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汪堂峰内容摘要：60年来，中美双方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巨变，既是新中国60年来国力由弱变强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者”；这种巨变，既反映了中美间的互动，也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永恒定的主题——对现实利益的追求。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中这种永不改变的主旋律，我们应该抱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警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不仅在国内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外交领域的各条战线上，也是硕果累累。
就中美关系而言，60年来双方间关系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巨变，既是新中国60年来国力由弱变强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者”。
本文拟通过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美关系的回顾，来见证新中国由弱变强的伟大历史进程。
一、从《别了，司徒雷登》到美国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舞台之外”幻想的破灭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
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开宗明义地宣称，“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①就中美关系而言，司徒雷登的离开，同样正式宣告了美国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交的可能已经荡然无存。
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时，司徒雷登并未随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而是选择留在南京。
鉴于此，毛泽东也曾对司徒雷登寄予厚望，在6月份得知其打算到北京拜见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80页。
中共领导人，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①然而，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最终不仅使他满怀遗憾地离开中国，也使美国失去了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交的机会。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表明美国力图控制中国内政、让中国成为其“小兄弟”的企图宣告破产；而这一企图的破产则从一个侧面宣告，在新中国正式诞生之前，中国人民即已“站起来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卷入战争。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一再通过各种途径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跨过“三八线”，侵略朝鲜，中国不会坐视不顾。
然而，由于美国自恃实力雄厚，而中国当时百废待兴，国力尚弱，中国政府的警告竟被杜鲁门政府视为“外交讹诈”而未加重视。
事实上，正是由于双方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的利益关切，不仅跨过了“三八线”，而且肆无忌惮地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也驶入台湾海峡，从而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击美国。
如前所言，美国当时之所以置中国的严正警告于不顾、甚至肆无忌惮地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关键在于美国的实力当时堪称世界老大，而中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已经“站起来了”，但经济上因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战等因素而依然千疮百孔。
然而，如同越战期间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越战失败所总结的教训那样，作为拜物教奴隶的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总是犯下低估精神力量的错误。
最终，双方较量的结果是，傲慢的美国政府不仅领教了、而且主动承认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按照流行的说法：中美之间打了个平手。
1954年，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谈判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提起日内瓦会议，我们立马就会想起一则传闻，那就是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
甚至连基辛格博士在他的《白宫岁月》一书中也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
为了弥补杜勒斯当年的无礼之举，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刚走下飞机舷梯，就主动向周恩来伸出手来。
②囿于资料的限制，对这则传闻笔者尚不可考，但就笔者所接触的材料而言，美国政府的确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方人员划出了类似的禁区——“除非情不得已，不同中国打交道”，目的很明确，即“以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③其①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②[美]亨利·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四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③《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4页。
实，在此之前，美国甚至力图将中国排挤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之外。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正是出于情势所迫，美国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中国参加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并退而求其次，采取了给出席会议的美方代表人员划出上述禁区的下策。
日内瓦会议不仅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日内瓦会议后来的进程也表明，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项重要议题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个平手”，只是说明中国在某一方面赢得了对手尊重的话，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本身以及在这次会议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则使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彻底归于破灭，同时也使中国初步确定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二、从盟友到“战略竞争者”事实上，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因而，在第二年当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①之时，美国政府虽悍然拒绝，但随后还是不得不勉强同意举行谈判，从而开启了中美间断断续续长达15年、多达136次的大使级会谈。
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甚至开始考虑过对华“微开门”政策，并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以提出“遏制但不孤立”设想为标志，从认识上基本完成对华政策的调整，从而为尼克松政府实际调整对华政策打下了基础。
当时间的车轮驶入1969年的时候，中美之间终于迎来了关系正常化的转机。
是年，经历了越南战争折磨的美国迎来了自己的新任总统尼克松。
由于越南战争的严重消耗，美国的实力一落千丈，而苏联则借机不断扩展自己的实力，并最终使“美攻苏守”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逆转，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
面临来自苏联这个最大对手的挑战，为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尼克松政府决定联手中国，来遏制苏联的进攻态势，并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和美国同中国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鉴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已现端倪，毛泽东决定请“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具体由陈毅挂帅，成员包括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②之后，4位老帅经过研究，一致建议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从战略上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
随着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的发生，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最终从敌对走向缓和。
随后发生的就是传为美谈的“小球推动大球”、颇富传奇色彩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令举世震惊的“尼克松访华”事件。
尼克松访华时主动跟周恩来总理握手，是否是为了弥补当年杜勒斯对周恩来的无礼怠慢，从某种意义上说，折射出了当时的一个政治现实，那就是：美国迫切需要中国这样一个战略同盟者。
与尼克松访华这一事件本身相对照，上述逸闻是否属实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颇具戏剧色彩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对华关系的大门竟然是由一位比杜勒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华、反共人士——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副总统、1969年终于扶正的共和党人尼克松来打开的！同样具有戏剧色彩的是，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又是在一位极具意识形态色彩、以所谓“人权外交”为其标志性外交战略的总统——民主党人卡特的任期内完成的。
中美关系史上这样两件重大事件表明，无论是共和党主政，还是民主党上台，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逻辑始终都是、而且也必须是现实主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和道德外交。
这两件重大事件同样表明，美国不仅已经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而且已经承认并接受了这种现实，甚至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对美国所具有的价值并开始利用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于美国的这种战略价值，离不开冷战这个大的国际背景和这一背景下美国同苏联争霸世界的企图。
因此，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大事件的发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很快就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反华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由美国反华势力鼓吹并煽动的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
这样，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思维中，中国即完成了从盟友到“威胁”的角色转变。
以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中美撞机事件等为标志，美国掀起了对中国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不过，鉴于中国国力此时已不容小觑的现实，在国际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美国已离不开中国，因而，中美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强。
对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2001年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乔治·W.布什用了一个“新名词”来加以定义：“战略竞争者”，并据此制定了对中国的“限制性接触”战略。
三、从“利益攸关方”到“中美国”和“G2”“战略竞争者”概念和“限制性接触”战略的提出，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色彩。
然而，美国的这一立场显然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设套要求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按照所谓“国际社会的规则”行事、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承担作为一个大国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的基础上，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提出了一个所谓“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主张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拓展与中国的“接触”领域，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①“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为中美全方位交往打开了大门，同时在美国国内也赢得了喝彩，以致于在如何看待小布什总统的外交遗产时，有美国学者认为，足以让小布什在美国外交史留下光辉一笔的只有其对华政策，除此之外，小布什在外交方面的作为要么一无是处，要么就是“伊拉克战争”之类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要求中国按照西方标准行事，并承担起超出自身国力的“国际责任”，与美国一道共同担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义务。
否则，中国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就此而言，“利益攸关方”概念本身也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战略，以便通过给中国一个虚名来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