⼦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休养⽣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励垦荒，实⾏屯⽥，承认农民对⼟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盾，促进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帝朱允炆实⾏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明清东南地区疫情研究的论文历史论文在历史上，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
疫在古代又称为瘟疫，是急性传染病的总称。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是当地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
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颇多疏漏。
例如，《明史》对洪武，建文，宣德，景泰，天顺，宏治，隆庆，天启；《清史稿》对顺治，咸丰，光绪，宣统各朝东南地区的疫情都缺记载，其他各朝的记载也欠详。
为了弄清这个题，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考察、分析和探讨，本文便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一：东南地区的疫情和大疫本文根据对东南地区329种方志，296个州县疫情的统计，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年共234年，其中明代137年，清代197年，约占明清时期543年的43%。
除明代的建文，洪熙，泰昌等几个短命的朝代没有疫情记载外，其他各朝都有疫情的记载。
这个统计要比《明史》，《清史稿》有关东南地区疫情年的记载明显要高出许多，《明史》有关东南地区疫情年的记载为8年，《清史稿》的记载为43年，合计为53年，只有方志上记载数的22.6%，可见正史遗漏之多。
同时也说明东南地区疫情之严重。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的严重还表现在遭受疫病灾难的州县数上，明代遭灾的州县共计为691个（其中包括重复，下同），最多的一次高达56个县，这分别出现在万历十六年（1588）和崇祯十四年（1641）；清代遭灾的州县为848个，最多的一次受灾达到46个县，时在道光元年（1821）。
明清二代合计遭灾的州县为1538个，疫情之严重也由此可见。
关于受灾的州县数，《明史》记载为21个州县，另外还有二个记载，一处为“成化十一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一次为“万历十六年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这个记载是说全省有疫，还是其中部份州县有疫，没有交待清楚；《清史稿》记载为86个州县，此外，有一处记载“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江南大疫”，这是指江南全区有大疫，还是江南某些地方有大疫，说得也和《明史》记载一样摸棱两可。
戏剧众论韩媛：20世纪明清传奇研究综述20世纪明清传奇研究综述韩媛(山西师范大学山西临汾041000)【摘要】20世纪的明清传奇研究有了重要的成就，主要有汤显祖研究、《桃花扇》研究、《长生殿》研究、李渔及其《闲情偶寄》研究，以及还有一些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20世纪明清传奇；汤显祖；《桃花扇》；《长生殿》；《闲情偶寄》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5-0013-02明清传奇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对其进行研究是一项困 难却有成效的工作，百年来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以下见 文：一、 汤显祖研究对于汤显祖的研究主要是对汤显祖思想的研究和“临川 四梦”的研究。
“临川四梦”分别是《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和《牡丹亭还魂记》。
研究者侯外庐1959年在《论 汤显祖剧作四种》中，“仔细考察了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用来和他有饥有托的曲作相印证，深觉过去人们对汤氏的创 作大都肯定《牡丹亭还魂记》的争取恋爱自由的一点，而把 《邯郸记》、《南柯记》作糟粕看待，是很难认识汤的思想 全貌的。
”他认为，《南柯记》更倾向于内心对光明社会的 期盼，《紫钗记》倾向的是对光明社会来临所需要进行的斗 争。
他在上述文章中，对于这“四梦”还认为，《邯郸记》的梦境意义在于揭露黑恶的社会现状，在揭露出黑暗之后，便力图使人物内心走向虚无的怀疑主义；而其他三梦则主要 是用斗争来解决出路问题，并不是逃避问题。
新时期之后，对汤显祖思想的研究趋向于更广阔的领 域，以使得能对汤显祖个人世界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作 出更为全面的了解。
还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与汤显祖“至情”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文章有左东岭《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 言情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
同样有认为汤 显祖与道学的文章，如程芸《关于汤显祖研究的“对话批评”》(《戏曲艺术》2001年第2期）。
可见，关于汤显祖思想 的研究已是广开门路了。
文章- 余新忠：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余新忠：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摘要:1990年代以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不断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
明清时期，是这些新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时段，对此的梳理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最新研究动向。
当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
Tag: 余新忠明清疫病史1990年代以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不断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明清时期，是这些新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时段，对此的梳理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最新研究动向。
当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
现代中国疾疫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或者说是附着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之中的，而且最初的疾疫史研究基本是通史性的研究，因此，明清疾疫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
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此后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和疾疫史的开山之作（注：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84年）。
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阅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
）。
以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中国疾疫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参阅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3期）。
不过，直到19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
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立足于明清疫病史，结合医疗史从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第35卷第2辑2020年4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Vol.35，No.2Apr.，2020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开展中国疫灾史研究的基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述评张泰山（湖北师范大学，湖北黄石，435002）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
开展和推进疫灾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疫灾史料，因此，对过往三千年疫灾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疫灾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龚胜生教授积20年之功而著成的5卷本《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由齐鲁书社2019年6月出版，填补了国内疫灾史料整理的学术空白。
本文拟从《汇编》的主要特色、学术贡献及其影响等方面，对之进行评述。
一《汇编》内容的主要特色《汇编》全书共计5卷，16开本，3246页。
该著在内容上具有四个重要特点。
其一，信息容量大。
专题史料汇编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其信息容量的大小。
《汇编》全书共计280余万字，展现出巨大的信息容量，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史料辑录时间跨度长。
《汇编》辑录了自春秋战国至新中国成立前近3000年的传染病流行史料。
其中，第1卷为《先秦至明代卷》，共分5章（“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隋唐五代时期的疫灾”“宋元时期的疫灾”“明朝时期的疫灾”），收录的是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644年的疫灾史料，跨时2400余年；第2卷为《清代卷》，共分3章（“清朝前期的疫灾”“清朝中期的疫灾”“清朝晚期的疫灾”），收录的是1644—1911年清代的疫灾史料，跨时近270年；第3卷为《民国卷（上）》，按年排列，收录的是1912—1933年的疫灾史料，跨时22年；第4卷为《民国卷（下）》，按年排列，收录的是1934—1949年的疫灾史料，跨时16年；第5卷为《畜疫卷》，共分4章（“汉唐五代时期的畜疫”“宋元明朝时期的畜疫”“清朝时期的畜疫”“民国时期的畜疫”），收录的是公元前88年至公元1949年的畜疫史料，跨时2000余年。
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9卷第2期2011年5月辽宁医学院(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iaoningMedic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1.9No.2May，2011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苏全有,邹宝刚（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新乡453007)【摘要】近年来，我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
微观研究对象主要是鼠疫，霍乱，麻风病等传染病，而又以三次大鼠疫的研究最为突出;宏观研究主要是数种疾病的综合性研究和疾病史相关理论的探讨.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理论的运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等。
总之,今后的研究需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与不足，方能推动我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关键词】中国近代;疾病史；鼠疫；霍乱【中图分类号】R一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16（2011）02—0054—11疾病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学者涉及，之后逐渐积累了大量成果。
医史学家认为: “通过疾病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每种疾病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可以出现而在现在就消亡了，可以对现代疾病名下的疾病在病名对接研究的指示下更好地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疾病进行有效地提前预防,这就是疾病史研究的基本意义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疾病史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却无一席之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疾病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才进入史学界的视野,”显然,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并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而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视角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藉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在近年来疾病史研究这一新兴领域亦出现相当可观的成果,尤其是近代疾病史的研究方面.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对近年来学界在中国近代疾病史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推动我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历史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文/赵现海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
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于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的爆发。
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念、治理能力也是重要的切入点。
为了全面勾勒瘟疫史的历史面相，未来应在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上，展开多方位、综合性研究。
首先，瘟疫作为一种疾病.对其种类的判定.应从之前依据少量的、单一性的资料进行简单的推定，转变为结合大量的、多类型史料和根据现代医学展开多文本互证，开展瘟疫科学史研究。
其次.中国古代瘟疫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种类和发生机制.对瘟疫史的研究，应从之前笼统地论述全国或某一地区瘟疫的叙述模式，转变为从地域特征出发，结合不同地域瘟疫的种类、发生特征，开展瘟疫区域史研究。
最后，中国古代的瘟疫观念，具有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宗教信仰掺杂在一起。
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从传统的瘟疫观念而非从现代瘟疫观念出发，来开展瘟疫观念史的研究。
本文尝试以明末鼠疫为个案，对以上三种研究范式展开探讨，揭示其可能性与潜力。
明末鼠疫的研究现状与判定标准以往研究大都认为明末北方乃至全国普遍流行的瘟疫是鼠疫。
伍连德在《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一书中，依据《潞安府志》关于崇祯十七年（1644）瘟疫的记载，“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指出这是他所看到的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
1975年，美国学者邓海伦在英文版《清史研究》上发表了《晚明瘟疫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崇祯时期的瘟疫可能是鼠疫。
1997年，曹树基发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末鼠疫不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是明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026【摘要】【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210【原刊页号】15～23【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301【标题】２０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作者】余新忠【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正文】1990年代以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不断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明清时期，是这些新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时段，对此的梳理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最新研究动向。
当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
现代中国疾疫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或者说是附着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之中的，而且最初的疾疫史研究基本是通史性的研究，因此，明清疾疫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
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此后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和疾疫史的开山之作（注：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84年）。
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阅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
）。
以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中国疾疫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参阅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3期）。
不过，直到19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
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立足于明清疫病史，结合医疗史从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一、医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中国疾疫史研究，基本上一直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附庸，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 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疫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
而且所占比重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渐趋下降之势（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
进入19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参阅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
陈邦贤等人对疾疫史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在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疾病史，特别对明清时期的疾病予以了较多的关注。
在第三篇，专立一章梳理近世——主要是明清时期各种现代病名的传统命名。
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的揭示。
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注：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痨病、梅毒、麻疯、疟疾、黑热病、住血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
参见陈邦贤前揭著作，第361－385页。
），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的重要传染病。
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明清时期，尤其是传染病，其中不少疾疫，比如鼠疫、梅毒、烂喉瘀等，记载始于明清，故更偏重于明清。
当然，在开创之初，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有误会。
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加以征用，另外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也仍具有参考价值。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疫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仍远远超过其他疾病。
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和猩红热等，尤其受到重视。
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年；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第8卷第4期，1935年；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第6期，1943年；《霍乱的流行史》，《健康医报》1946年第4期；郑伟如《霍乱史话》，《申报》1946年7月26 日），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年第2、3期；《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期；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新医药》1934年第2期；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国医导报》1941年第2期；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年第7期）。
这些研究虽没有表明时段，但由于这些疾病有关记载基本限于明清以来，所以实际上，亦可看作对明清疾病史的探讨。
另外，井村孝全对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瘟疫资料进行了钩沉与考略（《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新医药》1937年第4期；《中国疫疠考》，《现代医学》1943年第12期）。
1949年以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一定的发展。
1953年，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一书出版，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力，使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清晰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他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对天花的预防措施，指出，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传说中的11世纪，同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论述。
在1950年代，有几篇关于明清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己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己，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期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
此外，干祖玺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作了探讨（《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国的发展史》，《新中医药》1954年第11期）。
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作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中国疟疾概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作了探讨（刘牧之《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期；萧运春《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姜春华等人探讨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姜春华《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新中医药》1955年第1期；朱颜《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这些探讨也多有涉及明清时期的内容。
1960至1970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有少数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老大夫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作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
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特别在明清时期预防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高辉远整理《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
进入1980年代以后，全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1980 年代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部疾病史的专著，即：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和陈胜昆之《中国疾病史》（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
范著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注意较少。
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在明清以来。
全书共21章，其中有九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二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
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给人一种简单地叙述某种病的起源，然后十分突兀地跳跃到近代的感觉。
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什又有辗转抄袭之嫌（注：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50－71页）、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第204－206页）几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
）。
除了疾疫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疫史内容。
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对明清时期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作了重要探索，提出了明万历期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
郭雷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有较多有关历史上包括明清时期疫病的记载。
张志斌出版了《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明清时期是妇产科疾病认识的理论发展时期，并从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认识、诊断学和治疗学等几个方面对此做了探讨。
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作简单的概述。
这一时期有关疾疫史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
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作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
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还显得粗疏。
其他纯技术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明清瘟疫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
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真正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清代“外来传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