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晋商为什么成功

晋商崛起的文化成因一、深厚的人文背景（一）、文、人、商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内在因素与根本动力，而文化则是使人具有这种因素和获得这种动力的源泉与酵体。

因此，对于经济、社会，特别是对于人来说，文化始终都是其维系生命、焕发活力、凸显效能与实现提升的精神母乳与道德基因,其作用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是无法取代的。

晋商的形成与崛起，实际上正是一个文化作用于人，并通过人的优化与提升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或可认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晋商，更不会有晋商的兴旺与辉煌。

山西之所以会出现“晋商”，从根本上去考量，从源头上去追索，则恰恰是由于文化的洇酿与驱动。

或可认为，如果山西没有深厚而丰富的商业文化积淀，那就肯定不会有后世的商业繁荣和“晋商”的形成与崛起。

这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这更是由于规律而使然。

任何一种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可以从文化上找到根据、理由、动力和原因的。

晋商在山西的出现就是这样。

（二）商业文化对晋商形成与崛起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巨大影响被尊为商业鼻祖的陶朱公——范蠡，和与陶朱公齐名的猗顿，其商务思想与商业成就便都与山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在范蠡和猗顿之后，司马迁还盛赞了同属于晋人的魏国大商人白圭和赵国大商人郭纵。

此外，像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而名世的帝舜，在商业意识和财富认知上的创举；像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而励商的晋文公，在通商管理和营商导向上的突破；像作为改革家魏文侯之智囊的段干木，在商业政策和经营推介上的贡献等，就都既是晋商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根脉，同时又是华夏文明在其商业板块上的历史刻度。

这说明，晋商所拥有的商业文化资源之富厚、商业文化根脉之久远、商业文化源流之丰沛，都是既列于全国之首，又居于古今之冠的。

（三）、晋商对传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伦理与文化道德的高度崇仰、自觉接受和不断弘扬、发展与创新晋商的出现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转换和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凸显与应用的过程。

晋商为什么成功作者：郎咸平来源：《成才之路》2009年第19期作为一个称雄数百年的商帮,晋商在明朝时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得“盐引”,挣得了第一桶金,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

由于在明清交战时建立的良好关系,晋商受到清朝政府的特殊礼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1823年日升昌的开业,拉开了山西票号征服清朝金融业的序幕,最终使晋商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汇通天下的“天下第一商帮”。

在这个票号的阶段,山西人创建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型股份制,叫做无限责任的股份制。

而我们今天的上市公司叫做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即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股份无限公司。

也就是说,这个山西老板,一旦碰到问题的时候,他要从自己的家当里面把钱给赔出来。

而有限公司很简单,上市公司,不行的话,公司一关,自己财产可以保留。

这种有限责任制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最有效办法,把公司资产掏空了之后,放到袋里面,人跑了。

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而山西商人决定用无限股份制,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崇敬,这表示山西商人对于自己客户的信托责任。

信托责任,我认为第一步是从山西商人开始的。

而且山西商人也是中国第一家管理权跟所有权分开的公司。

东家找了个掌柜的来帮他打理,但是不论你赚钱也好,赔钱也好,都是东家的,掌柜本身不需要赔偿。

但是山西票号非常强调掌柜的信托责任,对谁的信托责任?对于东家的信托责任。

而东家强调什么?对于他客户的信托责任。

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山西商人,再一次给国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观念:信托责任。

也就是说东家靠无限责任制拿出自己的钱来赔偿,保护他的客户,掌柜不需要赔偿,但是发挥自己的信托责任,最大限度地替东家赚钱,多么美好啊!当然,当时的东家挑掌柜的也不是随便挑的。

如何找一些有信托责任的掌柜?他们想出两个办法:第一个,法制。

掌柜的必须是山西人,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一定的;另外,推荐过来的人一定要有钱的商家做担保,而且这个商家最好是跟我们票号有关的,有业务来往的。

浅析晋商成功原因作者：安海霞来源：《商情》2013年第38期【摘要】晋商作为中国十大商班之首，纵横商界500年，在中国商业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积聚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也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

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自己适用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

这些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在现看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本文通过分析晋商的生长环境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得出晋商成功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必然性。

【关键词】晋商成功一、生存环境的先天不足是晋商形成的自然条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山多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历来有地瘠民贫之说。

《太谷县志》记载：“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牛年之谷，不足供俩月。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

晋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

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人生活困苦。

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外地谋生。

由于艰苦的自然环境，山西人大都吃苦耐劳，质朴诚信，不畏风险。

《诗经·唐风》记载山西风俗：“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

”正是这种精神促成了晋商的成功，也是晋商文化的精髓。

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晋商成功的精神支柱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摇篮地之一，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

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使得山西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晋商深受传统文化的伦理规范，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晋商主动或不自觉的吸收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营养精华来构建自己的商业道德规范。

晋商极其推崇关公。

关公文化以“忠、义、仁、勇”为核心，植根于三晋大地的土壤，关公的信义精神对于商界加强自我约束，正商业正气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

“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

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

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

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

这就是开中制。

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

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

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

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

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

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

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

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商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

最典型的大概是蒲州（今永济县）的张王两家了。

王家经商从明代的王瑶和王现兄弟开始。

这兄弟二人转辗全国许多地方，但也只是小有成就。

王氏的真正大富是从事盐业，靠的是权力。

王瑶的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

晋商的成功之道诚信经营看晋商晋商，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

山西人自始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

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开始出现了。

据《国路·晋语》记载，晋文公时，山西的榆次、安邑(今运城)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汾阳、临汾、平陆等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

《马可波罗行记》载称，当时元朝的“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入明时，平阳、泽州(今长治、晋城)富豪甲天下。

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

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世界经济史学界也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那么，晋商创造如此辉煌的主要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诚信经营。

其诚信经营的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一、维护商誉，信誉第一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

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复盛西面铺在咸丰年间，掌柜立帐把装称放大，比市面上加一成，市发争相到该号购买；有的晋商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年老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

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这种品德在其它地域从未见闻。

”梁启超也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史海镜鉴晋商文化是晋商在特定的发展过程及经营实践中凝结起来的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

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和个性，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

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融合、有发展地与塞外文化碰撞，以融合山西黄土文化的方式，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晋商文化。

晋商称雄于世，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内在灵魂。

许多学者认为明初北方边镇市场的形成，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山西明代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诚然，区位、交通、资源等地理要素对明清时期晋商的崛起、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探究晋商成功的深层原因，我们更应该发掘晋商文化的内涵精髓。

一、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晋商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依据，主张用儒意通商，用儒家文化修身正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从义生”、“群体本位”等伦理道德观对晋商有着深刻的影响。

“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晋商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强调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鲜明地体现着重伦理、重情谊的特点，其做人准则仍基于义务、责任。

庚子事变时李宏龄主持蔚丰厚上海分号，当时京师陷落，京官逃到上海者纷纷持京师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众沪商皆不兑换，李宏龄以事出非常，当照顾客户利益，力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

从此，蔚丰厚票号声誉更盛，生意更兴。

在晋商文化的长期培育过程中，把典型树立、舆论引导、活动熏陶、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使晋商文化人格化、形象化，成为晋商企业与员工共同拥有、不可缺少的共同支撑。

如在晋商会馆中，晋商通过参与集体定期祭祀关羽的活动，使员工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接受山西同乡关公以义气为重品格的熏陶，从感性和理性上对晋商文化逐步达到认同，形成“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共识，使“义”成为约束晋商行为的准则。

引言：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这句话不光表现了中国古代山西从事经商的人数之多，经营地域之广，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晋商的繁荣。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就是他们成功的写照。

晋商取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拟从晋商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晋商精神”中简单分析晋商成功的因素，使当代晋商以史为鉴，为山西经济的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晋商成功因素探析晋商兴起于明，繁盛于清。

在晋商发展到清代时，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晋商称雄过程中所树立的三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既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茶叶生意。

那时南来“糖布茶”，北来“骆驼牛马羊”是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当时晋商将北方的牲畜运往南方销售，出售后又在南方的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叶，收购上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然后再运往他的各个分号，如此循环。

“船帮”是以船只运输为主，主要从事海外经贸的商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的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部部艰辛的创业史。

“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是山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最大的创举。

“票号”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有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现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等地人群起效仿，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

第037期-晋商下在票号阶段，山西人创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型股份制，叫做无限责任的股份制。

而今天的上市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老板一旦碰到危机，要用自己的家当赔钱。

有限公司，不行就停产，自己财产可以保留，而有限责任制，是很多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最有效办法，把公司资产掏空了之后，放在自己口袋里面，然后让空壳子公司清偿。

这表示晋商对于自己的客户有信托责任。

晋商也是中国第一家管理权跟所有权分开的公司，东家找个掌柜的来帮他打理，掌柜的用自己对东家的最大程度的信托责任来帮东家赚钱，但是不论你赚钱也好，赔钱也好，都是东家的，掌柜本身不需要赔偿，要赔由东家赔。

东家强调对客户的信托责任。

东家挑掌柜的，也是相应的治理结构。

第一法制，掌柜的必须是山西人；第二良心，由有钱的商家作担保，而且这个商家最好是跟票号有业务来往的；第三教育，三年学徒制，打算盘，搞会计、出纳之外，还有道德教育。

山西票号的大掌柜二掌柜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不得当别的公司独立董事等。

信托责任要求你要为人的表率，你生存的目的就是替东家赚钱，而且要最有道德，用自己最大能力来替东家赚钱。

信托责任是相互的，祁县老百姓基本上都受当时乔家大院的好处，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老百姓没有清算乔家，这就是一个和谐社会。

晋商经营票号的破产：第一，这些做票号的人常常要捐钱，政府摊派，大小金川战役11万两，白莲教作“乱”218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200万两，太平天国之“乱”287万两，左宗棠西征新疆863万两，慈禧太后逃到山西时向乔家大院借了40万两银子，这是极大地成本。

第二，负担着贪污腐败。

袁世凯、李鸿章和三晋元票号有关，乔家和曾国荃、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有关。

1906年，户部1/3分之一的银两存在了票号。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太平时期能够“共同繁荣”，但碰到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大清王朝存的钱，迅速提出，官员借的钱不还。

第三，外资银行的进入。

到1913年，总共近来的外资银行有21家，有125家分行，他们有领事裁判权、有最惠国待遇，既不需要捐钱，又没有政治的问题，再加上他们有巨大的资金做后盾，票号哪里是对手。

晋商成功的因素探索看完《乔家大院》不由得对晋商的前辈们佩服不已，惊叹之余，我们应该更好的研究一下晋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以便借鉴。

通过分析发现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战略眼光，敏锐的视觉和嗅，抓住了当时的黄金产业：丝绸、茶叶和票号二、借力用力，资金雄厚三、有自己和核心人才和团队四、商场如战场：有独特的商战与竞争策略五、整合利用了官场的资源，使得业务消息灵通，通行无阻。

一、战略眼光，敏锐的视觉和嗅，抓住了当时的黄金产业：丝绸、茶叶和票号例1、一个偶然的机会，乔致庸遇到了平遥大商家王协老先生已经成了花子的后人，他用一件狐皮袍子加一串钱从此人手里买下了一幅王协老先生留下的《大清皇舆一览图》。

这张图也给了乔致庸前所未有的启示，乔致庸发现了当年王老先生为实现晋商货通天下的理想开辟的北到恰克图南下武夷山的茶路，从江浙到山西潞州的丝路和绸路。

又由这张图，他具体分析了自家的实际情况：粮、油、丝、茶、盐、铁为天下最大的生意。

但粮油生意不是乔家的本业，盐铁为朝廷专卖，剩下的大生意，就只有丝和茶了。

可当时的情形是，战祸连年，致使南方的丝路不通，茶路也不通。

天下人皆知南方茶路不通，也都不去疏通茶路，但如果他们去了，茶路莫不是就通了？一派豪情油然生，坐镇隆中分天下。

乔致庸放眼天下的大智慧让他从战略上为乔家的事业定夺了方向。

纵观商界，大凡取得辉煌成就的企业家，无一不具有胸怀天下的大智慧。

例2、乔致庸自从在恰克图见过了广晋源票号的分号，就对票号这行生意发生了巨大兴趣。

凭借商人的敏锐意识，他看到这行新起的只做银子生意的生意将对中国商业的经营模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在乔致庸的眼中，钱币应当像流水一样周转，它流得越快，为天下人生利就越多。

如果全国商家都来经营票号业，互相承诺守信，全国就会形成一张庞大的信用之网。

这样一来，商人们做生意时再也不用拉银子了，只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到任何地方提取现银。

于是决定投身这种行业，并且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作为一生的追求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