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中“高消费限制令”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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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邓忠开一直以来,“执行难”是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
常常有人抱怨:“赢了官司输了钱”,意思是官司打赢了,花了诉讼费、律师费,就拿到几页判决书,充满了当事人对诉讼的无奈和失落。
这也是困扰人民法院的一大难题,严重影响司法尊严和权威。
最高人民法院本着建立执行长效机制的思路,避免被执行人恶意逃债,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2010年7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施行,对完善、落实司法执行制度,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此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均对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为的法律后果作了规制。
一、什么是失信被执行人?根据《规定》的制定目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清偿能力却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
包括被执行人拒不申报财产或者申报不实、拒不配合法院查找财产等消极履行的行为、规避执行的行为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法院有权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二、信用惩戒是什么意思?《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那信用惩戒是什么意思呢?2014年1月16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8部门共同签署《“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称,凡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所有的失信被执行人,以及被法院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的其他被执行人,将受到信用惩戒。
执行中限制高消费令的适用和例外分析★文章为LexisNexis首发内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司法执行的总体原则。
其中限制高消费令(下称“限高令”)的使用亦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限高令威慑了失信被执行人,促使相关责任人尽早清偿债务,提升了司法效率。
另一方面,各地法院适用限高令的标准不尽相同,若不加以制约,会影响司法公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下称“《限高规定》”)第三条第二款[1],被执行人为企业的,对其限制消费的效力旁及于与该企业有关的四类人(以下统称“相关人员”),即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下称“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下称“实控人”)。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法院对上述四类人员适用限高令时,也在不断平衡着效率与公平原则。
从效率角度来说,限高令一般会优先针对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即形式先于实质。
在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不愿或无力清偿债务时,限高令才更有可能被适用于直接责任人或实控人。
但从公平角度来说,一旦被限制对象有充分证据证明,虽然自身名义上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但实质上对债务未履行并无直接责任或并非实控人,仍有可能为自身争取免于限高的结果。
而法院也会考察拟限制对象是否持股、是否享有决策权等利益相关因素,来认定直接责任人或实控人的身份并采取限高措施,即实质重于形式。
本文将着重介绍,在被执行人为企业(下称“被执行企业”)的情况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董监高在何种情况下会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一、被执行企业的特定人员(一) 法定代表人:限高为原则、不限高为例外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认定,一般以工商登记为准,司法实践对于是否对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看法较为统一,通常会对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极少数情况下,法院也可能以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无实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由,不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但该点证明要求较高:案例:(2019)粤执复162号执行裁定书该案中,复议申请人系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后复议申请人转让股份,被执行企业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未进行变更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04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1.06.04•【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04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名酒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建议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一、关于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加强被执行企业的税务监管,加强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建议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案件执行工作,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执行制度建设,以执行信息化提升执行工作能力,综合运用强制执行措施,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2018年底,在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就着手构建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启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纲要》)的起草工作。
2019年6月,《纲要》正式对外发布,规定了53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建立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执行工作水平。
《纲要》提出,以会商、联席会议等形式推进税务登记信息准确、全面、完整,夯实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基础。
通过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税务部门公共信用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纲要》要求,完善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坚持以全国统一的执行查控系统为主,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为补充的建设思路。
进一步拓宽查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加快推进与互联网金融全面对接,将保险产品等各种理财产品纳入查控系统,实现对不动产以及车辆、船舶等特殊动产线上查封,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些财产形式上查控扣功能不齐全问题,实现所有财产形式查控扣一体化。
尽快解决查控系统运行不畅、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线上线下查询不一致等突出问题。
提高系统智能化水平,实现批量勾选、自动查询、全天候查询、智能筛选、批量冻结等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9.08.13•【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强制执行程序中限制消费令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为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设,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出台《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建立了限制消费制度;后于2015年进行修改,规定名称修改为《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对限制消费制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经过多年实践,尤其在2016至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期间,全国法院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效遏制了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等规避执行情形,促进了社会信用意识的提升。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对于一项新的制度,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去不断完善。
您就限制消费规定有关条文及部分条款具体落实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于解决限制消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意义。
一、关于不应限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财产进行消费的问题《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根据该规定,对单位被执行人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限制时必须证明其以单位财产实施相关消费行为,执行实践中操作难度大,不足以对相关责任人员产生足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单位被执行人及其负责人的限制真空。
针对原限消规定施行5年以来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限消规定进行修改。
调研中,不少惩戒联动单位、各级法院普遍希望加强对单位被执行人相关责任人员的限制措施,以促进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
因此,在原司法解释规定的限制基础上,限消规定强化了对单位被执行人的限制消费执行措施,以适应当前执行实践和经济社会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10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0.11.04•【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10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禁止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变相买卖判决书行为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您在建议中指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债权转让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从严限制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主体、严格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登报公告适用主体和条件的审查、禁止强制执行阶段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后直接变更申请执行人等三项建议。
您的建议明确具体、针对性强,对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一、关于对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主体的限制问题为了实现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同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秩序,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法律对权利转让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即依债权的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人不得转让其权利。
因此,权利人转让债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均应允许。
您提出的“买卖法院判决书”的问题,实质上只是对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进行转让。
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权利与未通过判决确认的权利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判决的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从权利的性质而言并没有本质区别。
而对于债务人而言,无论向原权利主体履行,还是向受让人履行,所履行的义务应当说是相同的,因此债权转让本身并不损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人民法院在审判和执行过程中贯彻落实法律的规定,首先是坚持意思自治、平等保护原则,尊重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市场性和交易行为的自治性。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合法权益均应受到平等保护。
债权受让人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集体还是个人,在法律上一律受到平等保护,这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也是人民法院始终坚持的价值取向。
让“老赖”寸步难行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7年第18期为进一步落实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等行为的惩戒措施,自2014年7月1日零时起,凡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的“老赖”,将无法购买机票乘机。
据统计,仅7月3日当天,民航售票系统就拦截400多名“老赖”购票,拦截次数4481次。
法院推送名单“老赖”无法购买机票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限高令”(亦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也有限制“老赖”坐飞机的规定,但因涉及多个部门且各部门系统未与法院联网,这些漏洞常被“老赖”利用,普遍反映具体操作有难度。
一些“老赖”被债主或法官发现乘坐了飞机已经是事后,且仅少数被追究了责任,有政策法规却难以限制“老赖”高消费的情况依然存在。
此前,限制“老赖”坐飞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打听到“老赖”要外出的消息,可与法官赶到机场,申请拒绝其乘机的限制,阻止“老赖”坐飞机;二是法院允许申请查询文书,通过民航系统查询,可查询其坐过飞机的记录,再申请对其惩戒。
如今,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的“老赖”,根本就无法购买到机票。
2014年1月16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八部门联合举行“构建诚信惩戒失信”首次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并采取其他信用惩戒措施。
八部门会签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拉开了第一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序幕。
首批推出的惩戒措施有三项:一是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包括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二是实施其他信用惩戒,包括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三是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向相关职能部门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各部门收到名单后,在其管理系统中记载限制高消费和实施其他信用惩戒措施等内容的名单信息,或者要求受监管各企业、单位、行业成员和分支机构实时监控,进行有效信用惩戒,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执行人:陈渝,被执行人:王飞,被执行人:请求事项:1.强制被执行人履行东方市人民法院2019年3月12日作出的(2019)琼9007民初字第24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40000元,同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本金基数4万元,利息从2019年11月1日起至债务付清之日止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2.被执行人承担案件执行费用;3.被执行人加倍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至付清之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事实与理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已做出2019)琼9007民初字第240号民事调解书。
根据该调解书,被执行人应于该2019年4月16日前向申请执行人支付20000元;于2019年10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40000元。
但民事调解书经双方签字确认生效后,其并未按调解书约定履行。
现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为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以上请求,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此致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2019年月日附:(2019)琼9007民初字第240号民事调解书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列入失信名单申请书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申请事项:1、请求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高消费限制令,以便有效执行生效的(2019)琼9007民初字第240号民事调解书2、请求依法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并予以信用惩戒。
事实和理由:海南省东方市法院已做出(2019)琼9007民初字第240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此期间,被执行人仍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其采取多种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致使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依法得到执行,这一违法行为严重侵犯申请人合法财产权益。
为充分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向法院提出由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及列入失信人黑名单,促使被执行人尽快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解除失信、限制高消费的法律途径本文一共讲解了九种解除失信限高的方案。
解除失信限高是律师在执行业务里边儿非常常见,也是老板非常关注的。
因为老板一旦被失信限高就很麻烦,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无法进行高消费。
“失信”最早出现在2002年,但是被人们熟知是在14年之后,2016年才正式施行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的措施。
做解除失信限高业务除了失信限高办法很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2019年,以下简称“善意执行规定”)也非常重要,需要熟知。
失信与限高在适用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失信只能用于被执行人,但是限制高消费是可以适用于非被执行人,常见的就是公司的老板股东、实际控制人,适用范围很广。
解除失信限高的方法并没有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除等文件中有非常清晰的规定,需要结合相应的规定进行法理分析、推导,再结合具体案例来确定具体方法,并非千篇一律。
本文主要结合具体的实务情况,列举一下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几个措施。
一、解除失信限高四种常见的方案。
1.原执行依据被撤销,可以解除失信限高。
有人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是,因为有些地方撤销了原依据,也不一定给你解除。
如果判决被改判、公证被否定不予执行,我们要重新诉讼,这些都是可要求取消失信限高2.查封足值,可以解除失信限高。
查封足值解除在实务中非常常见。
我们看一个案例:邵某欠王某张某钱不还,被起诉至法院去。
邵某与王某达成一个调解,但是调解之后邵某还是没有还钱,理由是没钱。
于是这个案子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进入执行程序之后,法院一查,发现邵某其实非常有钱,有几千万的财产,但这些财产都是固定固定资产。
法院将其财产查封了,包括房、车、股权等。
被查封财产价值一个多亿,而本案邵某欠款只有几千万,所以查封的财产够了。
但是因为财产变卖慢,而且这个被执行人还是坚持不还钱,所以法院就在查封的同时把邵某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限制高消费,督促其还钱。
【申请人】:【被执行人】:尊敬的法院:我,(申请人姓名),在此向贵院提交一份关于对(被执行人姓名)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申请。
一、申请执行事项1.请求贵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姓名)采取高消费限制令,限制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入住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的行为。
2.请求贵院依法将上述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在征信系统予以公示。
3.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二、事实和理由上述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但在此期间,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致使案件不能依法得到执行,其这一违法行为严重侵犯申请人合法财产权益。
为了让被执行人尽快履行判决书的义务,维护申请人的利益,维护法院司法文书的权威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向贵院提出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及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其信用进行惩戒,促使被执行人尽快配合贵院执行工作或主动联系申请人协商解决该案执行事宜。
三、申请执行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三)违反财产报告制度;(四)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已于2010年5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0一0年七月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2010年7月1日公布法释〔2010〕8号)为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设,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限制其高消费。
第二条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
第三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限制高消费后,不得有以下以其财产支付费用的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第四条限制高消费一般由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
第五条人民法院决定限制高消费的,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
限制高消费令由人民法院院长签发。
限制高消费令应当载明限制高消费的期间、项目、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六条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和被执行人的情况可以向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也可以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
摘要2011年5月最高法院出台了一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将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
这项举措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近年来民事审判中强制执行的案件执行难的问题。
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良性社会效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实现了其出台的初衷。
本文先阐述了“高消费限制令”的内涵及依据,简单介绍了“高消费限制令”法律价值,就“高消费限制令”在实施中面临的几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障对策。
关键字:限制高消费执行难保障对策目录一、引言 (3)二、“高消费限制令”的内涵 (3)(一)“高消费限制令”的内涵 (3)(二)“高消费限制令”的依据 (4)三、“高消费限制令”的法律价值 (5)(一)缓解民事执行难 (5)(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5)(三)丰富民事强制执行手段 (5)(四)加强对债务人还债的监督 (6)四、“高消费限制令”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6)(一)操作性不强 (6)(二)适用比例偏低 (6)(三)难以把握高消费的标准 (6)(四)高消费限制令的具体执行难 (6)五、“高消费限制令”的保障对策 (7)(一)提高立法层次 (7)(二)明确适用条件 (7)(三)正确把握高消费的标准 (7)(四)规范程序启动 (8)(五)协调隐私权的保护 (8)(六)配合公告、悬赏举报等制度使用 (8)(七)完善救济程序 (8)六、结论 (9)参考文献 (9)民事执行中“高消费限制令”探讨一、引言从2011年5月份“高消费限制令”颁布以来,目前对于该“限制令”主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乐观的态度,认为“高消费限制令”无疑给“老赖”的压力较大,可以有效促使“老赖”还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问题。
二是悲观的态度,认为“高消费限制令”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肯定下来,威慑力不够,并且标准很难把握。
“高消费限制令”在实践中虽然可能未能达到其预设的效果,但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高消费限制令”的内涵(一)“高消费限制令”的内涵“高消费限制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在采取法律赋予的各种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以缺乏履行能力为由拒绝履行义务,但其各项消费行为又明显超出无财产者的水平,因此对其名称、住所及涉案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布,通过限制其超过合理水平的消费来促使其履行义务的一项执行措施。
“高消费限制令”最主要用于处理执行法院查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被执行人恶意逃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但又进行高消费的案件。
其实质是通过限制被执行人消费督促其履行生效裁判的一种执行措施,“高消费限制令”具体内容包括:1.对自然人的限制(1)不得在豪华宾馆、茶楼、酒吧、舞厅、夜总会、桑拿浴室、健身房等高消费场所消费;(2)不得乘坐豪华客船、出租车、飞机等高档交通工具和使用高档通讯工具;(3)不得购置高档商品、大量生活用品、汽车及租赁写字楼办公;(4)不得出国出境;(5)不得购买、扩建、装修、新建房屋;(6)不得出国旅游、度假及为家庭成员支出大额费用;(7)不得对外投资(包括开办公司、购买股票债券等)。
只能按规定保留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费用,其他均属被执行财产范畴。
2.对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限制(1)不得行使为其单位办理财产抵押、转让及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职务行为;(2)不得用公款在宾馆、饭馆、酒楼、舞厅、西餐厅、夜总会、桑拿浴室、健身房、高尔夫球场等高消费场所消费,也不得批准其工作人员使用公款进行上述消费;(3)不得向其工作人员发放奖金和分配红利;(4)不得出国出境;(5)不得在单位报销乘坐出租车、火车卧铺、飞机、轮船四等以上舱位等的交通费用。
(二)“高消费限制令”的依据1. 理论上,行为与责任同在实施了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而被执行人既然担负着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就应该自觉服从法律给予的制裁。
如果拒不自觉履行,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财产和超出本地基本生活水准之外的生活费用,不得自行处理而只能交付执行。
对这部分费用和财产,执行法院可以通过查封、扣押、冻结等方式予以控制,也可以明令限制当事人自由处分和消费。
如果把被执行人关于自身无力还债的辩解及其拒不还债的不作为的行为视为自认,那么,当其进行超出本地基本生活水准的消费活动时,则既可以认定其有实际履行能力,也可以根据此举认定其对抗执行的主观恶意,进而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制裁与处罚措施。
通过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活动来迫使其自觉履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上困难,这样既可以成为一种间接执行的方式,也可以在不用耗费司法资源的基础上而达到执行的效果,虽然这种措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的良药,但也是为达到司法公正作出的不懈努力。
2. 实践上,欠债不还突出早在1998年的全国诉讼法学年会上,就有代表提出要在民事执行措施中引入限制消费制度。
尽管“高消费限制令”作为一项强制执行措施也好,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也好,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和剥夺,但是出于对处在弱势地位的债权人的保护,这样一则司法解释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对于那些“老赖”,我们既不能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也不能在被执行人脸上写上“老赖”两个字,从而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欠债不还的现象十分突出。
这些“老赖”一方面只顾自己潇洒,另一方面又以无力偿还为由欺骗法院和债权人,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出台这项强制措施来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
“高消费限制令”是为了使“老赖”无处藏身,只能甘心交付执行,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性质是把人民法院查证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过程公开化的执行措施。
如今确实存在这样的现实,逃债之风屡见不鲜,信用环境恶劣,一些被执行人连法院的生效判决都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法院又因为很难找到他们的财产,也就无法对他们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这些现象的深层危害是给整个社会带来信用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法院创造性地尝试用“高消费限制令”来对付那些“老赖”,希望通过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行为,迫使其履行偿债义务,让恶意逃债付出更大代价。
除此之外,这一举措也在实践中解决了部分难以执行的“骨头案”。
并且在“高消费限制令”施行期间,不少地方法院因地制宜地在执行中将其贯彻落实,激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结果,有些案件当事人中有人主动找到法院或申请执行人,有的偿还了欠款,有的制定了还款计划。
目前,首批“高消费限制令”公布的案件中已有160多万元案款执行到位。
由此可见,此举确实也收到了一些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而为最终达到净化信用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目的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高消费限制令”的法律价值对于最高法院限制高消费的举措,法学专家大都表示认同。
认为此举在当前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及法律价值,有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
(一)缓解民事执行难中国目前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债务人法律意识淡薄,不严守信誉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在执行过程中操作性不强,给债务人可乘之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高消费限制令”,可以说是增强法律可执行性、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有力举措。
(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对欠钱不还的人限制高消费,不让他们打手机、坐飞机,不让他们出入宾馆、酒楼和夜总会,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被肆意挥霍,也能间接逼迫其履行义务,从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高消费限制令”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通过限制他们高消费从而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应当为被执行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
但是,究竟哪些费用属于生活必需费用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就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留下了漏洞。
比如,执行人员发现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上有1000元存款而欲予以冻结,而被执行人辩称这是他这个月应缴纳的手机费时,该如何处理呢?难道通讯费用不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吗?即便执行人员认为此举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但是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因此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而《高消费限制令》明确规定,对被执行人“只保留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其他财产均属于被执行的范围”,这就明确了必需生活费用的界限。
中国法律又规定,债务人实在无法偿还债务的,可以缓期偿还,但是执行人员发现债务人取得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可以随时予以追缴。
然而,在人民法院还不能来得及追缴的时候,债务人却频频出入娱乐高消费场所,将财产挥霍一空,那又该如何?中国目前的法律对这种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还没有提出制裁的措施。
对于恶意逃债的行为,债权人只能干着急。
而现在《高消费限制令》以法令的形式规定,被执行人一经发现有高消费的挥霍行为,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三)丰富民事强制执行手段出台的此项司法解释不仅加大了对“老赖”行为的处罚力度,而且还明确规定了将采取媒体曝光、限制出境、上诚信黑名单等一系列措施。
除此之外,建立一整套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和个人诚信档案也在其设想之内。
这显然就是针对“老赖”打出的一套“组合拳”。
这样一来,“老赖”将因限制生产经营而无利可图,因限制从业而无事可做,因限制高消费而无福可享,因列入债务人名单公开曝光而无处可藏,因限制出境而无路可逃,通过这样的联合作战,法院既能与各部门实现信息共享、职能互补、联合行动、齐抓共管,从而改变以往法院单兵作战的模式,又能使“老赖”面临更加严厉的问责,从而迫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四)加强对债务人还债的监督当债务人一方面声称自己无财产可执行,另一方面又频频出入酒店洗浴场所时,谁有权去举报?当然是债权人有权去举报。
债务人的财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债权人的切身利益,债务人一旦拥有可以偿还债务的财产,债权人即可要求其偿还债务。
如果以前债权人看到债务人大肆挥霍只能干瞪眼,那么现在有了《高消费限制令》的尚方宝剑,可以去举报了。
无论如何,从实际效果看,限制高消费措施是利大于弊的,并且在被执行人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一方面,一些恶意逃债的被执行人主动找到法院履行债务,并道出他们的心态:一是怕没面子。
二是怕丧失商业信誉。
三是怕赔了夫人又折兵。
另一方面,在目前情况下,作为应对执行难的一个辅助性举措,“高消费限制令”的积极意义,正如某些法律专家认为的那样,更多的可能还在于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谁违背了社会公平,谁践踏诚信原则,谁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四、“高消费限制令”实施中面临的问题虽然,高消费限制令的最初设想是理想而完美的,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操作性不强其实限制高消费的直接障碍还是在于它的可行性,在现实生活中消费结算的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是现金交易使得赖账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执行,使得“高消费限制令”操作难,从而给限制高消费增添了大量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