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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卢 俊内容提要:决意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剧来”的黄哲伦在他的《蝴蝶君》一剧中,巧妙地把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这一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编进了法国外交官和中国京剧名伶的爱情故事中。
黄哲伦不仅解构了对东方女子作为定型的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也颠倒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对原有的东西方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关系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倒置。
关键词:解构 蝴蝶夫人 刻板印象 角色倒置 东西方关系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汤婷婷、谭恩美、李健孙、雷祖威、任碧莲等一系列富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的出现,反映“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边缘文化”代言人之一的黄哲伦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当今美国最富才华的华裔青年剧作家。
在他22岁那年,作为其戏剧生涯起点的《刚下船的中国移民》就赢得百老汇设立的奥比(Obie)奖;随后创作的关于1867年华人铁路工人罢工的戏剧《舞蹈与铁路》获得有线电视CINE金鹰奖;再加上同年完成的《家庭至爱》,构成了“美华三部曲”。
1988年他以《蝴蝶君》一剧,夺得了声名卓著的托尼(T oni)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华裔剧作家。
该剧随后由大卫・克罗恩伯格执导拍成电影,英国影星杰罗米・艾瑞恩饰演男主角,好莱坞美籍华裔影星尊龙反串女主角,影片在美国风靡一时,引起巨大反响。
《蝴蝶君》一剧是根据一篇真实的报道创作出来的。
一位法国外交官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个中国的京剧旦角,他们有着20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最后,这位法国外交官才发现他的中国情人不仅是一名男性,而且还是一个间谍。
他承认他之所以没有见过他的中国情人的裸体是因为他觉得“中国的女性在恋人面前非常地矜持、娇羞;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Hw ang94)。
黄哲伦在《蝴蝶君》的后言中写道,“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亚洲的女性在恋人面前和西方的女性一样,并不矜持、娇羞”(Hw ang94)。
《蝴蝶君》解析
《蝴蝶君》是一部由黄哲伦所创作的现代小说，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名叫“蝴蝶王国”的神秘地方。
主人公庄周因一次意外被迫化身为女子，并被卷入了一场关于爱情、权力、性别的纷争之中。
首先，从主题上来看，《蝴蝶君》将《蝴蝶夫人》中的悲剧主角颠倒，改写了东方女性的悲情命运，而使西方男性的结局以狱中自杀、狼狈死亡而收场。
这种颠倒和改写，表现了作者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的渴望，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挑战。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来看，小说中亚洲人进一步被物化，被贴上“精明、狡诈、欺诈”的标签，而伽里玛所代表的西方男性则被塑造为“乐善好施、心地单纯、易被误导”的正面形象。
这种塑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和偏见。
此外，从情节设置上来看，小说中亚洲男性被错认为女性二十多年而不被怀疑的形象，侧面印证了东方男性弱不禁风、缺乏阳刚之气、女性化特质明显。
这种情节设置，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解与污蔑，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最后，从语言风格上来看，《蝴蝶君》运用了反讽和戏仿等修辞手法，
将传统的《蝴蝶夫人》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写。
这种语言风格，既表现了作者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理解和探索，也反映了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
综上所述，《蝴蝶君》是一部深刻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的现代小说，通过对于传统故事《蝴蝶夫人》的颠覆性改写，表现了作者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反思。
同时，小说中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和偏见，以及对于东方男性的刻板印象。
跨文化交际理论视域下的《蝴蝶君》研究《蝴蝶君》是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和张曼玉主演的一部香港电影，于1993年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个主题丰富的爱情故事，不仅涉及到个人情感和人性的复杂，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视域下，对《蝴蝶君》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这部电影提供新的视角和深层次的分析。
对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介绍是必不可少的。
跨文化交际理论是指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交际和沟通的过程中，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
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深入挖掘《蝴蝶君》中所呈现的跨文化交际场景，并从中得出一些深刻的启示。
电影中的主题之一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碰撞。
通过男主角先生和女主角雷文的爱情故事，电影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先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子，注重家族和传统道德，而雷文则是一个西方化的女性，追求自由和个性。
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反映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文化包容和融合的思考。
跨文化交际理论提醒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并非绝对的，而是可以通过沟通和交流得到化解和和解。
电影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际也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对象。
在《蝴蝶君》中，男主角先生和女主角雷文之间的语言交际存在着显著的障碍，他们的对话往往充斥着误解和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歧义。
非语言交际则成为了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眼神、动作和肢体语言，他们逐渐建立了情感的连接。
这一情节提示我们，跨文化交际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非语言交际同样重要，并且可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电影中的角色性别和性取向也涉及到了跨文化交际的问题。
男主角先生和女主角雷文的性别角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也引发了不同文化间对性别和性取向的理解和认知的矛盾。
在跨文化交际的视域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和开放地看待不同性别和性取向的存在，尊重不同文化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并通过文化交流去消解差异的冲突。
读·闻·观40文化博弈——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解读黄哲伦的《蝴蝶君》秦婷婷摘要：《蝴蝶君》是著名华裔作家黄哲伦获得美国托尼奖的戏剧。
本文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该剧，探讨主人公宋丽玲和伽利玛对文化差异的处理，研究导致结局反转的文化因素，揭示作者对各方文化平等对话，真诚相对的呼唤。
关键词：《蝴蝶君》；黄哲伦；文化冲突引言黄哲伦被美国《亚裔杂志》评为1994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亚裔人士。
《时代周刊》认为其有可能成为自阿瑟·米勒后，美国的公众生活中最好的剧作家。
他还被《纽约时报》评为真正的天才。
根据歌剧《蝴蝶夫人》创作的《蝴蝶君》自1988年公演成功并夺得托尼奖，便深受国内外的关注。
少数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该剧，但对其中体现的文化冲突却叙述不详。
黄哲伦通过伽利玛与宋丽玲之间的博弈，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那么在这一场较量中，谁是真正的赢家呢？本文运用萨缪尔·亨延顿的文化冲突理论，从主人公对比的视角解析戏剧的真正结局，折射作者的真实意图及内心的呼唤。
一、伽利玛：陷入幻境的蝴蝶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两极格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宗教和文明占据了权力的空缺”。
可当“不同的规范准则出现在相同文化领域时”，便会形成文化冲突，其“根源便是文化差异”。
该剧以冷战结束为背景，叙述了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错位。
剧中，伽利玛固执地认为“东方女人乐意为男人的爱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陷入自己构建的幻境，不接受文化差异，不抛却偏见。
“法国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普世标准。
”伽利玛代表西方文明，而他在法国却是被掌控和被忽视的对象。
他从不在宴会的邀请单中，因想升迁而被迫娶妻，因身份卑微而被谴派，因懦弱而被妻子羞辱。
所以面对温柔娇弱的宋丽玲时，内心深处帝国的骄傲被激发。
他幻想自己是平克顿，而宋丽玲是自己的蝴蝶。
“我们既不英俊，也不勇敢，又没什么权力，然而就像平克顿，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自己应该得到一只蝴蝶”“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深层错解，导致文化冲突难以磨平。
第二代美国华裔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策略的失效———论黄哲伦的大众商业剧《蝴蝶君》范煜辉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年～ )的《蝴蝶君》(M.Butterfly,1988)在美国亚裔戏剧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88年黄哲伦的《蝴蝶君》在美国百老汇成功上演,改变美国戏剧领域的格局,亚裔戏剧开始成为了美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蝴蝶君》的成功为黄哲伦带来了世界性声誉,他跃升为“第一个在一代人里就成为世界性现象的美国剧作家”①。
现在评论界对《蝴蝶君》的批评一直受到亚裔文学“后殖民”解读模式的影响,强调黄哲伦对亚裔美国文学传统发展的贡献,认为《蝴蝶君》解构或者不完全解构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程式化叙述:《蝴蝶君》“彻底扭转了东西方两元对立模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东西方之间的关系”②;或者认为《蝴蝶君》颠覆了西方人眼中的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向西方文化霸权提出了挑战,但由于黄哲伦的文化身份使得他东方丛刊[文化交流与诗学反思]28∼4对东方主义的解构具有不彻底性③。
显然传统后殖民批评策略与分析模式对《蝴蝶君》的解读存在着偏误,这种偏误的产生是由于评论者未能认清《蝴蝶君》本质上是一部大众商业剧。
詹姆逊在批判商业化的文艺作品时指出,商品化的文化产品已经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收编和利用,失去了批判和颠覆的棱角,失去了向意识形态幻象发起挑战的距离,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④。
本文试图突破传统对《蝴蝶君》批评的后殖民模式,运用大众商业剧生产和文化产业运作的视角,论述亚裔身份意识淡漠的黄哲伦由于采取了迎合观众趣味的大众商业剧策略,这导致采用传统东西方二元对立叙述程式批判他的《蝴蝶君》完全失效。
一现在评论界认为美国华裔剧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黄哲伦和日裔剧作家西川雷恩(Lane Nishikawa)是当代美国亚裔剧坛的三个杰出代表。
比较赵健秀和西川雷恩,黄哲伦的亚裔身份意识最为淡漠。
《霸王别姬》与《蝴蝶君》中的神话意蕴一、镜像中的蝴蝶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
《蝴蝶君》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到失真的幻境,一出由高仁尼臆想出的华丽戏剧。
我们掉入了这个男人以情为名编织的幻境之中。
而高仁尼也同样生活在自我镜像之中,他以宋丽伶为理想,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同一性。
他对宋丽伶说: 你是我的蝴蝶。
但这只蝴蝶恰恰与他互为双生,他即是蝴蝶,借着他对东方瑰丽的幻想,宋丽伶在他身边扮演的,是一个人造的东方幻想: 身材窈窕的淑女,穿着唐装和宽大的晨衣,她们生下来就被教养成为完美的女性。
而宋丽伶恰好满足了高仁尼的一切幻想,他本身就带有无法言说的神话色彩: 他完美,被称为莲花一样的女人。
他以一种献身的羞怯委身于高仁尼。
这一切都让高仁尼感到一种东方式的新奇。
隐藏于他心中的蝴蝶形象渐渐在宋丽伶身上得到完美呈现。
而他心中这种隐秘愿望的满足,让他敢于跨越忠诚,背叛国家,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呵护他心中的蝴蝶。
从这种东方式的恋爱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一种对作为西方社会残存的母系氏族观念的抵抗性意念。
在高仁尼的生活中,女性扮演着一种主动、强势的角色,这体现在剧本里他对初次性经验的回忆中: 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不是有可能太放荡不羁,太主动了,以至于似乎,几乎太男性化了。
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高仁尼对于顺从、被奴役、卑微的东方女子产生了浓厚的情愫,但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甚至这份爱情都不是完全纯净的,掺杂了太多欲望、利益。
这份斑驳陆离的爱注定了以悲剧收梢。
高仁尼为了继续留在自己的梦中,他自己扮演了自己理想中的东方幻想,一个杏眼含媚的女子自绝于幕前,完成了他破碎的蝴蝶梦。
当宋丽伶穿上男装的那一刻起,他在高仁尼心中只是一个男人,一个违反西方幻想的男人。
一切关于蝴蝶的幻想轰然倒塌。
于是,高仁尼涂脂抹粉,用廉价的化妆品拙劣地补全自己的美梦,他变成了自己梦中的蝴蝶,成为蝴蝶君。
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
高仁尼在自己的幻想中获得了臆想的幸福。
《蝴蝶君》、《家庭挚爱》评论黄哲伦的大部分作品所描述的就是美国少数族裔的生活，各种族裔的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的碰撞与身份的认同，尽管有现象上的差异，但在思想上和情感深处却有相通之处。
《蝴蝶君》评论中西方在思想方面有太多的不同出入，西方人普遍认为东方人是神秘的，东方的女人也是温顺的，其实这种认知是有偏差的。
比如说在剧中中宋丽玲跟咖里玛第一次相遇时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宋丽玲说西方人一直认为东方女子是温和美好，柔弱的。
所以《蝴蝶夫人》中作为东方象征的日本艺妓秋秋桑在等待她的情人一个白人男子，那个白人男子最后却抛弃了她，秋秋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最终自杀身亡，西方人会认为这段感情十分的美妙感人。
如果秋秋桑换成是一个白人女子，那个抛弃她的男子是黄种人，白人女子为此自杀的话。
西方人肯定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只会认为这个白人女子十分的愚蠢十分的傻。
这就是西方人单方面认识的偏差，认为拥有几千年文化的古老中国永远都是那么的神秘，古老的东方女子永远那么的温顺高贵，矜持，让人无法捉摸。
并且认为东方女子是神秘如果一旦被驯服就像奴隶一样跟随着你，十分的温顺听话。
接着作者更通过他们的不伦之恋进一步的强调了这个问题，当伽里玛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了宋丽玲时，实际上，真正的事实是他反过来被宋丽玲控制了。
宋丽玲不但不是女的，而且是一个身负重命的间谍。
而他一直身陷自己――同时也是西方人所建构的对东方的单向的想象中，直到局终，真相大白，他才明白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但却为时已晚。
和他先前的想象完全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代表东方的蝴蝶夫人的化身的宋丽玲为他自尽，而是代表西方的他为自己被来自东方的爱的幻象所欺骗，并无法承受被抛弃的命运而自尽。
如果全全把这个故事当成是一段“爱情”故事来讲。
我认为《蝴蝶君》这个故事是有些荒谬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咖里玛居然都没有探究宋丽玲的身体，只因宋丽玲告诉他这是东方人的习惯，希望他能够理解东方女子的这种端庄。
论黄哲伦《蝴蝶君》中二元对立的解构作者：孙蒙蒙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5期摘要：二元对立在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中由来已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消解这种对立。
黄哲伦的《蝴蝶君》通过对《蝴蝶夫人》的颠覆性重塑，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与男女间的二元对立机制，打破了文化霸权统治下的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二元对立；《蝴蝶君》；解构主义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11-01《蝴蝶君》(M. Butterfly)是由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于1988年推出的，该剧从一问世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获得了美国戏剧界最高奖—托尼奖( Tony Reward)。
因为此剧，黄哲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
《蝴蝶夫人》是意大利的一部具有东方色彩的歌剧。
此剧讲述了痴情的东方女子毫无怨言地爱着薄情的白人男子，并最终为他牺牲自己自杀身亡的故事。
因为该剧的成功，东方女子顺从，卑下，软弱的的固定模式在文学史上根深蒂固。
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一直以来都试图创作一部打破此剧中传统东西方和男女关系的作品，《蝴蝶君》正是作者基于此意向而完成的。
剧中作者颠覆了西方主宰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将东西方关系和男女关系进行了毁灭性的颠倒，打破了文化霸权统治下的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指出，解构的对象就是被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逻各斯主义之所以长期处于中心地位是依赖于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即内容/形式、西方/东方、男人/女人等等。
在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中，对二元对立论的批判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很多批评家指出，对于很多理念，如男性/女性，文明/野蛮，白种人/有色人种的二分，直接赤裸裸地为所谓西方白种“文明人”的霸权和政治优越提供了借口。
二元对立在西方传统哲学概念中由来已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消解这种对立，指出二元对立中的后者，也就是受支配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一方也可以影响处于中心的一方，从而从理论上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倾向。
